四 关于边境地区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研究与讨论
（一）在新经济地理理论框架下研究经济一体化对边境经济和产业的影响
自从克鲁格曼（Krugman，1991）在D-S模型（1977）基础之上构建起中心-外围模型之后，很多学者把两地区模型扩展为包括国外的三地区模型，在新经济地理理论框架下研究经济一体化对国内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Krugman和Livas（1996）针对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之后集聚中心出现转移的现象，在原有中心-外围模型基础之上，构筑了一个两国三地区模型，借以探讨经济一体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布局的影响。研究发现，加入一体化组织后带来的贸易成本的降低，使原有集聚格局逐步被打破，制造业开始重新分布。Fujita（1999）、Venables（1999）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Monfort和Nicolini（2000）构建了一个两国四地区、存在区际贸易成本及国际贸易成本、允许区际劳动力流动的模型，发现经济一体化是国内产业集聚的促进因素。Paluzie等（2001）通过构建一个两国三地区模型，得出当贸易成本较低时国内会形成中心-外围的不平衡产业分布格局的结论。Hu（2002）认为对外开放和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是导致中国沿海和内地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Crozet和Soubeyran（2004）的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会促使靠近国际市场的边境地区成为集聚中心。还有文献认为经济一体化对一国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依赖于国内的特定产业发展条件。Villar（2001）发现在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一国国内的产业集聚水平取决于本国的工业化程度，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经济一体化会导致国内产业分散，反之则相反。Behrens（2004）等认为贸易自由化使产业集聚在边境地区是有条件的，取决于该国国内特定的地理结构、产业的初始分布、劳动供给弹性、运输成本和基础设施等因素。
与相关理论研究相对应，很多文献对经济一体化对产业集聚影响进行实证分析。Hanson（1996、1998）的研究认为，北美贸易自由化促使墨西哥集聚中心由原来墨西哥城制造带向美墨边境转移，从而促使产业分散，而美国也出现了制造业向美墨边境转移的现象。Barrios等（2002）专门针对欧盟的研究也发现，外商对欧盟外围国家的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心与外围国家间产业结构的趋同。与之不同的是，Sjoberg和Sjoholm（2004）针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发现，1980～1996年该国贸易自由化显著提高时期，制造业集聚程度并未出现如Hanson所描述的下降，而参与国际贸易的企业的地理布局变得更为集中。Fujita和Hu（2001）认为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以及东部优先发展的经济政策导致中国1985～1994年区域差距拉大。Ge（2006）也证实了对外贸易和FDI是1990～1999年间中国制造业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些文献的实证分析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Paluzie（2001）发现欧洲一体化对西班牙产业集聚的影响并不显著。Traistaru等（2002）考察了1990～1999年中东欧国家与欧盟国家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程度加深对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发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的专业化程度提高，爱沙尼亚的专业化程度降低，而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专业化程度变动较小。
国内也有大量文献就我国产业集聚度进行测算，并就经济一体化对中国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基本上得出了经济一体化对中国产业集聚具有正向影响的结论。金煜等（2006）使用1987～2001年的面板数据对中国区域工业集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对外开放对工业集聚具有促进作用，而对外开放又与地理和历史因素有关，沿海地区在集聚方面具有地理优势。黄玖立（2006、2011）通过对中国产业集聚及影响因素的分析发现，凭借在对外贸易方面的地理优势以及各种政策优惠，中国的产业日益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范剑勇（2008、2010）对我国产业集聚与地区差距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张萃、赵伟（2009）通过梳理现有文献，总结出对外开放促进制造业集聚的三大机制，即制度转型机制、技术溢出机制以及基础设施机制，并通过实证分析对其进行了验证。
（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边界效应理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边界对于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影响及效应成为很多学者关注的问题。很多文献从地理区位角度对边界效应及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
传统的区位理论最早对边界效应进行了阐述，LÊsch（1944）、Giersch（1949）、Guo（1996）和Heigl（1978）等从区域模型中得出结论，认为由于边界限制了商品的物理流动性，边界地区在发展中是不利地区。美国区域经济学家Hoover（1963）总结了传统区位理论中边界的影响，认为关税和其他国际贸易障碍增加了运输等方面成本，使得生产者远离边界区位，集聚在接近国内市场的中心地区。Herzog、Arremla和Curtis（1993）以及Cappellin（1993）认为在全球一体化推动下，边界的屏障职能减弱，中介职能加强，边界由封闭型向半封闭型，进而向开放型演变。James E.Anderson和Eric van Wincoop（2001）用美国和加拿大的例子说明国家经济规模越小，自由贸易协定下边界效应下降对国内贸易的促进作用越大。Luís Peres Lopes（2003）认为在集聚和增长过程中，运输成本是影响经济活动重新配置、区位选择和空间均衡的主要因素。Rose和van Wincoop（2001）认为两个国家之间存在显著的边界效应是由于使用了不同的货币，产生了显著的贸易障碍。
在边界效应的实证分析方面，很多学者在重力模型的基础上测算国家之间的边界效应。Brocker（1984）用一个重力模型分析了欧共体的边界效应，其结论是边界对贸易具有明显的壁垒效应，由于边界效应的存在，国家边界对边界地区国际贸易流的缩流量达国内贸易流的1/6。McCallum（1995）同样用重力模型测算了加拿大与美国的边界效应之后认为，边界对双边贸易有显著影响。John Helliwell（1996、1998）进一步证明了McCallum的结论。Matthias Helble（2006）测算了法国和德国的边界效应，认为法国内部的贸易大约是法国与其他欧盟国家贸易的8倍多，德国内部贸易是德国与其他欧盟国家贸易的3倍多。Head 和Mayer（2000）以及Nitsch（2000）估计了欧盟国家的边界效应，其结论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边界效应仍然非常显著。Volker Nitsch（2002）对原西德与东德的双边贸易和西德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中的边界效应进行研究，认为国家边界确实抑制了贸易，西德的货物运到东德的数量比运到其他国家多120%。Toshihiro Okubo（2004）用重力模型分析了日本市场的边界效应，结果显示日本的边界效应比美国和加拿大更低，并在1960～1990年逐年下降。Alessandro Olper和Valentina Raimondi（2005）对22个OECD成员国之间1995～2002年的农产品贸易进行评估，结果也显示出贸易被边界障碍缩减到了1/8。
在国内的研究方面，方维慰（1999）研究认为，随着国际区域一体化的推进，边界地带作为国与国之间进行接触的前沿，是资源、劳动力、产品、资金、技术相互流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一体化趋势要求国家边界功能从传统的隔离和防御向接触和渗透转化。杨汝万、胡天新（1999）从边界的功能角度，将国家边界的效应划分为两种，第一种效应是阻碍空间相互作用的屏障，第二种效应是接触线，它是边界双方进行陆地交流的空间中介。边界的这两种效应相互依存并能够相互转化。汤建中（2002）等进一步分析了边界效应、边界效应的扩展及其转化，将双边经济合作的模式总结为通道型、口岸型和开发区型三种类型，他们认为次区域经济合作本身就是边界效应，它包括优惠贸易、政府间的协议分工、多边合作的项目开发、开发银行主持的财政转移等内容。李特立（2005）在以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边界效应问题，认为边界效应包括“屏蔽效应”和“中介效应”，而国家、地方（边境区）和企业是使边界从“屏蔽效应”转化成“中介效应”的最主要的动力机制。
（三）对中国沿边地区经济的分析
目前也有很多文章[8]以中国沿海地区为研究对象，探讨对外开放和贸易自由化对国内经济地理的影响，解释中国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带来的产业集聚和经济发展现象，但很少有研究关注中国沿边地区参与的国际次区域合作以及内部经济的空间分布。其中，倪超军（2008）等研究了新疆参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和政策；王胜今（2006）等分析了东北地区参与东北亚和图们江区域合作面临的国际环境、存在的问题和前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对策；洪昆辉（2004）等对推进云南、广西参与东盟次区域合作及经济走廊的建设提出建议；王铁（2008）从必要性、可能性、操作性3个方面就如何打造中国沿边经济圈进行初步的探讨并提出设想。可以看出，目前对中国沿边地区的研究大多从战略和政策角度出发，很少深入研究对外开放尤其是次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中国沿边地区经济的空间分布和变动趋势。
（四）对图们江次区域合作和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问题的研究
1.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相关研究
对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从理论基础、历史传统和现实格局等多角度对这一区域的经济合作和区域一体化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由于研究关注点和学术视角的差异，东北亚区域相关各国，尤其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学者在东北亚与图们江区域一体化的研究中占据了主要地位，他们多从自己国家的角度来探讨区域一体化的模式、进程、障碍和前景等问题。日本学者的研究起步较早，1968年日本学者福岛正光在《朝鲜评论》上发表文章，倡议建立日本海经济圈，加快推进区域合作。其后，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鸠仓民生、小川和男与小牧辉夫（2005）以及栗林纯夫和高桥宏（1993）等。韩国学者在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的研究也比较多，他们从文化同源、地理比邻和经济互补等方面探讨一体化的可能基础以及可能模式等，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金成勋、金泰弘等的《东北亚经济圈——21世纪国家经营战略》，金原培的《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资本、劳动力流动的可能性》，等等。我国比较重视东北亚区域的经济和政治合作，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到目前为止，我国的东北亚研究机构（团体）已经多达一百余家，中国学者对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不仅成果较多，而且具有体系化的特点，在东北亚区域一体化和图们江合作开发模式上，早期于治贤（1990）、袁树人（1991）、丁士晟（1991）、王胜今（2003）、韩兴海（2005）、李彩霞（2000）等学者从自己的角度提出了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模式和在图们江建立自贸区的设想。王肇钧（2009）认为，图们江地区各国合作的体制化和机制化程度不够，双边或多边之间缺乏成文的合作协定，难以保证区域经济合作的长远发展。吴昊（2012）指出东北亚地区经济一体化之所以推进缓慢，有两个层次原因，一是各国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且地区矛盾复杂多样；二是图们江区域合作模式与运作机制存在内在缺陷，包括合作计划过于宏观且实施无力、中央政府参与不足、地方政府和企业支撑不够、合作区域地理范围界定与合作目标不相匹配、融资保障机制难以建立等。尽管东北亚区域合作的障碍重重、约束较多，但是中国学者对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和图们江区域的合作开发前景普遍充满信心，认为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各种障碍性因素都会得到突破，东北亚区域双边和多边合作近期会取得长足进展。
2.图们江国际区域一体化的研究
关于图们江区域合作的研究主要包括：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的国际环境，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的潜力、存在的问题与前景，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的模式，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的具体产业和领域，等等。其中有代表性的有王胜今等（2007）的《中朝珲春-罗先跨境经济合作区规划》、《中俄珲春-哈桑跨境经济合作区规划》和《图们江地区跨国经济合作研究》以及朱显平（1998）的《图们江跨国自由经济区的战略构想》，阐述了建立图们江地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和自由路港区（关）的构想与可行性；丁四保（1993）的《图们江地区产业开发战略研究》，郭文君（2009）等对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中金融合作、旅游产业合作、环境合作、能源合作等进行了深入分析；丁四保（2002）的《图们江地区交通走廊对区域环境的影响研究》、袁树人（2000）的《试论图们江陆桥枢纽共同体成长特点、模式及其演进展望》、王荣成（2003）的《东北亚区域一体化中的图们江地区国际交通运输枢纽建设》等探讨了图们江区域国际交通走廊建设问题；祝滨滨（2006）的《当前影响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问题——兼议图们江地区国际合作开发》、郭邵墨（2006）的《大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战略的思考》、朴承宪（2006）的《图们江开发所面临的新形势与新课题》、刘丽琴（2010）的《论新时期图们江区域国际合作开发推进战略》、王衍达（2011）的《图们江开发困境中的地区环境原因探析》等从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中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机遇等角度探讨了其未来的发展前景。
3.关于长吉图先导区的相关研究
随着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以下简称长吉图先导区）在推动图们江区域国际合作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等方面作用日益凸显，学者们对长吉图先导区的发展日益关注，从开发开放的优势、障碍、前景和途径等方面进行了研究。2007年吉林省发改委编制了《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2009年8月，国务院批准了该规划纲要。此后，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问题再次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有关学者围绕设立长吉图先导区的意义以及推进先导区建设的措施等问题展开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
王胜今、赵儒煜指出长吉图先导区规划“并非局限于有效解决图们江区域开发自身面临的问题，它将内外统筹与沿边开放创新战略、增长极培育与区域经济和谐发展战略、产业优化与增长方式转换战略融为一体，政策含义极其深远”。沈悦（2010）对长吉图先导区开发开放和深化国际合作的成果进行了总结，董竹、马鹏飞（2012）分析了长吉图先导区内部三大区域的产业布局。丁四保（2012）指出图们江区域开发和长吉图开发之间应建立推进机制，注重发挥长春市省级行政中心职能和经济中心职能，促进长吉图交通走廊建设。相关研究还包括吴昊（2010）的《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探索统筹区域发展的新模式》、邴正等（2010）的《以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带动吉林省经济结构调整》、程淑佳等（2010）的《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运作模式研究》、和忠等（2010）的《长吉图先导区旅游产业发展战略研究论纲》、支大林（2010）的《长吉图先导区基础设施融资模式研究》、杨云母（2010）的《长吉图跨境经济合作区功能建设与对外开放》和李晓（2010）的《推进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的政策建议——基于地区间产业关联研究的结论》等。
（五）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
尽管迄今为止的相关研究已取得较大进展，但仍存在一定局限，主要有以下不足之处。
第一，经济一体化对产业集聚影响的理论模型建设有待加强。
目前国外在新经济地理框架下的理论模型大多以成熟经济为讨论背景，认为在对外开放中，边境地区由于具备区位、运输成本等方面的绝对优势，在一定条件下会形成产业集聚，从而成为中心增长极，其他地区则成为外围。这种理论框架能够解释中国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带来的产业集聚和经济发展，却无法应用到对毗邻欠发达国家的中国内陆沿边地区的对外开放和次区域合作的分析上。而目前的边界效应理论也没有建立完整的模型来说明经济一体化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因此，搭建经济一体化条件下次区域合作对产业空间分布及演化的影响的理论模型，尤其是以毗邻欠发达国家的内陆沿边地区为研究对象的分析模型，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针对我国沿边地区的产业空间分布、演变趋势及影响因素需要进行更加细致和深入的实证分析。
由文献回顾可见，目前为止关于次区域开发合作的研究比较丰富，内容涉及各个方面，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不断加强。但目前并没有涉及跨境产业合作过程中沿边地区产业空间分布和变动趋势，更没有关于沿边地区参与跨境次区域合作对自身产业空间分布影响的实证检验。现有研究基本肯定了跨境次区域合作对我国沿边地区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但对我国如何通过参与跨境次区域合作促进沿边地区的产业集聚的问题认识不够。
第三，关于图们江次区域合作和长吉图先导区具体产业的分析较为不足。
虽然很多学者在中国产业集聚的趋势及影响因素方面已做了大量工作，但大多集中于宏观层面上通过测算EG指数等来研究整个中国产业集聚的变动趋势，而对微观层面上针对次区域合作中沿边地区优势产业的分析以及如何选择合适的指数和方法细致研究某个地区具体产业则存在一定程度的忽视。已有的对图们江次区域合作和长吉图先导区的研究大多从战略和政策角度出发，很少深入具体的产业层面。
有鉴于此，本书将充分考虑我国沿边地区的实际情况，对现有理论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正，研究落后的沿边地区如何能够通过提升与周边国家的次区域合作，在本地区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和次级经济中心，以弥补空间经济理论的不足，克服新经济地理理论研究的局限性，拓展产业集聚理论的研究视角，这不仅使本课题研究的理论支撑更坚实，而且对区域经济、新经济地理、国际经济等学科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1] 李晗斌：《FDI对中国工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1。
[2] 韩国央行的估测。
[3] 《中国统计年鉴》2014。
[4] 海关统计数据。
[5] 黑龙江省商务厅数据。
[6] http：//www.gks.ru/wps/wcm/connect/rosstat_main/rosstat/ru/statistics.
[7] 世界银行：《俄罗斯经济今年或萎缩1.8%》，《金融时报》2014年3月29日。
[8] Fujita和Hu（2002）认为1985～1994年中国地区差距的扩大主要是由于中国实施了沿海地区对外开放政策；金煜等（2006）、黄玖立（2006、2011）、范剑勇（2008、2010）、陆铭和陈钊（2006）等的研究也发现我国对外开放对工业集聚具有促进作用，沿海地区凭借地理优势以及各种优惠政策成为中国产业集聚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