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作用[1]
[意]G.拉格拉萨 乔亚译
一
资本主义体系正在进入“衰退”阶段。很难说有多么严重，进行预测我认为不啻是想充当巫师。但可以几乎确有把握地说，不会有撒满玫瑰和鲜花的锦绣前景，特别是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在这样的形势下，为数不多的仍然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很容易用一成不变的老调重申一贯的不朽信念，试图未卜先知地“证明”始终保持传统面貌的马克思主义的完全正确性。时至今日还迟迟不承认必须承认的预言的严重错误，这是一种错误态度，要知道这样的预言的错误是社会主义过渡遭受挫折和资本主义中心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处于气息奄奄状态的（并非次要的）原因之一。
也许仍然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的”范畴来解释主要是表现在经济方面的危机；但这丝毫无助于说明为什么资本主义依然存在（并进行着顽抗），而战胜资本主义的尝试至今徒劳无功，工人阶级和第三世界的人民令人沮丧地缺乏能力从根本上触动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永远不应该忘记，资本的生产方式不存在纯粹的经济和技术特征，而是一种社会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的一种特殊结构。恰恰是从这种社会生产关系的特殊结构观着眼，必须对传统认识作彻底的革新。
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资本主义每一个发展阶段典型的技术—组织关系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社会的侧面，基本上取决于是否占有（控制）生产的客观条件。由此在马克思的模式中产生了同合作—冲突这一组对立面相应的矛盾过程领域的特殊描述。
冲突完全产生自所有制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的侧面），它表现为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或者说占有或不占有财富之间的对抗性关系。生产的冲突是同作为劳动力的人的商品形式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取决于生产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中介）的非人格化特征所蕴含的资本家之间竞争的要求。没有资本家阶级成员构成的诸集团的个人私有制，生产就只是为了提供简单的使用价值，亦即成为单纯的劳动过程；间接的中介（市场）完全实现了自己的功能，从而产生了产品的交换价值和作为一般财富的“抽象”体现的货币因素。
一旦排除商品的功能，生产使用的过程就占有主导地位，在这样的劳动过程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把合作的侧面放在首位。尽管有关的情况很复杂，而且肯定争论纷纭，但我并不认为马克思想到的主要是同样受剥削的绝大多数工人，亦即普遍缺乏任何特殊的劳动技能，“实际上”只能提供一般的（“抽象的”）劳动的大多数工人的逐步形成过程。我认为马克思承认一个内部分化着（也包括纵向意义上的不同职业—技术能力水平不断分化）的劳动群体的成长。然而，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等因素，促使劳动过程中的合作的诸侧面扩大，所有的人——“从经理到最低等的小工”（马克思语）都本着共同的生产目的来协调和投入自己的活动。
只是财产的私有性，以及间接的中介（商品流通）和竞争等，使劳动中日益扩大的合作服从于某个统治阶级的成员们的特殊目的，这个统治阶级如果说在初期完成了管理生产的职能，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日益脱离这种管理，而单纯追求以货币的一般面貌出现的交换价值的积累。尽管内部产生分化和差异，但仍然是合作的劳动群体，同这种“寄生性的”所有制越来越尖锐地对立；这促使绝大多数民众懂得这种所有制对社会生产毫无用处，从而推动了革命。我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正是这个合作的劳动群体，虽然其内部存在各种差异。
遗憾的是恰恰这个过程没有得到历史的验证：生产力的发展根本没有促动劳动中日益扩大的合作的客观过程，相反劳动内部的（等级制的）差异体现为不同的劳动者阶层——有的主要实现管理职能，有的主要是执行者——之间的冲突。这个事实成为社会主义过渡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并存原因，否认这一点是徒劳无益的，因为革命的注意力以往基本上集中于所有制所固有的各种问题——变私有制为集体所有制，而“阶级”冲突，各个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的对立，占据更大的权力地位的斗争，各个所谓“等级”所固有的文化差异，等等，在劳动中继续不断产生，尽管它们处于潜在状态，但从来没有解决过，因此具有强烈的爆炸性。诚然，共产主义革命的特殊形态（国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共产党，党—国家的共生）掩盖了劳动中的“阶级”冲突，但因此而发展为“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最尖锐矛盾。
无论如何，不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北方还是南方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阶级的统一化过程没有得到验证，这些阶级根本不是与称为资本的另一个主体相对抗的统一主体。这一事实在工业以及后来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典型产物的所谓第三或第四产业的其他部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前，可能是隐蔽的。资本主义工业的初期发展无疑促使贫富对立加剧，造成农业的相对贫困，而“过剩的”农业人口为无秩序的、往往是与贫穷孪生的城市化提供了人力资源。
因此，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里，这绝非偶然；在这些国家里不仅劳动与资本之间，而且尤为明显的是贫富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尽管工人阶级数量较少，而且集中在局部地区。唯其如此，产生了工人同农民组成的大多数居民群众结成联盟的必然需要，而农民群众表明自己对小私有制比对农村的合作化和集体化感兴趣得多；这就要求进行不断的镇压和强制，但这些措施也没有多大效果，正像今天十分清楚地表明的那样。
在资本主义发展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劳动阶级面临的不是统一化和单一化的客观机制，而是碎化和分化（包括纵向的分化在内）的过程，它在政治上逐步表现出改良主义倾向，这同样绝非偶然。“工联主义”首先在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发展起来，然后扩展到“第二次产业浪潮”国家，最后在近几十年里实际上席卷了整个“第一世界”。起初可能认为这是同殖民地剥削联系在一起的“工人贵族”形成的产物，但今天已变成如此流行的现象，因此必须改变对它解释的基础。应该明确地指出，不存在任何所谓无产阶级化的自发发展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过程并不导致“集体劳动者”的形成，这种“集体劳动者”据说虽然内部产生着分化，但合作的侧面逐步加强，冲突的侧面渐趋消失。实际的过程看来恰恰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下面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十分概括的结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因素不是占有或不占有生产资料，尽管资本主义的这种特点不应被低估或者忽视。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在不同单位固有的劳动活动结构的不同层次中的职位的形成，这些单位有着最多样的产出。基本上是二分法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公式（资本即财产—劳动即非财产）可以扩展为：1.所有制（对生产资料和货币财富的占有）；2.在劳动中的管理（资本主义的）职位；3.在劳动中的从属职位。
这个扩大的公式不容许以“辩证法”的名义把财富的增长（占有财富）当作一极，而把（客观的和主观的）剥夺财富当作另一极。作为资本（财产）的对立面的劳动的统一性发生着断裂，而从断裂面中产生了资本主义特有的管理职能；这样的管理职能不能被看作只是一些楔子，简单地打进了为提供简单的使用价值（满足社会中的人的需要）而在合作条件下进行的劳动。实际上，这样的管理职能乃是对劳动中的各种从属职位的强制协调，以对付彼此分割和“独立的”（具有各种不同程度的独立性）不同劳动单位之间的冲突；而不同单位之间的联系（因为冲突意味着联系、相互关系网的存在），需要一个因素（货币）一般地代表所有产品的（物质的或非物质的）使用价值，并且变使用价值为通过不同货币单位量（价格）表述的交换价值。
二
如果说西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将私有制看作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那么我们现在建议将这一特征界定为在极其多样的劳动领域中完成的活动所固有的管理职能的特殊结构。我们之所以要提出这种变动，来修改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释模式，恰恰是因为试图说明在最初的反资本主义革命运动失败之后，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带来工人阶级的统一和单一私有制本身所不能说明的东西；资本的集中化和垄断化是经过验证的事实，但资本家阶级的历史的对抗者根本还没有客观地形成。
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冲突处于劳动中。资本家不是作为产业主，而是作为劳动活动内部固有的“职员”来管理劳动活动。资本家是一个“劳动者”，也就是说他是劳动过程的组成部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冲突在不同的劳动职能——管理与执行、统治与从属职能之间展开。两种基本类型的职能之间的界限是不稳定的和变动的，不能通过一个纯客观的过程来明确划分；对作用于该系统的各种矛盾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干预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保证着管理与执行之间的矛盾运动的是这种历史地决定的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合理化”过程。也就是说必须节约劳动时间，不过这主要同从属的和执行的职能有关。从趋势上来说，大量节约劳动时间是与劳动内部执行层次上的各种职位的接近相应的（反之亦然）。这样的合理化意味着少数统治（“管理”）职位对大量的从属（“执行”）职位进行强制性的协调。
这样说并不等于低估同生产资料所有制相关的各种问题的意义。所谓的“现实社会主义”失败的经验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政治体制和官方意识形态的崩溃，打开了通向市场和私有财产的自由通道。显而易见，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的特征。它们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因为在这个社会中统治是通过劳动中的管理动因之间的最尖锐竞争来体现的，这些管理动因借助节约劳动时间的手段彼此进行着斗争。
竞争意味着复杂的劳动碎化为彼此割裂和冲突的单位；彼此分割则必然要求确定处于竞争中的每个单位的“外部的”界限，而这样的界限需通过保障一个单位的管理动因对生产资料的控制的调节结构来确定。显而易见，这种控制的法律化以更加明确的方式规定了处于冲突中的各个单位的外部界限和认同。一般说来，财产并不是对生产资料的直接占有，而通常是对生产资料的表意符号——作为中介因素的货币或者代表“实际”财富的证券的占有。
随着对这种表意符号的占有的集中化，出现了所有制与职能（劳动管理，即所谓management）分离的特征，它意味着一个划时代的重要过渡，即从资产阶级的和产业主的资本主义过渡到“没有资产阶级”（更确切地说是具有不再作为统治阶级中掌握领导权部分的产业主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内部的这一“过渡”使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陷入很大的混乱，认为资本家即是占有产业表意符号的简单的产业主的形象，而管理职能又被看作是合作的集体劳动的组成部分。
上述一切并非意味着可以忽视统治阶级中的各种产业主和管理动因之间的矛盾，因为各种角色及扮演它们的主体的分离有着明显的反映，因此需要加以认真研究；但是，如果存在某种对抗性的矛盾，那么应该在劳动过程中寻找；在劳动过程中，资本这种特殊社会形态的生产的“合理化”，将各种不同的劳动职位按纵向排列，使大多数职位只能在其他少数职位的管理下协调，并把它们划分成彼此竞争的小群体。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把产品的价值“客观地”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理论今天很少有什么用处。按照这种理论，作为价值的某种统一的劳动实体包裹在形式的外表——交换价值之中，而交换价值体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所蕴含的各个处于冲突中的劳动单位的分离，今天必须抛弃这样的观点。对于认识正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着的各种过程和“社会主义”的失败经验来说，更为有用和有效的是关于劳动中各种不同职位的对抗性的“垂直”分离的假设，由此而产生了根据管理动因之间的冲突的需要对各种执行职位的强制协调。管理动因之间的冲突表现为建立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或控制乃是冲突本身缓和的形式，是处于竞争中的不同管理动因进攻和（或）调解战略的形式。
因此，根据管理动因之间的竞争需要而占有生产资料，这是从资本主义时代典型的劳动过程的特殊构成中发展起来的；相反，不能说所有制是资本的本质结构，并似乎由此而产生了产业主为了榨取剩余价值对劳动过程的管理，而产业主之间追逐剩余价值的市场竞争是这种现象的表现形式。也许，在某种意义上，私有制和市场是劳动分裂的表现，由此产生了管理—执行（统治—从属）的冲突，或是管理—动因之间的冲突，后者恰恰表现为由资本主义对自我再生产过程的管理来协调的各个分离劳动单位之间通过货币中介进行的市场竞争。
应该提到，赖以实现对不同的劳动群体进行协调的强制，同单纯的行政命令毫不相干，它是同节约时间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合理化的需要。这样的合理化具体表现为各种特殊的劳动组织及其所包括的技术系统，因此具有非人格化客体的性质，并被吸收进人们的意识，渗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整个相互关系网。
显而易见，劳动中的各种角色的再生产不仅是一个经济的事实，而且要求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共同干预。经济的成就是一个重要的刺激，因为它关系到资本主义劳动合理化的特殊形式的传播，而劳动合理化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同时汇集了各种所谓的“上层建筑”过程、广义的文化过程。诚然，政权机器和意识形态传播机器并不产生劳动中的各种等级化的职位。这些等级化职位的基础乃是应资本家之间竞争需要而产生的资本主义劳动组织的特有的合理化和效益化。但是，这样的基础不是上层建筑赖以建立的基础，而是具有构造和支配能力的因素，一组十分复杂的社会—文化过程，其中占据首位的是权力和意识形态形成机制。
总之，资本主义类型的合理化是同冲突—合作这一组对立面相关的“客观”机制联系在一起的。冲突—合作这组对立面引起了劳动的日趋加剧和复杂的纵向分化（等级化），并随后同横向的分化（劳动领域的分化）相交织。劳动中的各种管理—执行职位形成的动态过程同时牵涉到权力和意识形态（更普遍地说是文化）的特殊形式，尽管权力和意识形态处于“相对独立的”社会“圈”内，而且有着一个不同结构的机构网，其内部存在着以劳动及其划分成各种等级职位的分化为基础的自我再生产过程。
三
至此，我认为讨论一下长期争论不休的异化问题是有益的。有人可能认为这种论证脱离了上述立论的本题，但我们不能不谈这个问题，因为大多数左翼人士沉湎于这个问题。特别是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流传十分广泛，却又不存在主要以《资本论》而不是青年马克思著作为基础的、严格的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真正传统。令人遗憾的是阿尔都塞反人道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批判一般说来依然处于少数派地位，在意大利更是如此。我们将会懂得为什么异化问题对于真正重建马克思主义或者更普遍地说建立某种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是很不合适的。
首先，需要进一步澄清什么是异化。在某些情况下，异化主要是指对自己的劳动的形式和内容不满意，资本对劳动者的职业技能的剥夺及随之发生的劳动对资本家的要求和利益的从属。在另一些情况下，是指消费中的异化，日益下降的生活质量，意识形态传播所造成的群集化和系列化。有时，所谓异化指的是主体的物化，即主体异化为它所生产的物，因为在这样的生产中主体既不再掌握其条件，又不了解其追求的目的，只有通过市场销售才能实现生产的目的。也许我忘记了另一些说法，但同上面扼要地列举的大同小异。
据我看，用上述种种说法提出的异化，关系到介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主体，正如纳波列昂尼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不仅仅劳动者陷入他们既不了解其真正的意义，又不能控制其运转方式的“非人格化”关系网。首先，我们要再一次指出，异化关系到任何一个生产单位的集体劳动群体的全体成员，生产单位因此而失去了规定劳动所固有的资本主义功能的可能性。况且，市场也是在资本家背后运转的；即使是在垄断的条件下，拥有商品的资本家也不能为所欲为，而是始终服从市场机制的运作；在危机或“衰退”阶段，以及在需要重新分配市场、控制特定的能源资源等情况下，这一点特别明显。如果我们考虑到资本主义所有制今天主要是实际财富的表意符号（货币、证券等）的所有制，那么就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市场现象对于资本家的命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就异化的趋势而言，在“资本家”（产业主和管理者）与“工人”之间不存在原则的差别，这应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如纳波列昂尼始终坚持的，差别只在于资本家对这种异化感到满意，工人则不满意。但满意或不满意是纯粹的心理范畴，或许需要给它们提供某种更加客观的基础。于是，必须借助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和（或）劳动分裂为不同角色的动态过程，异化的资本家通过它们而占有指挥和控制从属劳动的客观地位。
无论如何，需要用不同于异化本身的其他理论范畴来解释阶级差异。这里触及问题的症结：理论的意义。根据我的看法，西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始终以一种落后于时代很远的观点来考虑这个问题。
理论根本不可能以重构“日常生活”的最完满的具体性为宗旨；它只能制定抽象的参照图式，帮助人们理解长短不一的各个历史阶段——“社会时代”的事件的意义和趋势，因此从来不是“一天接着一天”的描述。打个譬喻来说（未必完全恰当），在绘制例如某个城市的区域图时，如果要赋予它一个“观念化的”（图式化的）概貌，势必不可能重现建筑和城市化的质量，以及城市社会组织的类型等。理论只能按照某种特定的观点来简化现实，但没有理论，我们就会迷失方向，走进布满弯弯曲曲的小路的迷宫，迷恋于信眼看到的陈迹，得不到任何指导，也没有任何预定的特殊目的。
如果说理论不同于地图，那么其差别在于理论不仅仅通过典型化地、观念化地重构其结构来反映某个特定的实在，而且是要指出某个特殊形态的社会及其各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的一般发展方向的思维构造。理论是人类实践的一个方面——理论实践，它旨在指出“历史地决定的”实践可能有的过程。因此，理论和实践是需要明确区分的社会实践的不同侧面，虽然这两个侧面的结果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我想可以就此停笔了，因为我只是试图扼要提出几个很有普遍性的论点，为重构对当代资本主义体系进行批判性解释的理论提供指南。系统地说明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理论模式，这项工作需要长得多的撰述时间。
无论如何，本文提出的论点着重指出不可能设想存在着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相对抗的主体形成的客观过程。只有两种可能性：1.心甘情愿地接受资本主义，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重提进行更加平等的“民主”改革的老调，也就是说试图利用资本主义的机制来改造这个社会，使之成为同其固有本质相对立的形态；2.从“实际需要”出发，施加强大的压力来倒转不平等地位的客观形成过程，重新思考对抗的政治结构。
毫无疑问，反资本主义变革的第一个历史性尝试的严重挫折，使左派人士要求革新的任何实际压力化为泡影；今天占主导地位的是奴颜婢膝地接受既存事实，表现为不是回到陈旧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就是相反迷恋于过时的价值。重新开始之所以不很容易，还因为社会变革不是要求多元的“主体”进行简单的干预，而是需要一个社会群体能够实施其领导权，能够使自己的利益代表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从而得到他们的支持。
另外，要实施领导权，只在各种社会机器中占据统治地位肯定是不够的；必须拥有一种一般文化和旨在进行社会结构“改革”的基本设想，而不只是提高技术—行政效率的计划。十分明显，今天人们肯定不是朝着“作重大思考”的方向前进，而是对最低纲领的贫乏的“小计划”修修补补，热衷于文化人式的清谈，崇尚轰动效应，为碎化、耗散、价值和理想的丧失、对任何严格的科学思想的批判、意识形态的“终结”大唱欢乐的赞歌，而所有这一切只能把他们引入渺小和狭隘的“象牙之塔”，以逃避急剧变动的现实。在今后几年和几十年里，现实的急剧变动必将变得越来越明显。
任何乐观主义的结论都是没有根据的和虚假的。需要甚至用某种主观主义的强制性来施加新的强大的政治压力，进行鲜明的思想斗争，以重新促使大多数“群众”团结一致，对当前的社会制度进行批判。同样不可缺少的是一定的政治和一定的斗争在“劳动界”重新扎根，因为大多数群众实际上是由劳动阶级构成的。
这些劳动“阶级”早就已经扩大，但没有一个“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客观过程使它们统一起来；事实恰恰相反，劳动的客观过程使它们分化、碎化，特别是向纵向分裂，其原因不单纯在于分散在社会生产不同领域中的劳动的多样性。毫无疑问，重组工作必须以实际需要为基础，但应从两方面采取行动。首先，不能只注意劳动过程所固有的需要；必须有比较普遍的目标和比较全面的计划，即使仅就劳动及其产生实际不平等的角色的资本主义运动过程而言。此外，不能使全体劳动者统一起来，因为应该承认资本作为职能进入劳动的内部，而不是外在的东西；诚然，管理和执行之间的界限是不确定的和变动的，没有任何截然的划分和区别，但无论如何存在着不少的一系列职位，是资本运动及其合理化、管理—执行、统治—从属诸角色的自我再生产逻辑所固有的。
然而，对于这些问题，不能仅限于思考；理论实践可能也应该提出能够说明“客观”运动的走向和趋势的“理想”模型；计划及促进和改变运动的相应行动，属于人类活动的另一个侧面——实践。
（选自《国外社会科学》1991年第8期）
[1] 本文译自意《马克思主义评论》杂志199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