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宗室教育与历史文化认同[1]

李玉君

宗室教育作为一项关系王朝治乱兴衰的政治文化活动，为历代王朝统治者所重视。金王朝作为一个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少数民族政权，也特别重视宗室教育，从而使得宗室成为一个文化素养较高的群体。金代文物“上掩辽而下轶元”，人们往往将之归功于元好问、赵秉文、王若虚等汉族文人；实际上，宗室的贡献也不可低估。金代宗室之所以能够取得突出成就，与金王朝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是分不开的。金代宗室教育状况是历史文化认同的一个侧面和缩影，从中可见金朝这个少数民族政权对华夏文明和中原文化的强烈认同感。探讨和研究金代的宗室教育及其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有助于我们深入地了解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历史和现状，推动民族融合方面的研究，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一 金代宗室教育及其强烈认同中原文化的价值取向

宗室教育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宗室的教育比普通家族的教育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到整个宗室的道德修养和文化素养，进而关系到整个朝代的治乱兴衰。因此，历代都非常重视对宗室子弟的教育，金朝也不例外。金朝虽然是一个肇兴于东北的少数民族女真族建立的政权，但也以华夏文明的继承者自居。在立国之初就大力支持、提倡学习中原文化，许多统治者本人就十分仰慕中原的灿烂文化，喜读儒家经典。不仅金朝政权吸纳了大量宋朝的官吏、知识分子参政，还仿照中原王朝设置许多典章制度，许多宗室成员包括皇帝本人都主动结识汉文化学者并从之求学。金朝太祖时期“已留心于文事”，[2]“得辽旧人用之，使介往复，其言已文”。[3]金朝初年的文化水平虽然比较低，但是金太祖能够重用辽宋的文人，使“金之文治日以盛”。[4]到了金太宗时期，立“选举之法”，使国人学习文化知识，参加科举考试，并且网罗文士，“使宋士多归之”。金熙宗即位，“通识汉语，尝授读于韩昉，知诗文，宗室大臣目为汉儿，亶亦鄙宗室大臣若异类”，[5]熙宗“谒孔子庙，追悔少年游佚，自是读《尚书》、《论语》、《五代史》及《辽史》，或夜以继日”。[6]海陵王登位后，提出了“朕方以文治”，[7]他自己“一吟一咏，冠绝当时”，[8]“国主嗜习经史，一阅终身不复忘。见江南衣冠文物，朝仪位著而慕之”。[9]到了世宗、章宗时，“儒风丕变，庠序日盛”，[10]文事“粲然可观”。世宗时期虽然曾不鼓励对汉文化的学习，却极力发扬本民族文化，女真文化与汉文化是殊途同归的。“章宗性好儒术，即位数年后，兴建太学，儒风盛行。”[11]“宣宗幼美风姿，好学，善谈论，尤工于诗，多招文学之士，赋诗饮酒。”[12]金朝统治者对文化学习的积极态度，甚至以身示范，大力提倡，为当时的社会营造了一种良好的环境和氛围，使宗室子弟深受影响，也必然推动宗室子弟努力向学，使得文化学习在宗室中蔓延开来。

金朝的民族迁徙政策也为学习中原文化提供了有利的契机。作为一个兴起于东北并最终疆域囊括中国北方大部的少数民族政权，金朝的兴盛过程也是从东北一隅逐渐攻占领土和掳掠人口的过程。最终金朝领土从东北延伸到中原腹地，囊括了大片的汉族聚集区，而占领区内包括汉族的原住民，自然也就成为其治下的新增人口。其间金朝多次进行民族大迁徙，如天会五年（1127）金军攻破开封后强制大批汉人迁徙，掠“华人男女，驱而北者，无虑十余万”。[13]女真统治者又“虑中国怀二三之心”，[14]在灭亡北宋后，几次大规模地把多达数百万的女真人从东北迁到中原各地，监视汉人。这些民族迁徙活动造成了女真、汉以及其他各民族交错杂居。杂居的结果就是先进的民族文明被其他民族学习、吸收，各民族在文化的物质、行为、精神和制度各个层面上逐渐趋同并最终导致民族融合。而在王朝政权方面，为了达到稳定统治的目的，金代统治者也采用了“因俗而治”的手段，大量吸收汉族知识分子参与其政权。特别从熙宗朝起，一大批优秀的汉族官员被选拔出来担任中央机构中的各种高级官吏，参与了金王朝的政治决策。台湾学者陶晋生做过一个“金代统治阶层种族分配表”，统计出金朝统治阶层中各民族的比例，其中汉人占了40.1%，女真、契丹、渤海、奚族的官员共占59.9%。[15]所有这些都使得金代在民间和官方两个层面都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民族和文化的融合。在这种融合中，中原文化作为先进文化显示了强大的向心力，兼容并蓄地把不同文明凝聚为一个更加丰富的文明，把不同的民族融合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作为在社会功能层面上直接关系整个社会群体的知识结构的教育，更是民族融合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突出表现了少数民族对中原文化的强烈认同。

少数民族对中原汉族文化的民族文化认同，金代并非特例，它只是中国各民族间加强融合的趋势和全国多民族统一的文化和民族意识不断推进在金代的一个阶段性体现。纵观历史长河，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共同的历史，互相影响，共同创造，各民族的历史与全中国不断推进统一的历史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在此过程中，中原先进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共同前进的方向，因而受到广泛认同，由此形成中华各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不竭源泉，成为多民族统一不断发展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基础。实际上，各民族融合的意识形成得很早，多民族的统一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互相交流、吸收、融合进而共同向前发展的趋势，早在新石器时期已经开始显示。[16]历夏商周三代，华夏族的核心地位开始奠定。《左传·哀公七年》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即反映了这样的史实。此后在中华民族多民族统一过程中，汉族（先秦时期是华夏族）起着核心和主干民族的作用，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融合周边少数民族，因而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故梁启超曾称汉族系“混血”而成。

中原文化的包容性和凝聚力，自有其自身的理论支持。历史上对民族关系问题有两种影响深远的观点，一种是强调“华夷之辩”“严夷夏之大防”；另一种则认为“夷”与“夏”可以互变，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从历史前进的方向看，后一种观点得到了更普遍的接受。孔子被后世经学家宣传为“尊周室，攘夷狄”的圣人，实则他在对待民族问题上态度是理智的。孔子认为“夷狄”和“诸夏”之间存在共同的道德标准，“夷狄”也有长处，有些地方比“诸夏”还好。《论语·八佾》篇：“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季氏》篇又言：“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孔子的开明观点被儒家今文公羊学派所继承和发扬，最终形成一套从文化上，而不是从种族上区分“夷”“夏”的思想学说。这一学说是儒家思想的精华，主张“王者无外”“四海一家”，对于促进中华各民族间的友好交流和共同进步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作为中原汉文化核心和历代中原王朝统治思想的儒家思想，被一批降金的辽宋汉官带进金王朝。如受到阿骨打君臣欢迎的一套定君臣上下的朝仪制度，就是降金的原辽朝汉官杨朴制定的。得“燕人韩昉及中国儒士教之”“宛然一汉户少年子”[17]的熙宗上台后，首先在都城上京建孔子庙，并在皇统元年（1141）亲临祭祀，“北面再拜”。他又封孔子四十九代孙孔潘为衍圣公，由此正式确立儒家思想为金王朝的统治思想。世宗时，又大力提倡儒家的忠孝观念，使其成为君臣上下和家庭宗族的关系准则，他曾对皇太子允恭和诸亲王说：“人之行，莫大于孝弟，孝弟无不蒙天日之佑。汝等宜尽孝于父母，友于兄弟。”[18]此外世宗还几次广为散发《孝经》，再三强调“教而后能”。章宗还曾“诏赐贵德州孝子翟巽、遂州节妇张氏各绢十匹、粟二十石”。[19]在金朝，经由熙宗确认，世宗大力提倡，儒家思想终于成为了女真民族的思想观念，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在价值取向上得到了金朝的认同。

由上可见，金王朝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化的认同和接受，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内在的理论依据；这种对中原文化的接受和认同体现在衣食住行等物质层面上，体现在风俗礼仪等行为层面上，体现在思想意识和审美情趣等精神层面上，体现在政治体制和法律典章等制度层面上。作为对文化具有选择、传承和传播功能的教育，其价值取向更能体现金王朝对中原文化的认同。而宗室教育因为其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宗室子弟专享的教育特权，是一般官僚及普通百姓家庭的子弟不可能达到的；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几乎不受任何制约，一般都能实现其求学意愿——尤其能体现金王朝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情况。因此，探讨金代宗室教育，可以说为研究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提供了一个便捷的途径，是展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典型案例。

二 金代宗室教育培养人才的举措

金朝统治者为了宗室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虽然没有像宋朝那样设立专门的宗室教育机构“宗学”和“宫学”，但是也提供了多种途径。其中许多举措或者在教育机构的形式上仿效中原文化政权宋朝，或者在教育内容的选择上就是以讲授中原文化为最主要内容，女真旧俗的影响和传承逐渐式微。总之，从金朝针对宗室教育采取的举措及教育内容看，其对中原文化的仰慕和认同逐渐加深；皇室的教育态度也作为示范影响到民间，引起了广泛效仿，文化认同和融合的趋势不可逆转。

金朝建立后，在教育机构设置方面仿效辽朝和宋朝，设立学校。《金史·选举志一》记载：“凡养士之地曰国子监，始置于天德三年（1151），后定制，辞赋、经义生百人，小学生百人，以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亲、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兄弟子孙年十五以上者入学，不及十五者入小学。”世宗大定六年（1166）始置太学，“初养士百六十人，后定五品以上官兄弟子孙百五十人，曾得府荐及终场人二百五十人，凡四百人”。大定十六年（1176）又设置了府学，“凡十七处，共千人。初以尝与廷试及宗室皇家袒免以上亲、并得解举人为之”。[20]同年诏“定宗室、宰相子程式等第”。[21]府州学设置的地区有很多宗室居住，特别是上京“王业所起”“宗室聚居”，[22]很多宗室子弟入府学接受教育。由上述《金史·选举志》的记载可见，国子监所收的子弟大部分都是宗室子弟及非宗室的贵族子弟，偶尔也收些才华出众者，金朝的国子监实际上具有与宗学和国学一样的职能。在设置专职教育官员方面，金朝同中原王朝一样，在东宫、王府设立官署，专掌宗室子弟的教育。金朝宫师府内设有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等，专门负责太子的教育。海陵天德四年（1152），“始定制宫师府三师、三少”，[23]这些人不仅掌保护东宫之事，还“导以德义”。东宫僚属左谕德、右谕德、左赞善、右赞善，专“掌赞论道德、侍从文章”。[24]东宫官员的选择是很严格的，海陵主张“上智不学而能，中性未有不由学而成者。太子宜择硕德宿学之士，使辅导之，庶知古今，防过失”。[25]另外金朝也很重视对亲王府子弟的教育，亲王府设傅一人，“掌师范辅导”，设府文学二人，“掌赞导礼义、资广学问”。[26]这些机构和官员的设置，都是受中原王朝的影响而成。

除了在以上仿效中原王朝设置的官方机构中学习，金代宗室子弟还可以入私塾（私人的学校）或者直接结交汉族文人从学。在金朝有不少汉人知识分子、有才华者办立私塾。如高霖，大定二十五年（1185）进士，调符离主簿，后“以父忧还乡里，教授生徒，恒数百人”。[27]赵质，“大定末，举进士不第，隐居燕城南，教授为业”。[28]这些私塾由谙熟中原文化甚至本身就曾在中原王朝内任职的优秀学者开设。又如出使金朝的宋人张邵被扣留在上京会宁后，“金人多从之学”，讲授《易经》，“学者为之期日升僧座，鸣鼓为候，讲说大义，一时听者毕至”。[29]史书中明确记载有宗室子弟入私学接受教育。宋朝另一位被扣的入金使者朱弁在金朝守节不屈，开馆讲学，“金国名王贵人多遣子弟就学”。[30]此外很多宗室成员通过结交汉族文人来学习，完颜亮“延接儒生”，[31]完颜允恭“专心学问，与诸儒臣讲议于承华殿。燕闲观书，乙夜忘倦，翼日辄以疑字付儒臣校证”。[32]完颜永成自幼喜读书，晚年所学益醇，“每暇日引文士相与切磋，接之以礼，未尝见骄色”。[33]完颜陈和尚，字良佐，“为人爱重士大夫，王渥仲泽在其兄幕府，良佐从之游，学仲泽书，极可观”。[34]完颜璹与很多汉族文人如赵秉文、杨云翼、雷渊、元好问等交善。可见宗室成员对中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非常景仰并愿意积极主动地求学。在与汉族文人墨客的交往中，宗室也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与熏陶，掌握了大量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化知识。

除了官学和私学，在宗室家庭内部还经常有多种形式的教育。其中一种形式是请家庭教师，受聘的多为汉族知识分子。熙宗“幼时，词臣韩昉已教之学，稍赋诗染翰”；[35]张用直少以学行称，宗干曾延置门下，使海陵及其兄充从之学；宣宗“设学养士，辟馆集贤……体貌以礼大臣”。[36]皇帝还对宗室子弟采取定时、即时教育，往往贯穿于日常的交谈之中，并且以中原王朝历史典故为谈话内容。如世宗曾对太子说：“朕思汉文纯俭，心常慕之，汝亦可以为则也。”[37]此外以身示范、临终遗训等也是金朝统治者对宗室子弟的常见教育方式，其内容也多为儒家的伦理道德。

以上可见，金朝统治者为宗室子弟的教育提供了各种便利的学习条件，创造了良好的教育氛围。从教育形式到教育内容，无处不表现出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尤其是在教育内容上更侧重德育，这也是与历代中原王朝提倡的“以德治国”的宗旨一致的。金统治者这么做，当然是为了自身统治的需要；其施教目的明确，就是维护、巩固统治服务，希望把皇太子培养成为合格的帝王，希望把宗室子弟培养成为德才兼备、文武兼通的优秀辅政人才。以此为宗旨设置的教育内容，主要是儒家的经典之作、道德修养和帝王的治国之术、体察民情等方面的教育。宗室成员对于中原文化的学习，长期受到汉族儒士的熏陶、感染，使他们深通汉籍，了解汉族的纲常礼仪，及历代的治乱兴衰，这对于他们从政、辅政有重要的意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金代还大力提倡儒家的孝道和忠君思想，其出发点自然也与历代中原王朝一样。如金朝与中原王朝一样几乎所有皇帝谥号中都有“仁”“德”“孝”字，[38]这也反映出金代统治者以华夏文明继承者自居和希望融入中华正统文化的心态。

由于金朝统治者对宗室子弟教育的重视，使得金代宗室成为一个文化素养较高的群体，这种文化教育态度也以示范的方式影响到了民间。金代在文化成就上能够“上掩辽而下轶元”，不能不说这与金代对教育的重视和对中原文化的强烈认同有着重要的关系。

三 民族文化认同与金代文学、史学领域的进展

金代统治者积极支持和提倡学习中原文化，反映了他们对中原先进文化的仰慕和认同中原文化的价值取向，他们重视宗室子弟汉文化的教育。这种价值取向和种种教育举措最终使得整个金代宗室群体的文化素养相对较高，涌现出一大批在文学艺术上有一定成就的文学家、史学家。

从《归潜志》和后人辑录的《全金诗》《全金元词》《全文最》《全辽金诗》等书来看，有姓名可考并有诗文传世的宗室成员主要有完颜亮、完颜雍、完颜璟、完颜允恭、完颜匡、完颜从郁、完颜奉国、[39]完颜永功、完颜璹等人。海陵王完颜亮（1122—1161），字元功，女真名迪古乃。他是女真族中第一位用汉语写作的诗人，宗室中文学创作的佼佼者。留传至今的诗、词作品都堪称上乘。宋人岳珂评价完颜亮：“颇知书，好为诗词，语出辄崛强，矫矫有不为人下之意。”[40]《大金国志》说他“一咏一吟，冠绝当时，沉深严重，莫测其志”。[41]正是这种深沉的性格，使完颜亮最终成功地登上金国皇帝的宝座。他的政治抱负在他早年写的一首诗中已经完全表露出了，诗云：“蛟龙潜匿隐苍波，且与虾蟆作混和。等待一朝头角就，撼摇霹雳震山河。”海陵为藩王时，曾书人扇云：“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42]人知其有大志。他还曾在一幅《临安山水图》的画卷上题了一首七言绝句：“万里车书已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屯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43]其最著名的文学作品是描写辽阔壮丽北国风光的《念奴娇·咏雪》词，这首词虽然是咏雪，但全词中没有一个“雪”字，却形象地描绘出了北国雪花飞舞的情景，同时还展示了宋金战争的场面。其词《鹊桥仙·待月》被评为“出语崛强，真是咄咄逼人”。[44]《喜迁莺·赠大将军韩夷耶》等都展现出不可一世的气概。完颜亮一生的诗词创作不下数百首，但是流传下来的不过十多首。金世宗完颜雍（1123—1189），女真名乌禄。他好文，能书，尝书《田不伐望月婆罗门引》。[45]他自幼博览汉文史籍，熟悉和掌握汉族皇帝的治世之道，成为金代历史上有名的“治世名君”。他一生留下的作品不多，《金史·乐志》中收录了他的一曲一词。曲为女真旧曲，又称本朝乐曲，是世宗大定二十五年（1185）重游女真故地，欣然起舞唱出的一首女真旧曲。词云：“但能了净，万法因缘何足问，日月无为，十二时中更不疑。常须自在，知取从来无挂碍。佛佛心心，佛若修心也是尘。”显示了世宗广博的佛、道知识和汉文化方面高深的造诣。完颜允恭（1146—1185），女真名胡士瓦。他“好文学，作诗善画”，[46]刘祁《归潜志》载：“宣孝太子（即完颜允恭），最高明绝人，读书喜文，欲变夷狄风俗，行中国礼乐如魏孝文。天不祚金，不即大位早世。章宗聪慧有父风，属文为学，崇尚儒雅，故一时名士辈出。大臣执政，多有文采学问可取，能吏直臣，皆得显用，政令修举，文治烂然，金朝之盛极矣！”[47]曾作五言律诗《赐右相石据诗》：“黄阁今姚宋，青宫旧绮园。绣缔归里社，冠盖画都门。善训怀师席，深仁寄寿尊。所期河润溥，余福被元元。”此诗高度评价了石据的为人、学问及政绩，诗的格律工稳，讲究对仗，显示出允恭具有很高的汉文化修养和诗歌技巧。又有完颜永成“风姿奇伟，博学，善属文”，[48]“有文集行于世”，[49]即《乐善居士集》，所作《请伦公禅师主持德云寺疏》匠心、文采比之党怀英、元好问等人毫不逊色；又有金章宗完颜璟，“幼好学，善属文，宽裕温和，朝野属望”，[50]“天资聪悟，诗词多有可称者”，[51]是金朝帝王中存诗最多的一个。可以看出，金代君主及宗室文人多有良好的汉文化修养，文学创作已经走向了成熟，其作品可以与当时的汉族文学作品相媲美。张仓礼《金代词人群体的组成》[52]文中将金代词人群分为五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是完颜氏词人。王昊《论金词创作的形态和群体特征》[53]也划出了女真族贵族“完颜氏词人群体”。金朝的这些完颜氏词人基本都是宗室成员。刘扬忠先生根据唐圭璋先生所编《全金元词》进行统计，把金代词人按地域划分为七个人群，其中有女真皇族完颜氏词人群。[54]金代宗室词人被单独划分为一个创作群体，可见金朝宗室文学成就影响之大。

金朝既然接受和认同中原文化并仿效中原王朝的相应典章制度，也认为自己是中原王朝确立的设馆修史制度的继承者。中原王朝自唐朝始，都把官修史书作为朝政大事。官方修史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纂修前朝史，如宋初纂修《旧五代史》；二是纂修当代史，即实录，称为“国史”，以后便成为纂修“正史”的依据。在前朝史方面，金代曾两次诏修辽史。第一次为熙宗皇统年间，有多名史臣参与其事，最后成于萧永祺之手。第二次在章宗时，命移刺履提控刊修辽史，党怀英任刊修、编修之职，又搜求民间史料，责令家藏有辽时碑志及文集者，悉送上官。最后诏陈大任继成。故《辽史》是从辽朝太宗会同年间始修，继而在金朝两次诏令续修，到元朝至正四年（1344）修成，共历三朝，前后经过403年而成。而在当代史方面，金朝对史学的关注早在建国之初就开始了。金朝立国之前，女真原无文字，对祖宗事迹并无记录。《金史》记载：景祖第八子阿离合懑“为人聪敏辨给，凡一闻见，终身不忘。始末有文字，祖宗族属时事并能默记，与斜葛同修本朝谱牒。见人旧未尝识，闻其父祖名，即能道其部族世次所出。或积年旧事，偶因他及之，人或遗忘，辄一一辨析言之，有质疑者皆释其意义”。时为军事将领的宗翰意识到搜集史料的重要，天辅三年（1119）阿离合懑卧病时，“宗翰日往问之，尽得祖宗旧俗法度”。[55]所以史称“宗翰好访问女直老人，多得祖宗遗事”。[56]金代宗室中对史学贡献最大的是完颜勖，勖女真名“乌野”，穆宗第五子，生于公元1100年。完颜勖自幼聪敏好学，是女真族中有名的才子。太宗天会六年（1128），“诏书求访祖宗遗事，以备国史，命勖与耶律迪越掌之”，“勖等采摭遗言旧事，自始祖以下十帝，综为三卷。凡部族，既曰某部，复曰某水之某，又曰某乡某村，以别识之。凡与契丹往来及征伐诸部，其间诈谋诡计，一无所隐。事有详有略，咸得其实”。[57]勖等将自金始祖以下十帝史事，综述为三卷，其特点是如实记事。如赵翼谓：“凡部族既曰某部，又曰某水、某乡、某村，以识别之。至与契丹往来及征战之事，一切以诈力从事，皆直书不讳，及《石显》……等传地名、部名、村名，悉了如指掌，应即勖等所修载在实录者。”皇统元年（1141）十二月，勖撰《祖宗实录》成，“进先朝《实录》三卷，上焚香立受之”，[58]可见熙宗对此事极为重视。皇统八年（1148），完颜勖又“奏上《太祖实录》二十卷”。完颜勖在主修实录的同时，还独自撰定了著名的《女真郡望姓氏谱》，运用唐代盛行的氏族谱学的传统方法结合女真的具体实际，进行著述，很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除完颜勖之外，金朝还有一些宗室成员对金朝史学的发展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皇统八年（1148）八月，“宗弼进《太祖实录》。上焚香立受之”。[59]泰和三年（1203）十月，尚书左丞完颜匡等进《世宗实录》。[60]完颜匡才学该通，教章宗和宣宗汉字、女真字，还著有《睿宗实录》《显宗实录》。[61]完颜宗叙的《金天德朝廷起居注》也为金代史学抹上了厚重的一笔。《金史艺文略》还著录有完颜孛迭（宗弼子完颜亨）《中兴事迹》。[62]元朝修成之《金史》“叙事最详核，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63]清代金史专家施国祁也说：“金源一代年祀不及契丹，舆地不及蒙古，文采风流不及南宋，然考其史裁大体，文笔甚简，非《宋史》之繁芜；载述稍备，非《辽史》之阙略；叙次得实，非《元史》之讹谬。”[64]“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赡而不芜，在三史之中，独为最善。”[65]这其中金朝史臣提供的《实录》记载详确有据，令后之修史者有所凭借，实是其至关重要的原因，完颜勖的奠基作用以及众宗室成员的努力不可忽视。宗室成员之所以有此修史能力，也与金朝重视宗室教育以及宗室子弟仰慕中原文化、自视为华夏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有一定的关系。

由民族融合引起的民族文化认同最终促使金朝宗室放弃女真旧俗转而认同和接受中原文化。金代在宗室教育上积极学习中原文化的态度自然也对整个金代社会产生了示范或者说引导作用，最终影响了整个社会群体。金代文物“上掩辽而下轶元”，虽然不都是金代宗室的成果，但是金代能在文化艺术上取得超越之前的辽和之后的元的成就，不能不说与金代的宗室教育政策有重大关系。

四 结语

马克思说过：“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66]近代史家梁启超也有“政治上之征服者，变为文化上之被征服者”[67]的精辟论点。马克思和梁启超这种相互吻合的观点，在中国民族融合和多民族统一进程中得到了反复印证：先是被称为“夷”的北方游牧民族以武力征服被称为“夏”的中原汉民族，接着通过人口迁徙发生民族融合，然后游牧民族被与其杂居的中原汉民族的先进文化所吸引进而被汉化，最终汉民族被注入新的血液，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更大的家庭。金代所发生的民族融合只是中华多民族走向统一的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有着深刻的必然性。民族融合中发生的历史文化认同必然也会鲜明地反映在金代教育尤其是宗室教育上。因为宗室教育的对象是在金王朝中具有一定决策权的宗室，并且较少受到限制、享有一定特权，它所反映的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色彩也就更加浓厚。从教育机构和专职官员仿效中原王朝设置，私塾教师和主动结交的学者多为汉族知识分子，到宗室教育以儒家思想和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处处可以看出对中原汉文化的认同。金代宗室教育的结果也确实可观，金代文物“上掩辽而下轶元”，与宗室成员的贡献是分不开的。这充分说明了中华文明的强大向心力和凝聚力，是中华文明创造力的源泉和不断前进的动力。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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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1CFX011）、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W2011052）的阶段性成果。

[2]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8《金代文物远胜辽元》，中国书店，1987，第389页。以下凡引此书，仅注书名和页码。

[3] （元）脱脱：《金史》卷125《文艺传上》，中华书局，1975，第2713页。以下仅注书名和页码。

[4] 《金史》卷105《传赞》，第2324页。

[5] （宋）確庵、耐庵编，崔文印笺证《靖康稗史七种》之呻吟语，中华书局，1988，第225页。

[6] 《廿二史札记》卷28《金代文物远胜辽元》，第389页。

[7] 《金史》卷125《文艺传上》，第2720页。

[8] （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点校《大金国志校证》卷15《海陵炀王下》，中华书局，1986，第212页。以下仅注书名和页码。

[9] 《大金国志校证》卷13《海陵炀王上》，第187页。

[10] 《金史》卷125《文艺传上》，第2713页。

[11] 《大金国志校证》卷21《章宗皇帝下》，第289页。

[12] 《大金国志校证》卷25《宣宗皇帝下》，第351页。

[13]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建炎元年四月辛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4] 《大金国志校证》卷36《屯田》，第520页。

[15] 陶晋生：《金代的政治结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1本第4分卷，1969，第583页。

[16] 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第7页。

[17] 《大金国志校证》卷12《熙宗孝成皇帝四》，第179页。

[18] 《金史》卷7《世宗本纪中》，第161页。

[19] 《金史》卷9《章宗本纪一》，第216页。

[20] 《金史》卷51《选举志一》，第1131页。

[21] 《金史》卷7《世宗本纪中》，第164页。

[22] 《金史》卷72《彀英传》，第1663页。

[23] 《金史》卷57《百官志三》，第1300页。

[24] 《金史》卷57《百官志三》，第1301页。

[25] 《金史》卷82《海陵诸子传》，第1853页。

[26] 《金史》卷57《百官志三》，第1301页。

[27] 《金史》卷104《高霖传》，第2289页。

[28] 《金史》卷127《赵质传》，第2749页。

[29] 《会编》卷222炎兴下帙122引《礼部尚书奉使金国待制张公行实》，第1605页。

[30] 《宋史》卷373《朱弁传》，第11553页。

[31] 《大金国志校证》卷13《海陵炀王纪》，第185页。

[32] 《金史》卷19《世纪补》，第410页。

[33] 《金史》卷85《世宗诸子传》，第1908页。

[34] （金）刘祁撰、崔文印点校《归潜志》卷6，中华书局，1983，第62页。以下仅注书名和页码。

[35]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7，绍兴七年十一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582页。

[36] 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18《宣宗谥议》，《四部丛刊》初编本，第185页。

[37] 《金史》卷89《孟浩传》，第1980页。

[38] 完颜阿骨打：太祖应乾兴运昭德定功仁明庄孝大圣武元皇帝；完颜晟：太宗体元应运实德召公哲惠仁圣文烈皇帝；完颜亶：熙宗宏基鑚武庄敬孝成皇帝；完颜雍：世宗光天兴运文德武功圣明仁孝皇帝；完颜璟：章宗先天广运仁文义武神圣钦孝皇帝；完颜珣：宣宗继天兴通述道勤仁英武圣孝皇帝。

[39] 《金诗纪事》中将完颜奉国列为宗室，待考。参见陈衍辑撰、王庆生增订《金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40] （宋）岳珂撰、吴企明点校《桯史》卷8《逆亮怪辞》，中华书局，1981，第95页。

[41] 《大金国志校证》卷15《海陵炀王下》，第212页。

[42] 《归潜志》卷1，第3页。

[43]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42，引张棣《正隆事迹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741页。

[44] （清）徐釚撰、唐圭璋校注《词苑丛谈》卷3《品藻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59页。

[45] 姚奠中主编《元好问全集》（上册）卷4《世宗御书田不伐望月婆罗门引先得楚字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第105页。

[46] 《归潜志》卷1，第3页。

[47] 《归潜志》卷12，第136页。

[48] 《金史》卷85《世宗诸子传》，第1906页。

[49] 《归潜志》卷1载：“豫王允中，世宗第四子也。好文，善歌诗，有《乐善老人集》行于世。”疑有误，应为允成，即永成。

[50] 《大金国志校证》卷19《章宗皇帝上》，第257页。

[51] 《归潜志》卷1，第3页。

[52] 张仓礼：《金代词人群体的组成》，《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4期，第79页。

[53] 王昊：《论金词创作的形态和群体特征》，《文学遗产》1998年4期，第78页。

[54] 刘扬忠：《金代山西词人群》，《晋阳学刊》2003年第4期，第95页。

[55] 《金史》卷73《阿离合懑传》，第1672页。

[56] 《金史》卷66《始祖以下诸子传》，第1558页。

[57] 《金史》卷66《始祖以下诸子传》，第1558页。

[58] 《金史》卷4《熙宗本纪》，第78页。

[59] 《金史》卷4《熙宗本纪》，第84页。

[60] 《补元史艺文志》（金代部分）记载：“《显宗实录》十八卷，泰和三年，左丞完颜匡等进”，见《辽金元艺文志》，商务印书馆，1958，第36页。

[61] 《金史》卷98《完颜匡传》，第2163页。

[62] （清）黄虞稷、倪燦、钱大昕等：《辽金元艺文志·金艺文志》，商务印书馆，1958，第95页。

[63] 《廿二史札记》卷27《金史》，第372页。

[64] （清）施国祁：《金史详校·卷首》，中华书局，1991，第1页。

[65] （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46史部《金史》条，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第1265页。

[66]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68页。

[67]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梁任公近著》（下），商务印书馆，1923，第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