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2003年5月伊拉克战争结束，原萨达姆统治下的相对稳定时代已不复存在。然而，美国的军事介入也未能够恢复伊拉克国内不同教派、部族、社会团体之间的政治平衡。2006年，以马利基为代表的什叶派上台后，曾经承诺组建包括逊尼派人士在内的全国团结政府。在美军协助下，马利基政府最初一度有效地减少了国内暴力。但在2010年大选中，马利基领导的“法治国家联盟”不敌其对手阿拉维领导的竞选联盟，伊拉克国内政治危机频频出现。2011年美军撤走后，马利基以暴力手段镇压国内反对派，其中包括“系统地歧视逊尼派少数族群”。这一政策导致了伊拉克政府陷入复杂的宗教矛盾和社会动荡。[5]虽然马利基所在的达瓦党在伊拉克政治中仍然有相当的影响，但事实上，伊拉克出现的持续动荡已经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度和实际控制力。[6]

马利基政府的高压政策及其严重后果，迫使奥巴马政府最终决定“劝退”马利基。在相当程度上，马利基领导的什叶派政府长期打压逊尼派和库尔德人，造成族群关系紧张，从而为“伊斯兰国”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迅速扩展的机会。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曾说：“‘基地’组织在伊拉克曾只是一支被击溃的武装力量。可惜，马利基政府没能抛开教派意识、抓住大好机会建立一个和谐的伊拉克。”[7]虽然此言一出引来了质疑，但是2014年“伊斯兰国”武装的确接连攻占伊拉克西、北部的多个城镇，包括北部重镇摩苏尔；6月29日，武装分子直逼首都巴格达。[8]就在同一天，阿·贝·巴格达迪宣布在跨叙、伊边境地区建立“伊斯兰国”。[9]

在这样的情形下，8月14日马利基宣布辞职，由海德尔·阿巴迪组建新政府。客观地讲，萨达姆、卡扎菲、阿萨德等政权的倒台或被削弱，是导致这一地区出现复杂的宗教极端组织与频繁政治冲突的缘由之一。但美国也有其战略评估上的失误。此前“伊斯兰国”与被美国确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努斯拉阵线”合并成为“胜利阵线”，现在，它进而提出不谋求参与所在国家的权力分则，根本目的是要在中东地区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宗教国家。他们计划中的领土范围包括西亚、北非和中非（南至喀麦隆、肯尼亚等）、中亚地区，还包括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巴尔干半岛、克里米亚等地，以及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地区。通过宣传极端的“圣战”思想，“伊斯兰国”吸引各国的追随者加入组织的同时，利用高科技等社交网站公开显示如何处决战俘、炫耀武力及其战利品的画面。[10]有些媒体估计，叙利亚内战中的外籍军团中80%的人员已经加入了“伊斯兰国”，它的号召力超越了曾经作为母体的“基地”组织。无论是美国奥巴马政府还是俄罗斯普京总统，他们深知“伊斯兰国”所代表的巨大隐患。如果放任它的存在，意味着恐怖威胁极有可能发生。最令美国担忧的是“伊斯兰国”所占地域，有可能成为训练、装备和发起主要是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本土恐怖袭击的基地。[11]

美军撤出伊拉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国内动荡，尤其是“伊斯兰国”武装在伊拉克境内的猖獗活动，证明巴格达政府社会治理能力很脆弱。曾经的“基地”分支“伊斯兰国”得以利用这种局面不断壮大，国际社会对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争及其政策愈发提出质疑。2014年，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指出，伊拉克北部大片地区被反政府武装攻占，这表明当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决策是相当荒谬的。[12]直至2014年9月，美国才决定组建包括北约和欧盟在内的国际联盟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战略目标。在此期间，有些国家曾公开谴责“伊斯兰国”，美国拒绝直接介入伊拉克局势的计划，联合国的表态也只是停留在“严重关切”阶段。2014年美国开始对“伊斯兰国”进行空袭时，有学者指出，正是由于美国政府在决策上的失误，才导致现在难以挽回的政治困境。这实际上是一种“规避风险”的心态（Risk-Averse），由此助长了“伊斯兰国”迅速扩张其实力。

坦率地讲，奥巴马政府行动迟缓也有其难言之隐，其中包括国内政治特别是国会的限制。2013年，美国两党的财政预算谈判破裂，五角大楼在未来10年不得不面临削减近1万亿美元预算的艰难处境。[13]相比于美国在伊拉克的行动受限制于国内政治、经济因素，“伊斯兰国”则获得来自中东地区或世界上多种渠道的支撑，其中包括勒索、倒卖石油、抢劫银行金库、黑市走私、贩卖人口等。现在的国际共识是把“伊斯兰国”视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极端组织，抑或是个十足的恐怖“国家”。但是，美国政府在“反恐”战争中坚持的“双重标准”以及前后矛盾的外交政策，导致美国当年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的武器装备不断流入“努斯拉阵线”和“伊斯兰国”手中。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指出，“有些国家谴责伊拉克的一些恐怖主义组织，与此同时，却另眼看待叙利亚同样的恐怖组织，这种做法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危险行为”。[14]

鉴于上述国际因素，2014年华盛顿全球利益研究中心主任尼古拉·兹洛宾承认，奥巴马总统任期结束前，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不会被取消。对此，俄罗斯瓦尔代俱乐部坦率地指出，西方不可能通过战争解决伊拉克困局，因为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联合包括俄罗斯和叙利亚在内的周边国家，以及公正地解决伊朗核问题。[15]考虑到美、俄两国在如何打击“伊斯兰国”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法国战略学者巴朗什的看法是，除非西方国家主动与叙利亚、巴格达和伊朗进行某种意义上的合作，否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无法对付日益膨胀的“伊斯兰国”。[16]的确，美国许诺以武力支持伊拉克现政权，可是奥巴马政府坚持避免美国过度卷入当地冲突。这种缺乏大战略的思维显然影响了它在中东地区执行有效的反恐行动。美国人在外交上一向有重眼前轻未来的习惯。一方面它发动打击所谓的“邪恶”国家，另一方面极力为自己的过失推卸责任。然而，打击“伊斯兰国”不仅是一个武力压制和空袭的简单问题，它涉及历史与宗教、种族隔阂、地区均势以及大国的博弈等。作为中东地区的最大既得利益者，美国必须考虑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强加于当地的不同文化与制度的严重后果。特别是美国在中东国家扶植的政府或是缺乏治理经验、抑或得不到广泛民众的信任。在那些国家认同下降、种族利益与极端主义思想飙升的地方，西方的民主治理模式变得毫无用武之处。[17]因此，缺乏坚实的民主传统催生了中东国家的种族问题以及宗教派系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