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生活方式研究综述（2006～2010年）
李亚妮[1]
一 研究概述
20世纪80年代初，生活方式伴随着社会学的重建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研究范畴。最初的研究大多是将男女作为一个整体来关注人们日常生活的变迁，针对女性生活方式的关注不多。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国际化、市场化、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女性的消费方式、休闲方式等在市场和社会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随之带来的各方面影响也越来越大，这引起了学者对女性生活方式与女性地位和自主意识的思考。
一些相关调查推动了女性生活方式的实证研究。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分别于1990年、2000年联合开展了第一、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其中将“生活方式”作为一个综合性指标来衡量妇女的社会地位，调查后的数据开发与研究推动了对女性生活方式的实证研究，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陶春芳，1993；蒋永萍，2003；王毅平，2005；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课题组，2006）。此外，还有一些国内的其他学术机构、市场调查机构从不同的视角对生活方式进行了不同规模、群体的调查和分析，部分涉及对女性时间分配、休闲状况等的分析（王雅林，1991；王琪延，2000；丘尤，2003；王雅林，2003；2005），但缺乏对女性生活方式的专门研究。在理论上，翻译引介了国外女性休闲方面的研究成果（刘霓，2001；刘耳等，2002），对国内的女性休闲研究具有重要影响。其他有关女性生活方式的研究和讨论散见于休闲学、消费学领域的相关研究机构、学术组织和学术会议上。
2006～2010年间，随着社会发展和变革的进一步深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影响着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关注新世纪女性生活方式的学者和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在以中国学术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为主的搜索中，除医疗卫生方面的文章外，2006～2010年以“生活方式”“休闲娱乐”“消费”“服饰”“美容”“时间利用”等为主题词的有关女性、性别研究的学术论文约有109篇，著作11部，博士、硕士学位论文46篇，重要的国内学术研讨会13次。
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研究队伍不断壮大。除参与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开发和其他调查的研究者关注女性生活方式外，一些具有社会学、管理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等背景的博士生、硕士生将女性生活方式作为学位论文的题目，进行深入思考与分析。同时，一些关注社会变迁、把握生活命脉的学者，以女性生活方式为切入点来考量社会文化和生活的图景，成为女性生活方式研究不可或缺的力量。
第二，研究内容更加丰富，研究对象更为细化。学界除研究女性的活动半径、时间利用、休闲和消费外，也关注市场化下女性的美容美发、身体塑造、网络信息利用等，这些都是女性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研究的群体更加细化，不仅仅以城市或农村作为群体分类标准，深入研究不同职业、年龄、社会阶层等女性的生活方式，如城市女性白领、农村留守妇女、迁移流动中的女性、女大学生、老年妇女等。
第三，研究视域广泛，研究方法更加科学。研究者除定量研究外，还运用定性、历史文献、地理定位等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经济学、哲学、文化学、体育学、旅游管理学等不同视角来关注女性生活方式。
第四，实证研究与理论探索相结合。一方面，学者们将实证调查与理论分析相结合，运用定性定量的研究方法获取第一手资料，深入探讨女性生活方式的特征、问题及社会意义；另一方面，一些大型的、连续性的社会调查和市场调查重视数据的开发和理论的分析，以数字反映社会变迁。2005年以来，中国妇女杂志社与华坤女性生活调查中心以及华坤女性消费指导中心，连续五年进行“中国女性消费状况调查”，相关研究成果构成“女性生活蓝皮书”的重要内容。2005年，国家统计局进行了城乡居民时间利用试点调查，随后于2008年在北京、河北、黑龙江等10个省市组织实施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时间利用调查，成为研究女性时间利用的重要资料。
第五，研究的角度从宏观转向微观，从俯视转向平视。学者们从女性自身的角度出发，了解她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实状况和需求，关注不同群体的生活方式体验，还原其生活的常态。
二 主要研究内容
（一）女性生活方式与社会变迁
2006～2010年，学者们逐渐将女性生活方式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来思考，既有对女性生活方式总体状况的概述，也有就某一女性群体的生活方式考察；既有现状描述，又有历史追述；既有实证考察，又有理论探索。
受“眼光向下”史学观的影响，女性史学家们开始从女性日常生活入手，挖掘历史文献、文学作品、民间纪事等资料中反映的不同历史时期妇女的生活状况，探讨变迁背后的深层社会意义与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广西师范大学刘小林教授指导的两位硕士研究生探讨了女性日常生活与女性意识之间的关系，突破了以前对日常生活状况的单纯描述。邵自玲（2006）考察了民国女性社交生活的变化，认为女性社交生活的变化，绝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行为、生活方式的变化，更是一种深层次的心理意识上的文化嬗变。康民强（2008）则以民国女性的日常生活为切入点，分析她们在衣食居行、婚姻家庭、休闲娱乐等方面所折射出的女性意识，认为这一时期，女性开始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自我意识的觉醒反过来也推动了日常生活的现代化转轨。
除了纵向的历史研究外，学者们也横向深入分析生活方式对女性社会地位、社会分层的影响。张磊（2009）通过描述清代贵州女性的政治经济生活、服饰与饮食、节日与精神信仰、婚恋家庭生活，指出了贵州各族女性生活的共性与差异性，并从性别、民族、文化的角度阐述差异性，证明了一个女人的社会身份不仅仅是女性，同时她还隶属于某个民族、某个阶层，并有自己独特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地位。程伟（2010）通过江南吴歌中反映的江南村妇的日常生活，阐述了近代江南村妇在日常的生产劳动、节日活动以及休闲活动中，以主动积极的姿态融入其中，突破了传统礼教所规定的女性交往空间，努力追求独立和平等，体现着一种自我意识的萌动，不同于社会上层女性的生活特点。
反映市场化、信息化、流动化对女性生活方式的影响，也是这一时期女性生活方式研究的重要内容。何楠（2010）借助《玲珑》杂志来反映20世纪30年代都市女性的日常生活状态与理想的生活方式，认为一方面杂志兜售的时尚、流行的生活方式，使女性不仅成了消费者，也成为“被”消费者，另一方面女性从男性的“私有物”变得更加社会化，同时也具有了选择权和自我意识。网络技术对女性生活方式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孔晴（2007）分析了男女两性网络接触行为的差异，认为这种差异主要是由刻板的性别成见造成的，网络接触行为给女性的社会化过程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社会流动对不同女性群体生活方式的影响是不同的。成翠萍（2008）认为，由于家庭结构的变化，青年白领女性面临着社会支持利用程度较低、过度依赖非正式支持、正式支持不足、外地来苏州白领未形成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等问题，她们需要多渠道的不同社会支持。胡晓艳（2010）以云南省纳古镇为例探讨了外来务工女性面临的不同的生活状况、社会网络和需求。
对外国女性生活方式的研究在这一时期更加深入。王晓焰（2006）再现了18～19世纪英国向工业社会转型期妇女的工作与生活状况，认为英国工业化进程对妇女附属社会地位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工业化多样性特征下，不同阶层的妇女在日常生活和参与社会活动中并非提高了自己的地位，而是更多地承袭传统的社会角色定位，处于附属和边缘化的地位。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催生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朱亚丽（2010）展示了维多利亚时期贵族女性的生活，认为贵族女性虽然比中、下层女性有优势，但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贵族女性不可能取得和贵族男性同等的权力，贵族妇女的生活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其他阶层的认识，在社会上具有一定影响。
（二）女性休闲与社会性别
女性休闲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晚，但这五年进展迅速，重点探讨男女两性的休闲差异、女性群体内部的休闲差异、影响女性休闲的因素及相应的对策建议。从方法论上突破了单一的女性主义视角，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得到拓展。
1.男女两性的休闲差异
这一时期，女性休闲的发展引起了学者对两性关系和性别秩序的重新考量。一些实证研究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拥有了一定的休闲权，休闲方式趋向多元化，休闲空间随之扩大（袁继芳，2006；周丹，2007）；女性休闲对公共空间的参与程度已经超过男性，她们与城市中心区、城市商业空间、城市公共交通之间的联系日渐紧密（黄春晓、何流，2007）。方英（2007）认为，当代城市女性休闲场所在原来的单一的家庭之外增加了大量的公共空间；休闲体验从客体的状态向主体的状态转变；休闲伙伴由家人的一元局面转为家人、同事、朋友并存的多元局面，这种变化的出现表明在性别空间秩序方面女性由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在性别秩序的强弱方面改变了女性绝对的弱势地位，在性别秩序的主从方面女性不再处于绝对的从属地位。
但同时，研究者也看到，不论城乡，男女两性在休闲时间、休闲内容、休闲质量上仍存在明显差异。在休闲时间上男多女少；休闲质量上男高女低，女性在休闲过程中普遍无法像男性一样获得完全的休闲感觉，休闲和工作在很多时候是同时进行的（张信娟，2008）；休闲方式上男性更加多元化和知识化，而女性则倾向于消费性、娱乐性（安静静，2007；张信娟，2008）。同时，女性因传统思想和社会性别歧视造成的“休闲差距”十分严重，女性从事某些传统的典型的男性休闲运动仍会受到社会的非难（袁继芳，2006；周丹，2007）；女性活动半径小于男性，休闲场所多是在家庭内部（张信娟，2008）；男性注重休闲设施而女性更注重休闲服务（安静静，2007）。也有研究指出，男性休闲中群体性社交活动的特征更为明显，而女性则带有显著的自我娱乐的特点，仍然具有典型的私密性，对于提高自身文化素质、改善社会地位的作用并不大（黄春晓、何流，2007）。
2.女性群体内部的休闲差异
除性别差异外，女性群体内部的休闲差异研究更为细化。研究者认为，不同地区、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民族、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经济收入的女性群体之间在休闲时间、休闲方式、休闲行为、休闲消费等方面存在着差异（李文言，2006；马天芳等，2007；郑春霞等，2007；韩琳琳，2008；贾晶，2010）。
（1）城乡差异。总体上来说，城镇女性在休闲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优于农村女性（张信娟，2008）。农村妇女的休闲活动比较单调，以消遣型为主，发展型极少；闲暇生活圈狭窄、空间“地缘性”强；参与的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少，公共性缺失；闲暇意识表现为“生产第一，闲暇第二”，甚至出现休闲异化等问题（李文言，2006；易佳，2008；万江红、高东梅，2009；高冬梅，2010）。但城市职业女性的整体休闲生活状况也不容乐观，她们对高层次休闲活动的参与率不高，休闲时间不足，休闲生活评价模糊（孙林叶，2009）。
（2）职业差异。在业者的休闲消费要高于不在业者的休闲消费；不同职业的女性在休闲目的、休闲时间、休闲消费、休闲交通方式、休闲场所及影响休闲地选择因素等方面都存在差异，甚至在休闲同伴的选择上也有不同（周恺等，2008）。
（3）年龄差异。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因处于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家庭角色不同，承担的家务劳动不同，个人和家庭需求也不同，所以其休闲的内容、方式、休闲消费等不同（周恺等，2008）。
（4）收入差异。收入与以放松的休闲目的选择比率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与闲暇时间的拥有量也具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收入的增多可使她们用钱买闲，利用家庭电器减轻家务劳动负担，从而获得较多休闲时间（孙林叶，2009）。
3.女性休闲的制约和影响因素
这一时期，在国外女性休闲限制研究理论基础上，学者们进一步深入分析了女性休闲的具体限制因素，认为女性休闲也受到经济因素、受教育程度、不同生命周期、社会角色与社会性别规范、时间分配、消费观念、消费方式以及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等的影响（袁继芳，2006；李文言，2006；孙林叶，2008）。周丹（2007）将个体的健康状况、身体形态、个性类型、参加休闲运动的经历、工作压力、人际关系等因素也纳入影响女性休闲运动的分析模型体系中。有研究者探讨了电视对城市女性休闲的影响，认为电视作为一种被动的休闲活动，一方面为女性提供了休闲信息，但另一方面又影响了女性的其他发展类休闲，而且由于媒体自身的性别意识不强，强化或复制了男性世界的休闲意识（阳辉，2009）。
除了具体因素外，学者们还从整体上寻找女性休闲限制的主导因素。黄丹（2008）对已婚职业女性的休闲生活进行研究后认为，制约女性休闲的因素实际上是以文化制约为主导的，同时文化又完全渗透于自身制约、人际间制约、结构性制约三大制约因素之中。易佳（2008）认为农村妇女休闲质量低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妇女积累的文化资本在量和质上都处于劣势。
这一时期对国外女性休闲研究的理论介绍得不多，寥见几篇综述性的国外女性休闲研究内容、进展的文章（韩琳琳等，2006；胡宇娜，2008；宋立中等，2009）。
（三）女性消费
随着消费在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显著，消费社会的特征日益臻显，女性消费问题逐步进入社会研究领域。学者们重点关注的是女性消费的特征及心理、女性消费的主体性、女性消费地位的变迁。
1.女性消费行为及心理特征
随着消费品种的日益丰富，研究者也将女性消费的研究从传统的服饰消费、美容消费、体育消费（叶涛，2007；钟宇静等，2009），延伸到新时代背景下的电子商务消费（史科蕾、王鲁，2007）、汽车消费（覃群，2007）、香烟消费（林晓珊，2009）等。研究者认为，女性在消费行为和心理上有些相似的特征，追求时尚与美感，消费趋向多样化、个性化；以理性消费为主，注重实惠、便利与创造性；注重健康、倡导发展性消费；品牌忠诚度高，购物喜欢从众与炫耀、注重心理享受等特点，网络消费渐成时尚；发展类消费日益攀升；时尚、品质、品位消费成为亮点，有消费时尚的全球化趋势（张慧玲，2006；曹文婕，2009），但代理性消费现象依然存在（陈晓敏，2008）。
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城乡、婚姻状况、职业和收入的女性在消费动机、消费观念、消费选择、消费方式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异（李薇辉，2007；段文星，2007）。城市中的青年女性既保留了传统节俭的消费理念，同时又受到现代消费观的影响，重视品牌；在消费心理方面，以理性的消费心理为主流；在消费结构方面，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陈欣欣，2009）。影响其消费差异性的因素既有经济收入的基础性因素，也有社会文化、大众传媒等环境因素（谢萍萍，2007；曹文婕，2009），还与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有关，同时，女性的同事、朋友以及周边的人群是影响其消费行为的重要因素（段文星，2007；陈欣欣，2009）；女性消费观念、购买行为的变化与女性社会角色的变化有关（叶蔚萍，2010）。
女性消费促进了市场消费的发展，反过来市场消费也为女性提高身份地位提供了途径。女性的汽车消费研究认为，女性消费推动了汽车消费市场的扩大、多样化需求的满足、汽车造型装饰文化的发展，同时，汽车消费也成了现代成功女性身份与地位的象征（覃群，2007）。
2.女性消费的社会文化意义
这一阶段，研究者们在对妇女与消费文化、消费社会的关系展开批判的同时，深入探讨了女性消费中所隐含的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将女性消费与女性发展、女性解放联系在一起，反思女性在消费文化的新体系下，在消费社会的新时代里是否获得了与男性相同的社会地位，是否得到了同样的发展机会。曹文婕（2009）的研究认为，当代女性消费在消费社会背景下已超越了消费本身的原有内涵，越来越凸显了商品的符号象征价值。女性消费者通过消费获得个体认同与社会认同，尤其是自我形象上的认同。林晓珊（2009）以巴特勒的“性别表演”理论为分析工具，从女性香烟消费所面临的“污名化”情境及所采取的“去污名化”的实践策略中阐明了性别消费与性别认同的形成机制，揭示了男性主义文化霸权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在女性性别表演背后所发挥的规训机制。
女性的消费生活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是探讨的议题之一。许艳丽（2008）认为，女性的消费生活方式是一种社会建构，具有性别化特征。基于发展经济的女性消费模式建构对女性发展和生态环境产生了消极作用，降低了女性在自然和生态保护中的积极作用，必须建构有利于生态文明的女性消费模式。
3.消费女性的研究
消费女性的问题同女性消费一样，在这一阶段引起了学者的极大关注和思考。研究一致认为，女性在消费市场的同时，也在被市场消费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女性的身体被国家意识形态与现代商业资本、消费文化共同建构为消费身体。现代性既带来新的社会变革，解放了曾作为传统价值符码的女性身体，消费文化乘虚而入，使女性身体被格式化、被对象化、被商品化和被资本化（白蔚，2010），身体消费被异化（吉志鹏，2009）。陈莉妤等（2009）的研究发现，消费社会的来临，表面看来是女性“自由的选择”和女性身体的“解放”，其实质上是深受“美丽暴政”的凌辱，女性的身体内涵发生嬗变，受强制程度比以往更加强烈，女性的自主意识和主体性仍然只是在缝隙中滋生（杨柳，2009）。
研究者更多侧重从大众媒体、新媒体来批判消费女性的市场机制与社会环境。宋素红（2007）分析了女性网站的消费主义表现及其原因，认为女性网站的装扮类信息直接诱导女性进行炫耀性消费，情感类信息片面反映女性情感危机和情感困惑，将其作为吸引网民注意力的精神消费品，其原因是商业化对女性网站社会责任的侵蚀，女性网站对当代女性精神需求的忽视以及女性网站内容制作者社会性别意识的缺失。张国辉（2008）强调女性时尚杂志在提高女性生活品位，增强女性审美能力，提倡消费自主的同时，出现了理性消费之余的奢靡倾向，性解放中的失度问题，高雅休闲中掺杂的低俗化以及女性解放中的自我禁锢现象等。
4.对女性消费主体的探讨
在女性参与消费领域的同时，女性消费的主体性也在被讨论。研究普遍认为，女性在消费领域中，是“客体”和“主体”的双重合一。一方面，女性在消费实践中具备一定的主体性，而且也在追求主体性（李薇辉，2007），她们能认识到自身的经济实力，在消费上具有一定的判断力，借助消费来实现自我、全面提升自己（张慧玲，2006；曹文婕，2009）。另一方面，女性在自主选择的同时，仍然受到来自传统性别文化的束缚以及市场力量的左右，其主体性并不是完全的，而是被限制的，在主体与客体的矛盾中追求对自我的认同（张慧玲，2006；曹文婕，2009），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被看者”和“客体”的地位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李薇辉，2007）。
消费社会自身的特质对女性消费主体性的销蚀是学者们探讨女性主体性无法避免的问题。郭春林（2008）指出，女性消费在基本摆脱了传统由政治文化直接规训女性身体的重轭后，又一头钻进了消费社会文化的审美圈套，女性身体消费役物的主体性堕变为物役的被动性，对物质的消遣变为被物质消遣，女性自我也在这种畸形的消费中再度走入迷途，导致主体和客体的双重陷落。研究者从传媒的角度认为，女性置身于现代媒介环境之中，形成了现代与传统交织的自我认知，一方面女性利用时尚杂志提升自我气质，另一方面仍然将男性期待持续内化，在根深蒂固的父权制性别成见下来确定自身的女性气质（尚香钰，2007；熊建华，2009）。
（四）女性时间利用研究
女性时间利用研究往往伴随着一些大型的时间利用调查。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开展的第一、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中涉及时间利用的调查；2008年，国家统计局采用国际通行的标准和方法，组织实施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时间利用调查。
1.时间利用的性别差异
这一阶段的时间利用性别差异研究走出了以往的单一比较，研究更为深入细致。石红梅（2006）利用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福建省样本数据对已婚女性的时间配置状况进行分析，发现已婚女性的工作时间数量、种类和质量与男性存在差异，相较妻子而言，丈夫的家务劳动时间相对量不断减少，传统的家庭分工依然维持，已婚女性闲暇活动内容较为单调，生活品质有待提高。王琪延（2007）对1986年和2006年北京市居民生活时间的分配调查资料进行比较后发现，20年来，女性的休闲时间比男性增加得多，男女劳动分工日趋明显，是“男主外，女主内”生活模式的回归。他还从北京和东京居民生活的基本活动、有职业者和无职业者、年龄差别、学历差别等视角，分析了北京和东京居民生活时间分配的性别差异（王琪延，2006）。李琴等（2010）基于中国健康和营养数据（CHNS）对农村男女老年人的劳动时间进行分析，发现总体上男性老年人比女性老年人承担更多的种植业劳动，但女性老年人不仅承担着较繁重的种植业劳动，而且承担着较多的家庭副业劳动，女性老年人的全年农业劳动时间超过男性老年人。但老年人农业劳动时间的性别差异也呈现出地区性的不同。张利利（2008）利用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数据，探讨男女两性家务劳动时间差异与家务分工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男女两性做家务时间显著不公平，而男女的满意度却差异不大的原因是男女不同的性别意识。
2.女性内部时间利用的差异
在关注男女两性时间利用差异的同时，一些学者分析了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女性在时间利用方面的差异。研究发现，不同经济状况、人力资本情况与婚姻家庭状况的女性在家务劳动上所支出的时间存在着差异（李芬，2008）。已婚女性时间配置从趋势上表现为市场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总量的增加和家务时间的急剧减少。已婚女性的时间配置受到社会、家庭和个人的人口特征和经济状况的综合影响。女性基于对婚姻利益的考虑，越来越重视自己的人力资本投资，越来越意识到把自己的时间配置到市场中去的收益（石红梅，2006）。另一份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并没有增加女性的市场劳动时间，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增加了女性市场劳动时间，离婚率的上升和男女工资收入差距的拉大有利于女性市场劳动时间的增加（石红梅，2006）。
3.对工作与家庭平衡政策的研讨
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冲突，常常是女性时间利用研究的一个重点，也是政策建议的重点。2008年5月，国际劳工组织和全国妇联联合举办了“工作和家庭的平衡：中国状况分析及政策”研讨会，意味着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关系已作为一个公共政策议题引起关注。刘伯红等（2008）的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时期，在协调工作和家庭责任方面，以市场为导向的多种经济制度改革，一方面提供了生活的便利，另一方面也导致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冲突加剧。刘梅君（2010）对台湾女性“部分工时”工作状态的研究发现，部分工时形态无法有效缓和劳工所面临的家庭与工作的困境，而且部分工时工作撼动不了传统性别规范，致使女性仍承担主要的家庭照顾责任，且经济依赖的处境仍持续存在，女性的从属地位亦无翻转的可能。
（五）女性服饰、美容美发
1.服饰变革与社会变迁
服饰的变革最能迅速与直观地反映社会时尚，研究者们往往从服饰的变革来反映社会的变迁（马永利，2010）。初艳萍（2010）通过描绘20世纪20～40年代改良旗袍的变化，反映上海妇女的职业道路、消费心态和家庭婚姻生活的变化，认为政府通过对旗袍式样的控制实现对妇女身体的规训和控制，上海妇女则通过对旗袍的改良实现与社会的互动。周梦（2010）对苗侗少数民族女性服饰的考察发现，生活方式的变化改变了少数民族妇女的服装款式、着装状态、着装观念、穿衣心理等，苗侗女性服饰出现了审美方面的趋同性。
2.服饰变化与女性意识
学者们对服饰变化的另一个关注点是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解放道路的足迹。吴昊（2008）将女性服饰的变革看作妇女革命的开始，认为女性把“服饰变作一种自卫机能”，在社会变革中用“充满弹性的适应能力”改变着自己的生活。龙玉珠（2010）则从服饰的变化审视女性形象的重塑。有研究通过对缠足与废缠足的关注讨论女性服饰改革在晚清女性解放运动中的作用，以及女性身体在其中遭遇的命运（邓如冰，2006；李伟博，2010）。有学者对服饰变化的因素进行分析，认为社会制度的变迁、审美观念的变化、时装表演与选美活动的开展、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近代服装服饰产业的产生与发展都影响着民国时期女性服饰的演变（郑永福等，2007；鄢宜，2010），同时，女权运动、战争等也都成为女性服饰变迁的影响因素（陈玉，2008）。方征（2009）运用福柯的性别话语权力逻辑框架，探索社会性别话语对服饰和身体呈现的影响，认为性别与着装是社会性别制度建构的结果。同时，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被建构。
3.女性美容美发
女性的美容美发，特别是整形美容一直是女性主义学者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通过选择整形美容手术，女性究竟是被资本市场和父权制的合谋所压迫的“文化冤大头”，还是通过整形这种个人的身体政治的操作对自我进行赋权的“行动者”？文华（2010）通过反思女性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立场，结合民族志田野调查的素材，以女性整形为切入点，探索女性身体在中国剧烈的社会变迁中的顺从和抗争、焦虑和欲望，揭示身体与自我以及身体与社会之间复杂而又矛盾的关系。
美容美发消费的原因及影响因素也是研究者探讨的重要问题。马钦海（2008）研究个人因素、环境因素、宣传因素、市场因素对城市女性消费者在美容美发消费上的影响。郑碧强（2009）对福州女性白领的整容时尚消费情况的实证研究发现，城市白领女性出于追求时尚、改变原有形象、受朋友或美容师劝说、表达个性和自我认同、一时冲动、社会认同、获得好的平台或找到更好的工作等动机而选择整容；在整容过程中，朋友的意见对决定的产生起比较重要的作用；此外会受经济、安全、家人反对等因素的困扰。赵海霞（2007）认为社会对女性审美重心从内心向外表的转移是影响中国美容整形消费的重要社会因素。
三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就本文综述的研究成果来看，虽然女性生活方式的不同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体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
首先，理论研究比较薄弱，大多引介国外理论，深入探讨的较少，相关理论阐述还比较松散，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系统的体系；其次，研究内容以现状描述为主，解释性研究少，仅停留在较粗的层面上，成果多零散分布于相关著作或作为补充说明性部分，专门研究的著作极少，对男女间的生活方式差异有所关注，但未对女性群体内部因社会属性不同而表现出的差异性做详细研究；再次，研究对象以女性为研究客体的多，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的少，且研究对象比较单一，群体的差异性、阶层性关注不够；最后，在研究方法上，定性、定量分析都有涉及，但对资料的分析不够深入。
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受到极大关注，其研究也将蓬勃发展。今后的研究将加强理论的阐述与体系的构建，运用社会性别视角，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对女性生活方式的不同内容进行理论思考；运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视角，对不同群体、不同社会属性、不同社会环境下的女性生活方式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在市场化、流动化、国际化、信息化等的社会背景和国际环境中去关注女性生活方式的变迁，思考其深层蕴意。
[1] 作者简介：李亚妮，女，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