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奇迹”的奥秘[1]
[俄]A.伊拉里奥诺夫 一丁译
从总体上看，俄罗斯经济在经历长期危机之后于1997年开始摆脱衰退，好像是近年来人们所关心的经济增长也将梦想成真。然而，1997—1998年初的俄罗斯经济增长速度仍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根据最佳预测，1998年也未必超过2%。对于这种发展水平，况且经受这么严重危机的国家来说，俄罗斯确实令人失望。如何保障加快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怎样才能达到经济增长速度既高而稳定呢？为解决上述问题俄罗斯应该制定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呢？其他国家的经验，特别是长期快速而稳定发展的国家的经验对于俄罗斯来说是特别有益的。最近，中国在出现经济增长“奇迹”的国家行列中占有特殊的位置。
一 中国的经济“奇迹”
中国所取得的空前巨大的经济成就是近几十年来世界史上一件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事件。在1978—1997年经济改革期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4.7倍，年均增长9.6%，这实际上说明中国每7.5年就翻一番。在过去19年内，按人口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3.4倍，劳动生产率增加了2.6倍。
同期，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减少了30%。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俄罗斯低23%，而1997年中国则超过了俄罗斯5.2倍。1978年中国按人口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俄罗斯这一指标的11%，1990年提高到23%，而1997年则达到了75%。
在未来几年内，假如中国经济仍保持近10年来的发展势头，甚至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慢，而俄罗斯则加快经济发展（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4%—5%）的话，那么到2005年中国按人口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俄罗斯。届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不仅至少将超过俄罗斯9倍，而且中国经济就自身的规模而言大概也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何在呢？对此现象有几种解释。
二 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
假说一，落后性。有人说，中国经济增长之所以这样快，肯定是因其发展起点非常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都高于最发达国家。
根据对经济发展起点不同的世界209个国家1979—1996年按人口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统计调查结果来看，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在统计数据上，没有发现在上述时间内世界经济的发展起点与后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存在规律性。在一定意义上讲，按人口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既可能是快速增长，也可能是极度下降；第二，在上述时间内，所有低起点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有经济增长，只不过是比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快慢的问题。不但如此，对于世界经济来说，后者是罕见的。
由此可见，以落后性因素解释中国快速发展的假说是没有根据的。
假说二，生产结构的特殊性。根据这一假说，中国的起点经济结构，即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低比例和农业的高比例对加快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实际上，恰恰相反，中国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过去不低，现在仍然不低，甚至比俄罗斯还高。然而，俄罗斯较低的工业比例并没能促进其经济增长速度高于中国，相反，在这些年代里，俄罗斯的经济却经受了生产极度衰退。另外，中国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较高比例却没能迫使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慢于俄罗斯。
假说三，就业结构的特殊性。把中国经济增长高速度解释成为中国农业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高比例所致。
然而，统计数据表明，农业就业人口占就业总人口的比例与经济增长速度也未必存在明显的规律性。在中国1978年农业就业人口比例高于70%的情况下，世界其他各国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却从略低于6%到略高8%之间上下浮动。这说明，无论是生产结构，还是就业结构的本身都不能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高速度。
假说四，民族特点。有人认为，独特的中华民族的个性，尤其是诸如勤劳、自我牺牲精神和要求极低的个性对中国经济发展取得非凡成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然，无可争议这些个性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但另一方面，如果把这些个性说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那么，中国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也应是中国整个历史所固有的。但是，在过去的数百年间，比如在20世纪头75年，中国经济的特点是，发展速度非常低，周期性地呈现负增长。到不久前，中国仍属于世界最贫穷的国家，只是在几年前才解决了温饱问题。1952—1978年，中国按人口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既比俄罗斯低，也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仅在20世纪70年代末其发展趋势才有了转机，中国才开始快速缩短了自己的落后距离。
因此，中国只是在最近几年才发生了令世人瞩目的和具有蓬勃生机与活力的巨大变化。无疑，始于7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趋势获得根本改变的动因。
假说五，由经济改革的性质决定的。好像完全有理由说，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主要是由经济模式决定的。有人肯定说，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同于俄罗斯的急进、自由主义的改革（所谓的休克疗法），而具有渐进（渐进主义）的性质。有人认为，如果说俄罗斯的国家突然从经济中“消失”了，那么中国的国家则坚持了对经济的最大监控，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明显提高了。
为了检验这一假说，我们将研究：在何种程度上经济发展结果取决于所选定的经济政策模式和国家参与经济生活的程度是确定经济改革主要类型基本标准之一的问题。
三 经济改革的类型
根据每项经济政策（就业政策、社会政策、对外经济政策、货币信贷政策、预算政策）可以确定国家参与经济生活的最主要指标。这些指标的大小及其变化趋向与速度则证实国家权力机关采用的是哪种经济模式。在这里，即便找不到硬标准，至少可以找到解决经济改革标准化的主要方法。
如果表示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程度的指标，或提得很高，或降得很低，但只要是缓慢的，那么在其他相同条件下，这就证明该国实行的是渐进（渐进主义）的经济改革方案。如果表示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程度的指标，或降得很低，或降得特别快，那么在其他相同条件下，这就证明该国实行的是急进的、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方案。
四 中国与俄罗斯的经济政策
就业政策 中国经济改革一开始，就伴随了就业结构的根本变化。在改革开始后的头两年内，国有部门就业人口比例从94.9%降到26.6%，到1995年降到18.9%。俄罗斯在经济改革6年后，国有部门就业人口比例仍高于中国改革开始后头两年的比例。
两国国家管理部门中的就业人口比重都增加了，但是中国改革16年内增加了40%，而俄罗斯在改革6年内增加了90%。目前，俄罗斯的这一指标高于中国1.6倍。在中国人大3月（1998年）会议宣布中国管理部门压缩400万人以后，俄罗斯的这一指标则将超过中国3倍。
由于中国国有部门就业人数快速缩减，加快了劳动力资源向非国有部门的流入，实际上非国有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国有部门。结果，中国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和经济增长加快了。
社会政策 在中国改革初期，享受国家财政补贴的人员比例是相当低的。改革过程中，这种补贴被压缩一半。反之，在俄罗斯改革初期，享受国家财政补贴的人员比例高于中国4倍，在最近6年内，又增加了16%。目前，就这一指标而言，俄罗斯比中国高8倍。
由于享受财政补贴人数的减少和人均补贴额的缩减，使中国的社会开支总额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降到0.9%。相反，俄罗斯的社会开支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3%增加到12.6%。
中国失业补贴开支的缩减，明显降低了有劳动力人口的失业登记。结果，失业率几乎下降了1/2，即从5.3%降到2.9%，而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则从1978年的42.3%增加到1997年的53%，从而促进了劳动力资源的最充分利用和经济发展步伐的加快。
由于俄罗斯社会开支的加大，从而对有劳动力人口参加生产活动的促进作用明显降低了。在很大程度上也正因为如此，失业率从1991年的2.6%提高到1997年的9%，同时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则从49.7%降到44.4%，从而使俄罗斯的经济危机加深了。
对外经济政策 中国经济改革过程是沿着对外经济活动自由化道路循序渐进地走过来的。实际上，进口关税占进口总额的比例从1978年的17.7%已减到1996年的2.5%。与此不同的是，俄罗斯却从相对自由的对外贸易政策转到了贸易保护主义。进口税占进口总额的比例从1992年的0.7%增加到1997年的5.3%。
实际上，中国没有采取诸如本国货币贬值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1979—1997年年均汇率下调（8.3%）是相当慢的。与此不同的是，俄罗斯的汇率年均下调速度差不多是12倍以上。
中国实行自由对外经济政策的结果是，对外贸易额的年增长率从1978年的2%—3%增到1996年的17%—20%，进口和出口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相应从改革前夕的5%和6%提高到1996年的17%和15%。在19年内，中国的出口额增加了14.2倍和超过了1520亿美元，进口额增加了11.5倍。中国经济引进的外国直接投资从1978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11%增到1997年的5.08%。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劳动分工，促进了经济增长率的提高。
俄罗斯在对外经济政策中加强推行贸易保护主义，致使其出口和进口年平均增长率相应地从1993—1994年的7%和9%下滑到1997年的0.5%和3.8%。结果，对于改革前1990年的指标（26%—37%）来说，1997年的进口限额（出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比关系）是最低的（22%—28%）。尽管最近几年国家对外国直接投资很重视，但1997年其总额甚至仍然比外国对中国经济的投资额低许多。俄罗斯经济走向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缓慢进程，对俄罗斯经济增长率的提高没有构成实际影响。
货币信贷政策 中国在整个改革时期实行了稳健的货币政策。1979—1997年，国家银行贷款年增长率没有超过18%，扣除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之外，货币量年平均增长率为17.4%，中国的年均通货膨胀率略高于7%，因此，通货膨胀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非常小。当1994年年通货膨胀率升到24%时，中国政府认为已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构成了威胁，因而实行了限制信贷发放措施，促使1997年年通货膨胀率下降到比美国或日本还低的0.8%。
与此不同的是，特别是在1991—1995年，俄罗斯货币当局推行了罕见的扩张政策。1992—1997年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年平均贷款增长率达到200%，扣除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之外，年平均货币量增长率为255%，结果，俄罗斯的年平均通货膨胀率为435%，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实际生产的滑坡。
预算政策 在整个改革期间，中国由于货币量增长速度缓慢，通货膨胀率相对较低，而货币量增长速度缓慢首先又是由国家银行压低贷款所决定的，结果将预算赤字保持在一定小的范围内。预算赤字从1979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1%降到1981年的1.2%，随后，在整个改革期间，其规模都没有超过1.4%—2.2%的范围。
中国在压缩预算赤字规模的同时，完成了世界经济实践中史无前例的缩减税收工作，国家税收从1979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4%减到1996年的10.3%。由于税收在整个国家收入中占最大份额，因此缩减税收必然引起整个国家收入的减少。从1979年国家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1.3%减到1996年的11.5%。
中国国家收入的大幅度削减之所以没有引起不稳定的宏观经济后果，是因为在大幅度削减，甚至是以超前速度削减的同时，整个国家开支从1979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6.4%彻底压缩到1996年的13.1%。在上述17年内，国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19.8%，而国家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则压缩了23.3%。
实际上，中国整个开支项目都有不同程度的压缩：投资开支——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压缩到2.1%；运输部门的开支——从占国内生产总值7.5%压缩到1.0%；国际开支——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5%压缩到1.1%；经济和生活补贴——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5%压缩到2.1%；社会保障和消费补贴——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压缩到0.9%。整个国家消费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2%减到了10.6%。在整个国家开支结构中，减幅最大的是中央政府的开支，即从1979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7%减到1996年的3.8%。省一级的开支减幅小些，但是尽管如此，减幅仍很可观，即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7%压缩到8.3%。
只有个别项目的国家实际开支没有压缩，反而增加了，如管理费——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增至1.7%；国债服务费——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1%增加到0.7%。
五 中国与俄罗斯经济政策的特点
可见，中国经济政策的特殊性是构成其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与广泛流传的说法相反，中国1979—1997年所推行的改革不是渐进的（渐进主义的），而是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同时，中国改革的自由性和彻底性程度大概在世界史上也是少见的。中国在保证经济空前高涨的同时，大规模压缩国家开支负荷是其实行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结果。
根据以上俄罗斯改革同中国的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俄罗斯的改革是不彻底的和渐进的（渐进主义的）。俄罗斯国家干预经济的程度过去是现在仍是比中国国家干预经济的面广。在俄罗斯，像中国这样的自由主义改革从未有过。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前半期，俄罗斯与中国不同的是，它不止一次地推行了不是缩减开支，而是沿着扩大国家开支的路线，实行增加国家经济负荷，加强贸易保护主义，强化保守主义调控的政策。
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不仅使中国取得了非凡的经济成就，同时促进了其人力发展指标的真正完善。俄罗斯国家经济负荷的加重都使这些指标相对和绝对地恶化。
1997年，俄罗斯国家对经济干预范围有所缩小，从而出现了衰退终止、经济增长开始回升、人类发展指数有所改善的新局面。然而，1998年初，俄罗斯国家经济负荷仍像以往一样，开支负担仍超过了国家经济所能承受的压力。结果，这种经济负荷不仅阻碍了俄罗斯取得既高而又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且使其放慢了社会和人力发展的步伐。中国改革经验证实，只有大力推广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才能终止俄罗斯不断全面加快落后近邻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步伐。
（选自《国外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1] 摘自俄《经济问题》1998年第4期，已获授权翻译发表。经济分析研究所M.马金和H.皮沃瓦罗夫两位研究员参加了本文的统计资料整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