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历史观中的人类本性和社会变化[1]
[英]G.科恩 [美]W.基姆里卡 韩震译
根据《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2]（以下简称《历史理论》），社会变化过程的根本解释，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是在于物质的而不是社会的事实。有关的根本事实是非社会性的，因为根据下列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解，没有任何关于社会结构的信息进入它们的构成。在现行意义上，物质性事实的例子有两种：一是一般性的，如人为了未来更大的利益，能够牺牲眼前的利益；二是个别性的，如1250年的欧洲人所利用的生产资源决定了欧洲大多数劳动力将处在农业劳动中。
《历史理论》提供了一个论证，在那里，非社会性的前提被用来支持关于整个人类历史过程的非社会性质的主要结论，即人类生产力增长的趋势贯穿全过程。这个判断被称为发展命题（Development Thesis），表述如下：
（1）生产力的发展贯穿全部历史
正如刚才指出的，命题（1）所断定的趋势并未被设想为属于社会结构的属性。如果只是因为自身未得到物质上解释的有利的社会生产关系使它得到承认的话，那么就缺少《历史理论》所指的有关社会结构的自主性。人们从而就可以进到发展命题的下一替代陈述：
（2）生产力的发展有自主的趋势
命题（2）可以称作充分（Full）发展命题。
由于生产力不是不动的推动者，在这里被称为它们的发展趋势的自主性并不是绝对的。这一趋势的自主性只是说它独立于社会结构，它深深扎根于人类本性和人类处境的基本的物质性事实中。本文通篇或多或少讲的是生产力发展趋势的自主性。
于是，这里主张的非社会性基础上的发展趋势，应该解释一些非常重要的社会事实，尤其是这一假定事实：
（3）社会结构大致上一直顺应于生产力的发展
命题（2）将说明命题（3），因为，如果存在生产发展的自主趋势，那么社会关系必须如此承认它。做出这样的主张是适合的，即命题（2）对命题（3）的解释构成独立的判断：
（4）因为生产力在历史中的发展有自主的趋势，所以社会结构的形成和选择要适应于那种发展
既然生产关系适应于给定的发展阶段，而且，由此在那个阶段上被选择的关系将依赖于生产力已经在那个阶段上所获得的水平。这样，命题（4）支持被称为首要命题（Primacy Thesis）的命题（5），因为它指出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说明性的首要地位：
（5）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是由其生产力发展水平说明的
在关于《历史理论》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批判性评论中，乔舒亚·科恩（Joshua Cohen）认为上述论证有致命的弱点，因为非社会性的前提不能满足对生产力发展贯穿全部历史这一命题[命题（1）]的证明。如果断定命题（1）是真的，那么社会结构顺应性的事实[命题（3）]就是它的解释的不可缺少的部分。随之，生产力发展的任何趋势都不是自主的，结果首要命题也是虚假的：生产发展的趋势不能解释，如果社会关系是作为解释那种趋势的一部分存在，为什么它是顺应的。乔舒亚·科恩得出结论说，在对命题（5）的论证中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循环，或者，只有通过放弃解释命题（1）的企图，而且更加不容置疑地放弃只依靠有关非社会性事实加以解释的企图，循环才能避免。但是，乔舒亚·科恩声称，通过后一种方式来避免循环，会“削弱”对发展命题的论证。
第一，本文要驳斥乔舒亚·科恩关于《历史理论》对发展命题的论证是循环论证或虚弱的断言。那一论证运用了三个前提。第一个前提是，人类的历史境遇是物质匮乏的境遇：给定外在的自然属性和可以用来作用于它的力量，人只有花费平生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做不愿做的工作，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第二个前提是，人们有发现新资源和发明提高生产力的技巧与工具所需要的智力和其他能力。而第三个前提是，他们有足够的理性抓住机会，利用他们的能力改善低于他们希望的匮乏。简言之：给定他们的理性和他们险恶的自然境遇，人们不会总是放弃提高生产力的机会的，这种机会经常呈现在他们眼前，因此，生产力如果不总是持续地，至少也会偶尔地得到提高。
《历史理论》所说的趋势并不必然是纯粹的趋势，在此至少意味着它不是有规律地未付诸实践的。未实现可能归因于物质上的不幸，如地震，或必需资源的逐渐耗竭，也可能归因于特殊资源的匮乏。有关生产进步的这些可能的障碍的共同特征是，在每一情况下，进步受阻的原因都不与支配社会结构的性质相联系。如果这类物质性障碍是很常见的，那么断定持续的生产力发展趋势就是不恰当的，但是，我们设想它们是不常见的，而且没有人通过大力主张它们应该是常见的来批判《历史理论》。简言之，非社会性的前提被用来确立正常实现的趋势的存在，有时可能未实现，但这不是由于社会原因而必然没有实现的。
有必要指出，G.A.科恩意识到，即使他的结论是适当的，发展命题的论证前提也明显薄弱。他说，进行这一论证的任何企图都是“大胆的，或许是鲁莽的”。不过他还是继续下去，因为他认为发现这一天真和奢望的论证错在什么地方是值得的。我们可以断言，无论它错在什么地方，它也未出现批评者们在其中所识辨出来的那种循环论证的困境。
第二，乔舒亚·科恩坚信，没有可行的非社会性解释：除非人们乞求于有利的社会关系，否则就不能解释任何发展的趋势。他注意到，人们引证有关允许发展得以进行的关系方面的社会事实，或许不是为了解释，而是为了给发展命题进一步提供证据，这种证据强于非社会性前提所提供的证据。他正确地看到，那是G.A.科恩在发展命题的辅助性次级论证中为什么运用有利的关系这种社会事实的原因。但是，就像乔舒亚·科恩指出的，除非人们为解释性运用找到事实，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存在着生产进步的趋势”，而且也不能“根据关于人类本性的基本事实”，或根据纯物质性观点来解释“这一趋势”。他得出结论说，首要命题不能从发展命题中派生出来。这种引申要求发展命题建立在“非社会性的基础上，即与社会形式（特别是财产关系）无关”。然而，生产力首要性的论点随之倒塌了，因为不可能存在“非社会的基础性的（自主的）生产增长的趋势”。
乔舒亚·科恩的挑战可表现为三难推理。第一种选择是，在对发展命题的全部论证中，不引证任何社会事实：但是这么一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证就太软弱无力了，正如G.A.科恩认识到的（因此他在对次级论证的介绍中引证了社会事实）。第二种选择为G.A.科恩所接受，即引证社会事实作为发展命题的进一步的和间接的证据，但不依靠它们来解释这一命题。这有助于对发展命题的信任，但却仍然是未得到说明的，因为非社会性前提不能自己解释自己。第三种选择是，承认社会事实必须在对发展命题的解释中发现，但这样在没有明显的循环论证的情况下，首要命题就不能以发展命题为基础。
第三，我们将为第二种选择辩护。关键的社会事实是，“一直是个体追求物质利益的这类社会结构引起生产增长”。乔舒亚·科恩坚持认为，我们不能断然放弃对那些事实的解释性运用。因为，如果我们在解释发展趋势时仅仅依赖于非社会性前提，那么我们将被“协调问题”击溃：理性直接激励个人，而社会行为依赖个人组成的群体的行动，“这在理性激励上是多种多样的”；“在理性所建议的和社会所做的之间”，存在一条“阴影”，它是非社会性前提无法抹掉的。
乔舒亚·科恩在这里似乎提出了两个极为不同的问题，二者虽相关，但只有第一个可以称为协调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所谓集体行动问题。尽管一定生产的提高可能符合每个人的利益，但也可能并非如此，因为激起或者付出努力寻求实现它，并不一定符合每个人的个人利益。乔舒亚·科恩认为，只在非社会性前提的基础上，就没有理由不指望，“结构性安排”“从个体理性产物引发出”占统治地位的“人们不愿看到的结果”。由于在许多集体不合理的关联中，每个人都被激励朝同一个方向行动，但不幸的是，他们都被推向不合作的态度。这样，第一个问题是，理性与其说直接推动群体，倒不如说直接推动个体，并非个体（或群体）受到理性多种多样的激励。
将第二个问题称作协调问题，是不恰当的，它是特殊阶级的理性问题。当人们根据他们的非社会性条件考虑问题时，他们确实显得对生产进步感兴趣，但是，考虑到所有情况（包括社会条件），由于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可能缺少那种兴趣。当生产进步将引起社会关系的变化从而威胁到一个封建地主的特权地位时，他保护和改善自己的物质条件的愿望，会使他有兴趣反对生产进步。
于是，第二个问题是，非社会性前提并不保证人们的阶级地位会赋予他们对生产进步的兴趣。理性是推动个体而不是推动群体，这不是令人困惑的问题。问题的出现是因为，根据他们特定的社会地位，理性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推动着个体和（或）群体。
第一个问题是个体和集体理性的不一致，第二个问题是理性的与考虑社会的东西、理性的与考虑所有事情（包括阶级地位）的东西之间的不一致。但是，两种“不一致理性”都可产生出同样的结论，这就是，非社会性前提表明，“兴趣和力量”可能被如此组织，以致进步受到阻碍，在结构“之外”没有任何东西保证它以允许继续进步的方式发生变革。
因而，如果说有生产发展的趋势，那么，不仅社会结构必须有特定的形式，而且这个趋势不得不由与具有那种形式的相关事实加以（部分地）解释。所以，这一趋势不是自主的，而且它因此也不能用来解释生产关系的性质。
第四，人们也许这样回答乔舒亚·科恩的不一致理性问题：社会结构倾向于有利，因为根据最后分析，人们不能容忍它们严重不利的情况。而这种不容忍有一个非社会性的解释。它反映在匮乏条件下人们有导致生产关系进步的兴趣。他们倾向喜欢顺应的关系，而且根据相应的观点，政治环境是某种“‘外在于’结构”的东西，它倾向于保证关系继续有利。
但对不一致理性问题的这种回答遇到了一个异议。因为无论“作用于生产关系的寻求与选择过程”是否算作“‘外在于’结构”（根据“外在于”经济的存在），在那一过程产生的层次上（人们或许说，在上层建筑的范围内），两类不一致理性问题会重新产生。这样，乔舒亚·科恩就可以问：是什么保证了政治上层建筑使个体的人们构造进步性政治变革？为什么对提高生产感兴趣的阶级也有力量取代政治上的统治阶级？如果政治选择在经济结构的层次上克服了不一致理性问题，那么用什么在政治上层建筑自身的层次上克服那些问题？
乔舒亚·科恩会得出结论说，论证仍然“被困在循环论证和软弱无力之间”。我们的新假设是，如果当经济结构表现得难以克服理性问题时，上层建筑就促使其发生更替。如果这个假设有意作为关于生产力倾向于发展的结论的解释性前提，那么生产力发展的趋势就不是自主的，而且靠物质性解释社会的方案就陷入了循环论证。求助于政治上层建筑只是扩大循环圈，因为它是关于上层建筑与有利的经济结构相互协调的政治被解释物（explanandum）的一部分，而那种被解释物在这里又用来帮助解释它的物质性的对应解释者（explanans）。另外，如果上层建筑的适应性被认为只是发展命题的进一步的（非解释性的）证据，那么对发展命题的解释就是软弱无力的。因为非社会性前提不能解释为什么理性问题未在政治层次上产生，因此它也不能解释在经济层次上问题是如何被克服的。
第五，虽然第三部分所描写的理论问题在《历史理论》中还未明确形成，但其一般性问题已提到，它们支撑的循环异议也或多或少地想象到了。尽管如此，非社会性前提仍可能强烈地支持发展命题，并提供一个次级论证。其前提是，社会经常以更先进的生产力更换落后生产力，而采用落后生产力的时候则非常少。其结论是，尽管存在着理性表达的障碍，但非社会性前提所形成的环境对世界有很大的影响，因为，除非假设它们的影响，否则人们无法解释生产进步的常见与生产退步罕见之间的对比。
次级论证的结论是，非社会性前提具有相当普遍的解释能力。这一结论提示，对为生产力有发展的趋势——这是主要论证的结论——的主张辩护来说，它们可能有足够的解释能力；这样，相对实际倒退的罕见，实际进步的常见就被用来为从非社会性前提中推断出生产进步的趋势的工作辩护。这“能很好解释为什么生产力经常发展而非倒退的事实，也容易使人相信生产力具有扩张的自然倾向”。
乔舒亚·科恩对上一论证的出发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非社会性前提不能恰当地解释它们。自我关心的理性有规则地寻找可通过的差强人意的和充满暗礁的道路。但只有存在着可发现的道路，理性才能这样做，而且非社会性前提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一道路是适用的。它们所构成的条件无力解决任何不一致理论问题。
先看集体行动问题。我们可设想一个社会，其中对进步的普遍兴趣未得到满足，社会成员的80%靠其余人的劳动生活。生产的进步会打乱社会关系，以致使多数人的处境变糟。对生产进步感兴趣并有技术能力加以实现的生产者，政治上无法向多数人的阶级挑战。
无论个体的理性、智力和动机怎样追求物质上的好处，也没有任何生产进步的趋势在这些逻辑上可能的社会中发生。因此，没有非社会性的前提能推出发展命题。为了推出发展命题，就需要无须解释的非社会性前提，社会结构事实上又须包含连接它的通道，沿着它们的理性可以流动。对发展趋势的解释，本身就应是独立的前提。这又回到了既循环又脆弱的二难推理上去了。
G.A.科恩的次级论证，是用以调节关于发展命题的初始论证的“两大缺口”的。首先，个体的人可能不太关心他们的物质问题，因为他们还有其他问题要处理。其次，“社会倾向于使人们按理性去进行选择，这一点并不明显”。乔舒亚·科恩承认，次级论证是“对第一个困难似乎有理的回答”。但是，他否认它有助于第二个困难。因为“它并不是有关现在正谈论的个人的事实，而是有关决定着个人行为后果的结构的事实。”循环而又脆弱的二难推理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非社会的强制力不再能保证结构会提供克服不一致理性问题的机会。
上一异议所说的是，顺应的社会关系是常见的，而这又无法从物质上加以解释。我们的回答是：就一种方式来说，在其中非社会性条件（次级论证寻求提高它们的重要性）可能是无法取代的，这种方式正好反抗那类不顺应而在逻辑上可能的社会的广泛发生。虽然在逻辑上有可能性，但由于物质方面的原因，它们或许未必有必然性，这样上一异议就将失灵。
记入非社会性前提之中的事实如何能使障碍性结构在物质上成为不可能？这些前提不仅涉及个人的动机和能力，而且也涉及他们境遇的基本的物质因素（如他们能运用的生产能力是有限的量）。该因素与前边的两个例子都有关。
先看第一个例子。只有当无法以某种方式相互变更报酬结构时，囚徒悖论（目标一致但却不合作）才必然发生。但由于物质匮乏所引起的不确定性和相互依存，结果不一定如此不幸。相互依存倾向于使囚徒悖论发生在无限长的系列中，众所周知，这种系列促进它们的解决。物质条件也可能使“政治首创者”改变报酬结构，从而超越了不出力也求得好处的窘境。
再看第二个例子。一个仅仅20%的人口做所有工作的社会，根据定义就处在非常高的生产力水平上。但是，那种由于被剥削阶级的政治能力对这一后果的解放，致使塑造着社会特性的因素不可能因物质的原因共同存在，尽管在逻辑上可以共存。
结构使“利益和力量”组织起来，但结构不能从无（ex nihilo）中产生它们，物质强制力——历史结构就是在这种强制力的引导下出现的——能为个体有规则地开放道路，以保证生产进步的出现。次级论证也提出了这种挑战：或接受非社会性前提具有很大的解释力，或提供一个关于进步常见和退步罕见之间对比的替代性解释。注意到社会结构产生出理性问题的倾向比较大，以次级论证的结论为基础较好。事实说明进步常见而退步罕见，这使人想到人类本性和环境的非社会性条件是很有效力的，它们似乎具有持续不断地暗中颠覆非进步性结构的强大作用力，从而有利于进步的结构。
第六，关于对结构的物质制约力重要性的进一步说明。物质强制力或许保证，人们的非物质性利益并不倾向于以抵制进步的方式同他们的物质利益相冲突。甚至他们的其他目标可能是乐意生产的发展，无论他们与之存在怎样的矛盾，但是，他们“同这一目标的冲突是如此罕见”，甚至在这种非批判性的时刻，“也从未威胁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当然，那种时刻在经验上是难以置信的，但这种方式表明的是对历史事实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精确估价。认为对这种观点进行证明的任何企图必然陷入循环论证的主张，是不能成立的。
乔舒亚·科恩还构造了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例。他否认次级论证的另一断言：“社会很少以低级的生产力取代既定的生产力体系”，换句话说，历史上“生产力很少退步”。其反命题是，“在生产进步的同时，也存在着实质性的倒退和停滞”。（长期的）停滞一般是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显而易见的证据。他的第一个例子是，“从明代到清代”长时期的中国历史，他说，在那里，“很少有生产力发展……的迹象……也不存在明显的退步”。后一让步使事例在这里不切题：我们所见到的至多是停滞的例子。因为他也说，在给定的时期内，在扩大耕种面积和日益分割的占有者对单位面积的产量增加的基础上，农业产量继续扩展，耕种面积扩大包含着新资源的开发，这可以被看作生产能力的扩展。人均产量，更精确地说，人均可能产出的任何增加，只要出于非任意的原因，都应看作生产力的发展，无论这种增加是否以生产技术的改进为基础。乔舒亚·科恩之所以认为中国的例子是一个停滞的例子，是因为他错把生产力的发展只等同于技术发展。
在关于他的历史观的第二段话中，乔舒亚·科恩提到较多公认的停滞性事例中，只有一个属于公认的“农业生产方面的真正倒退，它源自‘第二次农奴制’，即源自强加在波兰农民身上的体力劳役”。当然，“第二次农奴制”确实是生产关系方面的倒退，因为它以更受束缚的劳动取代了相对自由的劳动。而且可以同意他的说法，即“强制的劳役保证了波兰地主的地位，对他们来说这当然要比生产力的增加更重要，即要控制农业剩余产品”。但是，有三个问题暗中破坏着乔舒亚·科恩关于这个事例将有助于他的争辩目的的希望：（1）控制剩余产品对地主来说更重要，并不意味着他们也不关心剩余量的多少，因此也不是不关心农业生产力的效果怎样。（2）需要被证明的东西，对规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倒退来说，是人均可能产量的下降，例如因为农业技术的丧失，或良好生产工具的毁坏。波兰贵族可能接受一种权衡，在这种情况下，现存的生产力利用不够或利用得很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利用的贮存的生产力能力受到削弱。（3）如果复活了的农奴制关系，后来因它们所运用的生产力实际上和（或）潜在的生产不足而毁灭，那么这就以间接的方式支持了发展命题：它表明，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趋势的社会形式倾向于消亡。可见，驳倒我们的证明是比较困难的。
第七，在一个像现在这样不确定的领域，每个人都应受怀疑：无人能断定知道人类本性和人类境遇的超社会的方面，其强有力的作用足以产生能够克服顽抗的社会结构历史趋势。但是，物质条件显然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社会结构，我们主要是不同意一个先验的观点，它否认这种制约力，其强度足可以引起已讨论过的超越社会的趋势。乔舒亚·科恩的循环异议，就是这种先验的否定观点。
（选自《国外社会科学》1991年第8期）
[1] 本文译自美《哲学杂志》。
[2] G.A.科恩著，普林斯顿，1978年（中译本，重庆出版社，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