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早期中美贸易对两国政治关系的影响

早期中美贸易的迅速发展，使美国人尝到了甜头。但无论美国还是英国，在对华贸易中都长期存在着巨大的贸易逆差。为了减少这种贸易逆差，英、美等国的商人便向中国走私鸦片。在无条约时期，这逐渐改变着中美政治关系。

（一）鸦片的输入与中美关系复杂化

中美贸易开始之初，中国输往美国的主要是生活必需品，如茶叶、丝绸、瓷器、棉花等，而美国输往中国的是人参、皮货、檀香木等高级奢侈品。19世纪初，随着美国独立发展工业以及美国政府在国内实行保护关税、发展交通运输业、发展民族工业等措施，美国的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并建立起了以棉纺织业为主的工业体系，于是在美国输华货物中工业品逐渐代替土特产品，美国输华商品结构发生了变化。

1825年，美国销往广州的棉纺织品为16万美元；1830年，达30万美元；1844年，突破了100万美元。棉纺织品成为美国对华出口的主要商品。进入19世纪50年代，美国布匹在华销售额更大，美国布匹输出与对华输出总额均逐年上升。如1850年，美国产品输华总额为148.6万美元，而美国布匹输出总额为374.4万美元，输华总额为120.3万美，占美国对华产品输出总额的81%，占美国布匹输出总额的32%；1851年，上述数值变化为215.6万美元、557.2万美元、199.4万美元和92%、36%；1852年，上述数值变化为248.0万美元、613.9万美元、220.2万美元和89%、36%；1853年，上述数值变化为321.3万美元、692.6万美元、280.1万美元和87%、40%。[28]

商品结构的变化导致美国对中美贸易关系的看法发生改变，美国开始把中国看成一个十分巨大的销售市场。但中国输美货物总值远远超过美国输华货物总值，美国在对华贸易中长期处于逆差地位。为改变这种局面，追求利润与消除对华贸易的逆差，美国商人亦开始在中国从事鸦片走私。美商向中国输入鸦片始于1805年，至1818年美商共贩运鸦片5494箱。1812年之后，英国允许美国贩运印度鸦片，更推动了美国对中国的鸦片走私，特别是1827年之后悬挂美国国旗的鸦片走私船日益增多。

美国鸦片走私之所以发展迅速，与美国政府的包庇、纵容有直接关系。第一个建议对华进行鸦片贸易的就是美国驻广州的第一任领事山茂召。在鸦片战争前，美国驻广州的几任领事没有一个不是做过鸦片走私贸易的，当时所有到广州的西方商人包括美国商人在内，几乎都做鸦片生意。美国对华输入鸦片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在中美双方的贸易中造成了中国茶叶出口与鸦片进口相抵的情况。特别是19世纪30年代之后，由于美国新兴工业的发展，美国打开中国市场大门的需求更加迫切，因此美国的鸦片走私活动也更加频繁。

大量中国军民在诱惑下吸食鸦片，鸦片对当时人们的身心健康、社会风俗及手工业都造成严重损害，同时也导致大量白银外流，军队战斗力下降。1838年底，清政府不得不颁布禁烟令，开始严格禁烟。英国为了保护其在华鸦片贸易，于1840年6月悍然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持续了两年，以中国的战败告终。1842年8月，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允许五口通商，在中国攫取了大量权益。《南京条约》第二款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令英人按照下条开叙之例，清楚交纳货税钞饷等费。”[29]五口通商使得清政府长期实行的单城贸易体制被打破，直接影响到19世纪中叶东亚政治与经贸格局的调整，也为美国在东亚的利益拓展及对华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机会。

（二）利益维护与利益扩展

在早期中美贸易中，美国人限于条件，在华较为遵章守纪。如发生于1821年的“德兰瓦诺”号事件，充分反映了美国商人对中国法律管治的服从，与英国人的傲慢形成鲜明对比。进入19世纪30年代，随着中美贸易结构的改变和美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在华美国人的态度逐渐发生改变，从而引起中美关系乃至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美国对华关系从一般的贸易和通商关系开始向着美国对华索取各种特权转化，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也从“不干涉”逐渐转变为“积极插手”。[30]

1839年5月25日，中英战争已箭在弦上，在广州的美国人联名给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呈文，说明美国人在广州的商业利益，并建议政府：（1）“委派一个商务代表前来中国议定商约”；（2）“派遣一支适当的海军到中国海面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3）会同英、法、荷等国或其中任何一国的政府共同行动，力求在安全体面的基础上建立与中国的正式商业关系；（4）要求中国政府“准许外国使节驻扎北京宫廷附近，并享有普通外交特权”；（5）要求中国政府公布“确定的税则”、通商章程，增辟通商口岸，以及对在华外国人进行保护等。他们相信联合英国，不必进行流血战争，通过和平措施就可达到目的。[31]同时，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Bridgman）在广州创办的英文月刊《中国丛报》以“社论”的形式发表文章，呼吁欧美列强不应当各行其是，不应当只着眼于当前的狭隘利益，而应当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中国，并声称“整个西方世界为了中国”。[32]

1840年4月间，在美国国内一批与中国贸易有利害关系的商人和船主害怕国会一时奋激而轻举妄动，也联名呈文国会提出了他们对对华政策的看法。他们赞同美国政府遣派海军到中国的建议，但反对美国联合英国采取共同的武力侵华行动，甚至不赞成给予海军司令以任何干涉中英冲突及与中国发生外交关系的权力。他们力劝政府审慎行动，凡事不可操之过急。这份呈文由许多曾经在中国生活过的美国人签字，所以它的内容显得更为慎重。[33]他们的意见，得到了美国驻英公使爱德华·埃弗雷特（Edward Everett）的赞同。埃弗雷特还从英国搜集了大批情报给美国政府，虽然他不认为鸦片战争会给美国带来贸易增长，但他确信届时美国也可分享到英国在华所获得的权益。[34]

美国政府根据当时的东亚政治局势，综合各方意见，决定仍采取“两面讨好”的对华政策，一方面派遣海军准将劳伦斯·加尼（Lawrence Kearny）率领东印度舰队前往中国，另一方面利用中国政府对他们的好感在中英之间谋取利益。1840年11月2日，美国海军部部长在给加尼的训令中指出，派遣他到中国的任务是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他必须尊重中国的特殊制度而不能卷入中英之间的冲突，并要求加尼利用一切机会使中国官民相信美国舰队的目的是“禁止美国人或其他国家的人民利用美国的旗帜向中国走私鸦片”。[35]1842年3月22日，加尼率舰队抵达澳门。同日，他致函美国驻广州领事，要求其发布一个查禁美国人或悬挂美国国旗走私鸦片的公告，但实际上美国并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美国人及悬挂美国国旗走私鸦片的事情仍在发生。加尼野心勃勃，他没有遵循海军部部长的训令，而是利用清政府在战争中的失利局势，致力于向清政府施压。1842年，他率军舰径直驶到广州停泊，强迫解决与几名美国商人有关的悬而未决的纠纷。1843年，他如法炮制，再次取得成功。他向美国政府报告了自己的经验，认为武力是对付中国人最好的办法，“一支美国舰队在这里出现，比任何其他办法更能获得有利的条约”。[36]

在美国政府决定派遣加尼率舰队来华之前，1840年7月，在华传教士彼得·伯驾（Peter Parker）带着订约的想法自广州回国游说。1841年1月，他赴华盛顿晋谒总统及国务卿，并呈上一份书面建议，主张美国应立即派遣全权公使到北京谈判订约。3月15日，他不顾国会休会，再次建议总统应立即派出驻华使节。同年9月、次年6月，伯驾又两次拜会副总统和总统，继续鼓吹他向中国派遣特使的主张。[37]但美国政府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所以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英国商人的在华贸易得到了清政府的保护，清政府同时将香港岛割让给了英国。这无疑很大程度上刺激了美国人，促使美国政府必须尽快做出决定。在众议院代表凯莱布·顾盛（Caleb Cushing）的积极推动下，总统泰勒（John Tyler）向众议院提出往中国派遣使节的咨文。经过一系列努力及参、众两院的激烈讨论，美国政府最终做出了遣使来华的决定。1843年5月8日，顾盛（Caleb Cushing）被任命为“特命全权公使”，赴华谈判签约。[38]

1844年2月24日，顾盛一行到达澳门。清政府任命两广总督耆英为钦差大臣，全权负责谈判。1844年7月3日，两国代表在澳门望厦村正式签订条约，史称《望厦条约》。这个条约的签订至少有两点意义。一是将被英国人打开的中国大门，开得更大一点。如顾盛认为，“美国及其他国家，必须感谢英国，因为它订立的《南京条约》开放了中国门户。但现在英国和其他国家，也须感谢美国，因为我们将这门户开放得更宽阔了”。二是体现与保护了美国的在华利益。美国总统泰勒（John Tyler）说：“《望厦条约》已将美国对华关系，放置在一个崭新的立脚点上，万分有利于美国商务以及其他利益之发展。”[39]

总而言之，早期中美贸易的发展使美国在中国有利可图，促使美国人逐渐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促使美国政府逐步确立了对华外交政策，以保护其在中国的利益。这些商业利益成为当时美国东亚战略的核心。在美国确立在华利益时，西方殖民国家所使用的基本战略，如地缘推进战略、海军制胜战略等，均被美国使用。在此过程中，澳门成为美国在华利益的基地之一，而来澳门活动的美国海军确保了美国这些对华外交活动的成功。同时，美国人的眼光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已经从中国开始扩大到东亚其他地区，并为后来美国着手布置其在东亚扩展战略埋下了伏笔。在此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澳门又将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

[1]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第440～441页。

[2] 〔越〕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第一卷），范宏科、吕谷译，北京：三联书店，1973，第18～19页。

[3] 〔美〕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贝弗里·J.西尔弗（Beverly J.Silver）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王宇洁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第244～245页。

[4] 〔美〕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贝弗里·J.西尔弗（Beverly J.Silver）：《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王宇洁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第244～245页。

[5]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第440～441页。

[6] 〔越〕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第一卷），范宏科、吕谷译，北京：三联书店，1973，第18～19页。

[7] 丁建弘、陆世澄：《德国通史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489页。

[8] 张景全：《欧美列强的东亚地缘及海军战略（19～20世纪中叶）》，《东北亚论坛》2007年第1期，第117页。

[9] 李庆余：《美国外交史：从独立战争至2004年》，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第18页。

[10] 李庆余：《美国外交史：从独立战争至2004年》，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第19页。

[11] 李朋：《东北亚国际关系中的美国政策研究（1784～1931）》，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第17～18页。

[12] 〔苏联〕谢·宾·奥孔：《俄美公司》，俞启骧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第256页。

[13] 李朋：《东北亚国际关系中的美国政策研究（1784～1931）》，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第18页。

[14] Warren I.Cohen，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p.2.

[15] 〔美〕泰勒·丹涅特（Tyler Dennett）：《美国人在东亚》，姚曾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第3页。

[16] 李朋：《东北亚国际关系中的美国政策研究（1784～1931）》，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第18页。

[17] 〔美〕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陈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第11页。

[18] Foster Rhea Dulles，The Old China Trade（Boston：Houghton Mifflin，1930），p.210. Jacques M.Downs，The Golden Ghetto：The American Commercial Community at Canton and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China Policy，1784-1844 （Bethlehem，Pa.：Lehigh University Press，1997），p.354.

[19] 〔美〕马士（Morse，H.B.）：《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三卷），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第175页。

[20] 〔美〕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陈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第47～48页；〔美〕福克讷（Harold Underwood Faulkner）：《美国经济史》（上卷），王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第296页。

[21] 梁碧莹：《略论早期中美贸易的特点》，《史学月刊》1985年第5期，第103页。

[22]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第4～5页。

[23] Cynthia Clark Northrup，Elaine C.Prange Turney，Encyclopedia of Tariffs and Trade in U.S.History（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2003），pp.1-3.

[24] 项立岭：《论早期中美贸易》，《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第41～42页。

[25] 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第118页。

[26] 刘国柱：《西沃德、佩里与美利坚太平洋帝国》，《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第68页。

[27]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660页。

[28] 刘国柱：《西沃德、佩里与美利坚太平洋帝国》，《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第68页。

[29] 北京外交委员会编纂处编辑《分类编辑不平等条约》（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第27页。

[30] 梁碧莹：《略论早期中美贸易的特点》，《史学月刊》1985年第5期，第104～105页。

[31] 〔美〕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十九世纪美国对中国、日本和朝鲜政策的批判的研究》，姚曾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第86～88页。

[32] George Barker Stevens，William Fisher Markwick，The Life，Letters，and Journals of the Rev. and Hon. Peter Parker （Boston and Chicago，1896），pp.170，182-188.

[33] 〔美〕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十九世纪美国对中国、日本和朝鲜政策的批判的研究》，姚曾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第90页。

[34] 梁碧莹：《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第105页。

[35] Charles Oscar Paullin，Diplomatic Negotiations of American Naval Officers，1778-1883 （Baltimore，MD：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12），p.191.

[36] Thomas Kearny，Lawrence Kearny，Commodore Lawrence Kearny and the Open Door and Most Favored Nation Policy in China 1842-1843：An American Viewpoint，Based on Newly Discovered Chinese Documents （New Jersey Historical Society，1932）. James M.Merrill，“The Asiatic Squadron：1835-1907”，in American Neptune，April 1969，Vol.20，pp.107-108.转引自〔美〕韩德《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项立岭、林勇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第19页。

[37] George Barker Stevens，William Fisher Markwick，The Life，Letters，and Journals of the Rev. and Hon. Peter Parker （Boston and Chicago，1896），pp.170，182-188.

[38] 乔明顺：《中美关系第一页：1844年〈望厦条约〉签订的前前后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第50～56页。

[39] 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第79、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