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
[英]M.菲斯克 丁耀琳摘译
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斗争就是要重新占有工人的劳动产品、消灭剥削，或是结束由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的状况。由此，人们自然会认为社会主义与争取女权运动无关。妇女运动的矛头指向父权制，而工人阶级却旨在推翻那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据这种狭义的理解，即使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几乎同时取得胜利，那也只是一种巧合，而不是两种斗争结合的结果。
马克思把社会主义描绘为：使用公共工具的“自由人联合体”，并把劳动献给这个联合体。他鲜明地把“自由人联合体”与“农民家庭的家长式工业”的公共劳动进行对比。在他的“自由人联合体”里，没有民族压迫、种族压迫或对女性的压迫。在那里，自由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受统治者的限制。对社会主义的这种广义理解，本身并不说明它已把反对剥削和反对压迫的斗争正确地结合在一起。但是既然它们的共同目标是消灭统治，这种结合就是一个重要的起点。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想象中的没有统治的社会——“自由人联合体”——是既要消灭剥削，又要消灭压迫的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一 财产与两性压迫
恩格斯一贯忽视反对压迫的妇女运动。因为他想，消灭了资本主义，对女性的压迫自然也会消除。他指出，只有当妇女感到需要更彻底的解放时，才有必要取得平等的法律权利。这种更彻底的解放可以随着阶级斗争的胜利而取得，而用不着提女权主义。因此他并不主张进行激烈的妇女运动。可是当恩格斯推崇的人类学权威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出版《古代社会》一书时，在摩尔根的本国——美国，也有女权主义者，诸如伊丽莎·凯迪·斯坦顿和苏珊·B.安东尼，她们认为只有把妇女组织起来进行斗争，才能为妇女争得权利，从而达到更高的目标。与此相反，恩格斯却认为，解放是经济斗争的自然结果。
恩格斯认为，财产的集体化是消除男性主权的基础。这样就能在经济上把妇女从依赖男人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现在妇女在家庭开支和养育儿女方面还依赖男人。这些私人事物都将在集体财产的基础上，合并到“一个社会工业”里去。当妇女看到法律上的平等并不能使她们得到解放时，她们就会另找出路。她们就会找到消灭私有制这种办法，用不着再搞什么争取女权运动。这样，妇女就会把力量投入阶级斗争，去消灭私有制。
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现代的恩格斯追随者再不可能忽视这种运动了。所以这些追随者声称，既要消灭私有制（或官僚统治制度）也要消灭父权制，同时还要让妇女自动组织起来反对对她们的压迫。
因此伊夫林·里德说：“妇女受的是实行阶级压迫的同一种社会力量和社会关系的压迫。……资本主义制度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本原因。”[2]但她接着又说道：“我们反对某些政治派别的态度，他们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却不承认妇女必须领导和组织她们为求得自身解放而进行的独立斗争。”然而，如果对女性的压迫是由经济制度带来的，那么摧毁这种经济制度，也就足以消除造成压迫妇女的因素。假设这种经济制度是造成父权制的原因，又没有其他制度来代替，那么只有阶级斗争才能消除它。因此，从恩格斯和里德的立场推论，又使妇女“为解放而进行的独立斗争”成为不必要的了。
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安娜·帕丘莎站在不同的立场。她认为妇女组织不应独立存在，应该与社会主义政党组织站在一起。其含义显然是说，当妇女把自己看作工人中的一员时，她们才能最有效地组织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妇女解放的要求。社会主义政党接受了这些要求。里德观点中的前后矛盾，暂时退到次要地位，但并没有消失。
在帕丘莎看来，社会主义政党主要关心的是工人阶级。全体工人阶级——而不是其中一部分女工——的需要，必然是政党的中心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讲，妇女解放的要求，只能纳入政党内部来考虑。只有当全体工人阶级的要求得到满足时，妇女解放的要求才自然能满足。反之，则不然。果然如此，妇女解放的要求就可暂放一下，因为随着反剥削斗争的进行，她们的要求自然会得到满足。如果不是这样，就把她们的要求纳入政党内部，把力量投入实现全体工人阶级的利益中去，也是一种办法。为了改变这种从属地位，妇女只得求助于组织起来，使她们的要求不从属于其他任何集团。这就是所谓独立存在的组织。因而，帕丘莎不可能同时坚持两种观点，既认为不应该有独立存在的组织，又认为社会主义政党应该接纳妇女解放的要求。
谈到阶级社会时，必然涉及不断变化的阶级制度的一般特性。其中突出的特性是一个集团榨取另一个集团的剩余产品。父权制包括一个管理妇女生产和再生产的统治集团。对妇女生产的控制，不一定指对剩余产品的控制。因为一个有争论的生产单位，不一定有剩余产品。照这样分析，阶级的概念就与父权制显然有所不同了。
这种剥削关系无法解释在男人、妇女和儿童之间长期存在的工资差别。这种不健全的剥削方式表明，它需要一种特殊的家族关系。为了控制这些工资差别，就得把家族关系与剥削关系交织在一起。马克思认为劳动力的价值取决于家庭的需要。当机器促使妇女和儿童到工厂去参加劳动时，男人的劳动力价值就关系到全家。与家长制有关的、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这里是把男性家长的劳动力价值作为标准的；第二，当这种价值联系到他全家时，只有家长有权决定给不给和按什么比例分配给妇女和儿童。
恩格斯肯定地认为，压迫女性这种剥削方式起源于私有制基础上的父权制。劳动的“自然”分工使男人成为畜群的所有者，妇女作为非所有者，因而下降到从属地位，也就是在一个拥有私产的统治阶级前丧失了她们的地位。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她们参加了新的私有企业的生产劳动，又受到剥削。但在多数情况下，作为私人企业主的家务操持者，她们又像是剥削阶级。
恩格斯支持这种剥削方式，因为他认为，“女性的世界历史性失败”是在私有制和阶级社会出现之后发生的。但是，为了坚持他的观点，恩格斯对人类学文献提供的资料未免过于轻信。这个资料反驳他认为私有制是造成妇女失败的观点。认识到这一点之后，他不得不赞成一种“中间形式”——家长制公社。他认为，在“母权”和妇女在一夫一妻制中遭到失败之间，还有一个家长制公社。然而他承认，正是在这个中间形式中，妻子“无条件地把权力交给了丈夫”。妇女在这种以夫妻共有财产为特征的社会形式中被击败了。
根据恩格斯所作的历史性阐述，家长制统治产生于私有制之前。他提到一系列当代和古代的家长制家庭公社。但他不止一次暗示，妇女在这种公社中的从属地位比私有制，甚至比阶级社会出现得更早。他想要说的似乎是，妇女在非公社的一夫一妻制家庭中，境况甚至更糟，他所说的这类家庭形式，就是19世纪的资产阶级家庭。但是妇女的世界历史性失败，不仅仅是个程度问题。因此，即使按恩格斯的说法，这种失败与阶级差别或私有制关系都不大。那么，他的消灭少数人的私有制就会消除对妇女压迫的说法，也不能印证另一种正面论断，即少数人的私有制的开始，就是压迫妇女的开始。
二 阶级为主和经济结构
似乎有人仍然认为，阶级斗争的胜利会同时推翻压迫。不论恩格斯关于压迫的起源的特殊观点有多大局限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还是适用的。如果社会的经济结构是社会其他各个方面的真正基础的话，那么，它也是家长式社会结构的真正基础。在目前，经济结构的阶级实质亦即阶级制度是父权制的真正基础。阶级是主要的。为了摆脱压迫，必须改变阶级结构。这至少是历史唯物主义对女权主义最普通的看法。由此可见，历史唯物主义也认为女权主义是无关紧要的。
与此相反的一种观点，就是放弃历史唯物主义，赞成把两性关系放在首位的唯物主义。菲尔斯东就持这种观点，他认为阶级战争和种族主义都起源于原始生物家族的组织模式。这些女权主义者把妇女运动作为争取平等的革命运动的先锋，以代替战斗的无产阶级。战略和战术计划都是一样的，只是把后方部队调到前方罢了。
认为阶级力量在斗争中从来不是孤立的，这种想法十分错误。当社会的其他方面，即马克思常说的上层建筑方面，都不再存在时，支持阶级力量的经济关系势必将成为一具骷髅。例如，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来说，如果人类不具有我们现在叫作劳动道德的那种价值，如果人类不承认某些政治权威，如果某些两性机构不能有秩序地提供劳动力再生产的话，它实际上就不能代表人类之间的关系。总之，一切阶级社会的形成，都会有经济、道德、政治和两性的分支系统等，它们之间虽不是因果关系，却必然经常相互影响。
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也有一个家长式的分支系统。在这种社会中，如果不把家长式的分支系统考虑进去，就很难理解经济生活的严酷现实。同样，如果离开了家族与经济系统相互影响的这一现实，也就很难理解对女性的压迫。以1978年美国雇工市场就业者的两性比例为例，妇女在工程师中只占3%，而在办事员中占80%；在木工中，妇女占1%，而在护士中却占97%。这些都是经济生活的严酷现实，是无法用资本家需要工人阶级的不团结来解释的。资本家是有这种需要的，并且不遗余力地去促使分裂。但是这种历史性分裂特征的产生，也是受了家长式分支系统的影响。
工会和管理部门对妇女应在哪一类职业中占有“她的位置”持一致意见。19世纪末，美国劳工联合会认为，妇女劳工的要求是“对家庭的一种危险冲击”。美国劳联的手工艺行业排斥妇女当学徒，拒绝不熟练的工人。在这种压力下，妇女开始去找“白领”职业。20世纪初，随着垄断资本的发展，出现了办事员这个职业，妇女们大量占据了这类职务。当然，由于这种经济系统，家长式的系统既得到巩固，又发生了变化。尽管如此，这里必须强调指出，在美国，这种经济系统并不能导致像19世纪形成而至今仍保持的那种两性分工。这种两性分工是在家长式系统反对经济制度的背景下产生的。
所以经济结构仍然是主要原因，但不是一个促进因素。恩格斯一方面承认经济是一种主要的促进因素，另一方面又说经济不是唯一的促进因素。虽然如此，他还是认为经济是“最强烈的、最基本的、最起决定作用”的促进因素。当种族主义制度分裂，导致白种工人的工资总额下降时，这个种族主义利益肯定比工人自身的经济利益更“强烈”。资本家当然会由于白种工人的损失而增加收入。但是在两性职业分化的情况下，煽动者不一定就是那些得利的人。其直接原因，或者说导火线，是种族主义的职业隔离。不论经济条件，还是与之有关的阶级状况，都不是主要的促进因素。但是在起主要作用的经济结构中，父权制和种族主义都可变成促进因素。
你也许会问，怎样才能避免我们力求避免的那种经济主义呢？是不是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仍然认为阶级是主要的，而女权主义仍是不相干的？让我们在所有社会关系以外来考虑一下如下现象。首先，父权制实际上是要把妇女主要限制在家务劳动中；其次，把妇女排除在建筑行业之外。父权制如何与经济实际相联系？假如我们把这些实际情况纳入家庭工业经济的社会关系中来考虑，像裁缝这样的创造性工作，就将成为一种家庭工业。无论是女砖瓦工还是女缝工都将遵守把自己的位置放在家庭中的准则。然而，假如我们把同样的情况放在资本主义雇工市场的经济组织中去考虑，那么在家庭工业中，并未规定要把妇女从建设性行业中排除出去，而在资本主义雇工市场，妇女就有被排除在建筑行业之外的危险。父权制的准则，与这种职业排除有无联系，取决于经济条件。除了围绕制度进行活动，父权制准则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功能。
大多数人类学者断定，两性压迫比阶级社会出现得更早。在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非洲游牧民族和因纽特人以及其他狩猎民族中，造成男性统治的原因不能仅仅用与外界阶级社会接触来解释。如果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解释阶级社会之前出现的父权制的起因，就必须给历史唯物主义以新的含义。在这样的社会里，不能总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来谈经济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这些联系后面的结构，一定是一种亲属关系体系，或是其他一些物质体系。
西蒙·鲍维尔和苏拉密斯·菲尔斯东认为，原始生物后代对母亲的依附，以及这位母亲依附于在她生产和哺乳时供养她的男人，是父权制的起因。在这些女权主义者看来，造成男性统治是生物的原因。
人们更普遍的看法是，这种男性统治既不是来自好战的男性，也不是由于女性的依附性，而是起源于男狩猎人。妇女由于哺育孩子，不能去狩猎，男人就利用她的无能为力而控制了肉类的交换。随着肉类在不同狩猎集团饮食中处于日渐重要的地位，男性统治就逐渐形成了。
19世纪末，在中层和上层阶级中流行的妇女天性的看法，也是正确的。他们认为妇女的天性是扩大男性对妇女就业的控制的一种因素。当然这种认为妇女是温柔的、富于同情心、美丽，但不能干、不勇敢和不坚强的看法，本身并不产生限制妇女就业的力量。只有在竞争性的雇工市场上，这种妇女天性的观念才被利用来反对她们就业。重要的是，不要把这种解释简单化，如说19世纪末，企图用经济因素来限制妇女就业，这样，就把结构原因错当作促进因素，从而漏掉了最具体的说明。
三 阶级斗争和女权主义斗争的结合
到此为止，我们只完成了一部分论述。我们只看到为什么女权主义与实现一个“自由人联合体”无关，却没有看到女权主义怎样与消灭剥削的斗争相联系。这一节主要阐述的就是这两种斗争之间的关系。在寻找联系这些斗争的方法时，要记住这样几种情况。
1.矛盾
1850年前后，美国和英国的工厂劳动使下层阶级家庭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对父权制的压力。如果妻子和女儿都有了领取工资的工作，做父亲的怎么还能用传统方式来统治她们呢？他可以要求她们将工资交给他，以维持他在家庭经济中的全权统治。不论她们是否在家庭之外工作，他都可以坚持要她们承担家务劳动。但是，父亲控制妇女一切劳动的情况，已一去不复返了。她们现在也在为别人工作。应该承认，非家庭的父权制在劳动场所也限制了妇女的工作。但是，显然，男人在家庭中对妇女的控制已经失败。特别是由于资本主义劳工市场及随之而兴的公共教育，使劳动实现了社会化，父亲被妇女取代，他的作用大大削弱了。
这样，父权制对妇女的控制与劳动社会化之间就发生了矛盾。但是，这种控制在家庭中被削弱，却在一系列非家庭的家长制机构中得到发展。当劳动社会化成为世界性问题时，迅速发展的国家福利制度就成为这类机构的突出典型。然而由于劳动社会化而造成父权制的这种削弱，仍然具有革命意义。这并不是说，有限的工资可以使妇女比封建劳动“生活得好些”。它只是说，父权统治被普遍摧毁，是产生女权主义的原因，也使历史性地推翻父权制成为可能。这是资本主义对女权主义的积极意义，正如为反对剥削而进行斗争的劳动社会化同样是资本主义的积极意义。
2.界限
资本主义当然对女权主义有一种强烈的反面作用。虽然资本主义把父权制的控制从家庭与工作场所分隔开来，从而削弱了它的锐势，却又帮助了父权制免于消亡。当家长式的态度在资本主义的机构中，如学校、雇佣劳工和福利国家，已经成为一种准则时，它在家庭中就更变本加厉了。完全可以说，资本主义本身就需要巩固和发展这种父权制。为了使自己永存，资本主义对父权制的积极斗争起了助长作用。在某些情况下，尽管经济因素上升为积极动力，但仍然可以这样说。因为，这可以使人们认识到，在社会的自然形成中，父权制起了重要作用。
目前，谋求自我永存的父权制与过去的制度不一样。区别不同剥削制度的，在于在不同时期它们榨取剩余物资的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是通过剥削雇佣劳工。但在指出这种区别时，不需要列举所有这些与新剥削形式同时产生的机构——防暴警察局、投资银行、工会。区别不同的男性统治制度的，在于它们对妇女生产和再生产活动的控制方式。现代父权制的特征，就是对妇女劳力控制的社会化，使一户之长丧失了控制权。与劳动社会化一样，许多与再生产有关的活动，也实现了社会化。如一个大家庭，它的生育大部分被医疗行业所控制；它的婚姻受法律行业和法院的控制；它的住房和食物分配受公共管理机构的控制；它的儿童教育，从幼年开始就在国家教育机构的控制之下。由于这些活动的社会化，家庭就成为所余下的私事的活动中心。
如果把上述种种简单概括为资本主义产生了父权制目前这种形式，就把问题弄混了。资本主义使劳动社会化，却未能使控制妇女劳动社会化。是父权制为应付劳动社会化而采取的措施，直接导致对妇女劳动和再生产活动的社会化控制。资本主义当然是一种能使这种措施发生作用的结构。如果为了在劳动场所达到理想的民主，而把劳动力从一家一户中抽出去，那么在这样的劳动场所，父权制即使要想重新建立对妇女劳力的控制，它能控制的东西也很少了。但实际上，劳动场所也是资本主义的。
既然说，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能促使父权制再次出现，我们也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是形成父权制的根源。父权制就是在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结构里建立起的种种机构，并借此赖以延续下去的。现在没有一种机构能维护父权制，使之对从家庭分离出来的生产进行决定性的控制而不受影响。这并不是说，在资本主义之后，不可能再有其他经济形式能维护父权制。由资本主义带来的大规模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也许是发展父权制最奇特的堡垒。
3.预期
如果说资本主义以这种方式维护父权制，我们是否又回到了以阶级斗争为主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内部所做的任何事情，都说不上什么解放，唯一的希望只有消灭剥削。在实现这个希望之前，看来，没有必要发动妇女运动。
在资本主义之前，随着封建农业和对贸易的封建割据，已经出现了把劳动力变成商品的市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种种非正式机构对工人的控制，反过来又在资本主义内部孕育着社会主义经济。但是在旧社会中孕育的新社会，从不限于经济方面。
在这个问题上，布尔什维克革命从多方面给我们以启发。布尔什维克党在夺取政权后，对男女不平等的攻击在当时看来具有深远意义。法律上的不平等已被废除。妇女可以拥有土地，做一家之主，并以个人名义，而不是作为家庭的一部分，领取报酬。男女双方都有权要求离婚，人工流产作为一项保健措施，是合法的，而且妇女不一定必须与丈夫住在一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妇女部鼓励妇女积极参加党和苏维埃的工作。妇女部努力建立托儿机构和公共餐厅，作为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基础。
那么，在俄罗斯，是否在推翻了资本主义之后，就自动实现了男女平等？当然不是！在十月革命前后，布尔什维克党在妇女解放问题上有严重分歧。妇女本身的作用，在这方面是很关键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战斗的女工为争取产假和哺乳的休息时间举行罢工。亚历山德拉·科伦泰把劳动妇女组织起来，并没有得到布尔什维克多少帮助。但是劳动妇女这种战斗精神及其有被自由女权主义者运动同化的危险，迫使布尔什维克不得不认真在妇女中开展工作。男布尔什维克担心女权运动会削弱革命的阶级锐力。后来这种担心不是通过辩论，而是通过数千次妇女的罢工和游行，才被消除。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期，也有类似情况。有关男女平等的法令和规定，如果没有妇女的战斗精神，将成为一纸空文。
女权主义者与消灭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并不是分隔的。消灭阶级剥削，也是女权主义者的奋斗目标之一。历史唯物主义上述关于结构的论述，说明反对资本主义斗争应当是妇女斗争的一部分。它表明女权主义者需要努力消灭阶级统治，而那些为工人的民主而斗争的人，则需要努力消除妇女歧视。同时，我们也不必否认，阶级剥削制度和父权制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两种不同的制度。
由于妇女运动组织认识到需要消灭资本主义，以及工人阶级在这一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她们就会与男社会主义者联合。如果争取女权的社会主义者拒绝这种与社会主义组织联合的思想，在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主义斗争中，这种联合就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另外，如果所有革命的社会主义组织都是中央集权的，这种联合肯定也会破裂。
应该说明，我这里并不想把妇女运动纳入社会主义组织内。我想说的是，也是社会主义者的女权主义者，当她们在自治的妇女运动中工作时，对有能力在一系列有关妇女和工人的问题上同时开展斗争的社会主义组织也会做出贡献。
（选自《国外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
[1] 本文摘译自英国《国际实践》1982年第2期。
[2] 伊夫林·里德：《妇女解放问题》（纽约，1970），第64—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