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论宗教与文化多样性

“宗教与文化多样性”的讨论在当代中国颇有现实意义，而且在中国许多地方也体现出了这种民族及宗教的多样性存在。例如，云南就是中国文化多样性最为典型的地区，这里保持着春季的盎然，又有着秋季的多彩，全省有着全国56个民族的成员，世居民族达到26个之多，是全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而且是全国五大宗教俱全的省份，尤其是全国唯一佛教三大部派共聚之地，加之各种原生性宗教和民间信仰，使云南成为民族宗教多样性最为突出、最有意义的地方。所以说，云南非常典型地显示了“宗教与文化多样性”，是这一议题最为恰当的地域。

从当前世界大局来看，文化多样性在“全球化”的时代乃异彩纷呈、格外突出。交通与传媒的便利给世界各国人民、各种文化带来了相遇和共聚的机会，人们谈论着“地球村”的睦邻关系，但也担心陌生的文化会相互碰撞而激化为“文明的冲突”。因此，从生态、社会的多样性进而论及文化的多样性，这里就涉及各种文化如何友好交往、和平共处的问题。其实，宗教的存在与交流也突出反映了文化多样性的现象，我们研究宗教就必须关注宗教的多样性存在及其多元文化意义。我们应该看到，宗教折射出人类精神及民族灵魂的存在，展示了许多民族文化血脉的传承。基于人的文明素质和多元文化共在的现实，我们理应认识到各宗教之间的和谐共在、和平共处乃是人类文明的表现，而我们与各种宗教和谐共存、良性互动、和平发展所表现的也是应有的一种文明姿态。所以，作为改革开放与世界接轨积极融入当代世界的中国人，我们就应该尊重宗教、理解宗教、保护人们的宗教信仰自由，这就是我们必须维护的社会文明理念及社会和谐形态。达到了这一点，也就能实现人类社会文化生态的和谐。

宗教的多样性使人类历史极为复杂。马克思在研究历史时，就曾发现人们普遍信教这一现象，由此使之把对宗教的研究从社会、经济层面扩展到人类学、文化学等领域。其实，人类历史在某种文化或精神意义上就是人类的宗教信仰史，而毛泽东也曾把这种宗教信仰看作一种文化现象，主张对之加以文化审视。习近平主席也专门谈到宗教的文化价值及意义。从人类文明史、文化史的视角来看宗教，是对宗教社会史、经济史和政治史研究的重要补充。因此，如果我们从政治的角度来研究宗教，就应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尽量避免宗教可能产生的负能量，而全力促成宗教正能量的释放和发挥。对于当今中国的宗教研究者，我们的任务是积极引导、努力促成宗教参与建设当前的新世界，实现我们和谐中国、美丽中国这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国当今宗教研究的主流，是提倡对宗教的积极引导，反映出这种让宗教发挥正能量、正功能的正气，是在为我们和谐社会建设实实在在地增砖添瓦。这种主流只能充分肯定、积极提倡，而不应被歪曲、误解。但令人遗憾的是，社会上还是不时出现一些否定我国宗教甚至对中国宗教学研究说长道短、歪曲攻击的杂音，给人一种“文革大批判”遗风再现之感。对于这种否定和指责，我们一要说“不”，加以必要的澄清和说明，以正视听、防止误导；二要有所针对，即充分肯定党和政府对宗教的积极引导，展示我们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宗教研究的正确方向和众多成果。面对国际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学术等领域的挑战和交锋，我们中国宗教学必须旗帜鲜明、准备充分，扩大我们的学术成果，推动我们的学术研究走向世界学术领域的最前沿。为此，我们绝不可对中国宗教研究自我否定，也不能因为某些不实指责而气馁、放弃。让我们以千帆齐发之势迎来中国宗教学术的万木之春。

20世纪我们中国人共同经历了极为复杂的社会发展，国际上有着给世界带来毁灭性打击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国人民不幸也被深深地卷入，付出了上千万人的生命代价；在国内政治上则有过两次天翻地覆的改朝换代，使中华千年之久的封建王朝先后被“民国”和“人民共和国”所替换；文化上也有两次触目惊心的运动，即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在下半叶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它们给我们留下了种种经验教训，值得今天重新反思和反省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中国文化。而20世纪我们的地球在经历了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又有其下半叶的东西“冷战”僵持和意识形态冲突，甚至还有世纪之交的“后冷战”时期及其所谓的“文明冲突”和思想价值隔阂等，至今仍然阴影犹存、危机未过。这些都给21世纪的国际社会留下了必须面对和接受的政治及文化“遗产”，使这一仍不太平的寰球必须“同此凉热”！在步入21世纪之后，中国要想在这一纷争、复杂的世界中生存并繁荣，就必须练好内功，做到内在和谐，只有这样才能应对世界挑战、立于不败之地。习近平同志最近专门指出，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以“最大限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其中自然也就要“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为此，我们要坚决反对把广大宗教界人士推向我们对立面的极“左”做法，而应该全力吸引、争取信教群众与我们同心同德，而我们宗教研究者也应该积极响应党中央的这一战略举措，贯彻落实党的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通过学术、学理来积极引导宗教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参加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我们在中国必须致力于促进、实现与宗教的和谐，使宗教成为我们社会文化内在的有机共构，而不要挑起或激化与宗教的分歧及冲突，因为中国鲜活的历史告诉我们：斗则两败俱伤，和则双赢共荣！我们在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已经伤不起，故此只能共赢而别无选择。

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所共构，中国的多种宗教为中华文化的内在元素、有机构成。这一现实体现出中国社会的多元性、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可以说，一木不成林、一花不成春、一蝶不成景，文化的绚丽是由多彩所绘就，我们应该学会欣赏这种多姿多彩，努力保持这种万紫千红。而这也是尊重自我，保持我们自己的文化自知和自觉，获得我们的文化自信和自强。也只有以这种开放之态，我们才会去欣赏他者，看到异己文化中的精华和优杰之处。实际上，正视、尊重并欣赏这种文化的多样性、看到并肯定其个殊性，这是我们共同存在的必要前提和天然处境，我们不可能超越这种境遇，脱离人类共在的环境。只有在这种多样性、差异性中，我们才有必要求同存异或和而不同，才能以多元通和来保障多元一体。所以说，我们在多元共在中应以承认多元差别为前提，以实现和谐共在为指归。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之真谛。这也是我们追求尽善尽美、止于至善之起步。这种人类文明之美的共享和共构，是我们发展文明共同性、找出大家公认的共同点和契合点的使命与义务。当人类社会发展从竞争性的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时，我们也必须朝向社会生态文明发展形态转化，达成世界社会文明生态共同性的统一、共融。

文化对话的展开需要对各自文化资源的发掘、弘扬。而对宗教的理解也需要对其思想理论、精神传承的研习、把握。宗教及文化多样性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及文化元素、有着深厚的信仰及文明积淀。多种文化价值、各类宗教信仰、不同精神智慧，可以给我们今后构建和谐世界带来启迪、提供经验。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多年，形成了华夏文明“一体而多元”的“中和之道”，有着中国信仰精神的“天人合一”。中国文化追求“多样性中的统一”，主张一种“整体性”“内涵式”和“共构型”的文化发展。因此，我们的文化结构中自然有着各种宗教之位，保持着丰富的信仰传统。就构成中华传统文化主体及核心要素的儒、佛、道三教而论，这三教文化的交流及融合，使理学、心学、道学有机共构，深化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底蕴，提升了华夏思想的灵性境界，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心性造诣，由此让我们的社会走向成熟，使人们的生活态度达到升华，以富有禅意、哲思和雅趣的姿态而对超越与世间有了一种全新的审视，其“澹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人生之旅亦更为平静、深沉、睿智和洒脱。中华文化在这种多元宗教、多样文化的沟通中获益匪浅，其豁达、明智、开放、包容之举使自己的文化体系建构得以更为博大、厚重、广远、开阔、雄浑。在“三教合一”中并没有消减其各教个性，而乃让禅学、理学和道学尽情发挥，高潮迭起，尽善尽美。中华多民族的文化在这种“大一统”的格局中仍然有其百花齐放、多彩纷呈的个性特色，即以多样性的差异、区别而共构其稳态和谐的整体，用各自千姿百态的倩影来汇聚成美丽而不奢华的共在，这使中华文明含蓄而不张扬，温和却仍有刚强，使其理想境界是“人类一家” “世界大同”，从而对外来文化所保持的基本态度是开放而不扩张，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是宽容、包容而不吞并、取代，同样也是“道法自然”而不强求。我们追求“国家兴旺” “社会和谐”的进程，是在“多”中求“一”，以“多元一体”来呈现自我，以“多样统一”而与时俱进，这种“一体”或“统一”都立意在“中和”，其“和而不同”允许个性的张扬、差异性的存在；而其“不同而和”则展示了其文化的凝聚力及其共存、共在、共同发展的人生智慧。“同”是一种境界、一种向往、一种梦寻，而“和”则是现实的、当下的、可行的，是在“多元化”“多样性”中人类真正得以共存的奥妙之处、睿智之举。中华民族的这种“和合文化”是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推进社会文化建设的思想基础和精神传承。在今天“全球化”多元文化的相遇及碰撞中，我们要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保持这种开拓、进取、创新之势。在我们睿智、冷静地对待从西方引进的“斗争哲学”时，我们还应该以一种多样化的视域关注、研习蕴含着古代希伯来、希腊和罗马文化精华的基督教，传扬阿拉伯、波斯等文化要素的伊斯兰教，以及体现着南亚及东方文化神韵的印度教等。中华文化的自立、自强，在当代也更加需要这种对外开放、相互学习、扬长补短的姿态、胸襟、胆识和气魄。这种态势可以充实自我、惠及他人，使整个人类文化发展能够更为深入、更加辉煌。

为此，我们既要有这种世界眼光和融入并引领国际文化思潮的胆识及担当，又要有冷静、客观的自我定位。这样一来，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不仅不能放弃或丢失，而还必须大胆继承和积极弘扬，在文化上真正固本守根，这样才能实现我们的永续发展，圆我们的中华复兴之梦。正如《论语》所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为了这一宏伟目标，我们积极提倡中国知识分子和各界有识之士的社会担当精神，“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彩云”之南的七彩云南则正是这一多种文化交汇、共融的耀眼之地和鲜明标志。“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多元多彩所彰显的就是一种“彩虹文化”，其历史悠久，亦鲜活在当下。这种七彩之虹将激励我们展开学术研讨、启迪我们进行文化交流。

（本文为在云南昆明以“宗教与文化多样性”为主题的“中国宗教学50人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