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早期中美贸易与美国在东亚的利益

18世纪末，刚刚摆脱英国统治而获得独立的美国经济上面临巨大的困难，国库空虚，负债累累，又遭到英、法、西等国的封锁，失去了一直由英国人控制的传统市场和几乎所有的财源，急需开辟新市场，于是向尚未被欧洲强国垄断的中国市场进发，便成为解决财政危机的必要途径。因此，早期中美关系基本上是商业关系，对华贸易及其商业利益是美国的主要考虑。中美贸易的迅速发展促使美国开辟太平洋航线，打通其在东亚扩展的通道，扩展其东亚战略版图，实现其“太平洋商业帝国”的梦想。

（一）早期中美贸易的迅速发展

1784～1785年，“中国皇后”号的首次来华贸易非常成功，获利丰厚——估计纯利润有30727美元，利润率约达25%，[17]开启了新独立的美国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掀起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中国热”（the China Fever）。美国商船纷至沓来，中美贸易迅速发展，塞勒姆（Salem）、波士顿、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纽约和费城很快成为与中国贸易的繁忙港口，中国茶叶的销售量从1775年的88.01万磅增长到1790年的309.3万磅，1800年又增长到566.5万磅。[18]1803年，波士顿商人开始向广州派遣常驻代理人。

美国人东来的开局虽然不错，但随之而来的是相当多的困难，不仅有复杂的海况、船上的疾病、风暴和海盗等危险，而且与英国之间不时出现的紧张关系，使得美国往来中国的商船也受到英国军舰劫持抢掠的威胁。尤其在1812～1815年第二次英美战争期间，许多美国商船为英国军舰所俘获，以致一些美国船只不敢来华贸易。英属东印度公司1812年贸易季度特选委员会资料记载：“本季度没有美国船只驶来，以致他们经常投资的布匹［南京或广州的］的价格下跌。”[19]根据统计，从1812年12月20日至1813年5月有15艘美国船被英国军舰俘获。1814年，英国军舰“多利斯”（H.M.S.Doris）号封锁了珠江口，不让美国船只通过，并扣留了几艘美国船，甚至有一次把一艘美国船追赶到黄埔后劫走。同年，美国的出口贸易额从1811年的6137万元下降到692.7万元，进口贸易额由1811年的5340万元下降到1296.5万元。1812～1815年，美国的全部商业贸易量只相当于1811～1812年度的一半，比1809～1810年度少1/3。[20]为此，从19世纪初期起，美国军舰开始到东亚水域活动，以保护美国人的商贸活动与安全。

英国的海上封锁与威胁并没能阻碍美国对华贸易的飞速发展。1786～1833年，到达广州的美国船只有1104艘，接近英国来华船只总数的44%，是其他欧洲国家来华船只总数的4倍[21]。1780～1784年，美国向中国出口货物总值27920两白银，从中国进口货物总值15864两白银，分别占同时期中国进出口总值的1.4%和0.3%；至1830～1833年，美国向中国出口货物总值1766692两白银，从中国进口货物总值3321296两白银，分别占同时期中国进出口总值的19.2%和24.7%[22]。五十余年间，中美贸易额增长了115倍多，美国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其对华贸易额远远超出除英国以外的欧洲各国对华贸易的总额。到了19世纪40年代，美国对华贸易的迅速增长已引起英美驻华官员的关注。美国驻华专使马沙利（Humphrey Marshall）向国务院报告说：“尽管美国在上海的贸易额远逊于英国，但其迅速增长的情况却将引起人们注意。美国贸易额和英国贸易额的距离，正在逐年缩小。”

在中美贸易发展的无条约时期，虽然中美贸易额在美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份额很小，但它对美国早期发展产生的实际影响远超过数字所显示的意义。这个影响主要表现为刺激美国的大陆领土扩张与美国走向东亚。

（二）中美贸易迅速发展的原因

早期中美贸易迅速发展有下列几个原因。一是独立战争胜利后，美国摆脱了英国人对其海外贸易的各种限制，而可以自由地与英国或其他强国在对华贸易方面展开竞争。二是美国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它既能够避免卷入欧洲殖民国家之间的争斗，又可利用中立地位进行转口贸易；同时殖民地时代就已经发展起来的造船业亦有利于美国组织相当规模的商船队，从事中美直接或多角转口贸易。三是美国政府的支持与保护。四是欧洲战争为美国扩大对外贸易提供了条件。

从建国起，美国政府就采取一系列保护关税的政策。如《1789年关税法案》（Tariff of 1789）规定：“由美国建造并属于美国公民的船，或外国建造但在本年5月16日至进口之时属于美国公民所有的船装运的、从中国或印度进口的茶叶，征收以下关税：武夷茶，6美分/磅；小种红茶，或其他黑茶，10美分/磅；熙春茶，20美分/磅；其他绿茶，12美分/磅。而对以非上述方式进口的茶，征收以下关税：武夷茶，15美分/磅；小种红茶，或其他黑茶，22美分/磅；熙春茶，45美分/磅；其他绿茶，27美分/磅；扑克牌，10美分/副。”[23]美国政府将进口中国、印度茶叶的关税与是否由美国船只运载挂钩，旨在保护美国商人直接的对外贸易，包括对华贸易。

在船运方面，美国政府也给予美国船商一定的支持。1817年，美国国会制定了《美国航海法案》（The American Navigation Act of 1817）。为了打通第二次美英战争后被英国人中断的利润丰厚的西印度群岛贸易，此法案要求所有美国港口的货物必须由美国公民或西印度群岛商人所有的船只运载，在沿岸注册、由美国人操作的船只的吨位税为每吨6分，由他国人操作的则每吨50分。在与英国的竞争中，此法案更进一步保护了进行对华贸易的美国船只。在这个法案中，茶叶关税虽然很重，“但美国茶叶进口商们可获得三个方面的优待：延期两年缴纳税款；出口退税，即从中国进口茶叶至美国再转运至欧洲，在美国中转可以免税；排除别国船只载运茶叶进口。因此，美国茶叶进口商没有竞争者，资金周转方便，虽然税重，仍可获大量利润”。[24]

美国人积极从事对华贸易又与美国的扩张有着密切的关系。同中国的毛皮贸易使美国商人对北美大陆西北地区产生兴趣，用俄勒冈毛皮换取中国茶叶与丝绸逐渐成为中美贸易的主要模式。1791年，“希望”（Hope）号商船的船员在夏威夷群岛发现檀香木，并将其装载至广州去卖。他们马上发现这是同毛皮一样贵重的商品，在广州的价格高于产地33倍。因此，至1830年，夏威夷便成为加利福尼亚和广州之间的“贸易基地”。美国总统菲尔莫尔在1851年12月2日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也指出：“我们对华的商务万分的重要，而且由于我们太平洋沿岸港口与东亚交通增进的结果，这个商务的重要性更日益增加了。”[25]1845年，美国对华贸易总额为956.2万美元，1852年猛增到1325.7万美元。[26]

对华贸易的发展不但激发了美国的海上扩张野心，而且促使美国人要在太平洋的西岸挑战英国在东亚建立起来的贸易霸权与商业体系。虽然在19世纪中叶美国的对华贸易远不如英国，但其增长速度比英国快得多，这引起了英国的高度关注。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Sire Rutherford Alcock）将美国称为对华贸易各国中“唯一值得注意的国家”。[27]美国人对此也充满信心，相信自己在许多方面比英国人优秀。美国商人很善于经营，在一些方面走在了英国的前面。如福州开港十年，英国人都未去从事贸易活动，直到1863年美国旗昌洋行才首次从那里运茶叶去美国。另外，首先将汽船引进中国内河的也是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