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何、袁分歧与何氏内争
从史书记录看，何进的言行表里有不一致或犹豫反复，也被后人和袁绍等士人公卿解读为不坚决、软弱、多变，但细细体会，何进的犹豫有其利益思考在，单说他不能决断太过简单。何进的助手和盟友袁绍积极怂恿何进消灭宦官，是因为一旦宦官势力被消灭，党锢之祸不能卷土重来，党人世族大仇得报，士族公卿可挟持何氏为傀儡，甚至取而代之。何进与何太后看到了这种可能性，希望保留宦官及其党羽作为一个平衡器，反映何氏畏惧世族公卿。何进和袁绍逐渐出现分歧，袁绍在诛杀蹇硕后，希望继续打倒全体宦官势力，甚至人身消灭，而何进通过征召地方兵将入京，仅靠造势取得威慑效果，但他最初只希望把宦官势力从中枢去除。这里还可能存在不符事实的历史记录，只能尽量考辨。
中平六年灵帝驾崩，太后临朝，世族袁氏和外戚何氏构成执政合作，标志着寒门外戚和世家大族的可能的联盟：
戊午，皇子辩即皇帝位，年十四。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临朝。赦天下，改元为光熹。封皇弟协为渤海王。协年九岁。以后将军袁隗为太傅，与大将军何进参录尚书事。[20]
袁隗侄袁绍和何进共事已久。袁绍入仕途，“后辟大将军何进掾，为侍御史、虎贲中郎将。中平五年，初置西园八校尉，以绍为佐军校尉”。[21]在中平六年四月大宦官“蹇硕忌大将军进，与诸常侍共说帝遣进西击韩遂；帝从之。进阴知其谋，奏遣袁绍收徐、兖二州兵，须绍还而西，以稽行期”。[22]
袁氏和何氏的仇敌与目标不完全一致。何进的斗争目标是蹇硕个人，因为作为灵帝亲信，蹇硕曾对何进构成牵制、排挤，又是皇子陈留王的托孤人，纯属权力斗争，而出身士族高门的袁绍则与整个宦官集团水火不容，除了权力斗争，还有类似阶级仇恨和路线斗争的思绪。
直接向何进献策游说尽除宦官的人可能并不是袁绍，而是张津，而在袁绍、袁术和其他士族的辅助下何进形成了自己的政治队伍：
进既秉朝政，忿蹇硕图己，阴规诛之。袁绍因进亲客张津，劝进悉诛诸宦官。进以袁氏累世贵宠，而绍与从弟虎贲中郎将术皆为豪桀所归，信而用之。[23]
惊恐的蹇硕向中常侍赵忠、宋典等人寄书求救：
大将军兄弟秉国专朝，今与天下党人谋诛先帝左右，扫灭我曹，但以硕典禁兵，故且沉吟。今宜共闭上阁，急捕诛之。[24]
东汉宦官势力并非铁板一块，也分派系，其中有何氏的后台：
中常侍郭胜，进同郡人也，太后及进之贵幸，胜有力焉，故亲信何氏；与赵忠等议，不从硕计，而以其书示进。庚午，进使黄门令收硕，诛之，因悉领其屯兵。[25]
杀蹇硕后，何进兼并蹇硕的兵力，也就是禁兵，也许仅是一部分禁兵，势力应有所增强。何进继续厚遇袁氏兄弟，袁绍继续鼓动何进全部消灭宦官：
中军校尉袁绍说进曰：“黄门常侍秉权日久，永乐太后与之通谋，祸将至矣。将军宜立大计，为天下除患。”于是进、绍共图中官。进厚遇绍及虎贲中郎将术，因以招引天下奇士陈纪、荀攸、何颙等，与同腹心。[26]
《资治通鉴》则将何进招徕士族为助之事记为：
复博征智谋之士何颙、荀攸及河南郑泰等二十余人，以颙为北军中候，攸为黄门侍郎，泰为尚书，与同腹心。攸，爽之从孙也。[27]
袁绍和何进进一步结成反对另一家外戚永乐太后董氏家族及其宦官盟友的同盟：
骠骑将军董重，与何进权势相害，中官挟重以为党助。董太后每欲参干政事，何太后辄相禁塞，董后忿恚詈曰：“汝今辀张，怙汝兄耶！吾敕骠骑断何进头，如反手耳！”何太后闻之，以告进。五月，进与三公共奏：“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恽等交通州郡，辜较财利，悉入西省。故事，蕃后不得留京师；请迁宫本国。”奏可。辛巳，进举兵围骠骑府，收董重，免官，自杀。六月，辛亥，董后忧怖，暴崩。民间由是不附何氏。[28]
灵帝临终将爱子刘协托孤给蹇硕，而刘协母王美人是被何皇后毒死的，刘协又被董太后收养监护，董太后和蹇硕构成唇齿关系，如果联手立刘协为帝并推翻何氏不是没有可能。[29]以前的东汉太后有数位在外戚执政者被推翻后仍然受到生活优待，董太后暴毙使何进因此失去相当的“民间”人心支持，因为“众以为何后杀之”。[30]在舆论上何氏被削弱。
读史可见细节所反映的变化，董氏一亡，何氏和袁氏对宦官势力的态度分歧逐渐暴露。袁绍希望借何进消灭宦官势力：
绍复说进曰：“前窦氏之败，但坐语言漏泄，以五营兵士故也。五营皆畏中官，而窦氏反用之，皆叛走，自取破灭。今将军既有元舅之尊，二府并领劲兵，部曲将吏皆英俊之士，乐尽死力，事在掌握，天赞之时也。功着名显，重之后世，虽周之申伯，何足道哉！”[31]
此时何进所掌握的是所谓何氏兄弟二将军府的精兵，原蹇硕的兵力，可能还有原属董重的兵力，实力在上升中，于是进言何太后，希望最终取得首肯的诏命，太后却称：
中官领禁兵，自汉家故事，不可废也。且先帝新弃天下，我奈何楚楚与士人共对乎？
何太后希望维持太后与中官合作的宫廷体制，不希望士人来一起参政掌权，这不仅是出于男女大防，实际是出于何氏与宦官结盟以牵制世族的利益考量。因为即使宦官出局，太后也可以“楚楚”与外戚亲人共对，不是一定要和士人共对。蹇硕和董氏一除，剩下的宦官首领多和何氏是一党，何氏没有迫切消灭对方的必要。如果消灭宦官势力，那出身寒门走宦官门路的何氏岂不失去根基，成为任凭袁绍等世族迫使的光杆司令？
何进于是决定仅诛杀“放纵”的宦官，以安抚世族，而保留其余，保留后宫问事体制，不令士人公卿再进一步得势。何进的将军府骨干全是公卿世族分子，需要士族支持，故何进表面上态度呈首鼠两端：
进承太后意，但欲诛其放纵者。绍以中官近至尊，今不废灭，后益大患。初进寒贱，依诸中官得贵幸，内尝感之，而外好大名，复欲从绍等计，久不能决。[32]
何进“承太后意”，实际上反映何氏与宦官的合作关系，不向“士人”倾斜，试图维持的是三者间的平衡，而何氏将可以在宫内联合宦官，在朝中依靠世族，所谓“外好大名”还是争取名士高门的支持。袁绍对此并不满意，担心靠近“至尊”的宦官终会成为大患。其实袁绍家族和宦官集团并无深刻的私仇，所芥蒂者是宦官和世族因党锢之祸和长期权力斗争而结下的深仇。袁绍担心将来这些宦官会影响或帮助皇帝再次对士人大族削弱打击，袁绍为代表的大族希望再度把皇权在皇帝未成年时就限制在软弱无助的状态，把灵帝和桓帝时期皇权与宦官得势的局面打回原形。
何进“久不能决”的原因不是缺乏理性和意志，而是出于何氏和宦官有曾经相互帮扶的情义，又希望在士族中慕好的“大名”，企图左右逢源。《后汉书》称何氏“家本屠者”，[33]汉灵帝曾经想废掉何后，“诸宦官固请得止”。[34]因此，何氏家族内部出现矛盾，何太后母亲舞阳君，何苗等人都倾向宦官一边，持与宦官友好相处的坚决态度：
太后母舞阳君及弟车骑将军苗谓进曰：“始从南阳来，依内宫（官）以致富贵。国家亦不容易，深思之。覆水不可收，悔常在后。”[35]
《通鉴》则记为“太后犹不从。何苗谓进曰：‘始共从南阳来，俱以贫贱依省内以致富贵，国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且与省内和也”。’[36]
两者记录大意相同，后者道出了何氏出身贫贱，表达了与宦官“和”的意思。
同为外戚的何苗和何进还存在竞争性，何苗不希望何进以诛杀独擅权威，这引发太后疑思，导致袁绍焦虑，袁绍催促何进与宦官决裂。何进加强对京畿的权力控制，并召兵将进京：
苗入，复言于太后曰：“大将军专欲诛左右，以擅朝权。”太后疑焉。绍闻之惧，复说进曰：“形势已露，将军何不早决？事久变生，复为窦氏矣。”于是进以绍为司隶校尉，王允为河南尹，乃召武猛都尉丁原、并州刺史董卓将兵向京师，以胁太后，尚书卢植以为：“诛中官，不足外征兵，且董卓凶悍，而有精兵，必不可制。”进不从。原将数千人寇河内，烧宫府及居人，以诛中官为言。太后犹未寤。[37]
何进和何苗的梁子从此结下，到后来何进被宦官杀后，何苗与袁绍还一起去抓捕宦官，可是何进的部将却杀死何苗，原因是回忆起何苗与何进二心：
苗、绍乃引兵屯朱雀阙下，捕得赵忠等，斩之。吴匡等素怨苗不与进同心，而又疑其与宦官同谋，乃令军中曰：“杀大将军者即车骑也，士吏能为报仇乎？”进素有仁恩，士卒皆流涕曰：“愿致死！”匡遂引兵与董卓弟奉车都尉旻攻杀苗，弃其尸于苑中。[38]
上引《后汉纪》“绍闻之惧”，惧怕的是什么？是所闻何氏家族内部动向，包括太后的猜疑及其可能后果，包括对宦官的让步和对何进杀戮的抑制。太后所“疑”是担心权力平衡被打乱。何氏男性代表不止有何进，何苗是车骑将军，仅次于大将军的骠骑将军董氏已被杀，何苗也可代替何进掌权。何苗和宦官的联盟更紧密，宦官和何氏完全有以何苗取代何进的可能，这对袁绍也是个噩梦，所以更加希望加快消灭宦官的行动。于是袁绍再次施加压力，以窦氏先例来恐吓何进。但是窦氏与何氏有很大不同，窦太后不是汉帝生母，与汉帝及其宦官亲信间存在猜疑关系，而何太后却是少帝生母，且宦官和何氏有提携旧情，因此何氏与宦官本不存在窦氏那种激烈的矛盾，可以并且发生了政治合作，窦氏是世族代表而何氏不是，袁绍的说辞并不具有撼动何进的逻辑。汉灵帝在黄巾起义爆发后大赦党人，争取皇权和士人的和解，而黄巾起义基本失败后完全有党锢重来的可能，可能再度在宦官帮助下加强皇权，这才是袁绍和公卿士人的担忧。袁绍一厢情愿地拉着何进去和宦官火并，何进和他多少已经同床异梦。
何进虽在京外多方动员兵力，意是想压服太后和宦官，迫使宦官让步，打消何苗的干扰作用，召董卓等人进京是做样子吓吓政敌，是要借外兵自重，并非一定动手杀戮多少人，因此才令董卓中途收兵：
卓至渑池，而进更狐疑，使谏议大夫种邵宣诏止之。卓不受诏，遂前至河南；邵迎劳之，因譬令还军。卓疑有变，使其军士以兵胁邵。邵怒，称诏叱之，军士皆披，遂前质责卓；卓辞屈，乃还军夕阳亭。[39]
这当然引发了袁绍的进一步焦虑：
袁绍惧进变计，因胁之曰：“交构已成，形势已露，将军复欲何待而不早决之乎？事久变生，复为窦氏矣！”进于是以绍为司隶校尉，假节，专命击断；从事中郎王允为河南尹。绍使雒阳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驰驿上奏，欲进兵平乐观。太后乃恐，悉罢中常侍、小黄门使还里舍，唯留进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诸常侍、小黄门皆诣进谢罪，唯所措置。[40]
何进自以为成功，要求宦官们：“天下匈匈，正患诸君耳。今董卓垂至，诸君何不早各就国！”[41]可是袁绍劝何进便于此决之，“至于再三；进不许”。袁绍采取了一个极端行动：“绍又为书告诸州郡，诈宣进意，使捕案中官亲属。”[42]
《后汉书》记载与上基本相同。袁绍让雒阳方略武吏监视宦者，让董卓上奏要进兵京师平乐观，太后已经妥协，再度削弱宦官，何进也要宦官们各就封地，而袁绍不肯就此罢休，咄咄逼人。袁绍假冒何进名义捉拿宦官亲属，这明明是把何进逼上和宦官火并的死胡同。后来的发展证明这是给何进制造风险。这清楚地表明袁绍和何进以往只是相互利用，根本不是一条心。袁绍是大将军的副手，本族门生故吏遍布天下，传书州郡假冒何进名义不难，但在宦官依然掌握后宫禁兵的情况下先在地方上对其亲属党羽动手有打草惊蛇的嫌疑，正确行动顺序应是对中枢大宦官及其地方党羽同时下手，如有难度则先下手大宦官再搜捕党羽，不应是先向反扑能力弱的地方党羽动手，有违“擒贼先擒王”的原则。袁绍应不至于出于愚钝而出此下策，是他别有用心，推动对立形势激化。
何进并非只召董卓，还有丁原，“将兵向京师，以胁太后”。所谓将兵向京师，并非一定是进京，只是做兵谏姿态施加压力。“以诛中官为言”，仅仅是为言，是否言行一致仍需观察。何进胁太后用意何在？因为在何苗进何进的谗言后，“太后疑焉”。何进担心太后贬抑自己，以何苗代替，于是动员地方将领鼓噪兵谏，让袁绍王允掌握京畿权力，以施加压力，展示权威。何进并非不明白卢植所说的杀中官不需征召地方兵的道理，而是有意借助咄咄逼人的袁氏士人和地方将领来加强自身权威，矫正权力平衡，压倒太后、何苗和宦官，同时也不陷入公卿士人的挟持。何进这样布置和其自身政治根基不足有关。一开始何进的策略有所收效：
秋七月，徒勃海王协为陈留王。董卓到渑池，上书曰：“中常侍张让等窃幸乘宠，汩乱海内。昔赵鞅兴晋阳之甲，以逐君侧之恶，乃鸣钟鼓以如洛阳。”进谓诸黄门曰：“天下汹汹，正患诸君耳。今董卓欲至，诸君何不各就国？”于是黄门各就里舍。是时进谋颇泄，诸黄门皆惧而思变。[43]
何氏与宦官首领张氏结亲，张让子妇，是太后之娣。双方都不想赶尽杀绝，希望保留其富贵：
让叩头向子妇曰：“老臣得罪，当与新妇俱归私门。惟受恩累世，今当离宫殿，情怀恋恋。愿复一入直，得暂奉望太后、陛下颜色，然后退就沟壑，死且不恨。”让子妇言于舞阳君，入白，乃诏诸常侍皆复入直。[44]
何进借外兵和士人，首先实现迫使当政宦官退出中枢权力的目标，毫无疑问何进的威望和权威将有提升，但何太后等人对宦官的妥协比何进坚决，因此宦官首领依然保持“入直”，这说明何太后的权威依然高于何进，坚持了分歧。何进是希望凌驾于宦官、公卿之上，何太后是希望保留宦官盟友，目的肯定是牵制士人。按《后汉纪》“进谋颇泄”的记录，似乎何进不利于黄门的计划泄露，并引起反弹。《后汉书》也沿用“进谋颇泄”的说法。[45]但何进真实的“谋”并非杀尽宦官，而是要封侯的宦官们“各就国”远离中枢而已，至于他有无明确后续计划无从知晓。实际是上引史料里袁绍的极端做法“泄”了出去，引起宦官的恐惧与反弹。
据史书记录，不到一月，何进言行再次出现矛盾反复，又向何太后提出杀尽宦官首领，于是竟为警惕的宦官所杀：
八月，戊辰，进入长乐宫，白太后，请尽诛诸常侍。中常侍张让、段珪相谓曰：“大将军称疾，不临丧，不送葬，今欻入省，此意何为？窦氏事竟复起邪？”使潜听，具闻其语。乃率其党数十人持兵窃自侧闼入，伏省户下，进出，因诈以太后诏召进，入坐省阁。让等诘进曰：“天下愦愦，亦非独我曹罪也。先帝尝与太后不快，几至成败，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财千万为礼，和悦上意，但欲托卿门户耳。今乃欲灭我曹种族，不亦太甚乎！”于是尚方监渠穆拔剑斩进于嘉德殿前。[46]
何进对宦官的处置态度为何在短期内再度转为诛杀？何进的想法有可能又发生了一些变化，至少由于袁绍坚持不懈地推动，何进和宦官已经无法妥协，没有回头路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