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国外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动向分析
孙钦梅[1]
中国崛起是进入21世纪以来最重大的国际事件之一。西方社会普遍认同中国的快速崛起，其中的主要推动力当属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发展的经济，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备受关注。近年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外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研究呈现出持续增强的趋势，尤其是前些年在绝大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被金融危机拖住脚步时，中国经济却实现了快速增长，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更在国外掀起研究热潮。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更加错综复杂和诸多矛盾、问题的出现，近几年国外研究出现了一定的主题变化和热点转移，与前期主要热衷于关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内涵、性质和阶段特点等相比，近期他们逐渐将研究的重心转到对中国经济究竟崛起到了什么程度、能否实现持续增长和成功转型，以及中国经济对美国和非洲等边缘国家的影响等问题的分析和讨论上。
国外学者围绕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问题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一是肯定论或基本肯定论，这种观点主要强调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就、潜力和优势，试图探究中国经济成功的经验及其借鉴价值，并针对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对中肯的建议；二是怀疑论或否定论，站在西方的立场上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提出质疑和批判，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无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正处于崩溃的边缘，并会拖垮全球经济。近年来一些国外“温和派学者”在立场上也发生转变，开始激烈批评中国，如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对中国经济崛起是否真的与其外在声誉相匹配提出质疑，认为中国充其量只是一个局部经济大国，而不是一个全球大国，并不断渲染“中国崩溃论”。这成为近年来美国学界动向的一个突出点。
国外新出版的中国经济研究论著数量众多，无法一一述及。[2]为了更好地了解国外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研究的内部逻辑，本文主要关注从相关讨论中获得启示的几个关键性经济理论问题，包括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和地位、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因和可持续性、中国经济崛起对中美关系和世界的影响等，这些问题也是近五年国外学术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研究的前沿和焦点问题。
一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最本质内容，在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后不到40年里中国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贸易国，其独特的经济发展方式备受世界关注。近几年国外学者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争再掀高潮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并强调政府在整体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宏观调控作用。但在国外一些学者那里，这种独特的经济运行方式被认为中国在搞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近年来一些西方刊物不断刊登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文章，批评中国等新兴国家一直在利用国家的权力来推动经济增长。2012年英国《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周刊以特别报道的形式集中刊发了六篇一组的“国家资本主义”专栏文章，热炒“国家资本主义”概念。同年，美国《近代中国》（Modern China）杂志出版了一期《“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西学者的对话》专刊。以黄宗智、伊万·赛勒尼等为代表的一批国外学者就这一问题展开专题研讨。通过对30年来中国发展经验的回顾，黄宗智指出，中国改革时期的实际是“国家资本主义”多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由是“在中国市场化的和混合的经济之中，国家显然比私营企业具备更有利的竞争条件，诸如克服官僚制度的重重障碍，组织和动员资源，获取补贴和税收优惠，乃至绕过甚或违反国家自身的劳动和环境法规等，借以扩大公司的利润”。[3]
在这场辩论之外，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高级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指出，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些人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以往那些将中国崛起归于国家强势干预经济的研究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市场的作用，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奇迹的最大秘密。[4]
“国家资本主义”的争论，体现出当前背景下国际社会争夺话语权与发展道路合法性的斗争。在西方经济陷入衰落和全球权力发生转移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给中国贴上“国家资本主义”标签，指责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弊端和过失，实际上是担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优势的凸显会对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构成危险并危及所谓的民主制度。
2.“趋同性混合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中国近40年改革的重心，其目的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此构成国外学者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维度。相关研究主要聚焦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导向问题，这里存在背离社会主义与坚持社会主义两种对立观点。早在2005年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破哲三就针对国外中国引入资本与市场必然会导致向资本主义的复归的错误观点，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上进入了类似于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阶段。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是通过克服历史错误而确定的新的努力方向，“新经济政策”能为今天中国倡导的通过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的尝试提供借鉴。[5]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著名经济学家皮沃瓦洛娃在《今日亚非》杂志上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形成了一种“趋同性混合经济”，这种经济既不属于经典社会主义，也不属于新经济政策式社会主义，但是这种经济里有作为社会主义必要成分的“对生产进行社会调控”的思想，因此被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她还指出，过去30年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偏离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准则，为了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不仅允许个体经济，还允许私营经济，不仅是按劳分配，还可以按资金分配，建立了宏观经济层面的市场经济，实际上中国形成了“混合经济”，但是“社会化生产”思想仍然是其必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学者和政治家有权把他们创造的经济体制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是要认识到无论这个新制度叫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者别的什么称谓，都不是那么重要，只要这一制度能够为中国数量庞大的居民提供更有保障、更体面的生活。[6]
3.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主要特点之一。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确立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截至2014年，世界上已经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美国、欧盟、日本等却从各自国家或地区层面考虑将市场经济地位与反倾销“替代国”做法恶意捆绑，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引起国外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尼古拉斯·拉迪指出，市场和私营力量在当今中国经济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如果把二三十年前的中国看作一个非市场经济体也许是有道理的，但是今天的中国经济大部分已经实现了高度市场化运作，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从数据来看，中国国有经济在整个工业产出中的比重已从1978年的接近80%下降到2011年的26%。出口产业中的国有成分从1995年的接近70%下降到2014年的11%。与此同时，私营成分在这些领域所占的比重直线上升，很多占比已经过半，私营经济在很多领域已经代替国有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拉迪呼吁美国不要再以老眼光看待这个问题，应该尽快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美国之所以至今不愿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也许是因为还不完全了解中国经济的现状，同时还想继续在贸易领域利用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捞取一些好处”。[7]
美日欧等世贸组织成员将“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与反倾销“替代国”做法捆绑，对中国显然是极不公平的。实际上，世贸组织规则并没有关于“市场经济国家”的定义和判定标准，西方国家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其用意在于达到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继续沿用“替代国”做法的目的。正如一些国际贸易问题专家所批评指出的，当前问题的核心是WTO成员国应终止对华反倾销“替代国”的做法，而不在于它们是否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二者无必然联系，我们不应落入美欧日的话语陷阱。[8]
二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可持续性
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58790亿美元，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经济位次变更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美国《华尔街日报》用“一个时代的结束”来形容这一历史性时刻，意指中国将引领世界。但从国外相关研究来看，对中国经济发展持绝对乐观态度的学者还是少数，更多的人在肯定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势头、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等问题持谨慎态度。
1.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
近几年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临一系列风险和挑战。国外学术界普遍的共识是，中国现有的以海外出口和基础设施投资拉动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发展模式存在限制和风险，若不对此进行合理调整，可能会引发失业与不充分就业、环境日益恶化，以及贫富差距扩大等一系列问题，并会影响中国长期发展目标的实现和国内社会稳定。美国学者皮奥瓦尼·基娅拉在《为什么中国目前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一文中指出，中国目前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中国需要根据合理的、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进行转型，重组中国经济。[9]美国学者大卫·科茨在《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中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认为自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增长转变为主要依赖出口和投资，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需要进行结构性的改变，否则经济增长将可能严重减速，并最终迫使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发生改变。[10]
在此认识基础上，国外学者提出了侧重点不同的建议。美国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强调了创新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并解决新出现的问题，需要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这种新模式要求中国从出口拉动型增长中转移出来，而其核心是创新。[11]
但中国今后几年内需和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将起主导和推动作用的论断，并不是所有国外学者都赞同。美国加州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胡永泰认为，西方主张中国应将经济增长重点放在需求上，其目的是要抑制中国经济的发展。[12]
也有学者从新经济政策的角度提出自己的建议。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中国需要新的经济政策来提供足够的增长和发展新动力。中国可以把目前的内部“众创”和外部“一带一路”视为中国经济政策的两个新主题，但这两个主体要成为有效的政策工具助力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有很多事情要做。[13]
此外，还有学者分析了反腐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作用。美国佐治亚州大学廉政研究专家魏德安在《双重悖论：腐败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一书中认为，中国经济要实现持续增长和腾飞还需要持续的反腐。从中长期来看，中国政府如果不能成功遏制腐败，那么贪腐即使不会导致中国的经济崩溃，也会变成拖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14]
2.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因持续关注
西方学者认为，正是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将中国推到了“世界经济强国”的位置，吸引他们从不同层面思考背后政治和社会影响因素以及所蕴含的发展逻辑。
一是从政治层面寻找动因。有些国外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成功的最大秘诀在于拥有一个强有力的“威权政府”或者“强势政府”，政府利用其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和大量资本来支持和推动本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高铁奇迹”即一个典型的案例。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马丁·雅克也认为，国家和政府是中国经济崛起的主要内驱力，中国的“国家存在”是一种极为重要的体制，中国在1978年以后之所以能实现经济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的管理体系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15]也有一些学者强调政治传统的影响因素，认为王权传统的延续性（帝国延续性的中央集权传统）使中国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市场经济道路。[16]
二是将中国经济的成功归因于渐进式制度改革。这种观点以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琳达·岳为代表，她在分析中国经济之所以能保持高速发展的原因时指出，中国采取的渐进式的制度改革发挥了巨大作用，科技和资源的再分配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例如国企改革降低了国有企业经济的比重，劳动力经济的结构改革促使劳动力从国有企业向民营企业流动。[17]
三是从社会制度上寻找原因。俄联邦审计院前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博尔德列夫表示，中国在经济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其社会制度的优越性。[18]
四是从各个层面广泛寻找动因。美国学者巴瑞·诺顿从5个方面对中国发展实践的不同特点和可借鉴的特征作出归纳，同时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1）相当重视各种市场力量的逐步扩张；（2）政府的经济政策具有谨慎和实用主义的特征；（3）对外部世界开放；（4）政府强烈而持续地重视经济增长和投资；（5）明确顺序：市场开放优先，而后进行市场管制。[19]
需要明确的两点是，一方面，西方学者所谓的“强势政府”并不是中国经济成功的根源，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具有独特性和复杂性，难以给出一个确定的原因。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经济的成功主要源于独立自主和变革创新，且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成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反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新模式，但它仍处于不断探索、调整和完善之中，依然面临着各种严峻的困难和挑战，对此我们应有理性认识，不能盲目乐观。
3.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预测分析
大多数国外学者对中国经济的走向持积极、乐观的观点，认为虽然面临强大压力和挑战，但中国政府有能力完成调整和转型，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并将继续支撑全球经济体系。俄罗斯学者M.A.波塔波夫则预测得更加具体。他认为，“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比2000年的水平翻四番，到2030年，中国的GDP总额将会位居世界第一”[20]。
与众多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观点相反，一些学者持悲观和消极态度，主要集中在英美日学界。美国卡内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在其新著《避免崩溃：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21]中反驳了关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乐观预期，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期已经结束，中国需要对经济结构进行有效调整，否则中国的崩溃就难以避免。牛津大学中国奖学金基金会主席谭宝信在《蹒跚的巨人：中国未来面临的威胁》一书中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指出中国取得经济突破的机会窗口十分有限，大概只有20年，错过机会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会继续崛起，但它面临的威胁太广、太大，而国内政策反应又太过谨小慎微，很难想象中国会在21世纪超越美国。[22]日本农学研究者川岛博之也宣称，当中国土地泡沫破灭和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接近极限时，中国的经济低迷期就要解开序幕，届时对日本乃至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噩耗。[23]类似悲观、激进的思想言论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人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并会降低中国经济外交的影响力，需要我们对其进行理性分析和回应。
三 关于中国经济崛起的世界影响
中国经济崛起的世界影响问题一直是国外学者关注的重点，近几年在这一问题上又出现了新的论调。
1.“中国世纪论”
这是近年来在西方主流舆论领域兴起的一种新的关于中国经济崛起的认识。2015年美国《名利场》杂志发表约瑟夫·施蒂格利茨撰写的《中国世纪》。作者指出，从2015年开始世界进入“中国世纪”，“中国经济以拔得头筹之势进入2015年，并很可能长时间执此牛耳，即使不能永久保持，中国已回到它在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时间里所占据的位置”。他强调，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新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正在形成。美国无法改变这一现实，应当调整外交政策，加强对华合作，远离遏制。[24]该文发表后，随即引发国外学者关于“中国世纪”的热议。马丁·雅克认为，世界不断谈论“中国世纪”话题，反映了中国正在持续崛起的现实。西方对中国“忽冷忽热”，总体来看，更倾向于谈论中国存在的各种问题。但西方也时不时地意识到，中国正在迅速发展，变得越来越强大，然后就有了很多有关“中国世纪”的讨论。此前，他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用大量的访谈和数据说明中国将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已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25]
也有学者对这一提法持反感态度。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认为，“中国世纪”的提法不准确，虽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越美国是早晚的事情，国际社会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但仅以此就将21世纪命名为“中国世纪”，“既不准确，亦无必要”。他认为，中国经济在获得巨大的阶段性成果之后，最需要的是冷静与理性。[26]
“中国世纪论”出现后，中美关系走向问题随之成为讨论的重点。美国一些现实主义悲观派学者认为中国崛起是美国安全的根本威胁，甚至一些自由派学者也认为中国是21世纪世界秩序的“重大威胁和挑战”之一。但更多人在这一问题上持谨慎乐观态度，如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认为，中国要想在经济上赶超美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美国将在未来10—20年里继续保持头号经济强国的地位，但中国经济也会变得更加强大，中国崛起并不意味着中美就会发生冲突，中美两国已经和平相处了多年，并将继续和平相处下去。[27]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法兰克福大学经济理论史终身教授贝尔特拉姆·舍福尔德持类似观点。他指出，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越美国是难以逆转的趋势，但中美在居民富裕程度上的差距依然巨大，而这也是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潜力和空间所在。要出现世界的“中国世纪”，首先得在亚洲形成“中国世纪”。[28]
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是，西方学者从“中国世纪论”中感受到了中国崛起的压力。尤其在美国学界中，他们批评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傲慢的”“进攻性的”“不合作的”，中国的“这种新自信因子‘变成了病毒’”。[29]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和平崛起并不平和，对世界和中国自身的发展来说都是一种危险。
美国福德姆大学金融系主任颜安反驳了这种认识。他指出，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与以往不同，历史上大国崛起常伴随着资源掠夺，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崛起对其他国家有利，比如中国居民海外旅游就促进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30]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世纪论”代表了国外一些学者对中国经济实力的认可，但同时也要警惕西方国家“捧杀”中国，误导中国以非理性的心态衡量自己所取得的成就。
2.“新殖民主义论”
中国的经济崛起对世界尤其是边缘国家可能产生的影响，也是各国关注的重要方面。一些学者不再强调中国经济崛起，而是批评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加了对非洲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控制。
美国中非关系问题专家黛博拉·布罗蒂加姆在最新力作《非洲将养活中国吗？》中，揭示了这些流言背后所隐藏的真相。作者指出，虽然中国政府在稳步增加对各类对外投资的支持，但并没有资助中国农民对外移民，没有为到非洲大规模占地提供资金，也没有对非洲农业进行“巨额”投入。[31]此前他曾在《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一书中对那些曲解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言论进行了有力驳斥。
毛里塔尼亚学者阿布杜罗从“新兴战略伙伴关系”的角度，对国际上流行的“新殖民主义论”进行了反驳。他在《非洲与中国：新殖民主义还是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一文中通过分析中非友好合作关系的起源、发展，指出中国在非洲的投资进程仅仅是反映中国经济在全球扩张和在世界经济体系中重新定位角色的一种正常活动，中非之间的这种特殊合作体制让非洲国家从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得到了实惠，中国对于非洲来说不是人们惧怕的“新殖民主义”，而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机遇，一种真正的“双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32]
针对“新殖民主义”话语的频频出现，意大利中国问题专家洛丽塔·纳波利奥尼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一直试图抹黑中国是毫无根据的，在非洲问题上，中国的商业因素代替了西方殖民主义的因素，中国与其非洲伙伴只是在互惠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但是对于非洲人来说，这却是前所未有的新体验，有史以来他们第一次被平等对待而不是被视为附属品。[33]
显然，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活动影响到了西方国家的既有利益。他们鼓吹“新殖民主义论”，一方面有意抹黑中国形象，另一方面也是要求中国为此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和责任，“有所作为”实际上是意图束缚、遏制中国经济的发展。
3.“中国经济崩溃论”
“中国经济崩溃论”是与“中国经济威胁论”在国际上相对长期存在的一种论调。早在2001年，美籍华裔律师章家敦在《中国即将崩溃》[34]一书中预言中国会在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之前开始崩溃。实际上，直至目前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创造了令人瞩目的“中国奇迹”，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中国自2010年以来开始致力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有意识地放缓了经济增长速度，使国际上以“唱空中国”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崩溃论”再次回潮，一些西方学者和机构预测我国经济可能会继续下滑，甚至宣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正慢慢“走向终结”，中国经济正处于失衡和崩溃的边缘，并将给世界经济带来灾难。
2015年一向看好中国的美国学者沈大伟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中国即将崩溃”一文，再次将国际上的“中国崩溃论”推向高潮。沈大伟在该文中列举了五个证明中国即将崩溃的标志，其中，中国经济增速正在放缓成为五个标志中唯一的新论据。他的观点夸大了当前中国经济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的严重性，即使在西方也遭到一些学者和媒体的质疑。美国学者斯科特·罗斯高即批评指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事实，但“崩溃”却是夸大其词。“中国崩溃论”从现象直接推导出崩溃的结论，没经过严密论证，主观、武断又仓促。如颠倒结论与假设条件得出错误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结果；或重复计算得出的债务规模。他们低估了中国抵御风险的能力，据此形成悲观预期。[35]
2016年，沈大伟又出版《中国的未来》一书对“中国崩溃论”进行呼应，宣称中国目前保守“硬权威”治理方式，将使中国陷入一个长期的衰败过程，最终走进“中等收入陷阱”。他还指责，中国政府过度地依靠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在汇率政策上也“明显反复无常”，“搅乱了全球市场”。[36]
以沈大伟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借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之际和矛盾集中爆发期，再次炒作“中国崩溃论”，证明他们最终无法跳出在中国问题研究上的先行情绪化和意识形态化。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向中高速增长“换挡”期，这是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一个正常的必经过程，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2017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IMF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势头仍然强劲，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巨大。中国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这是给“崩溃论”最有力的回击。
四 对国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研究特点的分析与总结
1.研究特点和趋势
国外学术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研究主要呈现出几个特点和趋势。一是研究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以在中国经济研究中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美国来看，影响美国公众舆论、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和建议是研究者的主要任务。美国学者的研究大多是为了服务本国利益和制定对华政策的需要，并且确实在这些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正是由于这种很强的实用功能，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观察和评析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备受重视。而中国国内不断调整的经济政策和发展实践成为他们研究的主要推动力，当前中国发生的几乎所有的重要经济事件或经济领域的改革文件，都会及时地出现在美国经济学者的研究视野之中，引发他们的关注和讨论。
二是研究趋于冷静，但又呈现出复杂心态。西方学者对中国问题研究无法摆脱长期以来的冷战思维，但他们又不得不面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优势对世界体系的影响力的现实。就近几年国外学界相关研究成果所见，赤裸裸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在西方并不占主流，多数学术研究者能以相对严谨的治学态度从历史和现实角度分析问题，对中国经济发展形成了许多启发性的观点和意见。日本前驻华大使馆经济部参赞柴田聪即呼吁，必须首先不带误解和偏见地、准确地去把握中国经济的现状，“这是一切事物的出发点”。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并不希望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体现在学术研究中，西方学者一方面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诊断，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反思与追问，另一方面又贴近政治时局，尝试在研究中重新梳理中国与各自国家的利益关系。
三是整体性研究趋势加强。从分析角度上看，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注重从历史连续性中分析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具体表现在以大历史观的经济史视角对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经济进行纵向分析，甚至开始打通研究中公式化的分水岭年代（1840年和1949年）界限，考察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发生的历史基础。从方法论上看，比较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得到重视和运用。大量研究成果将中国与美国、印度、俄罗斯、日本、匈牙利等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比较。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也不再囿于单纯的经济学或经济史范围，而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如政治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社会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把研究视野扩展到经济以外的其他领域，关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对国际政治秩序、生态环境、价值体系的影响，政治民主化、福利制度改革、就业、环境等由此成为他们进一步讨论的对象。
2.对策建议
针对近五年来国外相关研究的动向和新情况，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把握和应对。
第一，加强与全球学者的平等交流和对话。国外学者的一些观点并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但也体现了他们与国内不同的研究视角、方法和资料来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学者在方法、视域上的不足和局限。其中也不乏一些中肯、独到的见解，如建议提高创新能力，注重消费业和服务业，注重社会成果分配的公平、公正性，关注因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问题，等等。国内学术界应站在世界发展大格局的高度，秉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和主动、开放、自信的心态，对国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对国外学者的观点和见解予以认真总结和评析，勇于批判地吸收国外学者的一些合理观点和见解。
第二，坚持中国立场，澄清国外错误舆论。国外学者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问题上的研究并不都是客观、公允的，一些学者往往戴着“有色眼镜”审视和看待中国的发展变化，认为只有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才能代表世界的发展方向，尤其是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腾飞让他们感到了危机，为此不断制造“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体现了他们敌视中国、敌视社会主义的立场和价值偏见，背后隐藏的则是各自国家的利益。中国学者要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展开中国式思考，以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政治警觉性对国外错误言论进行揭露，对其中的不实和歪曲之处应给予澄清，积极引导国际社会正确看待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涉及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尤其要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第三，构建与中国道路相适应并能与全球学者交流的话语和理论体系。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连西方都为之惊叹的成就，在国际上却被歪曲和异化，常常“被描述”“被建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话语权和理论上的薄弱，主要表现在建设性引领与塑造方面欠缺，学术性与逻辑性不够，“国际表达”意识不强。中国学者必须对既有的话语体系进行认真系统的总结、整理和反思，从历史逻辑和现实实践逻辑中发掘理论的增长点和创新点，提出符合中国实践逻辑和融通中外、引领世界舆论风向的新议题。以精准的概念术语、科学的研究范式和严谨的逻辑与国外学者进行平等对话和交流，向世界深刻阐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鲜明特色和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信心。这对于破解当前国际舆论中的种种成见、谬论，具有关键性作用。
（选自《国外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1] 孙钦梅，1981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 近几年国外新出版的相关研究成果非常之多，仅以在世界产生重要社会影响力和学术影响力，并在我国翻译出版的著作来看，即包含一系列研究成果。如美国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美]薛理泰的《盛世危言：远观中国大战略》（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美]李侃如的《应对中国挑战：企业如何在中国获得成功》（魏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美]史蒂芬·罗奇的《失衡：后经济危机时代的再平衡》（易聪、郑理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美]乐文睿等的《中国创新的挑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张志学审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美]孔诰烽的《中国为何不会统治世界》（沈莉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英国琳达·岳的《中国的增长：中国经济的前30年与后30年》（鲁冬旭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法]埃里克·伊兹拉勒维奇的《中国傲慢？》（范吉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日]柴田聪的《中国冲击力》（王小燕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新加坡]郑永年的《为中国辩护》（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澳]宋立刚的《崛起的中国：全球机遇与挑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澳]马克林的《我看中国：1949年以来中国在西方的形象》（张勇先、吴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意]洛丽塔·纳波利奥尼的《中国道路：一位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模式》（孙豫宁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巴基斯坦]马克博尔·A.巴蒂的《中国的和平崛起于南亚》（陈继东、晏世经等译，四川出版社2012年版）等。我国收集、编译了国外学者相关的一些论文，如吴敬琏等主编的《中国未来3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中国经济新转型》（姚志敏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周艳辉主编的《增长的迷思：海外学者论中国经济发展》（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潘世伟、黄仁伟主编的《海外中国观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年版）、王新颖主编的《奇迹的建构：海外学者论中国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王辉耀主编的《中国模式：海外看中国崛起》（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赖海榕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报告》（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等。这些成果为我们了解和评析当代中国经济问题提供了多个视角。
[3] [美]黄宗智：《国营公司与中国发展经验：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放时代》2012年第9期。
[4] N.Lardy，Markets Over Mao：The Rise of Private Business in China，Washington，D.C.：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4.
[5] 徐觉哉：《国外学术界热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续）》，《社会科学报》2008年5月8日。
[6] [俄]皮沃瓦洛娃：《中国的趋同性混合经济体制是对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李铁军译，《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7期；[俄]查加洛夫：《中国的大趋势——评皮沃瓦洛娃的新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彭晓宇译，《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7期。
[7] 《美国应尽快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新华网华盛顿，2014年9月10日。
[8] 《“入世”十五年，美欧日欠中国一个条约义务》，《中国青年报》2016年12月13日。
[9] [美]皮奥瓦尼·基娅拉、李民骐：《为什么中国目前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兼论科学合理的经济计划的意义》，张建刚译，《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0期。原载美刊《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2011年第43卷第1期。
[10] 朱安东、[美]大卫·科茨：《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周亚霆译，《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3期。
[11] [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中国新发展模式的核心》，包金平译，《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1期。
[12] 2012年9月4日，[美]胡永泰（Wing Thye Woo）在巴黎自己的新书《中国经济增长新引擎》（A New Economic Growth Engine for China.Escap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by Not Doing More of the Same，Singapore，2012）发布会上提出了这种观点。
[13] [新加坡]郑永年：《中国的新经济政策及其风险》，《联合早报》2015年7月14日。
[14] Andrew Wedeman，Double Paradox：Rapid Growth and Rising Corruption in China，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2.
[15] 《马丁·雅克：中国发展趋势仍将持续》，《参考消息》2015年3月5日。
[16] Michel Mglietta et Guo Bai，La Voie Chinoise：Capitalisme et Empire，Odile Jacob，2012.
[17] [英]琳达·岳：《中国的增长：中国经济的前30年与后30年》，鲁冬旭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18] 《国外媒体高度关注中共十九大盛赞中国发展成就》，《法制日报》2017年10月19日。
[19] [美]巴瑞·诺顿：《中国发展实践的不同特点和可借鉴的特征》，庞娟译，《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4期。
[20] [俄]M.A.波塔波夫：《世界金融危机阶段的中国经济稳定问题》，《远东问题》2013年第3期。
[21] Michael Pettis，Avoiding the Fall：China’s Economic Restructuring，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13.
[22] Timothy Beardson，Stumbling Giant：The Threats to China’s Future，Yale University Press，2013.
[23] [日]川岛博之：《破解中国经济数据：即将失去活力的中国经济》，东洋经济新报社2012年版。
[24] Joseph E.Stiglitz，The Chinese Century，Vanity Fair，January，2015.
[25] 《马丁·雅克：中国发展趋势仍将持续》，《参考消息》2015年3月5日。
[26] 《高原明生：中国需冷静理性面对未来》，《参考消息》2015年3月3日。
[27] 《亚当·波森：中国赶超美国还有很长路要走》，《参考消息》2015年3月6日。
[28] 《舍福尔德：亚洲或首先形成“中国世纪”》，《参考消息》2015年3月5日。
[29] Alastair Iain Johnston，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7，No.4，2013，p.7.
[30] 《美国学者：中国崛起对美国不算坏事》，纽约：新华网2015年1月1日。
[31] [美]黛博拉·布罗蒂加姆：《非洲将养活中国吗？破解中非农业合作的迷思》，孙晓萌、沈晓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32] [毛里塔尼亚]古尔默·阿布杜罗：《非洲与中国：新殖民主义还是新型战略伙伴关系？》，马京鹏译，《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9期。
[33] [意]洛丽塔·纳波利奥尼：《中国道路：一位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模式》，孙豫宁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259、265页。
[34] Laurence J.Chang（ed.），China’s Century，The Awakening of the Nest Economic Powerhouse，Foreword by China’s Premier Zhu Rongji，Singapore，John Wiley & Sons，2001.
[35] [美]斯科特·罗斯高：《我眼中的中国经济不会崩溃》，《环球时报》2015年9月15日。
[36] D.Shambaugh，China’s Future，Malden，MA：Polity，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