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朝雅乐歌辞文体新变及其历史意味[1]

——以五帝歌为中心

李晓红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言：“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2]此中“争价一句之奇”“辞必穷力而追新”，指明南朝宋初以来诗歌创作中文辞求新求变的趋势。对此现象，近年来学界多有探讨，然而主要着眼在吴声西曲、五言四句等民间流行文体上，由此而认为文体新变主要是由武功起家、后由武转文的新兴文士所促成的。[3]这是当时文学发展的一个方面。但还应注意到，南朝时期传统诗文也出现了体式新变，且这种新变的引领者，主要是高门甲族子弟。这一方面的文体新变，往往蕴含深厚的学识，不少直接代表着某一时代的礼乐创制，并寄寓了创作者个人乃至其家世的文化诉求，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意味。南朝“祀五帝”歌辞的文体新变，即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下文拟以之为线索展开探讨。

一 谢庄《宋明堂歌》祀五帝歌辞“以数立言”之文体新变与其家世礼乐之学

南朝祀五帝歌辞的文体新变发端于谢庄（421—466）所造作《宋明堂歌》。沈约（441—513）《宋书·礼志》载：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四月诏“经始明堂”，“六年正月，南郊还，世祖亲奉明堂，祠祀五时之帝，以文皇帝配，是用郑玄议也”，[4]使谢庄造明堂歌辞，《宋书·乐志》著录全套歌辞并对各篇文体样式均有说明：

《迎神歌诗》。依汉郊祀迎神，三言，四句一转韵。

《登歌词》。旧四言。

《歌太祖文皇帝词》。依《周颂》体。

《歌青帝词》。三言，依木数。

《歌赤帝辞》。七言，依火数。

《歌黄帝辞》。五言，依土数。

《歌白帝辞》。九言，依金数。

《歌黑帝辞》。六言，依水数。

《送神歌辞》。汉郊祀送神，亦三言。[5]

这在《宋书·乐志》中很罕见，[6]凸显此套歌辞体式之独特：《迎、送神歌》依汉代郊祀迎、送神歌辞体式，《歌太祖文皇帝词》依《周颂》体，《登歌词》用“旧四言”，都是依循旧制；但祭祀五帝的歌辞却不言依旧制，转称依“水、火、木、金、土”数立言，且在“依金数”名义下运用了前人认为“声度阐诞，不协金石”、[7]“不入歌谣之章”[8]的九言体造作《歌白帝辞》：

百川如镜天地爽且明，云冲气举德盛在素精。

木叶初下洞庭始扬波，夜光彻地翻霜照悬河。

庶类收成岁功行欲宁，浃地奉渥罄宇承秋灵。[9]

对此体式创制现象，笔者曾在研究中国古代“以数立言”创作诗歌方式时进行过讨论，认为《宋明堂歌》“以数立言”创制祀五帝歌，乃是因应刘宋孝武帝朝明堂礼典需要、遵照郑玄注《周礼》“礼神者必象其类”祭祀礼仪规范积极改易汉郊祀五帝四言体式的结果；祀五帝歌辞所依五行数，并非直接取用《洪范》《月令》五行数，而是沿郑玄注经思路，分辨五行之生数、成数：《歌白帝辞》“取‘金数九’而舍‘金数四’”，采用九言体而非四言体，是因为“金数九”是成数，“金数四”是生数，依成数立言更切合白帝在秋、主“庶类收成”之“岁功”，更严格地体现了“礼神者必象其类”祭祀礼仪。[10]这里想进一步强调的是，此中采用既往“不入歌谣之章”的九言体造作《歌白帝辞》，蕴含着谢庄这一歌辞作者在礼乐文化创造上的独特心态。

从传统制礼作乐观念看，礼乐之创设，非为娱心意悦耳目，如《清廟》声浊而迟，非要妙之响，人所不爱，然因合于教化之需，遂得以在礼乐仪式中使用，甚至是一种必需，表现着礼“乐之隆”。[11]显然，礼乐歌辞并不忌讳“声度阐诞”。换言之，“声度阐诞”的九言体也可以用在乐歌中，运用得当的话甚至可收隆礼乐之效，谢庄运用九言体创作《歌白帝辞》，或即怀有此种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在谢庄之前的礼乐歌辞中，从未有通篇使用九言体者。与谢庄同时而稍早的颜延之（384—456）即称：“《柏梁》以来，继作非一，纂所至七言而已。九言不见者，将由声度阐诞，不协金石。”[12]史载颜延之“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章之美，冠绝当时”，[13]且曾为宋文帝朝作南郊雅乐登歌，熟悉乐歌创作。颜延之所言一方面说明九言歌诗之奇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对九言歌诗创作困难的体会。而谢庄却在颜延之提出九言“声度阐诞，不协金石”后即创制出九言《歌白帝辞》。这不免令人想起谢庄与颜延之的竞争。《南史·谢庄传》载：“孝建元年……孝武尝问颜延之曰：‘谢希逸《月赋》何如？’答曰：‘美则美矣；但庄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庄以延之答语语之，庄应声曰：‘延之作《秋胡诗》，始知“生为久离别，没为长不归”。’帝抚掌竟日。”[14]此中谢庄与颜延之在皇帝面前互相调侃攻讦，可见两人的竞争意识。这一由孝武帝挑起的竞争，表明作为高门甲族的陈郡谢氏文士在此期所受到的来自寒门文士之冲击。[15]宋孝武帝朝寒门得势，颜延之及其子侄颜竣政治地位的上升，[16]更强烈地刺激着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等甲族子弟。[17]谢庄在明堂礼典上成功运用颜延之以为不协金石的九言体歌诗，盖也有显示其家世文化优势的意图。[18]

退一步说，谢庄作《宋明堂歌》已在颜延之致仕后，[19]或未闻悉其写在家训性质的《庭诰》上之九言“不协金石”说。庄自年少即以“别宫商，识清浊”闻知于世，[20]其个人诗文创作甚为讲究音律美，[21]对九言体“声度阐诞”的音律弱点能够体会，其传世作品中未见有其他的九言作品，《歌白帝辞》也许只是被动应诏制辞而成。那么，由他来创制既往“不入歌谣之章”的九言体乐歌，也说明了谢庄被公认在处理九言歌诗与金石器乐的协和问题上具有超越时辈乃至前人的能力。从这一角度看，谢庄“以数立言”造作祭祀五帝歌辞、“依金数九”立言创作《歌白帝辞》，还与其家世陈郡谢氏的礼乐学养有关联。

在晋室南迁、江左草创之时，陈郡谢氏即对王朝礼乐多有创造性贡献。从谢庄的高祖辈谢尚（308—356）、谢安（320—385）[22]的行事中可见一斑。《晋书·谢尚传》称尚“善音乐，博综众艺”。[23]《宋书·乐志》载“庾亮为荆州，与谢尚共为朝廷修雅乐，亮寻薨。庾翼、桓温专事军旅，乐器在库，遂至朽坏焉。晋氏之乱也，乐人悉没戎虏，及胡亡，邺下乐人，颇有来者。谢尚时为尚书仆射，因之以具钟磬”。[24]《通典·乐志》称：“谢尚时镇寿阳，于是采拾乐人，以备太乐，并制石磬，雅乐始颇具。”[25]可见江左雅乐实为谢尚所创制。

谢尚重视礼乐且自身颇具音乐修养的特点，在谢安身上也能见到。《晋书·谢安传》载谢安“性好音乐”。[26]《宋书·乐志》载“太元中，破苻坚，又获其乐工杨蜀等，闲练旧乐，于是四箱金石始备焉”。[27]而破苻坚之前帅谢玄、谢琰皆谢安子侄，此战所获乐工与旧乐知识，“性好音乐”的谢安对此当有关注。不仅如此，谢安还有儒家经世之礼乐文化政治理想。[28]《晋书·王凝之妻谢氏传》载谢安尝问谢道韫“《毛诗》何句最佳，道韫称‘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安谓有雅人深致”。[29]此中谢安以为有“雅人深致”之句，出自《大雅·烝民》，郑玄笺曰：“穆，和也。吉甫作此工歌之诵，其调和人之性，如清风之养万物然。仲山甫述职，多所思而劳，故述其美以慰安其心。”[30]可见谢安对礼乐的政治功能之理解与认同。《世说新语·文学》还记载谢安自称《毛诗·大雅》“吁谟定命，远猷辰告”一句最佳，按郑玄注曰：“猷，图也，大谋定命，谓正月始和，布政于邦国都鄙。”[31]可见谢安所倾心之礼乐文化景观。《晋书·谢安传》载安辅政“时宫室毁坏，安欲缮之。尚书令王彪之等以外寇为谏，安不从，竟独决之，宫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体辰极，而役无劳怨”。[32]宫室是王朝布政的主要场所，谢安对修缮宫室之重视，与其倾心之“正月始和，布政于邦国都鄙”的礼乐文化实相呼应。此外，谢安所制作宫室，结构“仰模玄象，体合辰极”，“画花于梁上以表瑞”，“悬楣上刻木为龙虎左右对”，[33]又合于纬谶符瑞观念。合而观之，可见谢安对制礼作乐之用心及其对汉代旧学之汲取，其文化取向与相关的知识积累，不仅影响了东晋政治文化，而且奠定了陈郡谢氏之礼乐家学。

谢庄即是继承谢安之文化遗产，并据以为刘宋王朝制礼作乐。按谢庄父谢弘微，十岁过继为谢峻子。谢峻乃谢安之孙，谢琰之子。谢琰是与谢玄陷阵“破苻坚，获其乐工杨蜀”的淝水之战主帅之一。[34]《宋书·谢弘微传》载“弘微家素贫俭，而所继丰泰，唯受数书数卷，国吏数人而已”。[35]则谢安、谢琰之礼乐文化积累当随这“数千卷书”及“国吏数人”传至谢庄。谢庄著有《雅琴名录》《琴论》，[36]宋孝武帝朝议“郊庙宜设乐”，“使谢庄造郊庙舞乐、明堂诸乐歌辞”，[37]可见谢庄之礼乐学养为朝廷所认可。其“以金数九”立言、写成九言体《歌白帝辞》，固然是因应依“金成数九”立言更能“象”白帝之“类”的礼仪需要，也是其家世之礼乐取向及知识积累的结晶。

要之，谢庄与其家世陈郡谢氏强烈的制礼自觉和礼乐知识积累，是“以数立言”之祀五帝歌辞新文体出现的必要前提。“以数立言”造作的祭祀五帝歌辞，尽管是应宋孝武帝诏制，但并不是人们习惯所认为的“歌颂帝王功德，文辞板重枯燥”[38]之作。从前引《歌白帝辞》看，全篇虽运用“声度阐诞”的九言体，但却能在句句押韵、两句一转韵中展现出绮靡之声情，而且文辞堪称优美动人：如“木叶初下洞庭始扬波”一句脱胎自《九歌·湘君》“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化用楚人祭祀湘君之辞，不仅切合其祭祀秋灵白帝之题旨，更唤起歌辞与楚辞抒情传统的沟通，营造出诗情；“夜光彻地翻霜照悬河”一句以夜光下飞霜悬河之景写秋月之明，可见谢庄脍炙人口的《月赋》“工于写景”，对物色风景“具有明锐细致的感受”[39]之创作特色。其他各篇也都大致如此：既能从内容到形式都做到“礼神者”“象其类”，也具备魏晋以来所推崇的“诗赋欲丽”的体式艺术特质。这套乐府歌辞充分体现出谢庄在礼学和文学上的独到造诣，也代表了刘宋礼乐文化的新发展，很快在随后的南北朝文化圈中产生反响。

二 “以数立言”在雅乐歌辞中的传播

萧齐王朝礼乐虽经王俭新定，有意否定了部分刘宋旧制，如以刘宋明堂祭祀与郊祀共日为“未达祀天旅帝之旨”，改用“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瘗后土，后辛祀明堂”。[40]但其乐歌文体却无变更，祀五帝歌辞仍采用“以数立言”。《南齐书·乐志》载：“（齐）建元初，诏黄门郎谢超宗造明堂夕牲等辞，并采用庄辞。建武二年，雩祭明堂，谢朓造辞，一依谢庄。”[41]可见萧齐王朝的明堂、雩祭等礼典歌辞，是谢庄族人谢超宗、谢朓所制，皆依谢庄体。如谢朓《雩祭歌·白帝歌》：

帝悦于兑执矩固司藏。百川收潦精景应徂商。嘉树离披榆关命宾鸟。夜月如霜秋风方嫋嫋。商阴肃杀万宝咸亦遒。劳哉望岁场功冀可收。

右《歌白帝》，金成数九。[42]

同样是“以数立言”、运用九言体造作的歌辞，足见谢庄所创制五帝歌文体获得萧齐王朝的礼官，尤其是琅邪王俭之认同。

谢庄、谢超宗、谢朓接连为宋、齐王朝制作雅乐歌辞，确立了“以数立言”造作祭祀五帝歌辞的新礼仪。这套新礼仪，作为“南朝前半期之文物制度”[43]之一，在北魏孝文帝汉化追求中被引进北朝。《隋书·音乐志》载：

（北）齐神武霸迹肇创，……咸遵魏典。及文宣初禅，尚未改旧章。……其后将有创革，尚药典御祖珽自言，旧在洛下，晓知旧乐。上书曰：“……永熙中，录尚书长孙承业，共臣先人太常卿莹等，斟酌缮修，戎华兼采，至于钟律，焕然大备。……今之创制，请以为准。”珽因采魏安丰王延明及信都芳等所著乐说，而定正声。……武成之时，始定四郊、宗庙、三朝之乐。……《五郊迎气乐辞》，青帝降神，奏《高明乐》辞：“岁云献，谷风归……”赤帝降神，奏《高明乐》辞：“婺女司旦中吕宣。朱精御节离景延……”黄帝降神，奏《高明乐》辞：“居中匝五运，乘衡毕四时……”白帝降神，奏《高明乐》辞：“风叙露降驰景扬寒精。山川摇落平秩在西成……”黑帝降神，奏《高明乐》辞：“虹藏雉化告寒。冰壮地坼年殚……”[44]

从祖珽上书可知其为北齐王朝创制的雅乐，本自其父祖莹所修魏乐。《隋书·音乐志》载“孝文颇为诗歌，以勖在位，谣俗流传，布诸音律。大臣驰骋汉、魏，旁罗宋、齐，功成奋豫，代有制作”。[45]可见北魏孝文帝朝文士曾“旁罗宋、齐”雅乐知识。祖莹制作魏乐“斟酌缮修，戎华兼采”，借鉴了南朝的雅乐。祖莹与王肃（464—501）同时立朝，且得到王肃赏识。[46]王肃乃王俭族人，萧齐永明十一年（北魏太和十七年，493）由南奔北，熟习南朝前期礼乐，受北魏孝文帝重用，“朝仪国典咸自肃出”。[47]祖莹好学博物，盖旁从王肃处获悉宋齐礼乐信息。其子祖珽因得以传承“以数立言”的乐歌礼仪。《隋志》载祖珽所造《北齐五郊迎气乐辞》：青帝辞三言（依木数），赤帝辞七言（依火数），黄帝辞五言（依土数），白帝辞九言（依金数），黑帝辞六言（依水数），即与谢氏所造作祭祀五帝歌辞体式全同。[48]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北齐仪注即南朝前期文物之蜕嬗”，[49]此套歌辞可为一证。

依《周礼》立国的北周王朝，也采纳了“以数立言”造作乐府歌辞之制。由南入北的庾信（513—581）为北周造《周祀五帝歌》：[50]《青帝云门乐》三言、《赤帝云门乐》七言、《黄帝云门乐》五言、《黑帝云门乐》六言，皆同谢氏；唯《白帝云门乐》改用四言体，与谢氏《歌白帝》用九言体不同。此与庾信自身的文化背景有关，后文还将讨论。总之《周祀五帝歌》“以数立言”可信无疑。不仅如此，庾信为北周元正飨会大礼作《周五声调曲》，[51]也“以数立言”，且纯依《月令》五行数，如其中歌咏民德的《角调曲》二首依照“角属木”“木数八”立言，显然也是通过“以数立言”表现乐歌体式与歌咏对象对应的礼仪。[52]

耐人寻味的是，直接承袭宋、齐国祚的萧梁王朝，其雅乐歌辞却未“以数立言”。当然，从庾信这位出身萧梁的文士入北后即能“以数立言”造作周雅乐歌辞来看，梁代文士对于“以数立言”的制辞方式并不陌生。故而可以说，谢庄所创制的“以数立言”之五帝歌辞文体，在随后的南北各朝都是存在反响的。

三 从“以数立言”制辞方式的传播看南朝前后期的士族文化

至此，我们想追问的是，直接承袭宋、齐国祚的萧梁王朝，在其雅乐歌辞中为何未“以数立言”？《隋书·音乐志》载萧梁武帝“思弘古乐，自制定礼乐”，“辞并沈约所制”，[53]今存祭祀五帝的《梁明堂登歌》[54]即复归汉代四言旧制，如《歌青帝辞》曰：

帝居在震，龙德司春。开元布泽，含和尚仁。群居既散，岁云阳止。饬农分地，民粒惟始。雕梁绣栱，丹楹玉墀。灵威以降，百福来绥。

《歌白帝辞》曰：

神在秋方，帝居西皓。允兹金德，裁成万宝。鸿来雀化，参见火斜。幕无玄鸟，菊有黄华。载列笙磬，式陈彝俎。灵罔常怀，惟德是与。

与宋齐祭祀五帝歌辞之“以数立言”全不相侔。这套歌辞，从运用四言旧制的角度看，可谓复古。但从与宋齐制度之比较看，则堪称新变，已是梁代礼乐文化的又一次“复古与创新”。不过，这次“复古与创新”是以扬弃宋齐旧制为基础的。更具体地说，是以废弃谢庄、谢超宗、谢朓等陈郡谢氏子弟所确立“以数立言”造作祭祀五帝歌辞的新礼仪为基础的。

而在礼乐文化之外的一般创作中，梁代文士对于谢庄、谢朓等“以数立言”所创制的歌诗却不乏兴趣。宋张耒言“尝读《沈休文集》中有九言诗。”[55]盖是沿用谢庄所创九言体《歇白帝辞》，创作九言诗。梁简文帝萧纲《玄圃纳凉诗》“夜月似秋霜”一句，则是化自谢朓《歌白帝》“夜月如霜秋风方嫋嫋”。沈约、萧纲对这套歌诗文学体式与丽辞之接纳，与其时王朝礼乐对于这套歌诗文体之排斥，形成鲜明对比。这反映出萧梁高门甲族与新兴文士在文学审美上的趋同和在礼乐文化上的标异。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凡两晋、南北朝之士族盛门，“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56]可以说，此期礼乐家学仍是士族“标异于其他诸姓”、树立家世文化士族身份之重要考量。萧梁王朝雅乐歌辞对于“以数立言”五帝歌辞文体之废弃，反映出新兴士族欲与此前高门甲族所创制礼乐文化相标异之用心。

事实上，尽管“以数立言”制辞方式在南北各朝都存在反响，但传播样态存在明显的差异：第一，萧齐雅乐歌辞，由谢庄族人谢超宗、谢朓所制，“以数立言”并“一依谢庄”；第二，北齐王朝雅乐歌辞，接纳北魏所传承自宋、齐礼乐，也“以数立言”并“一依谢庄”；第三，萧梁王朝礼乐歌辞完全摒弃“以数立言”；第四，以《周礼》立国的北周王朝礼乐歌辞“以数立言”，但由萧梁入北的庾信所创制，并未“一依谢庄”。这种差异，也可从礼乐创制者的不同身份出发加以分析。

虽然萧齐礼乐已对刘宋旧制加以变革，但其礼乐制定者主要是出身高门甲族的琅邪王俭，其乐歌的主要造作者是谢庄族人谢超宗、谢朓。二谢所制歌辞文体“一依谢庄”，表明谢庄所创制五帝歌辞文体，作为陈郡谢氏的一种家学，已被族人奉为家世之礼仪独创与专长，得到继承发扬。这套歌辞文体继续应用在萧齐王朝礼典上，反映出陈郡谢氏在其时王朝制礼作乐上仍享有权威地位。当然，从出身萧齐王室、撰写《南齐书》的萧子显“未详以数立言为何据也”[57]来看，则萧齐王室对于谢庄、谢朓等分别五行生数、成数并依之造作祀五帝歌之礼仪内涵似不甚了然。可以说萧齐王朝采用“以数立言”作五帝歌，既是陈郡谢氏子弟维护家世礼乐文化地位的反映，也是萧齐王室自身未能主宰礼乐而由琅邪王氏和陈郡谢氏所主持的结果。北齐对这套乐歌的原样传承，与北魏王朝对南朝前期礼乐的吸纳有直接关系，仍可视为陈郡谢氏与琅邪王氏这样的高门甲族所制定宋齐礼乐文化之余波。

入梁之后，礼乐的创制者萧衍、沈约，乃至为北周制作乐歌的庾信，均为不同于王谢甲族之新兴文士。梁武帝萧衍“思弘古乐，自制定礼乐”，扬弃从谢庄以来宋齐两朝相承使用的“以数立言”五帝歌辞文体，启用沈约造作四言体祭祀五帝歌辞；至庾信入北周后，虽因应当朝立国之需采用“以数立言”，却未“一依谢庄”，反映了梁代新兴士族所代表礼乐文化与宋齐高门甲族所主持礼乐文化之明确分野。

四 南朝士族制礼作乐之心态

梁代雅乐歌辞对“以数立言”的废弃，深层原因还可从南朝后期新兴士族对王朝礼乐话语权的掌控来加以分析。自西汉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制礼作乐传统也日益为王朝士大夫所取范。《史记·太史公自序》载汉武帝始建汉家之封时，司马谈不得与，“发愤且卒”。遗言曰：“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58]可见“修旧起废”王朝礼乐几乎是汉以来学者的终极追求。

在表面上看来儒学式微的六朝时代，士人心中依旧存有浓厚的制礼作乐情结。制礼作乐仍被视为士人乃至王朝的文化创造力之表征。陈郡谢氏累世致力于“修旧起废”王朝礼乐，正表明此乃士族所重视的家世功业。《南齐书·张融传》载融永明中为《门律自序》曰：“丈夫当删《诗》《书》，制礼乐，何至因循寄人篱下。”[59]为文不满足于因循前人轨范、受制于成规的张融，也以“删《诗》《书》，制礼乐”表达其新变文体、自立规矩之创作追求，可见“删《诗》《书》，制礼乐”的儒家传统在当时士人心中之地位。梁武帝萧衍在立国后即“自制定礼乐”。庾信《哀江南赋》回忆梁代称“五十年中，江表无事。……天子方删诗书、定礼乐，设重云之讲，开士林之学”。[60]可以说其时从士人到朝廷，从旧族高门到新兴门第，都对“删诗书、制（定）礼乐”怀有强烈追求。清人沈垚曾指出：“六朝人礼学极精，唐以前士大夫重门阀，虽异于古之宗法，然与古不相远，史传中所载多礼家精粹之言。”[61]这与其时士人普遍以“丈夫当删《诗》《书》，制礼乐”之情结不无关联。因此南朝初期谢氏子弟虽然在武人政权中屡遭打击，[62]但仍以其礼乐学养，占据文化上的优势地位。如刘裕在杀害依附其政敌刘毅的谢混（谢安之孙）后，“登坛日恨不得谢益寿奉玺绂……使后生不得见其风流”，[63]结果仍以谢安的另一个孙子谢澹“持节奉册禅宋”。[64]可见初由武功起家、文化水平不高的统治者也倾慕陈郡谢氏的文化威仪，而谢氏子弟也正是通过职掌“奉玺绂”等礼典来表现与维护其文化上的尊崇地位。[65]继承谢安文化遗产的谢庄为宋孝武帝朝造郊庙舞乐、明堂诸乐歌辞，“以数立言”，用“不协金石”的九言体作《歌白帝辞》，可谓谢庄这样的高门甲族子弟在南朝武人政权下努力通过制礼作乐维护其家世文化地位的姿态。[66]

而从刘裕开始，以军功显达的南朝统治者“颇慕时流”的心态，使他们颇注意文化上的士族化，[67]也努力在学习中尝试建立自身的文化品位。如《南齐书·武陵昭王曅传》载“曅刚颖俊出，工弈棋，与诸王共作短句，诗学谢灵运体，以呈上，报曰：‘见汝二十字，诸儿作中最为优者。但康乐放荡，作体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颜延之抑其次也’”，[68]此中齐高帝萧道成提出作诗当学潘、陆或颜延之，以谢灵运为不足取，即与刘宋时期鲍照、汤惠休以谢灵运优于颜延之的判断有别。[69]此外《南齐书·高帝本纪》载萧道成当面与王僧虔比书法，《南齐书·文惠太子传》载萧长懋亲临国学与王俭论礼学，也无不表明萧齐统治者对王谢那样的高门甲族所专擅之文化领域充满竞争意识。[70]虽然谢超宗、谢朓为萧齐作雅乐歌辞“一依谢庄”并坚持以九言造《歌白帝辞》，有继续维护家世礼乐文化优势之用心，但由武功转文的新兴文化阶层崛起势不可挡。至梁代，与齐高帝同出身兰陵萧氏的梁武帝已具礼乐文化自信。在萧梁王朝政权稳定之后，梁武帝“思弘古乐，自制定礼乐”，即启用沈约造四言体祭祀五帝歌辞，完全排斥作为陈郡谢氏礼乐独创的“以数立言”歌辞体式，此是南朝后期军功起家统治者争夺制礼作乐话语权的主动选择。

由萧衍、沈约创制的区别此前王、谢所制的梁代礼乐，说明了新兴士族已取得既往为高门甲族所独擅甚至把持着的王朝礼乐话语权。[71]梁大同二年（536），萧子云（487—549）为国子祭酒，又提出梁初沈约所撰郊庙乐章不当，以“大梁革服，偃武修文，制礼作乐，义高三正。而约撰歌辞，惟浸称圣德之美，了不序皇朝制作事。《雅》《颂》前例，于体为违”。于是萧子云改撰，“伏以圣旨所定乐论钟律纬绪，文思深微，命世一出，方悬日月，不刊之典，礼乐之教，致治所成。谨一二采缀，各随事显义，以明制作之美。覃思累日，今始克就，谨以上呈”。[72]梁武帝萧衍敕并施用。雅乐歌辞也为兰陵萧氏子弟所制。从萧衍至萧子云，完全树立起兰陵萧氏“删《诗》《书》，制礼乐”之家世文化威仪。出身萧梁的庾信在入北周后，遵照王朝以《周礼》立国的需要，采用遵照《周礼》“礼神者必像其类”原则所创设的“以数立言”制辞方式，但始终未“一依谢庄”，也反映了梁代新兴文士对于旧族陈郡谢氏所创制的礼乐传统，刻意地保持着距离。

要之，梁武帝萧衍、沈约主宰梁代雅乐，庾信创制的北周雅乐歌辞，表明新兴士族在礼乐文化上的崛起，他们有意识地回避陈郡谢氏这样的南朝前期高门甲族对当代之影响，塑造了南朝后期的礼乐文化新貌。梁代不仅未见陈郡谢氏子弟参与雅乐歌辞的创制，而且对陈郡谢氏所创制的“以数立言”五帝歌辞文体也完全废弃，反映出陈郡谢氏在礼乐文化方面影响力之衰落。南朝前后期五帝歌辞文体之变迁，是其时高门甲族与新兴文士文化地位变迁的一种历史表征。

五 结语

谢庄《宋明堂歌》运用“以数立言”方式造作“祀五帝”歌辞，尤其采用了既往“不入歌谣之章”的九言体作《歌白帝辞》，形成一套不同于汉郊祀五帝歌辞四言旧制的乐府新文体，反映出陈郡谢氏礼乐学养及谢庄独特的礼乐文化创造心态。

此后“祀五帝”歌新体式及其所运用的“以数立言”制辞方式在南北朝前后期形成不同传播样态：南齐谢超宗造《齐明堂歌》、谢朓造《雩祭歌》，北朝祖珽造《北齐五郊迎气乐辞》皆“一依谢庄”。而继承宋齐政权的梁代，由萧衍、沈约所主持的雅乐歌辞却完全摒弃谢庄新体；由萧梁入北周的庾信造《周祀五帝歌》《周五声调曲》，虽沿用谢庄“以数立言”的思路，所依之五行数却未“一依谢庄”，表现出梁代雅乐文化与宋齐的分野。这种现象反映出南朝士人普遍怀有的“删诗书、制礼乐”情结，由是造成“以数立言”五帝歌文体之存废，见证着南朝前、后期高门甲族与新兴文士地位的变化。

但总的来说，从南朝前期谢庄《宋明堂歌》运用“以数立言”制辞方式变革四言体祭祀五帝歌辞旧制；到南朝后期沈约《梁明堂登歌》复用四言旧制以摒弃前朝所沿用的谢庄新体；再到庾信运用与谢庄不尽相同的五行数制作北周雅乐歌辞，形成新的雅乐歌辞文体，可见文体变革是此期雅乐发展史的主调。换言之，由谢庄、谢朓这样的高门甲族子弟，在明堂礼这样传统的王朝大典上揭开的雅乐歌辞新变之风，贯穿了整个南朝时代。

在谢庄五帝歌辞文体的传播接受过程中，我们看到，谢庄、谢朓这样的高门甲族子弟在依五行“金数九”立言的名义下，采用既往不入歌谣之章的九言体创作乐歌，促成九言诗这样的新诗歌体式之创作勃兴。[73]从这套歌诗对沈约、萧纲等人平日诗歌创作之影响中，我们看到新兴士族与旧高门甲族在礼乐大防之外的一般文化领域审美取向的靠拢。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南朝的文体新变，是从传统诗文体式新变上开启的，并因旧高门甲族与新兴士族一般文化取向的逐渐趋同而引领了整个南朝文化的走势。[74]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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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青年基金项目“南北朝文体新变的知识背景研究”（12YJC75104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10&ZD10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文体新变与南朝学风”（20100480833）的阶段性成果。

[2] （南朝梁）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208页。

[3] 如曹道衡《南朝政局与“吴声歌”、“西曲歌”的兴盛》（《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2期）、徐国荣《晋宋寒人的崛起和文学的关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傅刚《南朝社会的变化与艳体诗风的形成》［〔日〕《六朝学术学会报》第7集，2006年3月］、王莉《论南朝社会思潮与宫体诗的产生》［《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及拙稿《柏梁诗与七言诗——齐梁文人的选择》［〔日〕《中国文学研究》第35期，2009年12月］等皆持此论。

[4] （南朝梁）沈约：《宋书》卷16，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第434页。

[5] 《宋书》卷20，第569—571页。

[6] 《宋书·乐志》所录郊庙歌辞仅此一组有体式说明。其他歌辞也仅缪袭《魏鼓吹曲十二篇》、韦昭《吴鼓吹曲十二篇》二组有体式说明。

[7] （南朝宋）颜延之：《庭诰》，《太平御览》卷586，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第2639—2640页。

[8] （晋）挚虞：《文章流别论》，《太平御览》卷586，第2639页。

[9] 《宋书》卷20，第570页。按点校本原断为四五杂言体，此据其体式说明“《歌白帝辞》。九言，依金数”改断为九言体。孙尚勇《九言诗考》［《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对此歌用九言体有详论。

[10] 详见拙稿《“以数立言”与九言诗之兴——谢庄〈宋明堂歌〉宋文体新变考论》，《中山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11] 详见（清）孙希旦《礼记集解》卷37《乐记》，中华书局，1989，第982页。

[12] 《太平御览》卷586，第2639—2640页。

[13] 《宋书》卷73，第1891页。

[14] （唐）李延寿：《南史》卷20，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554页。

[15] 《南史·颜延之传》载“延之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辞采齐名，……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南史》卷34，第881页）。此中颜延之主动与谢灵运比优劣，可视为出身寒门的颜延之对于谢灵运这样的高门甲族子弟文化地位的不服气。孝武帝盖也循此而挑起颜延之与谢庄的比较。

[16] 详见何德章《魏晋南北朝史丛稿·宋孝武帝上台与南朝寒人之得势》，商务印书馆，2010，第41—52页。

[17] 《宋书·颜竣传》载谢庄与颜竣相继任吏部尚书，“竣容貌严毅。庄风姿甚美，宾客喧诉，常欢笑答之，时人为之语曰：颜竣嗔而与人官，谢庄笑而不与人官”；又载“王僧达被诛，谓为竣所谗构，临死陈竣前后忿怼，每恨言不见从”。此也可见王谢子弟与颜竣的不同风度及竞争。

[18] 钟嵘《诗品下·序》载齐王融言：“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唯颜宪子论文，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见钟嵘著、曹旭笺注《诗品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第206页。此中颜宪子即颜延之。王融以颜延之对诗文音律之见解为大谬，而以谢庄及谢朓之舅公范晔（谢朓祖母为范晔之姐，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自言“性别宫商，识清浊”）为仅见的有识音律者。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王谢高门对其家世诗文声律修养之自信及他们与颜延之在文学上的竞争。

[19] 颜延之元嘉三十年（453）致仕，详见缪钺《颜延之年谱》，《缪钺全集》第1卷（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第480页。谢庄祀五帝歌辞作年在孝建二年（455）后，详见前揭拙稿《“以数立言”与九言诗之兴——谢庄〈宋明堂歌〉文体新变考论》。

[20] 范晔、王融、钟嵘皆曾嘉许之。详见王运熙《谢庄作品简论》，《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21] 详见徐明英、熊红菊《谢庄诗歌律化初探》，《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22] 有关陈郡谢氏世系，详见陈直《摹庐丛著七种》之《南北朝王谢元氏世系表·谢氏》，齐鲁书社，1981，第538—544页。

[23]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79，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2069页。

[24] 《宋书》卷19，第540页。

[25] （唐）杜佑：《通典》卷141，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本，第3599页。

[26] 《晋书》卷79，第2075页。

[27] 《宋书》卷19，第540页。

[28] 缪钺先生《清谈与魏晋政治》一文曾指出：“魏晋以来对于政治之新理想，在能融合儒道，以道家旷远之怀，建儒家经世之业，此理想至谢安而实现。”见《缪钺全集》第1卷（上），第147页。

[29] 《晋书》卷96，第2616页。

[30] （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18，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695页中栏。

[31] （南朝宋）刘义庆撰、（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卷上之下，中华书局，2007，第278页。

[32] 《晋书》卷79，第2074页。

[33] 详见（唐）许嵩《建康实录》卷9“烈宗孝武皇帝·（太元）三年（378）春正月”条，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第265—266页。

[34] 详见《晋书》卷79《谢安传附子琰传》，第2077～2078页。

[35] 《宋书》卷58，第1590页。

[36] 仲秋融《谢庄诗文研究》附录（杭州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辑其残篇。

[37] 《通典》卷141“历代沿革上”，第3600页。

[38] 王运熙：《谢庄作品简论》，《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第37页。

[39] 王运熙：《谢庄作品简论》，《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第37页。

[40] （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9《礼志》，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125页。

[41] 《南齐书》卷11《乐志》，第172页。

[42] 《南齐书》卷11《乐志》，第177页。原点校本断为四五杂言，今依谢庄例改断为九言。

[43] 参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联书店，2004，第3—16页。

[44] （唐）魏征等：《隋书》卷14，中华书局1973年点校本，第313—318页。按《白帝高明乐》辞原点校本断为四五杂言，今依谢庄例改断为九言。

[45] 《隋书》卷13，第286—287页。

[46] 详见（北齐）魏收《魏书》卷82《祖莹传》，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1799页。

[47]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4—16页。《陈书·徐陵传》《南史·徐摛传附子陵传》并载对徐陵魏收言“昔王肃至此，为魏始制礼仪”“收大惭”可为佐证。

[48] （明）梅鼎祚《古乐苑》卷3录北齐《五郊乐歌》题注称“此五歌亦如宋谢庄用五行数”（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9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37页），是。

[49]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3页。

[50] 歌辞见（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4，中华书局，1979，第48～50页。

[51] 歌辞见《乐府诗集》卷15，第211—216页。

[52] 《周书·武帝纪上》载保定三年（563）二月辛酉诏曰：“……自顷朝廷权舆，事多仓卒，乖和爽序，违失先志。致风雨愆时，疾厉屡起，嘉生不遂，万物不长，朕甚伤之。自今举大事、行大政，非军机急速，皆宜依月令，以顺天心。”令狐德棻等：《周书》卷5，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第68页。《周五声调曲》纯依月令数，盖与此诏有关。此外，庾信依“木数八”立言创制的八言体《角调曲》在诗体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详见拙文《论八言诗及其相关问题》，《学术研究》2009年第9期。

[53] 《隋书》卷13，第293页。

[54] 歌辞见《乐府诗集》卷3，第34—35页。

[55] （宋）张耒：《明道杂志》，中华书局，1985，第5页。

[56] 陈寅恪撰、唐振常导读《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69页。

[57] 《南齐书》卷11《乐志》，第172页。

[58] （汉）司马迁：《史记》卷130，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第3295页。

[59] 《南齐书》卷41，第729页。

[60] （北周）庾信撰，（清）倪璠注、许逸民校点《庾子山集注》，中华书局，1980，第111—113页。梁武帝的礼乐创设，在冕服制度上有直接反映，详见阎步克《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第七章第三节“梁武帝使用大裘冕和服章用郑玄”，中华书局，2009，第264—273页。

[61] （清）沈垚：《落帆楼文集》卷8《与张渊甫书》，《续修四库全书》第152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463页。

[62] 谢安之孙谢混在刘裕与刘毅的夺权斗争中，站在接近士族阶层的刘毅一方，随着刘毅失败而见杀于刘裕。谢安之兄谢据之曾孙谢晦，因参与杀害庐陵王刘义真、宋少帝刘义符，元嘉初被宋文帝所诛。谢安之兄谢奕曾孙、谢玄之孙谢灵运又在元嘉十年被诬造反见杀。

[63] 《晋书》卷79《谢混传》，第2075页。

[64] 《晋书》卷79《谢安传》，第2077页。

[65] 《旧唐书·袁朗传附孙谊传》载谊曰：“门户须历代人贤，名节风教，为衣冠顾瞩，始可称举。”〔（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90，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4986页〕即南朝时人对高门甲族“历代人贤，名节风教”认同心理之余响。

[66] 孝武帝本人重用寒人恩幸，不甚看重高门士族。何德章《魏晋南北朝史丛稿·读〈南齐书·王融传〉论南朝时期的琅邪王氏》一文有所阐述，可参。

[67] 王永平：《论宋武帝刘裕之文化素养及其文化倾向》，《史学月刊》2009年第2期。

[68] 《南齐书》卷35，第625页。

[69] 钟嵘《诗品》“宋光禄大夫颜延之诗”条载“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缕金。’颜终身病之”。《南史·颜延之传》载“延之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辞采齐名，……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皆是以谢灵运为优。

[70] 南齐永明年间政坛文坛上，分别代表高门和寒士的王俭与萧子良集团存在着一种对立关系。详见汪春泓《论王俭与萧子良集团的对峙对齐梁文学发展之影响》，《文学遗产》2006年第3期。

[71] 《梁书·王峻传》载出身琅邪王氏的王峻子王琮“为国子生，尚始兴王女繁昌县主，不慧，为学生所嗤，遂离婚。峻谢王，王曰：‘此自上意，仆极不愿如此。’峻曰：‘臣太祖是谢仁祖外孙，亦不藉殿下姻媾为门户。’”可见王谢子弟与兰陵萧氏之扞格。

[72] （唐）姚思廉：《梁书》卷35《萧子恪传附子显弟子云传》，中华书局1973年点校本，第514—515页。

[73] 详见拙稿《“以数立言”与九言诗之兴——谢庄〈宋明堂歌〉文体新变考论》。

[74] 如永明体新诗，由出身琅邪王氏的王融“创其首”，而由谢脁与新兴士族沈约扬其波；流行于民间的五言四句体小诗，先有武功起家的刘宋诸王喜好，终由谢朓《玉阶怨》等杰作促成其文人绝句化。这些现象笔者将在博士后出站报告《文体新变与南朝学风》中展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