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崛起国海军建设的案例研究

本节将通过描述现代海军时代不同的崛起国试图挑战海上霸权国而发展海军力量的大体过程，以验证上文提出的战略选择影响这些国家海军建设效果的理论模型。因此笔者选取了1889—1918年美国、1897—1918年德国以及1964—1985年苏联这三个不同的案例，来对海军发展战略和海军运行战略的策略选择和海军建设效果之间的作用关系进行检验。[36]篇幅所限，本文仅就三个案例中涉及自变量与因变量的要点加以分析，更多的历史细节就不加以呈现了。

（一）1889—1918年美国的海军建设

美国海军崛起阶段的建设以1889年时任美国海军部长的特雷西（Benjamin F.Tracy）首次向国会提出进攻性海军战略为开端[37]，以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终战为节点。而从上文论述可知，一国崛起阶段的海军建设具有双重属性，需要进行海军发展战略与海军运行战略的转型这两项主要任务。所以，要正确检验一国海军建设的效果，首先要确定一国在以上两个方面执行了何种战略选择。在对本文几个案例的研究中，笔者都将遵循这样的逻辑。

首先，我们需要考察美国在这轮海军建设中所执行的战略选择。

在造舰计划的结构方面，1889—1918年，当时的海上霸权英国皇家海军正处于费希尔时代。在此阶段，英国具有稳健威慑特征的古典海权时代接近终结，但工业化与技术水平却日臻完善。[38]在这30年中，现代海军从前无畏舰时代过渡至无畏舰盛行的时代，而英国不论是前无畏舰还是无畏舰，在数量上每年都稳居世界第一。[39]1889年旨在执行“两强标准”的《海军防务法案》[40]和1905年之后达到高潮的英德海军军备竞赛，都显示英国一直别无选择地在坚持以战列舰为主体的造舰计划。而回顾美国海军的军备扩充过程可知，从1889年特雷西的《年度报告》到一战过程中的《1916海军法案》，从“印第安纳”号前无畏舰到“马里兰”号超无畏舰，美国海军对战列舰的注重始终如一。由此可知，1889—1918年的美国海军建设执行的是对称的海军发展战略。

1889年前后的美国在结束南北战争后国力迅速上升，政府和民众逐渐偏离建国之初孤立主义的传统，开始转向扩张主义。具体到海军方面，尽管国会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一直比较保守，但因为有罗斯福和马汉这样极具煽动力人物的存在，政府还是成功地为海军扩军争取到了资源。另外，美国海军中的“少壮派”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就自发地展开了一场对民众的海权教育运动，逐渐扭转了南北战争以来民众对海军缺乏好感的局面。[41]而美国媒体在美西战争前极具煽动力的“黄色新闻”宣传攻势也起到了作用，民众在战争胜利后对以杜威为代表的海军将领产生了英雄式的崇拜。[42]这标志着美国海军建设开始获得大部分国内民众的认同和支持。由此可知，这一阶段美国的海军发展战略，拥有基于外向型战略文化和民众普遍支持的国内基础。

而在海军运行战略选择上，1889—1918年，美国基本遵循了马汉的进攻性战略逻辑。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期间，美国海军两面出击，先是派遣太平洋中队突袭菲律宾，有效地牵制了从西班牙本土出发的支援舰队；之后利用战列舰集群的火力优势，成功地封锁了远道而来的西班牙支援舰队，并最终将其歼灭。在战争中期的6月下旬，美国凭借海军在加勒比海区域所建立的相对稳定的制海权，成功投送了超过1.7万名陆军士兵登陆古巴，进而在7月1日取得了圣胡安高地战斗的胜利，在地面战场实现了对西班牙军队的压制。[43]另一个例子就是一战期间美国海军将超过百万的陆军运送到大西洋对岸的欧洲战场。虽然其中占总量49%的士兵和相当一部分给养的运输是靠英国船只完成的，但美国海军参与的这些陆海共同行动，还是对一战最终的结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44]由此可知，这一阶段美国海军的战略，基本遵循“介入”式的战略逻辑和跨海域的运行范围。

在1889年之前，美国海军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在海上航行的美国商船，使其免遭海盗和其他国家的袭扰。在海军建设的开始阶段，美国就确立了不能将濒海地带作为战场前线的方针，海军应“保证其行动的一切自由”。[45]在一战期间，美国驱逐舰队跟随英国海军在1917—1918年完成了对大西洋商船队的护航任务，帮助欧洲的协约国重新疏通了海上交通线。需要说明的是，在门罗主义原则之下，美国要求对西半球海域的相对控制，同时也享受了在英国海军庇护下的其他海域自由通行权。随着现代海军时代的到来，美国也像其他海军国家一样积极寻求海外基地与加油站，以保障其舰队的续航力。截至一战之前，美国在加勒比海区域的古巴关塔那摩和波多黎各都建立了基地，保障了其海军在拉美地区的航行能力。而位于夏威夷的珍珠港基地和萨摩亚的港口，也使得美国海军至少在太平洋东部的调动不至于受到其他国家的制约。此外，美国在此期间所控制的关岛和菲律宾苏比克湾，也开始逐步具备了建设海军基地的条件。由此可知，这一阶段美国的海军运行战略对制海权的利用具有建设性意义。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欧洲海军强国实施炮舰政策的高峰期，逐渐成长起来的美国海军也没有缺席这一过程。特别是在门罗主义的大旗之下，美国海军在1889年后的30年中几十次出兵拉丁美洲，将很多小国纳为保护国，彻底将这一地区变成了自己的战略后方。不仅成功策动了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从而控制了巴拿马运河这条几乎决定了20世纪美国国运和海军发展大势的生命线，而且还通过“巴尔的摩”号事件成功敲打了南美洲海军强国智利。[46]美国海军在此期间对外展示实力的行为并不只有强制这一种性质，它在1903年委内瑞拉危机中强硬对抗欧洲列强，某种程度充当了美洲国家的利益代言人角色。起到类似效果的还有1907年“大白色舰队”的环球航行，这次规模宏大的海军外交行动，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开始相信美国能够帮助它们抵御来自日本的海上威胁。[47]这些某种程度兼具善意和炫耀性质的海军外交行为，反过来也巩固了罗斯福修正后的门罗主义政策。由此可知，这一阶段美国海军的战略是主张对外进行高频度与多形式的海军对外展示实力的行为，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下面我们接着考察基于以上战略选择的美国海军建设的具体效果。

第一，从崛起国海军硬件设施的改善幅度看，美国在南北战争后，大幅削减了海军预算，造成已有军舰年久失修和海军实力的严重下降。在时任海军部长亨特的1881年《年度报告》中就曾提到，美国当时的140艘军舰中，仅有31艘具有实际战斗力。而在同年举行的海上阅兵式中，竟然还有1812年战争时遗留的老式木质战舰。[48]在1889年美国海军建设开始时，其舰队中没有一艘现代战列舰，而此时欧洲国家已进入前无畏时代将近十年。美国海军当时的相对实力只与中国相当，与任何一个欧洲列强都无法相提并论。经过30年从无到有的发展，美国海军在一战前的1912年已经拥有22艘前无畏舰，是同时期英国前无畏舰舰队规模的53.6%；美国海军在一战结束后，至1918年时已经拥有17艘无畏舰，是同时期英国无畏舰舰队规模的38.6%，其超无畏舰的战力水平与英国的相当。此外，美国海军在仿效英国的造舰计划的同时，从20世纪初开始相继在潜艇、驱逐舰和早期航空母舰的研发上取得了技术突破，为未来引领世界海军技术发展打下了基础。[49]因此，美国海军在硬件设备改善的绝对值与相对值都提升巨大，其建设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第二，从崛起国海军在力量投送与海上运输方面的能力看：事实上早在南北战争之前，美国海军远距离执行任务的经验就已经相对丰富。经过大规模扩充舰队之后，其远程力量投送能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美西战争时期，美国海军可以安全地将超过1万人的军队与辎重投送至加勒比邻近海域的古巴参与地面战斗。罗斯福总统执政前后，海军多次将小股美军投送到拉美国家执行保护侨民和武力威吓的行动。而在一战期间，海军除了将数十万美军远距离投送至欧洲战场外，还成功防御了德国潜艇的海上袭扰。在此过程中，参与投送和运输任务的船只，从早期的以巡洋舰为主，变为后期的战列舰、巡洋舰等多舰种联合行动。因此，美国海军在此期间逐步达到了多舰种、远距离、执行多种任务的标准，其建设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第三，从崛起国的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与海军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看，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美国经济一直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助推下保持了较快增长。以1900年英国的水平为基准100计，1900年时美国的人均工业化水平为69，相对总工业潜力为127.8；到了1913年，这两个数据分别飙升到126和289.1。在与军事工业密切相关的钢产量方面，美国在1900年就已经是英国的2倍多了。[50]反观海军预算，英国1900年为3400万英镑，美国只有1400万英镑；到了1913年，英国已经升至近5000万英镑，美国则是2700万英镑。[51]以当时美国的经济实力，实际发展的海军规模并没有对整体经济产生压力，相反还绰绰有余。由于造舰计划和日常维护是一项复杂的大型工程，看到商机的军工、造船和能源行业的托拉斯巨头均毫不吝惜自己对海军的支持。[52]而在技术转化和革新领域，美国的步伐并不慢于英国或德国，甚至有时还会显得有些激进。美国是当时海军强国中唯一几乎在所有主要军舰品项研发中都获得成果的国家，例如连续瞄准技术、铜线缠绕鱼雷、早期航空母舰都是明确的例子。因此美国海军建设能够与当时国家经济实力相适应，并可以及时进行技术转化——尽管有些技术革新显得并不成熟。[53]但从总体上来说，所取得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第四，从崛起国海军建设对其国家安全所造成的影响及后果看，从总体上说，1889—1918年美国海军的实力建设，就是美国海军从世界排名前十的孙山之外赶超至世界三甲的故事。在实施了近一个世纪的门罗主义政策庇佑下，再加上周边墨西哥、加拿大等国的海军实力不值一提，相对有实力的智利、阿根廷海军又很快被超越，所以美国周边的安全环境基本上没有因为其发展海军而出现明显的恶化。而在与其他海军强国的较量中，美国先是击败了当时已经日薄西山的西班牙；虽然与德国展开过海军军备竞赛，但是也通过外交手段与之保持了冷淡和平的关系，没有让萨摩亚或委内瑞拉成为战争导火索。最后，美国几乎从未试图超越英国海军，而只是把自己的发展目标定位在世界第二，也没有将舰队频繁派往欧洲海域，因此英国也没有对其采取过明确的制衡行为。所以，美国在进行海军建设的同时，基本保持了周边安全环境的稳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综上所述，1889—1918年美国的海军发展战略与两个对称型基本特征比较相符，海军运行战略与三个开放型基本特征相符程度比较高。因此可知，在此期间，美国海军建设的战略选择为对称的海军发展战略和开放的海军运行战略。而在海军建设效果的检验中，除了技术进步因素部分不符之外，1889—1918年美国海军建设符合有关海军建设效果评估四个标准的正面描述。因此可以判定，在此期间美国海军建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也顺利通过了自己实力的快速崛起阶段，崛起成功。

（二）1897—1918年德国的海军建设

德国海军崛起阶段的建设以1897年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出任帝国海军大臣并开始研拟新《海军法案》为开端，以1918年德国一战战败为节点。首先考察德国在这一轮海军建设中所执行的战略选择。

在造舰计划的基本结构方面，由于德国海军在19世纪后期经历过卡普里维主政时期大量修建雷击舰，走所谓“绿水海军”路线的混乱时期，海军总吨位从一度的欧洲第三退到欧洲第六。正因为有这样的前车之鉴，提尔皮茨上台之后，在《海军第九号备忘录》中明确了战列舰优先的政策，并将这一政策坚定地延续到了一战之前。由于德国在20世纪初之后陷入了与英国的战列舰造舰竞赛之中。因此这段时间德国海军的造舰计划不仅紧扣战列舰这一主题，就连战舰的形制和体量大小都要同英国海军针锋相对。并且，因为战列舰的修建占据了德国海军绝大部分的资源和精力，客观上也导致德国海军战前在其他舰种的修建上特别是潜艇的修建上准备不足，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德国在一战海上战场的相对劣势。由此可知，1897—1918年德国的海军建设执行的是对称的海军发展战略。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战略文化的基础，是以普鲁士军事传统为主轴的军国主义和具有扩张性的大国沙文主义。由于德国在19世纪中后期的现代化进程中，改革主导权长期掌握在容克地主阶层，因此不可避免地在军队建设上呈现出重陆轻海的倾向。[54]再加上德国在地理上不直接面对大洋，从事海洋事业的人群本非社会的主流，海军自建立伊始就持续受到陆军传统的影响，提尔皮茨之前数任海军部长都来自陆军就是明证。而在他们的理念中，海军就是保卫海岸和殖民地的防御性力量。尽管威廉二世本人对发展海军很有兴趣，并得到了提尔皮茨的有力辅佐，但是这个时期德国军事战略的重点还是应对来自法国、俄国的陆上威胁，海军建设则起辅助性的作用。这一点从德国的军费支出结构就可以得到证明。而且，在德国海军建设的过程，又没有如美西战争那样足以激起国人崇拜海军情绪的案例，所以德国海军得到的国内支持事实上是比较有限的。由此可知，这一阶段德国海军的发展动力主要来自德皇的个人兴趣和海军内部的鼓吹，民众和社会精英的兴趣则相对有限，这种情况符合非对称的海军发展战略的相关特征。

1897—1918年德国海军所执行的战略逻辑和运行范围，基本上是依循提尔皮茨个人极富进攻色彩的战略构想。他在《海军第九号备忘录》中的核心理念就认为，海军作战必须以战略上的攻势作为基础，才有可能达到防御本土的目的。此备忘录提出时，德国海军的假想敌还是法国的北大西洋舰队和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所以提尔皮茨还强调了执行进攻性战略时需要建立主力舰数量的优势。但随着20世纪初英德之间的竞争态势逐渐明朗，而在当时英国的海上霸权优势又看似无法撼动，这就迫使提尔皮茨的战略思想转向“风险理论”。相对于《海军第九号备忘录》中对攻势战略不遗余力地追求，“风险理论”中已经包含了一定程度的防御目的。尽管在1900年的海军法中，德国海军依然宣称需要强大的舰队来保卫海外殖民地，但同时又要用这支舰队来达到对海上霸权的威慑作用。实际上，一支舰队是不可能同时完成这两项任务的，很明显后者才是这一时期德国海军的真正目的。[55]而且，之后英国相继与法、俄两国达成了联盟协议，使得英国舰队可以心无旁骛地集中在北海以对抗德国海军。这样的变化，也迫使提尔皮茨进一步在“风险理论”中加入了“存在舰队”的思想，并设想迫使英国与自己进行舰队决战的可能性。之后的战争实践显示，提尔皮茨忽视了英国的地理优势和海军对远程封锁战术的擅长，使得德国战列舰基本无法执行进攻任务，只能坐困本港行存在舰队之实。[56]由此可知，德国这一阶段的海军运行战略，在理论层面是进攻性的“介入”思维，但在实践中更偏向“拒止”式的战略逻辑和区域性的运行范围。

在对制海权争取和运用的问题上，德国海军的态度是相对比较模糊的。虽然提尔皮茨早期的海军战略提到要保护德国的海外贸易，争取全球性的海上霸权，并且德国海军也一直保有长年驻扎海外殖民地的巡洋舰队，但由于当时德国海军的主要对手是法国和俄国，因此其对制海权的欲望基本只限于北海和波罗的海的狭长区域。其对海上交通线实际的保护，大部分要附属于英国所建立的海上秩序之下，就能力而言，对比同一时期的美国也有差距。德国虽然也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些如萨摩亚和青岛这样的海外军事基地，但它们距离德国本土的距离过于遥远，在战时很容易被更加强大的英国海军分割包围，发挥不了实质性的作用。在一战之中，由于德国大型水面舰艇全部被英国海军封锁无法进入大洋，德国海军只能派遣规模并不大的潜艇部队进入大西洋、印度洋和东南太平洋执行无限制潜艇战，试图阻断英、法等国的海上运输线。基于这些史实可以判定，在现实的压力下，这一阶段德国的海军运行战略，对于制海权的利用注重破坏性意义。

在帝国主义盛行的时代，海军外交往往与处理殖民地和附属国事务紧密相连。由于德国在1871年才正式完成统一，因此它加入争夺殖民地的时间很晚，相应的收获也有限。尽管如此，德国海军也在试图开展一些基于炮舰政策的对外展示实力行动，攫取一定的利益，比如委内瑞拉危机和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但是德国海军在这些事件里的态度都不甚坚决，也没有派出主力舰船参与威慑行动，其结果也多是以退让妥协收场。至于德国海军所参加的一些欧洲国家的联合海上阅兵，多是出于礼节，对推动和改善双边关系意义不大。而在战争期间，德国海军与其盟国奥匈帝国及土耳其海军的合作也并不顺利，无法达到牵制英国海军的目标。奥匈帝国一直是欧洲列强中海军实力最弱的国家，在战争中其主要任务是在亚得里亚海和地中海中部牵制意大利海军和法国海军的地中海舰队，并制造少量的潜艇在形式上支援德国的潜艇战。[57]而土耳其海军的战斗力则更加孱弱，基本被协约国军队压制在土耳其海峡附近，在战争中的作用着实有限。[58]。由此可知，这一阶段德国的海军运行战略，虽基本认同对外展示实力和海军外交的作用，但在实践中投入不足，收效有限，更偏向保守型海军运行战略的特征。

接着我们可以考察基于以上战略选择的德国海军建设的具体效果。

第一，从崛起国海军硬件设施的改善幅度看：在1897年前，德国海军的战列舰建造虽然已经开始起步，但进展相对缓慢。1896年时德国海军只拥有4艘设计相对落后的前无畏舰，不仅与英国海军同期21艘前无畏舰的保有量相距甚远，也落后于法国和俄国等欧洲大陆列强。再加上德国海军曾在19世纪80年代经历过追求“绿水海军”战略的弯路，将本就不多的资源大多投入到修建没有远洋作战能力的雷击舰上，所以其海军的总吨位一直在欧洲第四至第五位间徘徊，不足以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在1897年提尔皮茨上台之后，德国的大规模造舰计划就以很快的速度收到了成效。到了1903年，德国海军中服役的前无畏舰数量已经达到了1897年时的3倍，并在之后的几年里稳定在英国海军前无畏舰数量的一半左右。[59]如果说，德国在前无畏舰建造上起步较慢所以较难追上英国的话，那么在基本是同时起步的无畏舰建造上德国则又拉近了与英国的距离。从1912年开始到一战结束前的1917年，德国海军中服役的无畏舰数量始终保持在英国的2/3左右，总吨位也在一战之前达到了世界第二。[60]如果再考虑到英国为了维持其海外霸权必须将部分主力舰派遣到其他海域部署的话，德、英在北海的海军实力对比在数值上已经趋于均势。因此德国海军在硬件设备改善的绝对值与相对值都明显提升，其实力建设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第二，从崛起国海军在力量投送与海上运输方面的能力看：一战前，德国在几次炮舰外交的行动中曾经执行过小规模的力量投送行动。而在一战期间，德国海军在此方面的表现近乎一无是处。一是公海舰队从未对英国本土的港口造成过实质性的威胁，二是德国也从未发动过像样的登陆作战行动。在战争前期，甚至出现过“戈本”号（SMS Goeben）战列巡洋舰和“布雷思劳”号（SMS Breslau）巡洋舰在地中海为躲避英、法海军的追击逃至土耳其，而且德国认为两舰返航无望，索性就将两舰送给土耳其的案例。[61]德国海军在二战前后鲜有大规模海上运输的行动，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战争的重点在陆上，但德国海军本身能力的缺失也难辞其咎。因此，德国海军在此阶段的投送能力仅达到了投送范围狭窄、投送规模小、持续时间短的标准，其实力建设获得的效果相对较差。

第三，从崛起国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与海军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看，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统一红利的双重刺激之下，德国的综合国力在普法战争后提升的速度很快。在海军建设刚开始不久的1900年，德国630万吨的钢铁年产量就已经超过了英国的500万吨，而到了一战开始前的1913年，德国的总工业潜力和制造业份额也都反超了英国。从国家GDP来看，德国在1897年至战前的1913年虽然一直落后于英国，但仅存在些微的差距。[62]反观相关海军经费支出方面，英国1897年总支出在3000万英镑左右，之后就在欧洲大陆国家扩军的压力下快速增长，到1913年时已近5000万英镑，增长接近1倍。而有关海军支出过高的争论也在这一时期的政府和海军内部争论激烈。德国1897年海军相关总支出仅为700万英镑左右，虽经逐年增长，但即使在英、德海军军备竞赛已经如火如荼的1913年，这项支出的总额也只有2300万英镑，不到英国的一半，与法、俄、美三国大体相当。[63]当然，因为德国是一个传统陆权强国，海军军费的比例在其总军费支出架构下要明显少于陆军。因此可以推知，德国和英、法等国在战争准备时所付出的经济代价大体相当。国防支出也许会对国民经济正常发展造成挤压，但德国面临的压力并不比英、法等国来得更加沉重。在技术方面，德国依靠自身强大的工业基础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海军后期建造的前无畏舰的动力系统和火力布局已经赶超了同期的英国前无畏舰。而在1905年后的无畏舰竞赛中，德国战列舰的相关性能甚至还较英国战列舰具备了一定的优势，这一点在一战中日德兰海战的结果中即可见一斑。综合来看，德国海军建设对国民经济的压力适中，对新技术的应用比较及时，其实力建设在此方面获得的效果相对较好。

第四，从崛起国海军建设对其国家安全造成的影响及后果看，在德国开始海军建设之前相当长的时间里，英国并未将德国视为最主要的潜在敌人。在19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英国海军最主要的竞争者是法国海军。但自从普法战争结束之后，统一的德国成了欧洲大陆新的陆权霸主，也就同时成为英国大陆均势政策最主要的挑战者。如果此时德国海军维持近海防御的基本特征，不大量建造进攻性舰艇，那么英国的危机感或许还能维持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不过，德国的选择是在已经拥有欧陆最强陆军的同时，进一步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被触及核心战略优势的英国，此时只能放弃“光荣孤立”的国策，于1904年和1907年与法、俄两国结盟，对德国形成战略包围。[64]而在海军运行战略层面，由于德国当时教条地遵循提尔皮茨的风险舰队理论，在海军法中明确指定英国为主要敌人，并拟将所有的主力舰集中在北海，针对英国的意味非常明显。受到这样的刺激，英国义无反顾地投入与德国的海军军备竞赛之中，英德关系进一步恶化，并最终导致一战爆发。[65]可以说，德国的海军跃进绝非英德爆发大战的唯一原因，但却起到了显著的加速器的作用。德国海军的发展不仅引发了海军军备竞赛，还恶化了德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其实力建设在此方面取得了较差的效果。

综上所述，1897—1918年德国的海军发展战略转型方向部分符合非对称的造舰结构特征，而与非对称的国内基础特征相符程度较高；而它的海军运行战略基本符合保守型海军运行战略的第一个和第三个特征，并且与第二个特征相符程度较高。因此可以判定，在此期间德国海军建设的策略选择，在大部分指标上可以判断为对称的海军发展战略和保守的海军运行战略。而在对海军建设效果的检验中，1897—1918年德国海军建设在硬件设施改善幅度与经济和技术两个层面部分，符合有关海军建设效果评估的正面描述；在力量投送、国家安全两个层面，高度符合效果评估的负面描述，海军建设遭遇战争打断并崛起失败。因此可以判定，在此期间德国海军建设的总体效果较差。

（三）1964—1985年苏联的海军建设

苏联海军崛起阶段的建设以1964年崇尚扩张军事力量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上台为开端，以1985年长期担任苏联海军司令的戈尔什科夫（Sergei Gorshkov）被迫离职为终点。[66]

首先，我们考察苏联在这一轮海军建设所执行的战略选择。

在造舰计划的基本结构方面，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正式取代英国成为新的海上霸权国，其海军军力也在美苏争霸的压力之下达到鼎盛。经过二战期间的实战检验，战列舰最终走入历史，航空母舰成为大国海军新一代的主力舰。所以美国海军在冷战时期的造舰计划，主要是围绕航空母舰和喷气型舰载机的更新换代来进行，主要建造了包括最后两代常规动力航母“佛瑞斯特”级（Forrestal-Class）和“小鹰”级（Kitty Hawk-Class），第一代核动力航母“企业”号（USS Enterprise，CVN-65）和美国海军主力核动力航母“尼米兹”级（Nimitz-Class）等在内的十多艘新航母。[67]与此同时，美国真正做到了舰队的多功能化和均衡化发展，其弹道导弹核潜艇和攻击核潜艇的总数常年维持在100艘以上。反观苏联的造舰计划，则基于现实需要，强调提高苏联海军对美国航母编队的不对称打击能力。纵观苏联自1964年后20多年的海军建设，其海军军备的重点始终放在发展核动力潜艇上，其规模也超过了美国同期的核潜艇部队。[68]而在水面舰艇建造方面，苏联海军的着眼点也是放在具备远程打击能力的导弹巡洋舰和驱逐舰上，甚至发展出了核动力巡洋舰这一现代海军史上特殊的舰种。

相对而言，苏联对修建航母的态度就显得保守很多，早期只发展出了具有浓重导弹巡洋舰色彩的直升机航母，后期的航母设计依然保留了反舰导弹的火力设置。综合来看，虽然苏联海军在其海军建设末期开始追求与美国海军类似的均衡舰队目标，但在之前大部分的时间内，苏联海军执行的依然是非对称的海军发展战略策略。

对与苏联海军建设相关的国内基础和民众意见进行讨论是一件模糊又困难的事情。由于苏联国内的政体制约，民众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机会对海军建设表达支持与否的意见。但如果考虑俄罗斯民族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扩张性战略文化，民众对将海军作为扩大国家权力边界的工具应当是可以接受的。[69]但问题是，沙俄和后来苏联的扩张行为大多发生在陆地上，海军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并不明显，并且沙俄还在克里米亚战争和日俄战争中遭遇过失败。因此，可以推测苏联民众和政府对海洋虽有向往，但是想必也存在因为不熟悉、不了解而衍生的复杂情绪。另外，苏联海军建设的进程实际上受到最高领导人个人意志的严重影响，而先后上台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对此的意见是差别极大的。并且，海军高级将领在苏共权力结构内部的地位并不高，戈尔什科夫也是依靠自己较高的政治智慧和与勃列日涅夫良好的个人关系来为苏联海军发展争取支持。虽不能说苏联海军建设的国内基础是内向型战略文化，但也没有证据证明领导层和民众在此问题上取得了有效共识。因此，在此方面可判定苏联海军发展战略转型符合所谓非对称的特征。

在海军运行战略转型方面，1964—1985年苏联海军所执行的战略逻辑和运行范围，基本上就是戈尔什科夫个人的意志体现，外加迎合勃列日涅夫对大型舰队的偏爱。戈尔什科夫常被人称为“红色马汉”，而他个人也不掩饰对海军进攻能力的偏爱，只不过因为要面对美国海军的巨大压力，戈尔什科夫的海军学说中有关“海上拒止”的论述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如果具体分析苏联海军在这20年间的行为，不难看出其基于本土防御型的部署远少于之前，反而是在苏联整体“干涉主义”的外交政策下采取了很多“介入”色彩明显的军事行动，前文提到的美苏东地中海对峙就是典型的例子。[70]而将核动力同时运用于潜艇和水面舰艇，也显示苏联对于海军远洋巡航能力的重视与提升。由此可以判定，这一阶段苏联的海军运行战略，虽在美苏对抗的背景下也包含了“拒止”式的战略逻辑，但更多实践中所遵循的还是“介入”式的战略逻辑和跨海域的运行范围。

虽然苏联与东欧主要盟国之间的交通并不依赖海洋，但是作为一个超级大国，苏联必须通过海洋来同美国竞争全球影响力。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20世纪60—70年代苏联海军黑海舰队在地中海的势力扩张，成功突破了土耳其海峡的限制，形成了在东地中海的稳定存在。这一过程并非以破坏美国海上交通线的形式来达成，而是建设苏联自己的海上战略通道，与美国竞争性地共同利用同一片海域。另外，凭借苏联本身已经建立的国际影响力，苏联海军成功地在一些与苏联意识形态相近的国家获得了地理位置优越的海军基地，其中又以埃及和古巴两地的基地最具战略价值。除了上一节提到的例子外，苏联还在1979年与越南签署协议，获得了金兰湾的租借权，有效地扩大了海军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鉴于以上这些史实，基本上可以判定，这一阶段苏联的海军运行战略，对于制海权的利用更侧重于建设性意义。

在核威慑存在的前提之下，美苏两国之间的直接对抗才会以“冷战”的形式存在。具体到海军领域，形式多样的对外展示实力行为成了最常见也最有效的美苏对抗形式。前文提到的1973年10月发生的苏联海军在东地中海对美国所采取的威慑性行为，被认为是苏联海军压制美国气焰、赢得盟国信任的成功海军外交尝试。[71]而苏联海军在20世纪70年代所进行的一系列全球性海军演习，也有效地展示了自身军力，向自己的盟国以及美国的盟友传递了含义不同的军事信号和政治信号。此外，苏联在海军合作外交领域也做出了开创性的尝试。1972年5月，苏联同美国在莫斯科签署了防止苏美海军发生意外摩擦的协定，对事实上处在对峙状态中的两国海军的行为做出了很多限制性规定，并建立了制度化的对话管道和危机处理机制。[72]这一协定及其相关议定书的签署，是二战之后大国海军建立信任措施的一种新尝试，也开创了之后各大国处理海军事务的新模式。由此可以判定，这一阶段苏联的海军运行战略，主张对外进行高频度与多形式的对外展示实力行为，规避了战争风险，强化了盟国关系，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下面我们考察基于以上战略选择的苏联海军建设的具体效果。

第一，从崛起国海军硬件设施的改善幅度看，苏联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惨重，共有超过1000艘各式舰艇在战争过程中沉没。[73]战后斯大林虽然想要重启大型造舰计划，但由于他个人理念落后，加上技术和资金的限制，苏联海军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只是一支拥有数十艘老式巡洋舰和驱逐舰，加上数量庞大的小型舰艇的“蚊子舰队”。其继任者赫鲁晓夫又把国家军事建设的重点放在了战略火箭部队身上，得不到有效支持的海军依然只是一支近海防御型海军。而经过20多年的发展，苏联海军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拥有了近150艘各类型的核动力潜艇、超过100艘具备导弹发射能力的巡洋舰和驱逐舰，海军航空兵也拥有1400多架飞机，舰队总吨位达到美国海军的3/4，是第三名英国海军的5倍之多。[74]虽然此时的苏联海军舰队中依然充斥着大量只能近岸活动的小型舰艇，航空母舰的建造也一直处于相对迟滞的状态，但是苏联海军的造舰计划所取得的成就还是有目共睹的，给美国海军造成的威胁也是实实在在的。因此，苏联海军在硬件设备改善的绝对值与相对值都提升巨大，其实力建设在此方面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第二，从崛起国海军在力量投送与海上运输方面的能力看：苏联海军之所以被苏联领导人加以重视并在1964年开始建设，直接原因就是苏联海军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暴露出了其力量投送和远航能力上的严重不足。当时的苏联海军甚至没有一艘大型水面舰艇可以承担到达加勒比海的远航任务。再加上当时苏联缺乏足够的海外军事基地，所以在之后的海军发展中，苏联也特别重视舰队的远洋续航能力。大量核动力潜艇的建造，“基洛夫”级核动力巡洋舰这一特殊舰种的开发，就显示出苏联海军在这一方面近乎偏执的追求。巨大的投入带来丰厚的产出，在历次全球性军事演习中，苏联海军都展示了其水面舰队可以轻易从北海、波罗的海和地中海三个方向突入北大西洋的能力。并且，随着海外基地数量的增加，苏联海军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具备了在所有大洋上执行战略战术任务的能力，成为一支不折不扣的远洋海军。并且其军舰上大多配置了数量众多的导弹发射器，对岸攻击的能力其实也不逊于以舰载机为主要武器的美国海军。因此，苏联海军作为二战之后第二支可以做到全球部署的海军，其实力建设在此方面效果良好。

第三，从崛起国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与海军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看，作为世界当时最大的计划经济国家，苏联经济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了一定的打击，但是其发达的重工业体系依然帮助它在二战之后获得了较快的恢复。1964年苏联的GDP大约相当于美国的45%。[75]但因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和工业生产增长率在20世纪60年代明显放缓，到了70年代已经进入经济发展相对停滞的状态。[76]为了维持与美国的战略平衡，苏联的军费投入在政府财政支出中的占比一直很高，常年保持在30%以上。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前期，军费年增长率都保持在10%左右，远高于经济增长率，而军费总额更是在很多年份高于美国。[77]很多学者也认为，苏联事实上是在以牺牲本国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为代价，来勉强争得在同美国军事竞争中的优势地位。这其中，苏联海军军费在军费总额的占比为15%—20%，与空军大致相等，远低于陆军，份额虽不高，但显然也是压垮苏联经济重担中的一部分。而在技术转化领域，苏联的投入不可谓不巨大，其军费的1/4是用于军事技术的研发工作，涉军研究的科研经费占国家总体科研支出的比例近75%。也正是由于苏联军工科研系统的强大支持，苏联海军才能在短短20年内完成整个舰队的更新换代，并在包括核潜艇和巡洋舰等相关技术方面比肩，甚至超过美国。不过受限于战略思维，苏联海军在航母及其舰载机的研发领域步伐较慢，甚至犯过方向性错误。综合来看，苏联海军建设对国民经济的压力极其沉重，对新技术的应用尚属合格，其实力建设在此方面获得的效果相对较差。

第四，从崛起国海军建设对其国家安全造成的影响及后果看，在这方面苏联与美、德案例不同。作为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苏联在东欧和亚、非拥有为数不少的盟友，周边安全环境的基础是优于一战和二战时期的德国的；另一方面，“冷战”时期苏联与美国是明确的军事竞争和对抗关系，只是由于核武器的出现抑制了双方发生“热战”的可能性。因此，苏联发展海军并没有对美苏争霸的格局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只是增加了一个双方竞争的新领域。如果从细节观察，随着海军的壮大，苏联的近海防御形势已经得到根本的改善，其对外政策执行也有了新的抓手。不过，美苏海军之间直接对抗机会的增加也使得两国之间的战争风险升高，比如在1973年的事件中，美苏舰队就险些开战，美国还因此宣布了全国核戒备。苏联海军的发展是在军事竞赛的背景之下，但客观上保护了国家安全，其实力建设在此方面的效果为中性。

综上所述，1964—1985年苏联的海军发展战略转型方向基本符合非对称的海军发展战略的两个基本特征；它的海军运行战略转型方向则高度符合开放型海军战略全部三个基本特征。因此可以判定，在此期间苏联海军建设的策略选择，在大部分指标上可以判断为非对称的海军发展战略和开放型的海军运行战略。而在海军建设效果的检验中，1964—1985年苏联海军建设在硬件设备改善幅度、力量投送层面，符合有关海军建设效果评估的正面描述；在经济与技术两个层面符合效果评估的负面描述；在国家安全层面的评估则呈现相对中性。因此可以判定，在此期间苏联海军建设的总体效果较好，虽不及一战前美国海军建设的案例，但优于德国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