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用大历史眼光审视中东威权政治的转型
对中东而言，如果说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是以“9·11”事件为标志而开始的，那么第二个10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以震惊世界的阿拉伯剧变而开始的。100多年来，中东从殖民主义时代的民族主义觉醒到全球化时代走向民主思潮的激荡回旋，一方面为我们展示了各国人民一直在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历过类似中东这种痛苦的探寻过程；但另一方面，这种探寻也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今天的中东，特别是阿拉伯国家，究竟何去何从，依然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方向。
1.威权政治转型和民主化的一个基本前提
威权体制下自由化的萌芽与培育程度是威权统治转型和民主化的一个基本前提。尽管中东诸国历史进程和政治环境的差异，使得各国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表现为明显的不同步性。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对民主化的关注已经显得越来越重要，在一批阿拉伯国家实行的民主化改革和政治讲话的中心议题中都体现出了这一点。[55]
土耳其20世纪50年代通过议会选举的形式实现了不同政党之间的权力更替，首开政治领域民主化转型成功的范例。萨达特上台后的新政举措在政治领域的核心内容即政治生活的自由化，1974年的“十月文件”和1976年多党制的实行，标志着埃及政治民主化的长足进步。约旦在侯赛因国王的主持下，颁布《国民宪章》，规定了约旦的政治民主化和自由化进程，确定了多党制的政治制度，规范了选举法，多党制议会也对国王控制的内阁形成了明显的制约。进入90年代，为了适应国内民众日益高涨的民主呼声，叙利亚在阿萨德政权后期也开始调整国内政策，实行具有自身特色的政治制度，推行新经济政策，并放松对民众生活的诸多控制，扩大议会的权限，减少对国内政治反对派的民主活动的监督，巴沙尔在继承其父威权统治的基础上，继续推动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沙特在这期间也实行了政治改革，制定了《基本法》和《地方组织法》，成立了国家协商会议，尽管这只是有限的政治改革，但毕竟是君主制国家在政治领域迈出的重要一步。[56]
2.威权政治转型和民主化的两条历史道路
威权政治转型和民主化的两条历史道路或者说是两种变革方式即改革或革命。从政治变革的角度看。改革与革命从来就是孪生兄弟，如果不改革，或者不能成功的改革，那么结果往往就是革命。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互依存。
从马克思主义革命学的角度分析，如果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而且被统治者也不愿再被照旧统治下去，那么社会革命就会发生。从中东政治演变的现实分析，它直接体现为选举政治与街头政治的关系。相对于街头政治，中东对选举政治并不陌生，然而，选举政治从一开始就具有的欺骗性及其被操纵的特征决定了选举政治与民主的距离还很遥远。阿拉伯剧变终于以街头政治的方式上演了政治变革，可以说是选举政治不彻底的必然结果。阿拉伯剧变还导致了这样一种结果，就是使街头政治成为阿拉伯民众政治所培育出的一种新型政治文化，并被越来越多的民众所熟知。正如我们在埃及看到的，从穆巴拉克的选举政治到其被街头政治推翻，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大选穆尔西上台执政，再到穆尔西被裹挟着强大民意（街头政治）的军方罢黜。轮回之间，令人焦虑的是这种街头政治何时被约束，而约束的前提是实施真正意义上的选举政治。熟悉新政治文化的强大民意再不可能被“堵”住，而“疏通”不畅，那就只有冲决堤岸一个后果。[57]不仅是中东政治，任何威权政治对此都不可不察。
3.中东政治发展和民主化的三个关键问题
研究发展中国家威权政治的转型，有三个关键问题是必须解决的，即关于民生与民主、国家与社会、军队与政治，中东同样如此，阿拉伯剧变在三个问题方面从实践和理论上都提出了若干复杂而敏感的课题，其教训和经验值得总结。
首先是民主与民生的关系问题。剧变以突尼斯青年点火自焚抗议事件为导火索显示出中东民生问题的艰难，引发民众对于民生问题改善，进而要求结束腐败的威权统治的民主诉求。埃及在推翻穆巴拉克统治的1月25日革命是如此，在推翻穆尔西的二次革命中也是如此。甚至对二次革命来讲，比第一次革命更有意义。正如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院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系主任谢尔盖·卡拉加诺夫所说：“道理很简单，革命往往就是暴动。革命以埃及的衰退而告终，而且会继续衰退下去。什么时候停止衰退，谁都不知道。穆尔西仅仅维持了一年的主要原因是，旧的管理制度坍塌了，而所有主要问题都没能解决。经济效益低下，人们半饥半饱，穆尔西没能让他们吃饱。”[58]点燃二次革命的埃及年轻人发现，较之穆巴拉克时代，他们就业的困窘并未好转。于是“失业”便与“动荡”相依相存，解放广场几乎成为愤懑无助的青年的一场宏大的血腥派对所在[59]，反对派政党正是在持续恶化的民生上做文章，发动群众推翻穆尔西政权，以便取而代之。总之，正如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顾问多米尼克·莫伊西所说，伊斯兰主义从来就不是、未来也不可能是解决该地区挑战的应对之道，这里所面临的首先是经济和社会问题。让妇女戴上面纱并不能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在于解决温饱、开启民智。[60]
其次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本质上就是处理中央政府和社会的不同单元（阶级、利益集团、民间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61]而所谓现代社会就是指公民自组织（self-organized）起来满足其共同或公共需求的社会部门，它以公民自组织为核心构成，包括媒体、网络、公民的各种公共交往形式等公共领域，公民的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等等[62]。从表现形态来讲，社会包括政党、工会、行业协会、各种各样的联合会、商会、志愿者组织、慈善组织、妇女组织、青年组织、其他利益集团等社会团体，统称公民社会组织（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CSOs）。自从亨廷顿所谓民主化的“第三波”浪潮席卷南美、东欧、黑非洲之后，特别是随着个别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内公民社会力量的冲击下发生政权转移，人们开始把中东的民主化寄托于公民社会力量的培育和壮大。公民社会和政党一样，毫无疑问是推动民主化的重要力量。埃及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赛义德·艾丁·易卜拉欣特别指出国家—社会关系的非零和博弈特征，强国家并不就意味着弱社会，或者相反；事实上，大多数西方稳定的民主制度都是强社会和强国家；而对于中东国家而言，一般的情况则是弱社会和弱国家。[63]
人们越来越多地开始重视公民社会的作用是因为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在削弱威权主义政府及帮助建立和维持民主政体方面发挥着关键的政治作用，而且在改善民主政体的治理质量方面发挥着关键的政治作用。阿拉伯剧变展示了中东威权体制下社会的发展程度已经到了通过某种方式的大规模动员可以导致政权倒台的现实政治效果。在民主的监督和实现过程中，公民社会正在释放出其巨大的能量。公民社会与民主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民主在最低限度上意味着一整套的统治规则以及通过竞争性组织或者利益集团之间的和平操作而实现的制度化治理，那么公民社会就是此类最标准的组织或集团，除了那种直接民主的模式，公民社会组织被认为是实现大众参与治理的最佳渠道。[64]当然，公民社会和民主化的关系在实际中绝不会是这么简单，更不会在真空状态下操作。这种关系往往受到所谓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影响——例如国家的特殊遗产、集体记忆、个人和集体当前的状况（形式和内容）；此外，地区的和国际的因素也会阻碍或者促进二者之间的关系，使之不可确定[65]。
最后是军队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如何认识军方在威权政治转型中的地位与作用？众所周知，不仅中东共和制的威权政体多是军人政权，即便是传统君主制，也是靠军队维系自己的统治。对于转型而言，正如《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转型是从一个军队广泛参与的政体下所启动，而且在转型期间行政领导人仍由军官担任时，冲击会显得比较直接：军方在制度上的利益——还有军官们的个人利益——不得不被那些不怀好意的民选领袖所损害。……腐败是问题的一部分，但最大的问题是军队的政治化。”埃及军队曾经在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并不是虚妄之词；反过来，有资料显示，埃及军队参与国家的经济活动达到25%，也说明其在埃及政治经济社会中的独特地位[66]。穆巴拉克被推翻后，军事委员会建立的临时政府在过渡阶段的种种表现充分体现了威权统治时期军队的利益无所不在。而穆尔西和军人的博弈最终以穆尔西失败，军人重建临时政府而告终，不仅说明它与穆兄会是格格不入的敌对关系，也说明它对于民主的推动面临巨大的挑战。
“让军队能够在一个‘常态的’民主制度中维持地位的必要条件：必须修正对自己是救世主般的定位；必须给予他们一个在追求（而非决定）国家利益过程中不可或缺而且光荣的角色；而且他们也决不能被那些因为无法透过民主程序达到目标而转向军方求援的官僚政客诱惑。”在埃及，这都是短时期解决不了的问题。反对派誓不让步的态度成为军方手中的一颗炸弹。埃及军队继续发挥着国家真正掌权者的传统角色，没有让彰显力量的机会溜走。穆巴拉克的垮台曾让军方颜面扫地，即便穆斯林兄弟会始终对其毕恭毕敬，也无法弥补军方自尊心受到的伤害。“改变军方把自己视为救世主与维护国家最高利益的自我形象是一项更加根本的挑战……这种改变通常会与‘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只有军方有权决定什么是国家利益，还有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被威胁着。因此当军方认为某些无法接受（危险分子或反国家分子）的实力即将上台，某种无法忍受的“无序”或冲突即将来临，还有当某种对军方自身怀有敌意的势力即将上台的时候，军方就会‘被迫’进行干预。可能的干预条件多得数不清——完全根据军方的想象还有他们的官僚意识形态。”消除这些障碍，显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如果说，穆尔西至少是为了其作为一个伊斯兰主义者的理想而奋斗，那么一支不为国防存在的军队又是在为什么奋斗呢？
4.威权政治转型与民主化的四个实现维度
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判断威权政治的民主化转型是成功的，是否按照西方的民主定义，实现了一人一票的投票表决的权利就是完成了民主化？对于中东特殊的文化民族宗教区域而言，安瓦尔·赛义德教授在分析中世纪伊斯兰的统治模式时指出，“我们必须指出几个问题：首先是与合法性有关的问题，即统治者如何上台的问题；其次是在解决国家事务时的大众参与问题；再次是个具有两面性的问题，即政治义务与责任的问题，它涉及人民服从统治者的义务，以及如果统治者的行为不合法时，人民可以推翻他们的权利”[67]。我们认为，以上三个问题，即政治继承、政治参与、政治责任，如果再加上一个关于政治文化的问题，就可以基本构成中东政治民主化的立体式结构。
首先是政治文化的问题。政治文化从大众心理、民族传统习俗，个人行为观念等多个层面决定威权统治转型及民主化的文化结构是否形成。政治文化就像大海的深层，并不为海面的波涛所影响，而只是一如既往的波澜不惊。改变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并建立民主的政治文化，对于存在长达几千年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中东——地域性政治文化、顺从性政治文化、非参与性政治文化，其难度可想而知。任何倒退甚至复辟，乃至于纠缠于伊斯兰的意识形态及其组织制度，都将是中东政治发展中最正常不过的历史现象。好在在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民主政治的变革一旦开启，随着大众对于权利的诉求普遍增长，选举政治乃至街头政治等政治文化被越来越多的穆斯林所接受、所认可，威权统治也就越来越难以回复到其开始时的统治面貌了。或许包括伊斯兰在内的文化结构真的需要做彻底的转换和改革，才能迎合时代的脚步，开启伊斯兰民主的新历程。
其次是政治继承的问题。一个富有韧度而不是脆弱的政治体制，或者一个走上政治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政体，其最重要的标志可以说就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政治继承与换代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权力的交接至关重要，对内直接影响政治稳定，对外则影响地区稳定与和平。穆巴拉克被推翻之后，过渡的军政府迅速改善与伊朗的关系——仅仅是两艘伊朗军舰通过苏伊士运河——引发外界的诸多猜测，中东几乎所有国家（除了以色列，很大程度还有伊朗）在政治继承与换代方面给外界留下的全是谜。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和中东国家的威权政治比较起来，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西方的政治继承有章可循，任期制得到普遍遵守；中东国家的领导人长期以来则贪权恋栈，纷纷建构和实践的是名为共和，实为“世袭的共和制”政体。血缘性的政治继承——不论是君主制或者共和制——由于新生代的生存环境和面对的时代主题必然与老一辈有着巨大分歧，从而引发不安；而非血缘性的政治继承，如果不是在军人手中代代相传，那么在实质意义上推行选举民主方面，上台的几乎全是伊斯兰主义者，就更增加了政治继承的诸多变数。穆尔西执政一年即被罢黜，即使是所谓的“公民社会政变”，同样是对民主重大的破坏和倒退。革命以反对穆巴拉克连任或者把职权交与其儿子加麦尔为目标，是1952年共和革命以来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的体现，是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类似叙利亚子承父业的所谓“共和世袭制”政治模式非常难能可贵的自我修正。不论作为“奇里斯玛”式领袖的纳赛尔去职于突发的心脏病而由副总统萨达特接任，或者萨达特总统在纪念十月战争的庆典仪式上被刺杀，由副总统穆巴拉克接掌政权，毕竟还是一种制度化的政权交接。执政了30年的穆巴拉克在2011年终于先是被“人民起义”逼得无所适从，继而再去任命副总统，最后被迫交权于军方的历史命运，提示中东的统治者寻求一种百姓能够普遍接受的、制度化的权力继承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再次是政治参与的问题。按照发展政治学的观点，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就是政治参与不断扩大的过程，一个国家的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越高，该国的政治发展水平就越高。当然，威权政治体制下的政治参与——则是以压制政治参与为特点的。中东作为历史上专制主义盛行的地区，后来演变为威权主义根深蒂固的地区，如沙特、伊朗、埃及等代表性国家的个案研究所显示的，其政治参与度十分低下，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这种低度的政治参与不仅表现在一般性的政治参与，而且与伊斯兰教关于穆斯林妇女的政治地位、法律地位、社会地位（受教育的程度与此直接相关）的相关规定紧密相连，致使其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比较其他地区更低。阿拉伯剧变的广场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改变了这一印象。埃及的解放广场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象征——广泛的、大众的、普遍的政治参与——不仅是埃及的青年，还有大量的妇女，不仅是受他人策动的“动员参与”，一开始更体现为行动者本人自发的“自动参与”（没有明显的组织者，没有专门的政治口号）。
人们终于在“1·25革命”中看到了不同于以前任何时代的埃及。如果说以前埃及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者不过区区几百人，最多也不过几千人的话，那么这次仅积聚在解放广场的民众就达到数万以上，他们来自埃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如果说以前的游行示威之目的主要是要求政府改变政策、实行“良治”，那么这次则是直接要求穆巴拉克政权下台；如果说以前的集会示威只是反对派部分政治精英的“走秀”之作，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那么这次则真正地唤起了那些“沉默的大多数”，成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革命。
最后是关于政治责任的问题。政治责任，与政治文化、政治继承、政治参与其实紧密相关，或者就对中东的考察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依附在其他三项民主化的实现维度之中，因此，现代一般意义上的发展政治学对它的探讨较少，是因为在传统而发达的政治发展体系下，政治责任几乎是不言而喻的。早在卢梭的时代，他就提出了相关的命题，法国《人权宣言》和美国《独立宣言》就是政治责任的直接体现。直白地说，就是权力的使用者，必须承担其政治责任，最大限度地为人民服务；一旦权力不能被很好地使用，权力使用者就有政治责任引咎辞职，或者，人民也有政治责任使之下台。在中东威权政治体系下，“责任制进程与相关的政治义务问题”长期以来“悬而未决”，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随着威权转型和一种民主化的政治文化的形成、更大的政治参与、制度化的政治继承逐渐实现，那么政治责任问题自然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5.探寻政治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五重历史考量
从大历史的角度透视，以下五个问题在根本上决定着中东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即使从社会革命的角度，也必须对其深刻把握，才可能更容易理解中东政治发展的本质。
第一是民族独立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近代以降，中东面临西方殖民主义入侵的巨大压力，致使民族独立成为时代的主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发展的主题。从东方国家遭遇的普遍历史经验来看，没有民族的独立当然谈不上发展；问题在于，一俟“民族独立”的任务完成之后，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就应该成为最主要的“民族任务”。事实是，中东民族国家体系构建完成之后，他们依然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意识形态的建构和纷争上，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发展问题，直至目前，除了海湾国家的经济由于石油美元的支撑还说得过去，其他国家的经济大多乏善可陈，终于在21世纪初演变成一幕民生之困的悲剧，进而引发了剧烈的政治动荡，其经验和教训是值得深刻记取的。
第二是回归宗教还是坚持世俗的问题。对于中东而言，多种多样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不管其如何分野，终究离不开世俗的和宗教的两类。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宗教与世俗，是否二者之间总是矛盾和对立的而且渐行渐远呢？西北大学王铁铮教授在《全球化与当代中东社会思潮》一书中给了我们很好的回答：“基于中东地区的宗教地域特征，以及不同宗教对各国社会和政治的根深蒂固之影响，中东社会思潮中的政治因素和宗教因素实际上又很难截然分开”，“中东世俗的政治思潮中蕴含着宗教基因，而宗教思潮中又带着强烈的政治诉求。它们在彼此不断的抗衡、碰撞、融合中释放能量，并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中东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的演进”。[68]这里虽然说的是思潮，但思潮背后反映的则是不同利益群体的政治社会意识，因此，我们不能把宗教与世俗的关系简单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果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而言，宗教与世俗都具有强烈的反西方色彩，也承担着反西化功能，二者关系与其说是矛盾的，倒不如说是一致的。如前所述，它们在时间上是继起的，在内涵上是互补的，只是在涉及国家内部治理时，二者的矛盾才会上升为主要矛盾。
第三是变迁中的心理适应与文化抗拒问题。国际和西方力量干预中东问题的劣根性，以及在与西方交往过程中的弱势心理，使中东的穆斯林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挑战中，产生了巨大的心理不适或者出现异常的文化抗拒现象，这是很正常的。于是，这些掺杂着激进与保守、传统与现代、威权与民主、宗教与世俗等多种矛盾对抗性基因的“主义”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它们不仅要努力去解释伊斯兰世界，更试图去极力改变伊斯兰世界。例如，上文提到的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核心的复兴主义思潮，倡导中正和谐的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以及以伊斯兰激进主义为面貌特征的恐怖主义三大思潮，呈现出同一宗教文明内部，在面对精神之惑与发展之困时给出的三种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凸显了广大穆斯林心理适应和文化变迁的矛盾性、反复性、不确定性。曾经作为主流的复兴主义思潮在21世纪初期已经出现了消退的迹象，而恐怖主义虽仍有市场，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终究会被历史所淘汰；唯独中间主义指出了伊斯兰文明未来发展的光明前景，令人精神为之大振，不过其效果究竟如何还有待历史的进一步检验。
第四是民族和解与政治包容的问题。长期以来，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人们对和解的关注远远不如对冲突的关注，为什么？在逻辑上，为了解决和解首先应该了解冲突；但事实上，和解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关注冲突，最终是为了能够实现和解。“和解”意味着宽和、宽容，平息纷争、重归于好。作为世界热点的中东——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冲突，同一国家内部各种政治势力、宗教派别、族群的冲突，乃至世俗与宗教的冲突等不一而足。政治变迁过程中，被掩盖被压抑的问题重新暴露出来，使冲突成为常态，而追求和解和包容就成为目标和理想。通过对中东问题的观察，我们认为，寻求最大的社会共识才是和解的基础，政治和解只是一个开始，而众多事实证明，政治和解不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因为政治的问题总是会因为政治人物的喜好发生变化，正如埃及军队、世俗派和穆斯林兄弟会三者关系的角力所显示的那样。只要民族和解不能长期有效建立，政治包容也就不可能实现，动荡就会持续。
最后是独立自主与道路自信的问题。从19世纪中期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主义的初步提出，到20世纪中期对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艰辛探索，再到21世纪初期全球化时代陷入经济迟滞、政治动荡与社会混乱，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地区像中东（尤其是阿拉伯世界）一样经历了太多的迷茫、苦闷和彷徨。正是在贫穷与耻辱交织、失望和怨恨共存的历史进程中，中东的有识之士和普通大众发出了他们寻求民族独立、振兴国家、复兴文化（宗教）、追求民主的强音，汇成了一波又一波起伏激荡的社会革命和运动。国家发展道路至关重要，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的问题解决不了，国家发展永远是混乱的。伊斯兰文明曾经的辉煌并不能掩饰近代以来被西方殖民入侵的苦难，长期以来始终没有找到一条独立自主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是中东发展的根本性缺陷。阿拉伯剧变作为继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之后的第三次起航，我们希望中东人民能够找到这样一条强盛的道路。“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事实证明这同样不能挽救中东充满混乱与动荡的文明迷思。不过，剧变后的中东要比20世纪更清楚地显示出，中东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具有悠久文明和历史传统的中东人民，正在自己的国土上走着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在前进的道路上，一定不是平坦的和直线的，但也不会重复别国的模式，而是以自我变革的活力，与时俱进，在交往自觉中创造新的文明。努力寻找一条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并且坚定道路自信，才是最为重要的，但这需要时间。
他们终究要走向哪儿呢？
[1] 本文为笔者参与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中东现代威权政治与民主化问题研究”最终成果的一部分，也是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以来埃及宗教与政治关系的历史考察”（批准号13BSS004）以及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研究”（项目号10&ZD115）（埃及卷）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2012年度内蒙古高校“青年科技英才计划（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建设项目的支持。
[2] 王泰，博士，内蒙古民族大学世界史研究所教授。
[3] 《习近平参观俄罗斯国防部》，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3/24/c_124495586_2.htm。
[4] 刘晓明：《对西方资本主义困境的观察与思考》，《人民日报》2013年4月12日。
[5] 黄靖：《战略大视野下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联合早报》2013年4月15日。
[6] 陈敏华：《集群式革命之“阿拉伯之春”》，《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3期。
[7] 详见王泰《埃及经济发展战略与发展模式的历史考量》，《西亚非洲》2008年第5期。
[8] 〔加〕马耀邦：《中东剧变与美国、新自由主义》，《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6期。
[9] 据新华社综合资料。
[10] 英国《卫报》，2005年3月10日。
[11] http：//baike.baidu.com/view/19505.htm.
[12] 例如美国学者Barry Rubin在其《埃及政治中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Islamic Fundamentalism in Egyptian Politics，updated editi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2.）新修订版中就提出这样的疑问。
[13] Okbazghi Yohannes，Politics Economy of an Authoritanrian Modern State and Religious Nationalism in Egypt，Lampeter：The Edwin Mellen Press，2001.
[14] 刘中民：《关于中东变局的若干基本问题》，《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年第2期。
[15] 王泰：《埃及现代化进程中的世俗政权与宗教政治》，《世界历史》2011年第6期。
[16]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郭宪纲认为，本次剧变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世俗救国思潮和改造社会的实践遭受重大挫折和失败。与此同时，作为中东地区另一支重要力量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在这场动荡中或冲锋陷阵，或居于幕后推波助澜，或静观其变，待机而动。不过，由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不合乎当代潮流，某些组织从事恐怖活动，形象不佳，难以乘势而为。处在历史十字路口的阿拉伯世界何去何从，是移植西方民主政体还是另辟蹊径，成为摆在各国面前的重大历史抉择。郭宪纲：《阿拉伯世界第三条道路的选择》，《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5期。
[17] 彭树智：《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2013，“卷首叙意”第3页。
[18] 彭树智：《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2013，第240页。
[19] 彭树智：《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2013，第248页。
[20] 彭树智：《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2013，第160页。
[21] 彭树智：《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2013，第252页。
[22] 彭树智：《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2013，第213页。
[23] 详见王泰《十月革命在中东的历史回响——〈金字塔报〉所见的共产主义在埃及的早期传播及其历史命运》，《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24] 王铁铮主编《全球化与当代中东社会思潮》，人民出版社，2013，第99页。
[25] 王铁铮主编《全球化与当代中东社会思潮》，人民出版社，2013，第9页。
[26] 王铁铮主编《全球化与当代中东社会思潮》，人民出版社，第293页。
[27] 王铁铮主编《全球化与当代中东社会思潮》，人民出版社，第8页。
[28]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29] 王铁铮主编《全球化与当代中东社会思潮》，人民出版社，第13页。
[30] 哈维尔·巴仑苏埃拉：《阿拉伯革命的七个关键问题》，转引自刘中民《关于中东变局的若干基本问题》，《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年第2期。
[31] 王锁劳：《有关北非中东剧变的几个问题》，《外交评论》2011年第2期。
[32] 陈晓晨：《阿拉伯剧变仍处裂变期》，《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12月30日。
[33] 阿列克谢·马拉申科：《历史缓慢前进》，（俄罗斯）《独立报》2010年4月27日，转引自刘中民《关于中东变局的若干基本问题》，《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年第2期。
[34] 王京烈：《解读中东政治危机》，《西亚非洲》2011年第6期。
[35] 姚匡乙：《中东形势巨变以及中国的中东政策》，转引自刘中民《关于中东变局的若干基本问题》，《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年第2期。
[36] 姚匡乙：《中东剧变与中国中东政策》，《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年第4期。
[37] 安惠侯：《阿拉伯国家政治和社会动荡的前因及后果》，《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年第1期。
[38] 刘中民：《关于中东变局的若干基本问题》，《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年第2期。
[39] 董漫远：《西亚北非变局及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5期。
[40] Sean L.Yom，F.Gregory GauseⅢ，“Resilient Royals：How Arab Monarchies Hang on，” Journal of Democracy，Volume 23，Number4，October 2012，p.74.
[41] 22个阿拉伯国家中有8个君主制国家，即海湾合作委员会6个成员国，以及约旦和摩洛哥。其中，摩洛哥王国自1660年起便由阿拉维家族统治；约旦哈希姆王国由原汉志酋长侯赛因·阿里的次子阿卜杜拉于1946年建立；沙特阿拉伯王国由原内志酋长阿卜杜·阿齐兹·沙特在统一阿拉伯半岛后于1932年建立。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海湾地区的原英国保护国陆续宣布独立，建立君主制国家。这8个君主制国家国情千差万别。从人口看，2010年，除摩洛哥（3200万）、沙特（2600万）以外，其他国家人口均较少，人口最少的卡塔尔尚不足100万。从经济看，非产油国摩洛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800美元，约旦为5400美元，海湾产油国则均在2万美元以上，最高的卡塔尔达17.9万美元。参见Rex Brynen（et al.），Beyond The Arab Spring：Authoritarianism & Democratization in the Arab World，Boulder，CO：Lynne Rienner，2012，p.174.丁隆：《阿拉伯君主制政权相对稳定的原因探析》，《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5期。
[42]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第161页。
[43] 丁隆：《阿拉伯君主制政权相对稳定的原因探析》，《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5期。
[44] 丁隆：《阿拉伯君主制政权相对稳定的原因探析》，《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5期。
[45] 丁隆：《阿拉伯君主制政权相对稳定的原因探析》，《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5期。
[46] 《中东阿拉伯之春将再引爆？》，BWCHINESE中文网，http：//www.bwchinese.com/article/1052719.html，2015年4月25日。
[47] 《土耳其想当中东“第一主角”》，《环球时报》2011年9月21日。
[48] 李秉忠：《“土耳其模式”刍议》，《欧洲研究》2012年第5期，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qsw/qyyj/article_2013012475759.html。
[49] 究竟是否存在一种“土耳其模式”，该问题在学术界还有很大争议。
[50] 《土耳其想当中东“第一主角”》，《环球时报》2011年9月21日。
[51] 锡南·于尔根：《土耳其式“半吊子”民主没有出路》，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5513#s=d，2014年3月28日。
[52]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主编《第四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关系研讨会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第58页。
[53] 〔英〕吉迪恩·拉赫曼：《西方主导中东的时代进入尾声》，《金融时报》2013年6月20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6/20/c_124881466.htm，2013年11月13日。
[54] 唐志超：《中东变局与阿拉伯世界的未来》，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60_16860.html。
[55] Howard Handelman and Mark Tessler，Democracy and its Limits-lessons from Asia，Latin America，and the Middle East，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p.262.
[56] 参见哈全安《中东史610—2000》，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57] 参见王泰《埃及现代化进程中的世俗政权与宗教政治》，《世界历史》2010年第6期；哈全安、张楚楚：《从选举政治到广场政治：埃及穆巴拉克时代的民众政治参与》，《西亚非洲》2013年第3期。
[58] 《抗议的金字塔——街头军事政变的五个教训》，（俄罗斯）《莫斯科新闻报》2013年7月15日。
[59] 蔺妍：《“阿拉伯之冬”来了》，《国际先驱导报》2013年1月15日。
[60] 参考消息网2011年12月14日报道法国《回声报》2011年12月12日发表题为《阿拉伯革命一周年》的文章，作者为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顾问多米尼克·莫伊西。
[61] 霍华德·威亚尔达：《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娄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04页。
[62] 贾西津：《什么是公民社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网，http：//www.crcpp.org/cpipphtml/jiaxijin/2007-7/24/200707241715.html。
[63] Saad Eddin Ibrahim，Egypt Islam and Democracy（Critical Essays），p.246.
[64] Saad Eddin Ibrahim，Egypt Islam and Democracy（Critical Essays），p.247.
[65]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31～107页。
[66] 安惠侯：《阿拉伯国家转型及其走势》，《阿拉伯世界研究》2014年第1期。
[67] 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非西方发展理论：地区模式与全球趋势》，董正华、郑振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99页。
[68] 王铁铮主编《全球化与当代中东社会思潮》，人民出版社，2013，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