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战略选择
当前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产生颠覆性效应，大国竞争与摩擦持续进行，我国外部风险明显上升，全球治理体系处在不断变革中。中长期内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将更加严峻，但也处于可以更加主动作为的战略机遇期，更有能力和条件从本国、双边、多边等层面来主动应对甚至引领塑造我国的外部环境。为此，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应当对内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开放协同并进，对外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进一步提高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为自身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外部条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重大贡献。
一 化外部压力为改革动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近段时间，我国的外部环境的明显变化，旧有的世界政治与经济秩序日趋瓦解，“世界新贸易秩序”仍在重构之中，中国经济外部风险的不确定性骤然增大，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新的课题。可以肯定，我国将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应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以我为主，用改革开放和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对冲外部不确定性，将外部压力转换为改革开放的动力，加快推进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目前遇到的问题，更多的还是结构性问题，因而要采取针对性强的措施，用结构性政策解决结构性问题，沿着高质量发展路线砥砺前行。
同时，我们也在深化改革开放的动力下，继续推动社会组织和治理体系不断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不断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与创造力，不断改善营商环境，实现发展动力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发展形式由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在外部压力下，中国应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更加注重质量、结构、社会民生。在实践中把握好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地提高党带领人民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能力，更好发挥制度优势，并且把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效能。
二 以自身开放引领共同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全球善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发展历程充分表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中国通过对外开放实现自身发展，但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获取对外开放的收益；同时，发展起来的中国不搞一家独大或者赢者通吃，而是寻求利益共享，实现共赢目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十九大将对外开放提升至新的高度，提出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中国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不断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中国需围绕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我国已基本完成了从被动的适应者到主动融入者的角色转换。在当下“东升西降”、以西方为主导的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面临重组之时，中国的角色应当完成从融入者到有力的倡导者、制定者和引领者的升华。这就更需要中国以自身开放来引领和促进世界各国的相互开放、共同开放。
中国倡导各国要同舟共济，促进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中国应及时总结自贸试验区、特区建设经验和教训，促进相关经验的国际传播，推动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并轨，形成并扩大中国作为主要参与者的高治理标准的国际开放合作空间。努力做世界和平的维护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建设者。
三 加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加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增强科技治理体系建设、提高科技治理能力是我国科技创新爬坡、迈坎的强大推进器，是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建设的必备工具箱，更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加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首先要强化政府在基础性原创性研究上的投入，更好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创新力度，为全球创新人才在华就业创业提供良好保障。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重大突破，不断增强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努力在世界高技术领域占有重要地位。
其次，需要完善国家创新体系，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从重视“点的突破”向重视“系统创新”转变。中美科技博弈暴露了我国系统创新能力不足。要从重视“技术应用”向重视“基础能力”转变。技术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拥有坚实的基础能力，就会衍生出各种新技术。关键核心技术能否突破，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基础研究的程度。需要在事关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的重点领域夯实基础、前瞻布局、系统谋划、久久为功，抢占未来科技的制高点。也需要从重视“挑选赢家”向重视“普惠环境”转变。充分激发科研单位和企业的创造能力，营造“创新友好型”的政策和制度环境，让更多企业参与公平竞争。另外，仍需要解决资源配置重复、科研力量分散、创新主体功能定位不清晰等突出问题，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再次，需要继续扩大国际科技合作，我国应积极弱化、分化美西方遏制我国的意图，加大与欧盟、以色列、日韩等国家的科技合作力度，大力推进特色优势领域的科技合作，技术交流和企业合并。同时，鼓励发展更多“隐形冠军”企业[11]，扩大关键元素器件的采购渠道，利用资本力量、市场容量等在产业链上取得更多话语权。
复次，积极争取国际标准和行业协会话语权。我国目前在国际标准组织中获得的关键职位很少，话语权严重不足，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差距较大。以华为为例，在被美国列入“实体名单”以来，有60多个国际标准与产业组织暂停了其会员或限制其权益，导致华为无法使用技术标准的风险。我国应推动国内学术机构与产业界有效结合，重视中国计算机等行业的民间力量，借助国内巨大市场，共同加强在国际标准产业组织的话语权；继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充分调动国内企业的原创投入以及参与国际标准的积极性；继续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教育投入，培养、储备适合标准与产业组织从业的国际化人才。
最后，需要加强科技领域的安全建设。科技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强化重大科技安全任务的统筹和组织，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安全保障力量建设。要加快科技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建设，围绕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医疗诊断、自动驾驶、无人机、服务机器人等领域，加快推进相关立法工作。
四 积极完善全球伙伴关系布局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以周边和大国为重点，以发展中国家为基础，以多边为舞台，以深化务实合作、加强政治互信、夯实社会基础、完善机制建设为渠道，全面发展同各国友好合作，不断完善我国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打造覆盖全球的“朋友圈”，与各国人民结伴而行、共创美好未来。
秉持“结伴不结盟”原则，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良性竞争的大国关系框架。中美关系是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发展繁荣方面肩负着特殊的重要责任。发展长期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尽管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质变，美方对我方敌意、打压不断增加，我方应在坚持原则和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尽可能维持与美国互惠互利、相互尊重的原则，确保中美关系“止跌”，并积极争取两国关系稳定发展。要从战略高度重视中欧关系，努力同欧盟发展“四大伙伴”关系，提升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全球影响力，推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为世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中俄互为最主要、最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两国要巩固战略和政治互信，增强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相互支持；扩大务实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密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和配合，维护世界和平、安全、稳定。同时，也要全面深化金砖伙伴和新兴经济体的关系，致力于推进经济务实合作，致力于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致力于促进人文民间交流。
此外，还需要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妥善处理和发展同日本、印度等国的关系，壮大国际关系中的正能量。视促进周边和平、稳定、发展为己任，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共同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同路人。我国虽然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但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切实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把我国发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
五 拓展并升级“一带一路”合作空间，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思考人类前途命运以及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为促进全球共同繁荣、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提出的宏伟构想和中国方案，开辟了我国参与和引领全球开放合作的新境界。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了显著成就。倡议提出的六年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已经达到6万亿美元以上，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达到了900亿美元，中国在30多个国家开展了大规模的国际产能合作，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了90多个境外工业园区。未来中国应当继续以共建“一带一路”为抓手，按照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在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国际合作观基础上创造国际合作新模式，建立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型合作机制，着力提升合作的制度化水平。
具体领域上，可以以基础设施建设伴生的投融资需求为重要着力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和相关跨境并购活动为金融合作提供了重要契机。而深化中国与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推进投资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的规模，都对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出了要求并创造了条件。应当抓住“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机遇，拓展我国金融战略纵深，增加我国金融战略的自由度，为更加稳固的多极化国际货币体系作出贡献。
本章执笔：张宇燕、姚枝仲、冯维江、曾晨宇
[1] IMF在2020年4月发布了考虑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的数据，但只提供到2021年的预测值。其中2019—2021年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年度经济增速均值为3.1%，发达经济体的年度经济增速均值为0。
[2]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Jobs Lost，Jobs Gained：Workforce Transitions in a Time of Authorization”，2017.
[3] 张宇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5期。
[4] 张宇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5期。
[5]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68—170页。
[6] [美]萨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
[7] Joseph Nye，“American Soft Power in the Age of Trump”，May 6，2019，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merican-soft-power-decline-under-trump-by-joseph-s-nye-2019-05-6/.
[8] 张宇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5期。
[9] 张宇燕：《世界格局在2018年的多重变奏》，张宇燕主编《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页。
[10] 张宇燕等：《从“接触”到“规锁”：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及中美博弈的四种前景》，《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第7期。
[11] 指在全球市场上占据绝大部分市场份额却并不为公众普遍知晓的中小型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