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筵”异说七种

邹贺

宋朝经筵制度是专门的皇帝教育制度。曩昔着力于此者建树良多，然而某些结论似乎并非不刊之言，如宋朝经筵官的创设时间是在宋太祖时期，翰林侍读、天章阁侍读都是宋朝经筵官等。今笔者不揣冒昧，斗胆献一己之论，诚惶诚恐，俟方家批评指正。

一 宋朝经筵官的创设

如果按学界以往观点，宋代的经筵官职设置最早可上溯至“宋太祖开宝八年始以崇政殿讲书命官”。[1]翻检《文献通考》可知，此说或源于马端临，而马端临的依据又出自南宋吴曾。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有言：“然予按《傅简公嘉话》云：‘太祖少亲戎事，性好艺文。即位未几，召山人郭无为于崇政殿讲书。至今讲官所领阶衔犹曰崇政殿说书云。’据傅简公所言，则崇政殿说书，不始于仁宗景祐元年矣。岂中尝罢之，而至是再建耶？”[2]细读原文可知此处实乃吴曾的误读，原文“崇政殿讲书”前尚有一“于”字，从语法角度也可以分析出，“崇政殿”做介词“于”的宾语，“讲书”是宾语补足语，不可能是名词性词组。《傅简公嘉话》的原意应该是：召郭无为在崇政殿讲《尚书》。

这样的话，宋朝经筵官出现的时间，还是以咸平二年（999）七月宋真宗首次任命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为最早。稍后，宋真宗又任命了侍读、侍讲。[3]宋仁宗在景祐元年（1034）增设崇政殿说书，此或比拟国子监说书而设，景祐四年（1037）再增设天章阁侍讲。案岳珂《愧郯录》载：“天章阁侍讲既不再置”，[4]但何时罢去，史无详文。《石林燕语》认为宋仁宗以后就不再置。然而，目前可考英、神、哲三朝未废此官。宋神宗元丰改制去学士之号，设侍讲、侍读、崇政殿说书。宋哲宗在元祐七年（1092）复学士之号，元符元年（1098）再去之。

二 宋朝“翰林侍读”不是经筵官

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著作佐郎吕文仲受命担任翰林侍读。问题随之而来，为什么偏偏是在太平兴国八年？不是七年或九年？当然历史的大背景无外乎国家初安，太宗皇帝一心倡导文教等，但这样的答案并不具有针对性。依笔者愚见，著作佐郎吕文仲除授翰林侍读一个历史事件的直接诱因，在于《太平总类》（即《太平御览》的原名）的编撰呈上。“（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庚辰，诏：‘史馆所修《太平总类》一千卷，宜令日进三卷，朕当亲览焉，自十二月一日为始。’”[5]所以，宋太宗想要系统地阅读《太平总类》，因此拜授吕文仲为翰林侍读，这就是翰林侍读一职出现的直接原因。

翰林侍读的出现有些突兀，并不见于前代，其性质与一般经筵官完全不同，故而不能算作经筵官。关于这一点，笔者与前辈学者意见相左。就其性质来看，“寓直御书院，与侍书王著更宿，而书学葛湍亦直禁中”，[6]侍书即翰林侍书，差遣名，隶属于翰林御书院。案翰林侍读与之并列，则可反推知翰林侍读也是差遣，而非官。在宋代，翰林御书院隶属翰林院，归入内侍省管辖。[7]宋代的翰林院是为皇帝服务的机构，已非关乎治国安邦的正经事业。《宋会要辑稿》引《两朝国史志》载：“掌天文御书，供奉图画奕棋琴阮之事，以执授事上。”[8]意即教皇帝画画、下棋、弹琴等，都是陶冶情操之类的休闲性质的活动。而翰林御书院的职责是“掌御制御书，及供奉笔劄图籍之事”，[9]也就是负责教皇帝练习书法。宋代翰林侍读、翰林侍书的职能可以类比唐时的翰林待诏，用不恰当的比喻讲也就是皇帝的“清客”。

由此可见，宋太宗的用意，并没有把吕文仲当作老师对待，从官职设置上看，翰林侍读就是个待诏而已。想当初，李白便做过唐玄宗的翰林待诏，古往今来，可从来没有人把李白当作唐玄宗的老师，那么如何能把宋代的翰林侍读看成宋代皇帝的老师呢？翰林侍读不担负教育皇帝的意义，这一点决定了翰林侍读与其他典型经筵官最根本的不同。

再者，翰林侍读是“差遣”，而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以及侍读、侍讲等典型经筵官，都是“官”。

最后，翰林侍读没有参与经筵。在宋真宗到宋仁宗时期的经筵制度建设、完善的过程中，都没有设计过翰林侍读，这说明在当时的观念里，翰林侍读本来就不属于经筵的范畴。

综上，翰林侍读不该被误划入经筵官的序列。当然，从职责、名字看，它们是何其相近。不过正因为如此，更应该细分：宋朝翰林侍读讲解的是碑刻、类书，并不是经筵的经史二部；翰林侍读名字中不带学士，与宋代一众翰林学士就没有瓜葛，毕竟它隶属的是翰林院。

因为翰林御书院的地位作用无关轻重，因此宋代皇帝可以随意裁并、复建，这全凭皇帝个人的兴趣意愿。大致情况如下：宋仁宗时撤销，“嘉祐五年正月，诏省御书院，并翰林图画院”；[10]宋神宗时恢复，“熙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以明州鄞县草茅王珦为御书院祗候”；[11]宋高宗建炎三年罢弃、绍兴十六年又恢复，“绍兴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诏：‘御书院建炎三年罢，可依祖宗法度且依旧隶翰林院’”，[12]绍兴三十年再罢，“绍兴三十年正月十七日诏：‘御书院可罢’”。[13]正是由于宋代裁撤翰林御书院如此频繁，翰林侍读的设置、职能也就不被人所熟知，所以当时人就容易把翰林侍读和翰林侍读学士混淆，比如元修《宋史》的行文就犯了这样的错误：“资政、端明、翰林侍读（小字注：元祐复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绍圣中，罢）。”[14]按句义分析，此处的翰林侍读当作翰林侍读学士，也就是《宋史》作者犯了误将翰林侍读当作翰林侍读学士的简称的错误。

三 崇宁年间崇政殿说书为蔡崈

事见于北宋末年吕希哲著《家塾广记》，其云：“崇宁中，初除说书二人皆以隐逸起，蔡宗、吕瓘仍遂其性，诏以士服，随班朝谒入侍。”[15]同样是北宋末年成书的《铁围山丛谈》，其记载是：“崇政殿说书，祖宗时有之。崇宁中初除二人，皆以隐逸起。蔡宝者，以嫡子能让其官与庶兄而不出，用其学行修饬召。吕瓘者，亦以高节文学有盛名，隐居弗仕，数召不起，始起，仍遂其性，迺诏以方士服随班朝谒。入侍经筵焉。亦熙朝之盛举也。”[16]又出来一个“蔡宝”。此外，还有王明清的一段文字：“本朝以来，以遗逸起达者，惟种明逸、常夷甫二人而已。徽宗朝，王易简、蔡崈、吕注自布衣拜崇政殿说书，然荐绅间多不与之也。”[17]王应麟的《玉海》与之相同。[18]那么到底应该是“蔡宗”、“蔡宝”还是“蔡崈”？

案蔡崈、吕注乃是正解，《宋史·蔡京传附蔡崈传》载有此二人尤其是蔡崈的行迹本末：

崈者，京族子也。性矫妄，善谈鬼神事。当承门荫，固推与庶兄，宗族称为贤。崇宁初，京党以学行修饬闻诸朝，与泉州布衣吕注皆着道士服。召入谒，累官拜给事中兼侍读。京去位，为言者所攻，以显谟阁待制提举崇福宫。言者复论其不学无文，结豪民，规厚利，持道家吐纳之说以为论思，侍立集英瞑目自若为不恭，遂夺职。陈正彚上京变事，置狱京师，具陈在杭州时，日闻崈盛言京有后福，狱上，诏削其籍。京复相，徽宗戒毋得用崈，但复集英殿修撰，旋还待制，提点洞霄宫。宣和中，卒。[19]

可以得出结论，宋徽宗崇宁年间以布衣除崇政殿说书者，为蔡崈、吕注二人。至此，总算又了结了一段宋代经筵制度研究中的公案。也捎带订正了中华书局整理本《铁围山丛谈》中关于“蔡宝”一处的失校。

四 “天章阁侍读”乃误载

案章如愚所撰《群书考索》一书引《职官分纪》指出，崇政殿说书曾在景祐四年（1037）改称“天章阁侍读”，到庆历二年（1042）再改回原名。[20]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职官分纪》，此段记载写作“天章阁侍讲”。[21]那么究竟是该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职官分纪》为准，还是《群书考索》一书保存了《职官分纪》原文？目前已知的是天章阁侍讲肯定存在。因此仍有两个搅在一起的问题需要解决：第一，天章阁侍读与天章阁侍讲的关系；第二，崇政殿说书与天章阁侍读或天章阁侍讲的关系。要解决以上疑问，其一，要考证天章阁侍读的除授情况；其二，大致在景祐四年到庆历二年间，天章阁侍讲与天章阁侍读是否并行。

先来看天章阁侍读。据笔者考证，可以信据的《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汇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等书中，难觅“天章阁侍读”的踪迹。翻阅宋、元人所著类书、笔记和文集，被记载担任过天章阁侍读的有胡瑗、贾昌朝、林瑀、王洙共四人。下面依次考察其任官情况。

首先是胡瑗。《隆平集》所载：“嘉祐初，（胡瑗）为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读。”[22]考《宋史·胡瑗传》《续资治通鉴长编》等皆作天章阁侍讲。又王珪撰有《国子监直讲胡瑗可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制》。[23]此外，在嘉祐元年，欧阳修曾上奏章请求胡瑗留任太学，其文称：“右臣伏见新除国子监直讲胡瑗充天章阁侍讲，有以见圣恩奖崇儒学、褒劝经术之臣也。”[24]故似可做出结论，《隆平集》记载胡瑗授天章阁侍读事，不可信。

其次是贾昌朝。彭百川撰《太平治迹统类》言：“（景祐）四年三月甲戌朔以崇政殿说书、司封员外郎、直集贤院贾昌朝……兼天章阁侍读……天章阁置侍读始此。”[25]又有王珪撰《贾昌朝墓志铭》载：“景祐元年，（贾昌朝）擢崇政殿说书，俄加直集贤院，判尚书礼部……三年秋……再迁司封员外郎、天章阁侍读、判太府寺，为史馆修撰。”[26]考《宋史·贾昌朝传》《续资治通鉴长编》亦作天章阁侍讲。再考与贾昌朝同时代的宋祁，写有《授待制举贾昌朝自代状》一文，其中提到：“窃见司封员外郎、天章阁侍讲贾昌朝，学优文敏、操履坚正。”[27]稍后南宋孝宗淳熙二年八月一日，周必大曾写道：“谨按仁宗宝元二年，因天章阁侍讲贾昌朝上书乞罢省不急之用。”[28]再有南宋吴泳撰《陈公益授兼侍讲制》：“昔贾昌朝于景祐元年说书崇政，四年侍讲天章阁，盖以其诵说明白耳。”[29]贾昌朝做过宰相，史书、文集多有记述。虽然王珪撰写的是《贾昌朝墓志铭》，但比起奏章、制词来，可信度还是要稍减几分。而且王珪的文章前后矛盾，他在总结贾昌朝的仕官履历时又写道：“其历崇政殿说书、天章阁侍讲、观文殿大学士，皆仁宗为公特异之。”[30]就是说崇政殿说书、天章阁侍讲和观文殿大学士都是宋仁宗为贾昌朝特别设置的官衔。《宋会要辑稿》中提及观文殿大学士时与此语暗合。综上，又可以做一结论：贾昌朝于景祐四年所任当为天章阁侍讲。

再次是林瑀。见“康定中，李元昊叛，诏求有文武材可用者。参知政事宋绶、天章阁侍读林瑀皆荐（徐）复，诏赐装钱，州郡迫趣上道”。[31]《宋史·粱适传》《续资治通鉴长编》皆作天章阁侍讲。案林瑀《宋史》无传，其人热衷《周易》八卦之术，曾以卦象上书言事。多被记录，这些记载都只写“侍讲林瑀云云”，再无天章阁侍读字样。故曾巩所作《徐复传》中的说法是孤证，仍然不可信。

最后是王洙。“（庆历）三年八月……命尚书工部员外郎、天章阁侍读、史馆检讨王洙……（庆历）五年五月，命尚书度支员外郎、集贤校理兼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曾公亮，宗正丞、崇文院检讨兼天章阁侍讲赵师民……并为编修唐书官。”[32]首先是《宋史·王洙传》从整体上对王洙履历的记载：“晏殊留守南京，厚遇之，荐为府学教授。召为国子监说书，改直讲。校《史记》《汉书》，擢史馆检讨、同知太常礼院，为天章阁侍讲。专读宝训、要言于迩英阁……复为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33]已经具体到庆历三年八月。先是庆历二年闰九月“甲午，诏国子监生自今须听读满五百日，乃得解荐，从天章阁侍讲王洙之请也”。[34]关于“王洙之请”，《宋会要辑稿》全篇收录，略曰：“庆历二年闰九月，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王洙言‘庠序之设，教化所先……’”，[35]接着是庆历三年九月“己巳，命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王洙、集贤校理同知谏院欧阳修同详定国朝勋臣名次，用元年赦书将录其后也”，[36]则基本可以确定应当以天章阁侍讲为准。王洙的同僚也有相关文字存世，见于宋祁的《春集东园诗·序》：“春集东园诗者，端明学士献臣李君、翰林伯中王君、天章侍讲原叙王君……”[37]案王洙字原叔。此处作“原叙”，当是形近而讹。这条史料具有决定意义，它是当时人记录当时事，也就十分可信。因为宋祁在序中记录时间是“康定纪元次年”，即康定二年，宋仁宗于十一月改当年为庆历元年，后来史书无有再记康定二年者，所以宋祁此文，是作于改元之前，无疑。又见余靖为朱信撰写的墓志铭中提到：“将葬，即以虞部府君之状，托天章阁侍讲王洙撰次其美。”[38]

通过对以上四条记载为“天章阁侍读”史料的考证，基本排除了宋仁宗朝曾经设置“天章阁侍读”的可能，史料中的“天章阁侍读”，都是“天章阁侍讲”的误载，不足为信。

五 说书所创立时间

此前，笔者将宋朝经筵制度最终确立的条件定为六个，即专门机构、专门官职、专门法规、固定时间、固定场所和固定科目。[39]其中，专门机构，即说书所（庆历初改讲筵所）的创立时间，史无详文。

张帆先生的推测是“大抵亦在宋真宗一朝”，[40]但理由欠奉。而郭声波先生则确定地认为“其设置时间当是景祐元年”，[41]其理由是说书所与崇政殿说书同名，所以必然是根据崇政殿说书的设置而得名。不过若依照郭声波先生的推论，初设崇政殿说书是在景祐元年。可是在景祐元年之前，尚有大中祥符七年所设国子监说书以及天圣二年所设诸王府说书两种，此外，天圣四年九月，允许通三经的举人特奏名，称为“说书举人”。[42]综合以上可知，在宋代“说书”一词不以崇政殿说书为独创，那么由崇政殿说书推导说书所的起名，似乎逻辑不通。

且换一个角度，为什么不能是由说书所而起名崇政殿说书？这里面的事实是，在崇政殿说书之前，已有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等在主持讲学活动，相比较“秩卑资浅”的崇政殿说书，更有资格和必要设立一个机构来配合他们的工作，所以说书所应该与宋仁宗年幼即位时固定教学讲座的形成有关。故笔者臆测，说书所的初设应当是乾兴元年，即宋仁宗登基第二个月，任命一系列经筵官，开始系统的教授活动的时候。

六 宋朝《讲筵式》制定时间

在宋朝经筵制度建设中，包含有专门法规的制定，《讲筵式》就是宋代经筵制度的具体文字规定，也是经筵制度化的重要标志。朱瑞熙先生在文中引用元丰二年（1079）宋神宗下令修改安焘等人新修订的《诸司敕式》中《讲筵式》的若干规定的史实，[43]进而得出自己的结论：“到元丰二年（1079）制定《诸司式》时，其中包括《经筵式》在内……《经筵式》的制订说明有关讲筵的活动皆有法式可依。”[44]

此说或不妥。案宋神宗修改安焘新修《诸司敕式·讲筵式》这件事，从属于元丰改制，安焘等所上的新修《诸司敕式》，肯定是按照以前已有的《诸司敕式》编修而成，此事正好可以证实元丰以前的《诸司敕式》是包含《讲筵式》的，而编制诸司法规条例，其实早在宋仁宗天圣间就开始了，见于：“初本朝重令甲，每诏诸儒纂修，自天圣、熙宁、元祐以来，有详定编敕所、编修诸司敕式所、重修敕令所。”[45]若如此，上推宋仁宗天圣年间的《诸司敕式》包含有《讲筵式》，于理当然也。

七 金朝翰林侍讲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不是经筵官

案金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设翰林侍讲、侍读学士。此无疑是仿效宋朝而设，但职能不同。王耘女士误将此二者也当成经筵官，认为：“金代的经筵制度由此正式开始。”[46]

此说误。案《金史》载：“翰林学士承旨，正三品，掌制撰词命。凡应奉文字，衔内带‘知制诰’。直学士以上同。”[47]所谓“直学士以上”正包括翰林侍讲、侍读学士，也就是说金代的翰林侍讲、侍读学士的职责是“制撰词命”，与经筵讲读并无瓜葛。这是经筵制度一个重要变化，此后元、明、清三朝，也都设置翰林侍讲、侍读学士，但它们也同样不再属于经筵官序列。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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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1编《皇帝制度类》，中华书局，1997，第45页。

[2]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4《崇政殿说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71页。

[3] 关于宋朝经筵官的种类的辨析，笔者观点并不同于学界以往结论，这里只写出结论，详细考证见邹贺《宋朝经筵制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4] （宋）岳珂：《愧郯录》卷14《天章阁侍讲班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188页。

[5] （宋）钱若水著、燕永成点校《宋太宗实录》卷27《起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尽十二月》，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第17、18页。按：（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庚辰，中华书局，2004，第559页）所载之文与此处大同小异，当是李焘根据《宋太宗实录》转抄而来。但中华书局点校本《续资治通鉴长编》，于该处“诏”字之后未加引号，似未妥当。

[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庚辰，第559、560页。

[7]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57《职官十一·内侍省》，中华书局，2003，第521页。按：此为宋真宗景德三年，改组入内内侍省以后的制度，在宋太宗时，尚无入内内侍省之名。

[8]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36之95，中华书局，2006，第3119页。

[9] 《宋会要辑稿》职官36之95，第3119页。

[10] 《宋会要辑稿》职官36之95，第3119页。

[11] 《宋会要辑稿》职官36之96，第3119页。

[12] 《宋会要辑稿》职官36之96，第3119页。

[13] 《宋会要辑稿》职官36之97，第3120页。又（宋）王应麟《玉海》卷168《宫室·院下·绍兴御书院》记为：“（绍兴）二十年正月十七日罢御书院”（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90，第5册，第3090页），误，可据《宋会要辑稿》改正。

[14] （元）脱脱等：《宋史》卷172《职官志》，中华书局，2007，第4129页。

[15] 《家塾广记》未有传世本，上引文字抄录于（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10《官制门·秘书类·崇政殿说书》，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第515页。

[16] （宋）蔡絛著，冯惠民、沈锡麟点校《铁围山丛谈》卷2，中华书局，2006，第27页。

[17] （宋）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3，上海书店，2001，第19页。

[18] （宋）王应麟：《玉海》卷26《帝学》第1册，第518页。

[19] 《宋史》卷472《奸臣二·蔡京传附蔡崈传》，第13733页。另，蔡崈事迹还见于（宋）佚名《靖康要录》卷1，“于是以秘书监蔡崈为翊善”，收入赵铁寒《宋史资料萃编》第1辑第1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第14页。又（宋）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卷47《靖康中帙二十四·起靖康元年六月二十七日壬戌尽七月二十一日乙酉》载：“政和三年，复诏京拜太师领三省事。蔡京阴为坏国之计，与蔡崇逆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373页）；（宋）陈均著，许沛藻、金圆、顾吉辰、孙菊园点校《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27载：“闻承议郎蔡崈盛称太师蔡京福厚。”（中华书局，2006，第699页）

[20] （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10《官制门·秘书类·崇政殿说书》，第515页。

[21] （宋）孙逢吉：《职官分纪》卷15《崇政殿说书》，中华书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8，第363页。

[22] （宋）曾巩：《隆平集》卷15《儒学行义·胡瑗传》收入赵铁寒《宋史资料萃编》第1辑第2册，第589页。

[23] （宋）王珪：《华阳集》卷36《制词·国子监直讲胡瑗可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3册，第256页。

[24] （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110《奏议卷十四·翰苑进劄状十首·举留胡瑗管勾太学状（小字注：嘉祐元年）》，中华书局，2001，第4册，第1670页。

[25] （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29《官制沿革上·仁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第3册，第2123页。

[26] （宋）王珪：《华阳集》卷56《墓志铭·贾昌朝墓志铭》，第410页。

[27] （宋）宋祁：《景文集》卷30《奏议·授待制举贾昌朝自代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8册，第262页。

[28] （宋）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卷137《奏议四·论任官理财训兵三事（小字注：淳熙二年八月一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8册，第527页。

[29] （宋）吴泳：《鹤林集》卷7《外制·陈公益授兼侍讲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6册，第64页。

[30] （宋）王珪：《华阳集》卷56《墓志铭·贾昌朝墓志铭》，第414页。

[31] （宋）曾巩著，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卷48《徐复传》，中华书局，2004，第650页。

[32] （宋）程俱：《麟台故事（残本）》卷3下，收入黄宝华点校《全宋笔记》第2编之9，大象出版社，2006，第303页。按：此整理本已将该处改为“天章阁侍讲”，同页校记云：“侍讲，原作‘侍读’，据上文改。案：景祐三年天章阁侍讲，无‘侍读’之职。”

[33] 《宋史》卷294《王洙传》，第9814、9815页。

[3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7，庆历二年九月甲午，第3303页。

[35] 《宋会要辑稿》崇儒1之29，第2177页。

[3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3，庆历三年九月己巳，第3447页。

[37] （宋）宋祁：《景文集》卷5《风雅体诗·春集东园诗（小字注：并序及李献臣以下六首附）》，《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8册，第46—47页。

[38] （宋）余靖：《武溪集》卷19《宋赠大理寺丞朱君墓志铭并序》，《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85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第186页。

[39] 详细论证可参见邹贺《宋朝经筵制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40] 张帆：《中国古代经筵初探》，《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3期，第103页。

[41] 郭声波：《宋代宫廷教育机构考述》，《宋代文化研究》第2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第42页。

[42] 《玉海》卷116《选举·科举三·开宝三经科 嘉祐明经科》，第4册，第2143页。

[4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8，元丰二年六月辛酉，第7259页。

[44] 朱瑞熙：《宋朝经筵制度》，《中华文史论丛》第5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第24页。

[45] （宋）陈居仁：《敕令所题名记》，（元）祝渊：《古今事文类聚遗集》卷5《提举修敕令·古今文集·杂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29册，第425页。

[46] 王耘：《金代经筵述略》，《满语研究》2008年第1期，第137页。

[47] （元）脱脱等：《金史》卷55《百官志》，中华书局，2005，第12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