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何巴特的文化继承

人们已经习惯了思维定式。先前形成的经验、习惯、知识往往会束缚人的思维，影响人的判断力。看到一个陌生的事物时，人们总是先拿它和过去的经验以及熟知的事物相比较，以分出相同和差异。批评家和文化评论员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指出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看到某件事物，然后再定义，而是先在心目中给出了一个界定，然后才去看”^[4]。那么何巴特在真正看到中国之前她给中国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界定呢？初到中国她看到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呢？她这一时期的中国观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首先，她来华前的中国想象受到了长久以来美国公众中形成的对中国的刻板化的认识的影响以及她生活的那个时代流行的中国形象的影响。从《格斯提的孩子》中我们了解到，五岁时，她就宣布要到中国去传教。至少在那时，她就已经知道了中国，知道了中国是一个异教徒国家，是福音未曾到达的地方。十岁时，她又说上帝让她去“野蛮人”中播撒福音。那么中国在幼小的何巴特眼中，显然是一个属于“野蛮人”的异教徒国家。在如此众多的没有接受基督教的国家中，她既然特意指出要到中国这个国家去传教，证明她至少对中国有一些认识。由于她未曾踏出国门，这种认识毫无疑问，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她那个时代所盛行的中国形象的影响。何巴特1882年出生，1908年离开美国来到中国。这段时间的中国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主要处于伊萨克斯所说的“蔑视期（1840—1905年）”。^[5]这一时期美国人的中国形象在绪论中已经讨论过了。在美国人眼中，中国人原始、野蛮、落后，是急需拯救的“堕落的异教徒”，是抢夺他们的机会、威胁他们民族纯净性的异教“黄祸”。1905—1908年则处于“仁慈时期（1905—1937年）”，仁慈就意味着施以仁慈者的优越感和屈尊俯就。这些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刻板的认识从何巴特前两个时期的作品中不难看出。譬如她对中国人洋泾浜英语的使用。自从布莱特·哈特（Bret Harte）的《异教徒中国佬》（The Heathen Chinese）在1870年出版之后，洋泾浜英语就成了中国移民的一个显著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使其成为程式化了的表现中国“他者”的文学语言，中国人也因此备受美国人的嘲弄。在《洋泾浜英语诗歌》（Pidgin Chinese Sing-song，1903）中，查尔斯·里兰德（Charles G.Leland）记录了中国人说的英语，并通过讽刺挖苦来侮辱他们。自从洋泾浜英语被下意识地丑化以来，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对它的每次使用都会让这些西方使用者得到一种优越感。何巴特从她的西方的前辈那里继承了这种对中国人的模式化描述，并强化了它。同时，如同她的前辈明恩溥一样，何巴特也在她的作品中列举并强化了中国人缺乏神经、缺乏精确性等特征。“未开化的”（uncivilized）等诸如此类具有强烈东方学色彩的词汇也经常出现在何巴特这两部作品中。而她关于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国度的描述也是对她之前的东方学者的重复：“尽管长沙已经变成了我的故乡，尽管我和它一起经历了战争与和平、灾害与繁荣，我还是能感觉到它的神秘。这里是非常神秘的，我还是想倾听它给我的最后的信息。”^[6]中国作为一个停滞的国家、一个沉睡的巨人的形象也是西方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在西方人心中，这一形象也成了一个长久流行的刻板形象。何巴特也受到了这一形象的影响，她相信中国就这样一直沉睡着，止步不前，和外部世界失去了联系：“一条漂亮、阴暗、昏昏欲睡的古老的街道，两边都是些同样阴暗、昏睡的古老的商铺。同样的事情在今天也发生着，当我从20世纪快活地踏上这片土地时，就如同几百年来一直发生的一样——只是昏睡。”^[7]何巴特对中国的每一个评价，都暗含着和美国的对比。用中国的落后凸显着美国的进步，用中国的野蛮反衬着美国的文明。在描述中国时，带有鲜明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这样，一个东方主义者笔下“消极、原始、柔弱甚至静默倦怠的东方”^[8]就在何巴特的笔下延续。

除了上述这些，另外一个影响她早期中国观的重要因素是她把中国看作了美国西部边疆的延伸。萨义德强调东方是被东方学者东方化了的东方，而何巴特这一时期所塑造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说，更多的是被西方化了的中国。这一时期，她在强调两国差异的同时也强调了相同之处：中国=美国的西部边疆，中国人=印第安人，在中国的白人=美国西部的白人拓荒者。这一方面符合美国的政策和宣传，在那个时期，尤其是扩张领土的政策以及天定命运说的影响。另一方面，有助于她排遣自己在面对新世界时的焦虑和降低新世界对她的威胁。萨义德曾经指出“异国的、遥远的东西，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总是希望能降低而不是增加其新异性”^[9]。这样，她们面对新世界、新事物时所承受的压力就有所减轻。形象学研究学者也指出：作者使用源自注视者国家的词汇定义被注视者国家是一种“将异国据为己有（将未知简化为已知，简化为‘本民族的’成分）的过程”，也是“将他者文化归并的过程”。^[10]从一开始，何巴特就把中国纳入了“自我”的体系而不是他者的体系。在《拓荒于古老的世界》一书中，何巴特对中国所做的主要是“去他性”（“他性”otherness，代表着所有不同的东西）——把中国当作了美国人所熟知的地区。萨义德说从西方民族的殖民主题中“产生了将东方视为有待开发、耕耘和保护的地域空间这一普遍认同的观点。由此产生了大量描述东方的农业意向和性意向”。^[11]就这个来华美国人整体而言，的确体现出的是美国的殖民扩张政策。作为来华美国人中的一员，何巴特的经历和作品也的确印证了萨义德所批判的“东方主义者对异国的控制欲和权力欲”对他们的东方观的影响。但是同时，就何巴特个人而言，对她影响更多的不是权力欲望，而是寻找自己的美国梦，释放一种对西部、对农业社会的怀旧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