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剧变对地缘政治的外溢性效应

剧变不是也不可能只是阿拉伯共和制国家自己的事情，它对地缘政治与国际局势产生的外溢性效应正在逐渐显现，这种效应反过来也将继续影响地区的民主化进程。从宏观上来看，以下三个热点问题需要做深入细致的审视：阿拉伯君主制国家何以能够保持相对稳定（政治的继承与换代如何可持续）；所谓的“土耳其模式”之于阿拉伯国家，究竟可能还是不可能（一个典型的关于伊斯兰与民主关系的政治文化课题）；美国又是否能够真正采取超然态度，其中东民主化战略将会做出怎样的调整与变动（有关外部促进民主计划的问题）。

1.变还是不变：阿拉伯君主国相对稳定及其面临的挑战

阿拉伯剧变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虽然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发生了动荡，但程度却有很大不同。从发生剧变国家的政权类型看，它们均属共和制世俗威权政权。那些阿拉伯君主国虽不同程度地受到民众抗议浪潮的影响，除巴林外，大都平稳过关。因此，有学者认为，这次剧变确切来说是“阿拉伯共和制国家剧变”[40]。学术界普遍认为，这场剧变推翻了民主化问题上的“中东例外论”，但阿拉伯君主制国家的稳定则使“中东例外论”演变为“阿拉伯君主制例外论”（Arab Monarchical Exceptionalism）。众所周知，近代以来，随着世界其他地区君主制特别是绝对君主制的消失，阿拉伯世界成为世界君主制国家比例最高的地区[41]，而且这些国家大多仍实行的是绝对君主制。君主制国家的政治现代化问题，被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称为“国王的困境”（king’s dilemma）。亨廷顿对其前景做出了悲观的预测：“君主制国家的政治体制都陷入一种根本性的困境。”[42]然而，与世界其他地区君主制的境遇不同，阿拉伯君主制政权不仅长期存续，而且其稳定性高于共和制世俗威权政权。这一有悖世界政治现代化一般规律、挑战政治学主流知识传统的现象，一直困扰着学术界。[43]

我国学者丁隆从传统的政治合法性、地租型经济、以家族和部落为核心的政治联盟、外部力量支持、集权力量的制度性优势以及反对派弱小等六个方面分析了这些国家的政权合法性问题及其保持政权稳定的主要原因[44]。问题在于这些君主国所面临的挑战，包括其陈旧的政治治理方式、单一资源的地租经济模式导致经济和民生问题突出、部分国家族际和教派矛盾突出、美国支持的不确定性等，虽然在阿拉伯剧变浪潮中或安然无恙，或涉险过关，但阿拉伯剧变作为一次民主革命运动，必将唤醒阿拉伯君主制国家民众的民权和民主意识，对其政治前景产生深远影响。而沙特、卡塔尔等国在阿拉伯剧变中采取了“双重标准”，它们一方面积极支持利比亚、叙利亚反对派的“革命”，另一方面压制本国以及巴林的民众抗议，说明其支持民众争取自由、民主是假，而利用阿拉伯剧变浪潮，借利比亚、叙利亚反对派之手推翻与己不睦的利比亚和叙利亚政权是真。这种内外有别的政策，不仅有损王室的公信力和合法性[45]，也再次使阿拉伯世界的分裂暴露无遗。面对剧变，君主国究竟变还是不变？的确是个问题，如果不变，鉴于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的教训，一旦革命风暴再起，恐怕王冠掉落一地；如果变，传统的体制机制又如沉疴在身，变革难度之大可以想象，绝非一日之功。另外，从全球经济依存度角度看，用石油美元“购买”合法性和政治稳定只是解决一时之急，其隐患是长期而重大的。目前，亚洲占了海湾六国的出口总额的57%，六国出口石油的2/3都销往亚洲。国际能源署（IEA）2012年预计，到2035年，90%的波斯湾出口石油都会销往亚洲国家。因此，有专家就指出，一旦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亚洲国家地区整体经济下滑，很可能引爆第二场阿拉伯之春，届时波斯湾的君主国都不会幸免[46]。

2.可能还是不可能：土耳其模式对阿拉伯国家的适用性问题

“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土耳其不仅没有受到波及，相反一枝独秀，而且接连打出强劲的外交牌：与以色列翻脸，支持巴勒斯坦“入联”，帮伊朗缓解与美关系，到埃及、利比亚推销民主……土耳其成了赢得阿拉伯民众好感的“主角”。[47]

应该承认，近十多年来，与其他伊斯兰国家相比，土耳其国内政局相对稳定，经济发展很快，宗教与世俗之争也逐渐淡化。土耳其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以“伊斯兰和民主之间持久的婚姻”形象，出现在中东那些独裁政府被推翻了的国家面前。有中东问题专家认为，中东剧变以来阿拉伯民众呼唤民主和发展，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土耳其模式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和广阔的市场。政权更替后结束流亡回到国内的埃及宗教长老格尔达威和突尼斯宗教领袖加努什，都表示在今后的国家发展中要走土耳其之路，甚至黎巴嫩的真主党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都做出与伊朗拉开距离、靠近土耳其的姿态。穆巴拉克被推翻后出任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的穆罕默德·侯赛因·坦塔维指出，“土耳其的经验最接近埃及人民的经历，我们可以从土耳其模式中获得灵感”。而土耳其经济和社会研究基金会发布的关于土耳其区域形象的报告显示，中东动荡以来，土耳其在中东地区赢得的正面评价日趋稳定化和结构化，它仍是区域国家学习的“模板”。《金融时报》调查表明，即便在黎巴嫩这样一个真主党占绝对优势的国家，93%的民众依然对土耳其怀有好感，迥然不同于90年代中亚国家对土耳其民主的漠然。[48]

如果说以上说法体现出阿拉伯剧变后的“民主市场真空”和对“土耳其模式”的某种迫切“需求”，那么，与此相对照的是，现在的土耳其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更有能力，也更为主动地推广该模式，西方也迫切需要和积极支持该模式。剧变以来，土耳其迅速调整了外交方向，总理埃尔多安对埃及、突尼斯、利比亚进行了访问，致力于销售土耳其民主进步模式，并对叙利亚发出最后警告。西方则充当了土耳其模式的幕后推手，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指出：“中东北非的民众从土耳其模式中获益并付诸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在土耳其模式与伊朗模式之争中，土耳其具有比较优势。伊朗模式的诞生出乎西方的预料，受到西方的打压；土耳其模式历史较长，并得到西方的推崇。最根本的区别是伊朗模式是极端、本土、神权性质的；土耳其模式则是仿效西方的，是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之间长期作用、相互平衡的产物。

我们姑且承认存在着所谓的“土耳其模式”[49]，但它究竟是否适合阿拉伯国家却仍是个谜。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四个因素导致阿拉伯世界不会轻易效仿土耳其模式来改造自己的国家。第一，阿拉伯国家历史上长期遭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直到近代以来才逐渐取得民族独立，到了当代，土耳其又加入北约，与欧洲套近乎，积极为加入欧盟做准备，充当欧洲势力在伊斯兰世界的马前卒，又使阿拉伯国家觉得很反感，因此他们在情感上对所谓的“土耳其模式”不愿接受。“阿拉伯人在线”网站说土耳其是一个“大块头的怪物”“多种混合体”，使人很难对土耳其是什么样的国家做出准确定位。在阿拉伯人的历史中，有400多年是受土耳其人统治的，当时的奥斯曼帝国至今仍被阿拉伯人“怀恨”在心，一些历史教科书中写道，今天阿拉伯人的落后全是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造成的。第二，除了在伊斯兰教的政治文化认同方面二者有相似性之外，无论从民族到地域，还是从历史到传统，阿拉伯国家在国情上与所谓的“土耳其模式”都不相符合。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发言人就表示：“土耳其的模式无法复制到埃及，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情况，我们不会跟在其他国家后面亦步亦趋。”[50]第三，阿拉伯共和制威权统治在疾风骤雨的革命风暴中被推翻，伊斯兰政党在乱局中你方唱罢我登场，但包括军队在内的世俗力量还是过于强大，在双方的政治博弈中世俗力量对于“土耳其模式”的适用其实是不被允许的——埃及局势在2013年的演绎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第四，土耳其对自己这一条世俗化与伊斯兰民主相结合的道路已经探索近百年，而具备某种发展模式的“雏形”严格意义上也不过是在后冷战时代才开始的，如果从正义与发展党2002年执政算起，也不过十三四年的时间，作为一种模式还远未定型化，2013年发生的塔克西姆广场事件说明所谓的“土耳其模式”本身并不成熟。

伊斯坦布尔智库伊达姆主席锡南·于尔根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批评土耳其去年的广场动乱。他指出，埃尔多安强调国家意志的重要性，重申政府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是选举及其骄人的政府业绩。但他未考虑“程序合法性”，而这恰好是土耳其近期动荡的根源。就是说，埃尔多安评判民主合法性的标准是物质上的，而程序合法性是基于行为过程本身。程序合法性关注的是法治如何实施，决策过程的透明如何确保，媒体自由如何保护，以及政策制定过程中民众参与度如何保证。程序合法性也与政治体系容忍和应对异见的能力存在内在联系。对自由民主政体而言，程序合法性与民主合法性的其他支柱同等重要。它是自由民主政体与非自由民主政体的本质区别所在。土耳其民主的成熟度已经超越这样一种浅薄民主的契约程度。埃尔多安或许仍是土耳其最受欢迎的政客，但他只要仍拒绝完全实施法治、并实现政策制定透明化，他的政府就在一天天丧失合法性。正因如此，仅凭赢得选举已无法平息土耳其的政治动荡了。土耳其政府前进的唯一道路，就是承认其对民主合法性的解读存在关键缺陷，并着手解决这种缺陷。[51]

3.管还是不管：包括民主促进计划在内的美国中东战略的调整及其影响

近年来，越来越有迹象显示西方已经难以独自主导中东。安惠侯大使认为，美国在中东仍居主导地位，但其主导能力减弱。[52]西方专家也认为，现在中东出现了“四大根本变化使得美国以老方式主导这一地区变得不再现实，甚至不再可取。这四大变化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败笔、大衰退、阿拉伯之春以及美国能源独立的前景”[53]。第一，过去10年，美国及其盟国已经认识到，尽管其强大军队能够在中东地区推翻一个它不满意的政权，却非常不善于建设一个新政权。阿富汗和伊拉克仍然处于深层次的不稳定状态，饱受冲突蹂躏。第二，金融危机对中东而言，意味着人们不再可以想当然地认为西方拥有“承受任何负担”的实力。欧洲军事开支正在迅速减少，美国也已开始削减军事预算。奥巴马对于在中东背上新的负担戒心重重。第三，所谓的“阿拉伯剧变”导致穆巴拉克这样的传统盟友倒台，不仅引起了该地区其他长期盟友（特别是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反感和震惊，也使美国认识到，中东人民的命运最终将依靠自己解决。西方对各种政治势力（包括伊斯兰主义以及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宗派主义）感到担忧，但这些势力不可能永远被美国招安或压制。最后，美国的页岩气革命降低了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确实大大夯实了其采取超然态度的底气。

阿拉伯世界的剧烈动荡，对美国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但从目前来看，挑战大于机遇。[54]在战略收缩的大背景下，美国的中东政策因“阿拉伯之春”后的中东变局而被迫调整。总体而言，美国对中东政策的调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观望阶段。伴随着“阿拉伯剧变”的蔓延亲美政权领导人纷纷倒台，如：穆巴拉克被迫辞职、本·阿里逃亡海外、萨利赫黯然下野，这种政治变化使美国在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冲击。此外，“阿拉伯剧变”的突然爆发，各国局势的混乱使美国在“阿拉伯之春”初期决定实行观望。对于民众街头革命的呼声，美国方面力求在民主与维护地区稳定之间寻找平衡点，追求支持当地政府的稳定状态，并没有全力支持抗议者。

第二阶段：调整阶段。随着局势的发展，美国逐渐对中东局势有了新的认识，“阿拉伯之春”并没有过多地波及美国利益核心部分。因此，开始发挥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中东政策，对中东国家采取了“双重标准”的做法，旨在将中东变局的祸水引向叙利亚、伊朗等国家，煽动这些国家的人民以埃及人民为榜样。而温和的伊斯兰主义政治派别上台之后，美国政府找到了在动荡的局势中可以进行合作的政治实体，试图在新一轮中东政治力量洗牌中发挥重要影响力，捞取地缘政治资本。因此，奥巴马政府开始对中东政策进行根本调整。2011年5月19日，奥巴马发表了对于中东政策的演讲，将支持中东北非地区的政治改革和民主运动提升为美国外交的“首要任务”，表示将采取一切措施来推动这一地区国家的民主转型。总体来看，美国此时的中东战略就是把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结合起来，区别对待各种民主运动。但当情况背离美国利益时，美国政府会采取不同的立场。

第三阶段：修复阶段。经历调整阶段过后，美国对中东政策并没有收到满意的效果，相反逐渐失灵。美国在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利益的几大支柱国家均对美国产生了不满与质疑。沙特方面对于美国军援叙利亚反对派以及是否动武犹豫不定大为不满。而埃及军方也对美国采取刻意疏远态度，以显示出独立性与自主性。以色列则对美国与伊朗的接触表现出谨慎质疑的态度。在中东和平进程方面，奥巴马政府也未能做出持续有效的努力，以色列与哈马斯多次爆发武装冲突。特别是，中东地区民众反美情绪持续上升。2012年9月，影片《穆斯林的无知》在中东地区引起轩然大波，多国民众进行了抗议活动，美国驻利比亚大使被杀。因此，2013年新任国务卿克里上任以来便数次访问中东多国进行斡旋与调解，并修复美国前一阶段中东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与漏洞，力求恢复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克里出访中东，标志着美国为有限度重返中东做准备。

第四阶段：有限度重返阶段。修复阶段所要解决的实质性问题仍然存在，如：利比亚宗教、部族纷争激烈，埃及政局平静的外表下暗潮涌动，叙利亚局势仍处于动荡之中，伊朗核问题稍现曙光但问题仍多，以色列与哈马斯武装冲突骤起，而这些问题必须要经过切实的行动方能达成。2013年中后期，美国面临着叙利亚内战与伊朗核问题依次摊牌的节点，美国的中东政策在这一阶段开始转向释放影响力阶段，进行积极的外交努力。2014年初，逐渐壮大的伊拉克极端宗教武装攻城略地，严重危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与中东地区的安全局势，考验着美国在伊拉克乃至中东地区的政治责任感。这一系列危局，迫使美国不得不将当前主要精力再次聚焦中东，进行有限度的重返。此种重返以美国对伊拉克极端武装发起多轮空袭为标志，而伊拉克坚定拒绝美军地面部队的介入则体现出美国政策的限度性。

综上来看，自“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美国中东政策的转变看似幅度较大，实则是根据中东局势的变化而被动的变化。首先，奥巴马政府的政策主旨是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在亚太地区遏制中国的崛起的同时搭上东亚地区的经济高速列车。但在美国国力恢复缓慢的大背景之下，奥巴马政府只能牺牲一部分地区的影响力以分配外交战略资源。因此，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实为中东政策的主线，并没有明确的、切实的、积极的中东政策。然而，中东局势自“阿拉伯之春”后波谲云诡，在没有对中东地区长远战略考量的背景下，美国对中东政策“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持续变化也在情理之中。其次，虽然在中东地区处于战略收缩态势，但美国并不想放弃全球霸权，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也是美国全球霸权的一部分。因此，美国从本质上讲短时间内不会彻底离开。对一系列重要问题，美国有能力也希望发挥其影响力；对一些涉及美国重大利益的问题，如巴以冲突、伊朗核问题、极端宗教武装等，美国依然处于主导地位。

在当前中东局势依然变化骤现、不甚明朗的大格局下，美国的中东政策表面上依然有功利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因素存在。但在事关美国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下，美国对中东国家依然会持续发挥地缘政治的影响力。而对于教派冲突、伊斯兰极端武装等问题，美国政策主要以稳定态势为主，将作用力寄托于事发国家，自己并不会牵扯过多精力。从长远看，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上台，美国主要政治力量依旧会重视国内问题超过国际问题，重视亚太与欧洲问题超过中东问题，在美国核心利益不遭受侵犯的原则下，施行实用主义外交政策，在中东地区持续战略收缩以保留低限度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奥巴马的目标能否实现，美中东政策能否实现华丽转身，仍值得怀疑。美能否在价值观和安全、利益之间实现平衡，美是否会选择与传统地区盟友“彻底决裂”，美是否能经受得了中东的“大乱”，地区最忠实的盟友以色列是否会配合奥巴马的中东“新思维”，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大大的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