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概述

“御制平定西藏碑”原立于布达拉宫大门前，乾隆年间建有琉璃瓦歇山顶碑亭，1966年，因拉萨城建需要，将该碑和碑亭迁于布达拉宫背后的龙王潭公园大门内侧。根据碑文所述，《御制平定西藏碑》由清圣祖玄烨撰写于康熙六十年，立于“雍正二年季夏月之吉”（1724年）。碑身正面右侧刻有小楷汉字15竖行，左侧刻有藏文46列，背面右侧刻有蒙文15竖行，左侧刻有满文15竖行。

目前所见该碑的汉文部分有多个版本，除碑文外，还见于《清实录》[2]《卫藏通志》[3]《西藏志》[4]等处。藏文部分在bod kyi yig tshags phyogs bsgrigs中收有录文，藏文原碑有不能释读之处，此录文正可补充[5]。蒙古文部分在蒙古文康熙实录中亦有录文，但多有不同之处，故此仍有校录价值。[6]因笔者没有看到圣祖的满文实录，故不知满文实录中是否收有碑文的满文部分，此外松筠撰写的《百二老人语录》中亦有作者本人对碑文的部分复述[7]。

《御制平定西藏碑》撰于康熙六十年，立于雍正二年。康熙六十年之前，清廷在构建对西藏行使治权的合法性话语时，多以思慕古代帝王政教之治、欲尊崇教法、敦礼高僧为内容。如崇德八年，清太宗向西藏高僧发去信函，起首即明言“朕思古昔帝王所建政教之流传，为延请能善领众生之悉地智者而派遣使者”，[8]及至康熙六十年之后，经圣祖朝用兵西藏，对其表述则变得务实的多了，如雍正元年理藩院学士鄂赉前往西藏办差之时，对贝子阿尔布巴、公隆布鼐、达赖喇嘛之父索诺木达尔扎等所说，几乎是《御制平定西藏碑》所载内容的复述，并在之后说道“贝子、公尔等俱系荷蒙圣主重恩之人，尔等又果不报效圣恩，不为黄教效力乎？”[9]关于清廷所构建对西藏统治之合法性话语的转变，并非一两句话就能说明，且其不是本文主旨，故搁置不表。

要之，以上叙述意欲说明，无论是从学界尚未对《御制平定西藏碑》四体碑文进行完整释读和校录，还是从碑文所载内容在清廷所构建之统治西藏的合法性话语中的重要性上来说，都有必要对四体合璧碑文进行释读和校录。因为这是一切相关研究得以展开乃至深入的起点。

下面则依汉藏满蒙之顺序，对四体合璧碑文进行完整识读与整理。以汉文句意对碑文进行划分，与之对应的藏、满、蒙碑文，其行数以加括号的数字标示。一句汉文所对应的藏、满、蒙文可能行数不一，视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