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经验分析结论
本文对崛起国发展海军实力时的策略选择及其效果进行研究，进而在国家分析层面构建了解释和理解崛起国海军建设成败的新的理论假说。本文通过描述现代海军时代崛起国试图挑战海上霸权国而发展海军力量的大体过程，以找出影响不同崛起国海军建设效果的共同决定性因素。笔者首先对本文涉及的主要自变量海军发展战略、海军运行战略和因变量海军建设效果进行概念界定和操作化。接着，笔者选取了1889—1918年的美国、1897—1918年的德国以及1964—1985年的苏联这三个不同选项组合也收到不同效果的具体案例，来对海军发展战略和海军运行战略的策略选择和海军建设效果之间的作用关系进行检验，三个案例的检验情况详见表2。
假设1：当崛起国执行一定的海军发展战略时，选择开放的海军运行战略的海军建设效果，要优于选择保守的海军运行战略，可以使崛起国的海军具有更大可能崛起成功。笔者通过1889—1918年美国海军建设与1897—1918年德国海军建设的案例对比检验获得了证实，假设可以成立。
表2 对假设案例的检验总结
假设2：当崛起国执行一定的海军运行战略时，选择对称的海军发展战略选项的海军建设的效果，要优于选择非对称的海军发展战略，可以使崛起国海军具有更大可能性崛起成功。通过1889—1918年美国海军建设与1964—1985年苏联海军建设的案例对比检验获得了证实，假设可以成立。
假设3：根据前两个假设，当崛起国执行开放加对称的战略组合时，海军建设效果最好；当崛起国执行保守加非对称的战略组合时，效果最差；而开放加非对称或者保守加对称的战略组合所导致的崛起国海军建设效果可能居于中间。本文对三个崛起国海军建设的案例进行对比检验，获得了大部分证实，又由于缺乏非对称加保守战略选择的历史案例，所以本假设基本成立。
综上所述，本文研究发现崛起国在海军发展战略和海军运行战略两个方面的策略选择组合，共同决定了崛起国快速提升海军实力的努力能否获得良好效果和持续性的成功。其中，对称的海军发展战略选项加开放的海军运行战略选项对崛起国来说是相对优选，可以令海军建设的效果较好，并且拥有很高可能性实现海军的成功崛起。如果将两个方面的策略选择单独分析，可以发现开放的海军运行战略总是优于保守的海军运行战略，对称的海军发展战略也较非对称的海军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优势。
表3 对三个案例的比较分析
（二）海军发展战略和海军运行战略选项组合产生效果的原因
为什么对称的海军发展战略和开放型的海军运行战略的选项组合会相较于其各自的竞争性策略选项组合更佳？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崛起国海军建设的目标是为了缩小与海上霸权国的相对实力差距，并至少建立区域性的海上力量优势和主导权，而对称加开放型的策略选项组合最符合历史既有海上霸权国的海军特征。在现代海军时代，只存在英国和美国两个海上霸权国，而英、美海军所秉持的海军建设路线，都是对称加开放的策略选择。特别是美国海军，它自1889年开始进行海军建设起，其海军形态就一直是以大型进攻性水面舰船为主的舰队，加上遍及全球各个大洋的军事存在和前进基地。而在风帆时代，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等国都曾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取得过海上霸权，而维系这样的霸权也是靠广泛分布的殖民地和大量的海军舰船。[78]虽然在一些特征指标上会有所变化，但是两个时代海上霸权的基本形态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对崛起国来说，如果海军建设可以取得成功，则其最终的海军形态大抵也不会脱离历史规律。又因为海军一直是一支高资本与高技术密集的军种，替代性发展所需的时间和物质成本相当高昂。[79]因此采取跟随仿效的方式，选择对称加开放的策略组合，对崛起国来说是相对优解。
其次，对称的海军发展战略是一种透明度较高的造舰计划，可以有效降低霸权国的不安全感和警惕性。虽然人们熟知的军备竞赛往往是以崛起国与霸权国争相修建主力舰为特征，但是修建主力舰在此处仅为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所谓两国间的敌对关系和国内政治因素还会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因此修建大型水面舰船并不必然导致海军军备竞赛和霸权国其他制衡行为的发生。[80]相反，非对称型的海军发展战略，即修建在战术层面明显克制霸权国主力战舰的替代性战舰，对霸权国所传达出的敌意才更加明确。另外，非对称的海军发展战略也会面临所谓“战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的问题，因为非对称的海军发展战略虽然可以保持较好的保密程度，但霸权国很有可能会因为缺乏信息来源而做出过激反应。[81]最后，崛起国海军在其起飞阶段的发展战略实质上具有一定战略灵活性，即可以选择是否明确以达到和超越霸权国的海军军备水平为目标。如果崛起国选择的目标仅仅是接近而非超越霸权国，那么引发军备竞赛和周边安全环境恶化的风险就会大大降低，甚至有可能促成与霸权国的对话和妥协。[82]
再次，开放型的海军运行战略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对现有海上秩序的承认和维护，直接挑战霸权国的意味相对较淡。海军存在的主要目标是维系海上控制或者制海权，以确保本方可以自由使用海上通道。有关制海权的绝对性和排他性的争议一直在进行，但随着战略理论的丰富和海军技术的革新，相对性和暂时性的海洋控制概念逐渐被各国所认同。开放型和保守型两类海军战略重要的区别之一，就是前者专注制海权的建设性运用，后者专注破坏性运用。虽然崛起国采取开放型的海军战略也存在挤压和占据原有霸权国海上势力范围的可能，但是更多的情况下崛起国在海军建设期间是认同霸权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海上霸权的，前者所要求的往往只是一定区域内的主导权。相反，保守型的海军运行战略的破坏性基本等同于直接对抗霸权国所建立的海上秩序，这是霸权国难以接受的。并且，开放的海军运行战略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海军行为的模糊性和机动性，扩大了崛起国海军的影响力，也提高了霸权国在非战争状态下的制衡成本。[83]
最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随着相关国际制度的逐步健全和核威慑体系的建立，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显著降低。冷战结束之后，国际政治格局从两极转化为一超多强，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似乎也没有增加。由于霸权国制衡强度的降低和制衡成本的相对提高，海军实力崛起所面临的外部安全压力减小。[84]在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较低的前提下，大国提升自身影响力的主要途径已经转为同小国进行利益分享。如果一个崛起国仅仅提升自身实力而不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或不向国际社会提供一定量的公共产品，其实力越增长，遭遇的体系压力就会越大。[85]回归到海军建设的层面，开放型的海军运行战略显然要比保守型的海军运行战略更容易为他国提供好处，并纾解自身的体系压力。[86]在此条件下，崛起国采取一步到位的对称的海军发展战略在时间和资源成本上都会变得更加合算。综上所述，当下国际政治格局和海军技术发展的新变化实际上加强了本文基本假设对可预期的未来崛起国海军建设的解释力，对称的海军发展战略和开放型的海军运行战略作为相对优选的地位也会进一步凸显。
（三）对中国海军建设的政策含义
本文所提出的有关崛起国海军建设的战略选择理论，适用于崛起国海军发展的崛起阶段，而这一崛起阶段通常是发生在崛起国整体崛起过程的中后期。因此，这一理论如果成立，则其也对中国整体崛起过程中后期时的海军发展具有政策上的参考意义。
在海军发展战略的策略选择上，笔者认为中国海军首先应遵循从修建“辽宁”号航母开始的既有路线，实施在结构上与美国基本对称的海军发展战略。中国海军的造舰计划，应该参考美国海军现有的舰队结构，将重点放在继续建造以航空母舰为主体的具有远洋进攻能力的大型舰队方面，尤其应发展核动力航母。
其次，政府还应采取措施，营造支持中国海军建设的良好社会氛围，特别是要加强对各级在校学生的海洋教育和海军教育。海军建设是一个需要调动大量社会资源的综合性工程，海军发展是一类极易引发社会关注的公共议题，没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一个积极的舆论环境，海军要实现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另外，海军建设需要大量的专业工程人才，海军也需要大量掌握专业技能的军事人员，因此扩大人才的选材范围和提升海军对民众的吸引力也是必须要做的工作。而以上所有这些要求，都应在每个人的求学阶段和孩童时代就落实最基本的教育理念。
相对于海军发展战略的策略选择，中国在海军运行战略上的策略选择则更与整个国家对外政策与相对实力上的变化息息相关。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政府提出了“奋发有为”的外交新基调，并开始以“一带一路”建设为主轴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扩大中国在本地区的影响力。作为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海军理应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承担更大的责任与使命。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中国的海军建设应选择开放型的海军运行战略，具体来说应当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注意。
第一，中国海军未来对制海权的利用要注重建设性意义，特别是要大力争取舰队在非近海区域稳定的存在。中国海军要提高自身的远洋行动能力，特别是保卫与经济发展相关的海上交通线的能力，那么寻找形式适当、布局合理、数量合宜的海外基地势在必行。考虑到目前中国政府仍然秉持不结盟的外交战略，获得海外军事基地在政策层面具有较高的困难度和敏感性。这里可以借鉴所谓“战略支点”的概念，[87]利用军民两用或其他相对宽泛的概念与目标国达成谅解和共识，扩大中国海军在对方港口的相关权限（尤其是具有部分排他性的优先权限），逐步接近一个完整海军基地的用途需求。而在地点的选择上，中国海军对马六甲海峡附近和印度洋沿岸应当予以优先考虑。
第二，中国海军未来应进行高频度与多形式的对外实力展示，着力拓展海军外交职能。中国应关注海军建设和舰队存在所派生出的政治意义，更应该重视和推动中国海军发展多形式多任务的对外实力展示的职能。对中国来说，强化海军的对外实力展示至少有三个不同层面的积极意义。首先，将海军军事存在的意义外延至政策工具，丰富中国贯彻本国外交政策和意图的手段；其次，建构中国海军与外国海军基本的双边或多边信任措施，并提高与友军联合行动的效用；最后，提高实力快速上升期的中国海军的透明度，打造中国海军的软实力，改善中国海军的对外形象。[88]
第三，基于有效规避制衡的战略意图，中国海军未来的发展应明确近期与中期目标，争取国际空间，进而争取与美国及周边国家达成谅解和共识。笔者认为，在中国海军发展的崛起阶段，务必要保持战略目标的有限化，绝不应直接挑战美国目前依然稳固的全球性海上霸权。作为本地区经济总量最大、军事实力较强的国家，中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的地位和作用理应得到提升。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太平洋足够大，能够容纳得下中美两个大国。”未来，中国海军不仅应当承担维护本国海洋权益的责任，更应当努力寻找机会，为本地区的海上安全秩序提供积极的安全保障。[89]
[1]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自由贸易区建设与亚太安全关系重构研究”（项目编号：15AGJ006）的阶段性成果。
[2] 本文中所提到的崛起国，是指自身整体实力已达到洲级规模，海军实力正处在崛起或起飞阶段，有机会且有意愿挑战海上霸权国的陆海复合型强国。根据此定义，以较为宽泛的标准，19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美国、德国，冷战中后期的苏联皆可被认为属于此列。
[3] H.J.Mackinder，“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The Geographical Journal，Vol.23，No.4，1904，pp.421-437.
[4] Michael Lindberg and Daniel Todd：《近岸、近海及远洋舰队：自1861年迄今地理环境对海军作战之影响》，高一中译，台北，“国防部”史政翻译室，2005，第25—28页。
[5] Bernard Brodie，A Guide to Naval Strategy（New York：Praeger，1965），pp.12-25.
[6] Robert E.Walters：《海权与核子谬论》，钱怀源译，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7年10月；吴征宇：《海权、陆权与大战略：地理政治学的大战略内涵》，《欧洲研究》2010年第1期，第52—66页。其思想源流参考Nicholas J.Spykman，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Harcourt Brace & Co.，1942），pp.412-416。
[7] 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李亦鸣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第34—36页。
[8] 吴征宇：《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及其战略含义》，《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5期，第78—83页；刘中民、黎兴亚：《地缘政治理论中的海权问题研究：从马汉的海权论到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太平洋学报》2006年第7期，第34—45页。
[9] 张炜主编《海上国家安全》，北京，海潮出版社，2008，第497—505页。
[10] 张文木：《论中国海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0期，第8—14页。
[11] 张文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海权》，《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1期，第86—94页。
[12] 倪乐雄：《从陆权到海权的历史必然：兼与叶自成教授商榷》，《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1期，第22-32页；《中国海权战略的当代转型与威慑作用》，《国际观察》2012年第4期，第23—28页；《文明转型与中国海军战略》，引自倪乐雄《文明转型与中国海权》，上海，文汇出版社，2011，第197—204页。
[13] 杨震、周云亨：《关于中国海权的几点思考》，《世界地理研究》2012年第9期，第20—27页；与其观点类似的还有周琦、马少猛的《中国海权现状分析及破解海权困境的战略思考》，《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1期，第143—147页。
[14] 方堃：《战略地缘与中国海军建设》，《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8期，第43—48页；李小军：《论海权对中国石油安全的影响》，《国际论坛》2004年第4期，第16—20页；陈彤：《回归地理特性，探讨海权本质》，《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2期，第51—69页。
[15] 叶自成、慕新海：《对中国海权发展战略的几点思考》，《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3期，第5—17页。
[16] 徐弃郁：《海权的误区与反思》，《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5期，第15—23页。
[17] 刘江永：《地缘战略需要海陆和合论》，《学习时报》，2006年4月24日，第2版。
[18] 吴征宇：《海权与陆海复合型强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2期，第38—50页，孔小惠：《中国作为陆海复合国家的地缘战略选择》，《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第12—17页；王勇：《浅析中国海权发展的若干问题》，《太平洋学报》2010年5月，第90—98页；刘中民：《海权发展的历史动力及其对大国兴衰的影响》，《太平洋学报》2008年第5期，第69—78页。
[19] 胡波：《中国海权策：外交、海洋经济及海上力量》，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第71—127、247—256页；胡波：《中国海洋战略主打“和”“合”牌》，《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7月16日，第1版；鞠海龙：《亚洲海权地缘格局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0] Richard Harding，Seapower and Naval Warfare 1650-1830（London：University College Press，1999），pp.281-287；杰弗里·蒂尔：《21世纪海权指南》，师小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第24—26页。
[21] 杰弗里·蒂尔：《21世纪海权指南》中文版序言。
[22] A.T.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 1793-1812（Boston：Little，Brown & Co.，1892），Vol.1，p.102.
[23] 相关观点参考孙向丽《中国核战略研究》，引自张沱生、李彬、樊吉社编《核战略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21—36页。
[24] N.A.M.Rodger，The Western World：An Anatomy of Georgian Navy（London：Collins，1986），p.29.
[25] Captain James Goldrick，“The Medium Power in the 21st Century，” Naval Review，April 2001，p.103；C.V.Bett，“Development in warship Design and Engineering，” Proceedings of Institution of Mechanical Engineers，Vol.210，1996.
[26] 比如，在19世纪末，尽管缺乏英国执行敌视德意志帝国政策的政策，当时德国的海军部长提尔皮茨依然不能忍受英国海军在制海权上的绝对优势，进而在1898年和1990年连续向德皇提出大规模的战列舰造舰计划。可参见Paul M.Kennedy，“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 Naval Operations Plans against England 1896-1914，” in The War Plans of the Great Powers，1880-1914，Paul M.Kennedy ed.（Boston：Unwin Hyman，1979），p.171；Paul G.Halpern，A Naval History of World War（Annapolis，M.D.：Naval Institute Press，1994），pp.2-12。
[27] Alfred von Tirpitz，My Memoirs，Vol.1（New York：Dodd，Mead，1919），pp.170-177.
[28] 吉原恒淑、詹姆斯·霍姆斯：《红星照耀太平洋：中国崛起与美国海上战略》，钟飞腾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80—82页。
[29] 在中国官方的军事教材中，海军战略的定义为：“指在服从国家军事战略的前提下，为达成某一特定目的，而对海军力量的建设和运用所进行的全局性的筹划和指导。”全金富编《海军战略学》，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指挥学院，2001，第26页。
[30] Thomas Hardy，The Trumpet Major（London：Macmillan，1925），p.354；Andrew Gordon，The Rules of the Game：Jutland and British Naval Command（London：John Murray，1996）.
[31] Mark Russel Shulman，Naval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American Sea Power 1882-1893（Annapolis，M.D.：Naval Institute Press，1995），pp.78，121.
[32] Milan Vego，Operational Warfare at Sea 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Routledge，2009），p.1.
[33] Brian Lavery，Nelson and the Nile：The Naval War Against Bonaparte 1798（London：Chatham Publishing，1998），p.168.
[34] Capt.A.T.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London：Sampson，Low，Marston & Co.，Ltd.，1890），pp.22-23.
[35] 有关“介入”与“拒止”两种战略逻辑的比较讨论案例，可参考Roger Cliff et al.，Entering the Dragon's Lair：Chinese Antiaccess Strategi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Santa Monica，C.A.：RAND，2007），p.11；吉原恒淑、詹姆斯·霍姆斯：《红星照耀太平洋：中国崛起与美国海上战略》，第8—15页。
[36] 其中美国案例和德国案例对应检验假设1，美国案例和苏联案例对应检验假设2，三个案例共同对应检验假设3。而由于现代海军时代缺乏崛起国采取非对称加保守的海军战略选择的实际案例，因此假设3在本文中无法得到全面检验。
[37] Benjamin F.Tracy，Annual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Navy for 1889（Washington D.C.：GPO，1889），p.4.转引自George Baer，One Hundred Years of Sea Power：The U.S.Navy，1890-1990（S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8-9。
[38] 相关论述参考胡杰《海洋战略与不列颠帝国的兴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166—179、193—236页。
[39] George Modelski，William R.Thompson，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1494-1993（Seattle：Univeris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8），pp.76-78.
[40] 相关评价参见Lawrence Sondhaus，Naval Warfare，1815-1914（New York：Routledge，2001），pp.161-168。
[41] 彼得·卡斯滕：《海军贵族：安纳波利斯的黄金时代及现代美国海军至上主义的出现》，王培译，北京，海潮出版社，2011，第275—329页。
[42] 毛婷婷：《舆论造势与社会控制：以美西战争为例论黄色新闻的煽动作用》，《新闻世界》2011年第5期，第146—147页。
[43] 詹姆斯·柯比、兰迪·罗伯茨等：《美国史》，范道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第873—875页。
[44] William J.Wilgus，Transporting the A.E.F.in Western Europ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31），pp.149-241.
[45] Graham A.Cosmas，An Army for Empire：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the Spanish-American War（Columbia：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1971），pp.38-39；George Baer，One Hundred Years of Sea Power：The U.S.Navy，1890-1990（S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19-21.
[46] 詹姆斯·柯比、兰迪·罗伯茨等：《美国史》，第861—862页。
[47] M.J.Crawford，The World Cruise of the Great White Fleet：Honoring 100 Years of Global Partnerships and Security，（Washington：U.S.Department of Defense，U.S.Navy，Navy History & Heritage Command，2008），pp.6-7，108-110；白永明、张明峰：《美国海军“大白色舰队”的环球航行》，《军事历史》2008年第4期，第76—78页；乔治·布朗·廷德尔、大卫·埃默里·施：《美国史》，宫齐等译，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2，第748—749页。
[48] Peter Karsten，Naval Aristocracy：The Golden Age of Annapolis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American Navalism（Annapolis，M.D.：Naval Institute Press，2008），pp.280-286.
[49] 詹姆斯·M.莫里斯：《美国海军史》，靳绮雯等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第91—94页；切斯特·赫恩：《美国战史·海军》，胡升新译，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1，第59—61页。
[50]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第192—195页。
[51] 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Thompson，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1494-1993（Seattle：Univeris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8），pp.80-82.
[52] 乔治·贝尔：《美国海权百年：1890—1990年的美国海军》，吴征宇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第13页。
[53] 海军的技术进步并非追求新进越好，而要求在成熟技术和创新措施之间取得平衡。相关论述参见杰弗里·蒂尔《21世纪海权指南》，第175—177页。
[54] 钱乘旦：《谈现代化过程中领导者力量的错位：以德国为例》，《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第35—43页；吴友法：《关于对德国历史进程产生影响的几个问题》，《武汉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第293—302页；王明芳：《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形成及其影响》，《兰州学刊》2005年第6期，第36—38页。
[55] 王曾惠：《从一个致命的政策“风险理论”看当前“国军”战略思想》，《国防政策评论》2002年第2期，第144—146页；Keith Bird，“The Tirpitz Legacy：The Political Ideology of German Sea Power”，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Vol.69，No.3，Jul.，2005，pp.821-825。
[56] Herbert Rosinski：《海军思想的发展》，台北，“中华民国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7，第100—102页。
[57] Robert Gardiner ed.，Conway's All the World's Fighting Ships，1906-1921（Annapolis，M.D.：Naval Institute Press，1985），pp.339-342.
[58] Tuncay Zorlu，Innovation and Empire in Turkey：Sultan Selim Ⅲ and the Modernisation of the Ottoman Navy（London：I.B.Tauris，2011），pp.221-268.
[59] 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Thompson，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1494-1993（Seattle：Univeris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8），pp.75-77，304-310.
[60] Brian Benjamin Crisher & Mark Souva，“Power at Sea：A Naval Power Dataset，1865-2011，”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40，No.4，2014，pp.602-629.
[61] Geoffrey Bennett，Naval Battles of the First World War（London：Pen & Sword Military Classics，2005），pp.27-34.
[62]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194—196页；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43—44页。
[63] 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Thompson，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1494-1993（Seattle：Univeris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8），pp.81-82.
[64] 保罗·肯尼迪：《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兴衰》，沈志雄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第246—255页。
[65] 吉原恒淑、詹姆斯·霍姆斯：《红星照耀太平洋：中国崛起与美国海上战略》，第78—80页。
[66] 相比于两个案例有较为明显的历史事件作为海军建设崛起期的起讫点，本案例的时间节点稍显模糊。之所以将1964年作为苏联海军建设的起点，主要依据是自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开始大幅修正其军事战略，重新重视包括海军在内的常规武装力量的发展；而将1985年为终点，则是因为时任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施的裁军政策削弱了苏联海军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而戈尔什科夫的离任则将这一趋势表面化了。王海、李植谷：《苏联军事战略概论》，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第50页；李彦明：《沉沦巨人：俄罗斯》，北京，时事出版社，1997，第147—148页。
[67] 诺曼·诺尔马：《航空母舰1946—2006：航空母舰发展史及其对世界大事的影响》，王华等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第465—469页。
[68] 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Thompson，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1494-1993（Seattle：Univeris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8），pp.294-302.
[69] 曹静娴：《解析新时期俄罗斯战略文化》，《西伯利亚研究》2009年第8期，第76—78页。
[70] 代鹏：《龙战于野：后冷战时代的霸权与战略较量》（之四），《舰船知识》2014年第4期，第81—87页。
[71] 张启良：《海军外交论》，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3，第50—52页。
[72]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on the Prevention of Incidents On and Over the High Seas”，http：//avalon.law.yale.edu/20th_century/sov008.asp；季晓丹、王维：《美国海洋安全战略：历史演变及发展特点》，《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1年3月，第69—84页。
[73] 吴荣华：《二战苏联海军史》，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第430—431页。
[74] 孟胜男：《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海军建设》，《黑龙江史志》2011年第21期，第32—34页。
[75]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第84—85、100—101页。
[76]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422—425页。
[77] 李卫国：《苏联的军费开支及其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1987年第9期，第39—44页；谢·罗戈夫：《苏美军费比较：均势的代价》，《世界经济评论》1991年第10期，第63—69页；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377—379页。
[78] 有关风帆时代霸权国的海军历史参考Paul M.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London：Fontana Press，1991），pp.45-140；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52—135页；刘中民：《海权发展的历史动力及其对大国兴衰的影响》，《太平洋学报》2008年第5期，第69—78页。
[79] Norman Friedman：《海权与战略》，翟文中译，台北桃园县，“国防”大学译印，2012，第63—64页。
[80] Ido Oren，“Capability and Hostile Behavior in Arms Race Models，”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Vol.21，No.4，June，1996，pp.309-334；Sean Bolks and Richard J.Stoll，“The Arms Acquisition Process：The Effect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straints on Arms Race Dynamic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4，No.5，2000，pp.580-603.
[81] Sandeep Baliga and Tomas Sjöström，“Strategic Ambiguity and Arms Prolife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16，No.6，December，2008，pp.1023-1057.
[82] 托马斯·谢林：《军备及其影响》，毛瑞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239—244页。
[83] Norman Friedman：《海权与战略》，第65—66页。
[84] 以当下的中美海军关系为例，面对中国海军军力的上升，美国所采取的策略实质上是在希望遏制与接触之间求得平衡，或者实现中美海军在一些具体领域的谅解与合作，这与之前崛起国与海上霸权国的互动模式明显不同。樊吉社、张帆：《美国军事：冷战后的战略调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310—332页；庄建中：《中国海洋发展战略与中美合作》；彼得·A.达顿：《指引航向：中美海军开展合作，促进治理与安全》；迈克尔·J.格林：《美中海上合作：地区影响与展望》，引自安德鲁·埃里克森、莱尔·戈尔茨坦等主编《中国、美国与21世纪海权》，第19—25、166—194、281—288页。
[85] 相关研究参考杨原《武力胁迫还是利益交换？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路径》，《外交评论》2011年第4期，第96—116页；杨原：《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当代亚太》2011年第6期，第6—32页。
[86] 相关分析参考Colin S.Gray，The Navy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The Uses and Value of Strategic Sea Power（University Park，P.A.：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4），pp.125-160。
[87] 相关讨论和学者观点参考徐进、高程、李巍、胡芳欣《打造中国周边安全的“战略支点”国家》，《世界知识》2014年第15期，第14—23页。
[88] 参考张启良《海军外交论》，第233—236页。该书为中国学术界第一本全面论述海军外交的学术著作，相较于国外从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的系统性研究，中国学术界对此议题的关注还明显不足，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中国海军在外交领域的潜力远未被完全发掘。
[89] 笔者此观点主要受下列几篇论文的启发，刘丰：《安全预期、经济收益与东亚安全秩序》，《当代亚太》2011年第3期，第6—25页；孙学峰：《东亚准无政府体系与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第32—47页；孙学峰：《寻求中国东亚政策的再平衡》，《东方早报》，2014年1月14日，第A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