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研究的九何之问
彭树智[1]
《中东问题研究》2015年第1期即将出版了。《中东问题研究》为中东学界提供了一个新的交流场所，开辟了一块新园地。科研百花将在此盛开，科研硕果将在此结成。这是令人满怀期望和欣喜的事。
2014年，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度过了它的“知天命”之年。在这五十年间，它先后出版过《中东资料编译》《伊斯兰动态》《中东问题参考资料》《中东》和《中东研究》。2015年，它又将出版《中东问题研究》，在“中东”与“研究”之间，增加了“问题”二字，把“问题”这个科学研究的关键词置于书刊名称的中心位置。对于中东研究事业，这又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
问题为何物？问题是人类的自觉意识，可称之为问题意识。科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产生好奇心和兴趣感，产生独立思考的质疑批判精神。问题意识始终导引着研究的思维方式和研究发展方向。问题意识的自觉程度，决定着研究成果的质量高低。疑惑或问题，如《论语·季氏》所说：“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科学研究的生命活力始终是直面问题，即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问题意识与科学研究，如影随形，不可分离。有建树的学者，总是把自觉的问题意识视为科学研究的生命。如果头脑中没有问题意识，学者的学术生命就结束了。
科学研究中问题意识的自觉，从根本上说，是人类文明交往自觉的问题，它受着文明交往互动规律的制约，它属于人类文明交往中的“知物之明、知人之明和自知之明”范畴。因此，我在思考这个规律性问题时，把它归结为“九何而问”：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故？何果？何类？何向？何为？“九何而问”是对问题意识自觉性的细化，是从时间、空间、人间、事件、原因、结果、类别、走向和行为九个方面的连续性追问。问题从时间上讲，是时代声音的回响。问题从本质上讲，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处事治学要从实际出发，也就是从实际问题出发，以解决实际矛盾为归宿。“九何而问”也可以作为中东问题的研究思路导向。
“九何而问”是问题意识的一般性总概括，如果具体到中东研究，就要有中东研究的“九何之问”了。中东研究的“九何之问”可以这样发问：第一层面之问是地区总体之问：何谓中东？何来中东？何去中东？第二层面之问是国家民族宗教之问：何国？何族？何教？第三层面之问是现状历史理论之问：何题？何史？何论？以下对这三个层面的“九何之问”稍加展开论述。
一 中东地区总体之问
说起中东地区概念，似乎是约定俗成、不言自明而不成其为问题的事。然而，实际上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作为地缘政治概念，“中东”始终成为持续细化、深入研究和不断重新审视的问题。时代在变化，历史在发展，人类在进步，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内涵和外延，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丰富；中东地区的时间、空间和人间领域因科技的进展而联系更加宽广；中东地区的内外交往因素也随之复杂而多变。正因为如此，中东问题研究者都有这样的体验：在研究中东各类问题之后，往往会发现自己的思路又回到了地区研究总体这个原点上。1982年3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的《阿富汗三次抗英战争》，从此我进入了中东研究领域。1987年2月和1992年4月，西北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我的《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和《东方民族主义思潮》，我的研究领域扩大到中东地区。1991年，我在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东国家和中东问题》的绪论中，曾从中东地缘政治、自然及人文社会生活等方面，研究了中东地区问题。经过了近三十年的中东断代史、国别史、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专题的研究，特别是2000～200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主编的13卷《中东国家通史》之后，到201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主编的《中东史》，在绪论中又回归到“何谓中东”这个中东地区的“原问”上来。这是一个深度回归，回归本体，获得了自觉。
回归中东“原问”就是回归中东地域总体，总体的三个“原问”，除了“何谓中东”之外，还有“何来中东”和“何去中东”。这种总体三问实质上是全面的哲理层面之问。它如同古代西方哲学中人的原问一样：我为何人？我从何处来？我向何处去？中东地区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既包括地域性，又包括时代性，但中心应为中东人群，是三者综合的统一体。中东地区又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不仅仅是自然地理、政治地缘、人文社会生活状况的独立叠加，而且是时间、空间、人间普遍交往互动的地区整体性社会形态。中东地区整体层面的哲理性轮廓，以一区多样、同区异国、常区时变的形态显现出来。它体现着一与多、同与异、常与变的互动演进关系。“何谓中东？何来中东？何去中东？”这三何之问，是从称谓、来源和去向这三方面的源流走向和名称上提问的，进而言之，是从人类文明交往的哲理角度提问的。这三何之问是把文明史、哲学史、中东研究、哲学研究结合起来，从较高的历史观点，对中东地区总体问题进行思考，其意义在于汇总这一地区历史和现实中不断连续性的文明创造，把许多个别孤立事件连接成一个整体，给予每个独立事件在文明交往链条上以确定的位置。为了使中东地区研究更具全面的整体性，继《中东国家通史》的西南亚和北非埃及内容之后，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科研群体继往开来，正在进行北非其他中东国家史的写作。总之，全面、整体、互动是何谓中东、何来中东、何去中东这三个问题的辩证性哲理特征。
二 中东地区国家民族宗教之问
中东地区不是中东国家的简单相加，而是这些国家互动之化合。中东研究的对象是中东地区，属于综合性地区研究，而地缘政治居于关键地位。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现代化改革与传统创新、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各民族国家内部和外部交往，特别是现代性与伊斯兰性之间交往融汇，成为国家、民族、宗教三问中问题丛生之林。在全球化时代，中东与外部世界的交往，面临着直接碰到的外国介入很深的政治现实状况，又有从过去继承下动荡不已的内部政治秩序变迁。在这种内外交往既定的复杂条件下，中东国家、民族、宗教之间良性与恶性、和平与战争、冲突与和解、分裂与合作问题，如乱麻交织，需要研究者理顺和思考，从中多多发现文明交往互动的规律性东西，从而自觉地取得更多更有创造性的科学成果。
如果说第一层面的中东地区三问是地区哲理层面，那么第二层面的中东地区三问就是属于地区政治和社会层面。国家、民族和宗教三者是这个层面的相互联系、彼此依存、相互作用的重大因素，而国家作为人民认同体和内外交往的行为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类文明可以作为一个研究单位，但它是通过王国、帝国、民族国家体现的，三者结合起来，用文明交往自觉贯通三者，才能反映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我在主编的许多著作中，都以国家为书名体现研究思路。如《中东国家和中东问题》《阿拉伯国家史》《中东国家通史》等，其缘由在此。民族国家就是主导民族和其他民族组成的多民族政治共同体。即使同一阿拉伯民族，也有沙特、阿曼、埃及、伊拉克、利比亚等不同国家阿拉伯人的区分。这正如同一伊斯兰文明，也有阿拉伯—伊斯兰、土耳其—伊斯兰、伊朗—伊斯兰等许多亚文明的区分一样。政治层面的问题当然不限于国家问题和一般的民族、宗教问题，还有政治制度、政党、政治组织、政治思潮等方面的问题。在中东地区，民族主义思潮问题不但同建立发展民族国家相联系，而且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和宗教性相结合的鲜明特征，并且赋予政治文化以浓郁的色彩。[2]中东社会结构、宗教文化传统、历史发展阶段等社会固有特征和自身的政治民主化紧密相关，其中的问题是如何找到符合各国国情，以实现自己的民主化政治发展之路。总之，复杂、曲折、艰辛是何国、何族、何教中东三问的政治社会特征。
三 中东现状历史理论之问
谈起中东研究，其出发点是中东的现状问题。中东的现状是矛盾丛生、动荡不宁、战乱不已，诸多老大难问题正是中东研究者的好奇、兴味、乐趣和职责之所在。我初入中东研究领域之时，即有这样的感受：“在人们的视野里，早已被中东地区神秘的过去、动荡的现实和迷茫的未来所吸引。”中东研究者在入门时首先要明确的问题是“为何”；而入门之后，进一步要明确的问题是“何为”。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五十年所庆时，我曾有寄语：“何为知天命？就是知自然和社会客观发展规律性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内在有机统一。”第一，就是“知天职使命，即知以研究中东问题为天职志业，并且为此而学习、学问和学思，为此而尽责、尽力和尽心的使命担当。”第二，就是知“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从现状出发，追溯历史源流，站在历史的基点上，审视现实，进而展望将来的研究思路和学术理念。”还有一知，即知理论思维，以我个人有限的体悟，就是“知事明理，以自知之明、知人之明、知物之明，交往自觉，全球文明的文明交往自觉观，去观察人类文明与中东文明之间的互动联系”。这三知就是我体会的中东研究者的“何为”之道。
“何题”“何史”“何论”是中东研究的路径与理念层面。中东研究立足和面对中东现状问题，而深入研究现状问题必须深知该问题的历史背景与发展线索，进而运用独立的理论思维得出创造性见解。“何题”是选择何种研究课题。以我之见，是选择有开拓性的、有一系列问题可供长期研究的大课题，作为学术生命的生长点，然后持之以恒地在此课题的生长点上生根、开花、结果。“何史”是何种历史观念，即历史感；“何论”是理论思维，是思想的穿透力。这两点是现状问题研究者最不可缺少的科学品质。要使现实问题研究到位，必须穷究该问题的历史根源，以及现实发展的流向，提高研究问题的自觉性。黑格尔在研究哲学问题的讲话中，提出回归哲学史的本体，从而获得自觉，就是理论思维的自觉。我自己探研中东问题时，也是从历史发展过程中回归人类文明互动交往自觉。这确实是一个回归本体源流之道。联系是交往的哲学概念，而现状—历史—未来本身就是事物发展相互联系的互动环节。它启示现状研究者需要历史自觉。[3]另一方面，要深化现状问题研究，必须有理论思维的引导，方能站得高、看得远，所得结论不但自得独创，而且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是一种研究现状问题的理论自觉。用王安石的“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诗句，可以形象地说明历史自觉和理论自觉对科学研究中问题意识的重要意义。
以上三个层面的中东研究九何之问，是我在《中东问题研究》辑刊创刊之际的一些思考。实际上，学术即是学问，学问为学而问，为问而学，学习和问题共生共进，如《荀子·大略》所云：“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切、磋、琢、磨，就是学习中对问题的精研深究；也就是《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观。此种学习观，在我即将出版的《老学日历》一书中，把它补述为“学行记”：博学而约取，审问而问学，慎思而自得，明辨而鉴裁，笃行而为公。这样“审问”和“问学”互动，并且把约取、自得、鉴裁与为公置于从博学到笃行的整体实践运动链之中了。
中东问题是地区研究问题，它不能脱离全球问题，更与人类文明进程息息相关。中东地区从古到今是东西方文明交往频繁、各种矛盾复杂交织之地，其实质是人类文明交往中良性与恶性互动的矛盾运动的表现，核心是文明交往自觉问题。中东地区各类问题的发现、提出、分析和解决，都有赖于深入研究人类文明交往互动规律性问题及其在该地区的各种具体表现。从这个大处着眼，从具体表现的内容与形式分析着手，细心研究交往而通和避免交往而恶，耐心积累对话、谈判、协商、和解、利益相融以及互信、互让、互相尊重、共同发展的经验和智慧。文明交往的历史告诉我们，善于妥协的民族，往往少有大的震荡，并且才有实质的进步。现在伊朗核武谈判正在进行，我想起了2014年5月11日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的电视讲话：“我们希望告诉世界，不要轻视伊朗；他们必须尊重伊朗。”中东地区历经盛衰荣辱，各民族自尊和尊严理应受到尊重。文明历程有发生、发展、繁荣、衰落和复兴阶段。现在，中东正在走向民族复兴，这是中东“何去”的走向趋势，其路径是交往的文明化，是对文明交往规律认识、理解、践行的自觉。这是一个需要几代人持久研讨深究的特大课题。中东在思考，世界在思考，中国学者也在思考。对此，作为中国的中东问题研究者，理应沉下心来，独立思考，不可人云亦云，不可跟在别人后边亦步亦趋，不可失去质疑批判精神。要有问题意识和创造精神的自觉，也要有求真的韧性追求和虚心学习的求知识于全世界之道。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我们理应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中华文明宝库中，对于问题研究有许多智慧哲言。现摘录三段，以作为本文的结束：
1.问知求教：“今众人之所以欲成功反为败者，生于不知道理而不肯问知而听能。”（《韩非子·解老》）
2.互相通问以明智：“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荣名，而不好问讯之道，则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刘向：《说苑·建本》）
3.研穷辨析：“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陈亮：《甲辰答朱元晦秘书》）
2015年3月24日于北京松榆宅完稿，29日再修改
[1] 彭树智，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名誉所长。
[2] 文化为一国内在的文明血脉，它与外在世界思潮的内合外源，方有国人的自觉。这正如鲁迅在《坟·文化偏至论》中所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离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从国家建设层面看思潮，应关注内外交往互动关系。
[3] 埃及前驻华大使穆罕默德·贾拉尔2015年3月在福建泉州举行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上说：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历史交往，是“两大文明间进行联系沟通的典范”，让“历史成为未来的向导”一语，已有历史自觉的体悟，表明中东人在思考文明交往的历史规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