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结论
广义价值论不是“苍白无力”并“引向死胡同”的拟人观，它是当代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发展的新趋势。人类自然观念发展有三个大的阶段：古代的将自然界看作有机整体和认为自然界是有理性的观念，在中国，表现为“天人合一”的观念；近代的将自然界看作一个巨大机器的观念；现代的将自然界看作一个复杂系统的观念。机械论的自然观不但要撇开一切第二性质来研究自然，而且更要撇开一切价值与目的性来研究自然，否则近代科学就不能发展起来，工业社会就不能实现。系统世界观则有限度地将目的性和价值引回自然界的研究中，否则信息时代就不能到来。这是自然价值论和广义价值论的世界观根源。关于这一点，英国哲学家R.G.柯林武德（R.G.Collingwood）在其名著《自然的观念》（牛津大学出版社1945年版）中说得非常清楚。他说“在欧洲思想史上，宇宙论思想有三个建设性时期”：第一时期是“希腊的自然观”，“自然界不仅被看作一个运动不息从而充满活力的世界，而且是有秩序和有规则的世界，他们理所当然地就会说，自然界不仅是活的而且是有理智的”。“三次宇宙论运动的第二次，发生在16世纪和17世纪，我建议把它的自然观叫作文艺复兴的宇宙论。”“文艺复兴时期自然观的中心论点是：不承认自然界、不承认被物理科学所研究的世界是一个有机体，并且断言它既没有理智也没有生命。……自然界不再是一个有机体，而是一架机器。”第三次宇宙论运动发生于19世纪和20世纪。这时“进化的概念，正如目睹过达尔文在生物学领域里具体应用它的人们所知道的，它标志着人类思想史上第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自然界的变化就不再是循环式的”而是“新东西的恒常涌现”和“螺旋式的运动”。“在进化论中，自然界不仅作为整体不能，而且它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用机械的术语完全描述。”于是“再次导向目的论，将被机械自然观排除了的观念即目的论的观念，重新引入自然科学”[28]。这样广义价值论就成为当代自然观的不可避免的结论。同样，进入文明时代的人类伦理观念的发展也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着重用仁爱的观念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欧洲的基督教和中国的儒家伦理就是这种伦理观点的代表。没有这种伦理，文明时代不能到来。第二阶段，着重用民主、自由、人权的观念调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否则专制时代不能过去。第三阶段，着重将伦理态度推广到自然界，调整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否则人类文明有被毁灭的危险。这就是生态伦理学创始人奥尔多·莱奥波尔特和E.奥汀（Eugene Odum）提出的三种伦理学和伦理学发展三阶段的观点[29]，在伦理学发展的第三阶段自然有一个广义价值论与之相适应。广义价值论不是某些人心血来潮、灵机一动的产物，它是一个长期酝酿着新近又发展起来的哲学思潮，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爱因斯坦1905年发表狭义相对论后又于1916年发表了广义相对论，难道我们真的不可以在狭义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广义价值论吗？
[1] 参见刘福森《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理论困境》，《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2] 汪信砚：《人类中心主义与当代生态环境问题》，《自然辩证法研究》1996年第12期。
[3] 汪信砚：《人类中心主义与当代生态环境问题》，《自然辩证法研究》1996年第12期。
[4] 朱葆伟：《机体与价值》，载吴国盛主编《自然哲学》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4页。
[5] H.Rolston，“A Value in Nature Subjective or Objective”，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R.Elliot and Arran Gave ed.Open University Press，1983，pp.142-144.
[6] 卡尔·波普尔：《波普尔思想自述》，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247页。
[7] A.N.Whitehead，Process and Reality，Cambridge Press，1929，pp.36，340.
[8] 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9—104页。
[9] 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2页。
[10] A.N.Whitehead，Processe and Reality，pp.29-33.
[11] A.N.Whitehead，Processe and Reality，p.341.
[12] 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第101—102页。
[13] 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6页。
[14] S.Beer，Cybernetic and Management，John Wiley and Sons，New York，1959.
[15] 哈肯：《协同学及其最新应用领域》，见《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经典文献选编》，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219页；钱学森等：《论系统工程》，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78页。
[16] E.Laszlo，“A Systems Philosophy of Human Value”，in Systems Science and World Order，E.Laszlo ed.，Pergamon Press，1983，pp.48-60.
[17] 参见雅克·莫诺《偶然性和必然性》，上海外国自然科学哲学编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9页。
[18] Paul Taylor，Respect for Natur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1986，pp.121-122.See F.Mathews，The Ecological Self，p.175.
[19] F.Mathews，The Ecological Self，Routledge，London，1991，pp.118-119，177.
[20] 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自然界的价值以及人对自然界的义务》，见《国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0页。
[21] 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自然界的价值以及人对自然界的义务》，见《国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第202页。
[22] 卡尔·波普尔：《波普尔思想自述》，赵月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74页。
[23] 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自然界的价值以及人对自然界的义务》，见《国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第293页。
[24] Aldo Lepold，A Sand Country Almanac，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pp.224-225.
[25] Laura.Westra，An Environmental Proposal for Ethics，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1994，p.6.
[26] B.J.Singer，Human，Nature And Community，《开放时代》1997年第9—10期。
[27] 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名著选辑》下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71—372页。
[28] R.G.Collingwood，The Idea of Natu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5，pp.1-20.
[29] W.T.Blackstone ed.，Philosophy& Environmental Crisi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U.S.A.p.10，1974.又见奥尔多·莱奥波尔特：《沙乡年鉴》，侯文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页。此中译本将“莱奥波尔德”译为“莱奥波尔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