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美国西部的历史意义

西部自由的土地向来在美国人心目中有着不可抵御的魅力，对美国文明的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首先，正是由于富于冒险精神的欧洲探险者向西航海才使得这块和其他几个大陆隔绝了万年之久的北美大陆呈现在了西方世界面前。其次，美国的建立也离不开欧洲商人、清教徒和冒险家的西部迁移。他们从欧洲一路向西源源而来，在这片土地上拓荒、贸易，以13个州为基础经过浴血奋战终于挣脱英国的控制，以密西西比河为分界线成立了美利坚合众国——密西西比河以东属于这个崭新的国家。此外，美国国家领土的扩张也大大得益于西进运动。美国建国之后，华盛顿即命令刘易斯和克拉克横穿大陆，探寻当时在他们眼中尚属“蛮荒”的神秘的西部。继刘易斯和克拉克之后，美国人就开始了他们历史上伟大的“西进运动”。一批颇具冒险精神的拓荒者紧随其后，一路西行。每当一处土地的社会形式和工业发展到和旧世界相似的地步，他们定居的土地上的人口接近饱和、没有更多自由的土地可以开垦时，这些迁移者及他们后代身上不安分的细胞就开始活跃起来，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离开，继续向西进发，直到他们横贯大陆，来到了太平洋沿岸。美国的疆域由此大大扩展。美国的方方面面也因此都和西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美国的文明、美国的民主、美国人的特征，甚至美国文学的确立都离不开这片神秘的土地。首批到达新大陆的殖民者带来的只是欧洲文明。这一文明在不断向西推进的过程中，为不同的环境逐渐改变，转化为美国特有的文化和美国人特有的个性，成就了美国人的拓荒精神、他们的个人英雄主义，以及他们特有的文化气质，从而树立了他们鲜明的民族身份，使得美国人和古老的欧洲大陆上的人们可以区分出来。随着他们的西行，边疆也成为一条最迅速最有效的美国化的界限。边疆不断地向西推进就意味着逐渐脱离开欧洲的影响，逐渐增长美国独有的特点。研究这一进程，研究在这些情形下成长起来的人们，以及研究由此而产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结果，是研究真正的美国历史。^[12]因此，19世纪末，当美国两大历史学派试图从不同的出发点来解释美国历史时——以赫尔曼·爱德华·冯·霍尔斯特为首的历史学家们将奴隶制争论作为解释美国历史的着眼点；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赫伯特·B.亚当斯（Herbert B.Adams）为代表的另一派将美国的制度看作是英国或者甚至是古代条顿王朝的胚芽被移植到新世界的结果^[13]——亚当斯的学生美国历史学家弗瑞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Turner，1861—1932）则提出从很大程度上说，一部美国史就是一部向西殖民的历史：“存在一片自由土地，美国人的西进拓居以及这片土地的不断缩小，这就是美国的发展过程。”^[14]亨利·纳什·史密斯（Henry Nash Smith）后来也指出：“有关美国生活和特性的最为持久的概括之一是这样一个观念：我们的社会的形成是依靠把人口引向西部空旷的大陆所具有的拉力。”^[15]托马斯·哈特·本顿（Thomas Hart Benton）也认为向西前进曾经是“天体的进程，人类的进程，科学、文明的进程，随之而来的是国家的威力”^[16]。

对美国人来说，西部“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而且是一个坐落于历史和人们的想象中的名词”，这一词汇暗示了由这一地理位置激发起的美国梦。^[17]一代一代美国人锲而不舍地往西推进已经使得西部逐渐在美国人心目中演变成了一个神话，在不同的美国人心中闪耀着无穷的魅力。对探险家来说，西部象征着自由和冒险；对商人来说，西部象征着更多的贸易机会和更大的利润；对自耕农来说，西部象征着更多自由的土地；对清教徒来说，西部则意味着上帝允诺之地、山巅之城。纳什指出西部“总是不断向人类及其社会施加再生、更新、恢复活力的影响”^[18]。哈姆林·加兰（Hamlin Garland，1860—1940）在1891年为本杰明·弗劳尔（Benjamin Flower，1755—1829）的《竞技场》所写的前言中这样写道：“半个多世纪以来到西部的自由土地去已成为美国大城市中对社会不满的人的出路。当工匠和农民在故乡陷于绝境时，他们便会奔向西部的大草原和森林。……因此，1849年以前很长一段时期内，西部已成为金色西部，富饶、自由和幸福的土地。凡是和西部这个名称有联系的一切都是神话般的，不可思议的和充满了希望的。”^[19]他们知道一旦他们对社会不满、感到受到了束缚或对自己感到不满，他们还可以打点行装前往西部。在西部，他们会有新的机会可以得到自由和重生。沃尔特·惠特曼也说这块大陆，特别是正在发展中的西部是“一个向男男女女自由开放的坚固而又实用的避难所”^[20]。

美国工业革命即美国内战过后刚刚开始重建的时期，大部分美国人依旧对他们的西部和它所提供的无限的机会持有乐观的态度。贺拉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的《纽约论坛报》在1865年4月自豪地宣称他们的国家“至少在下个世纪还将拥有充足的土地”。《芝加哥论坛报》在同一时期也夸耀说：“我们已经拥有五十年也开垦不完的土地。”^[21]随着内战过后北方的胜利，政权从南方种植园主手中转移到了工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手中。新能源的发现、新发明的出现、新公司的建立加快了美国的发展速度，美国因而从农业社会变成了工业社会。迅猛的工业化进程促使更多的人向西部推进。从1790年到1910年，美国生活的中心向西推移了557英里，大约以每年4英里的速度推进。

然而，1893年，特纳却宣布了美国边疆的消失：“现在，美洲大陆发现4个世纪之后，在美国宪法下生活的第一百年年末，边疆消失了。它的消失带来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时期的结束。”^[22]这种决定性的语言给美国人民带来了“深深的失落感”。当特纳宣告边疆消失时，他不仅是在宣告一个边界的消失，而且宣告了伟大的西进运动的结束。它意味着形成了美国人民族性格的“荒原”的消失，同样，它也是美国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工业化到来前的那个时代的结束。它触发了一场美国身份认同的危机和他们建国祖先的乌托邦梦想幻灭的危机。杰拉尔德·D.纳什（Gerald D.Nash）指出：西方的历史学家在1890年后的三十年间表现出由于失落感而带来的一种深深的怀旧之情。^[23]他们意识到美利坚合众国的“青春年华”已经结束了，“成熟、连同它的负担、它的困难以及它的焦虑”一起到来了。^[24]美国文明非但没有使美国人重建地球上的伊甸园，反而带来了混乱、堕落以及令人无奈的产品过剩。这种失落感，产品和劳动力的过剩，激励着美国人寻找北美大陆之外的新的领土。

想象中的西部边疆关闭之后，荒原逐渐被城市所代替，农业社会也逐渐被工业社会所取代。欧洲不再是美国作为参照以建立他们的自信和形象的合适的标尺。美国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美国人都把欧洲视为他们的对立面以建立自己的民族认同。当时西部仍然有广阔的荒原，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依旧年轻、充满活力，有着更多的希望和机会。然而，工业化和边疆的消失打碎了他们的美梦。和欧洲人一样，他们的自尊将要因此而建立在工业化所取得的成就和对自然的征服之上。许多欧洲国家的工业化要早于美国。和那些欧洲国家相比，美国并没有多少可以称道的地方。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新的国家来投射“他者”的特征。

此外，美国国内的西部虽然消失了，但是已经成为美国人的集体无意识的梦中的西部依然存在于美国人心目中，对美国人的生活施加着重要的影响。这片象征着自由、冒险和重生的“上帝的允诺之地”仍在不停地向他们发出召唤。因此，美国各界急于找到一个可以替代已经被征服了的西部的地区。精力充沛的拓荒者们开始把关注的目光向国外延伸。

宣传上也在为人们进行域外扩张做着准备。民族沙文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开始盛行。它们都鼓吹丛林法则和美国的优越性。美国作为世界的领导者是上天注定的这一观点盛极一时。到19世纪80年代，美国人要担负起传播文明的重任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这一观念已经深入美国人心。19世纪下半叶著名的美国“远西”问题研究者威廉·吉尔平说：“美国人民的无可推让的命运是征服大陆……以鼓动这些蕴藏着巨大力量的群众，在人类事务中建立新的秩序……使老朽的民族获得新生……惊醒万年的沉睡，把新的文明传授给古老的民族，确认人类的命运，把人类的事业推向顶峰，使停滞不前的人民重生，使科学得到完善，用和平的征服来装饰历史，在人类身上洒上灿烂的新光荣，把全世界团结在一个社会家庭中，瓦解专政而颂扬慈善，宽恕沉重地压在人类身上的咒语，把幸福之光撒满全世界。”^[25]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向海外拓殖。有些人就把目光移向了太平洋彼岸。卡尔·霍恩在强调美国西北部的重要性时就曾经建议美国人扩展与太平洋的联系：“你们拥有地球上首屈一指的地区，这不仅是因为它的土地肥沃，气候、物产的多样性，而且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位于太平洋与大西洋两岸之间，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如果联邦得以继续存在，我希望它能永存，你们就会象现在考虑扩展与大西洋的联系那样，考虑如何扩展与太平洋的联系；而且，最终你们与它们的联系几乎将会同样密切。如果我们能维护我们的自由及深得民心的自由制度，结果你们将能主宰的不仅是我们伟大联邦的商业，而且是全世界的商业……”^[26]

同时，尽管中国在美国人的教科书中被称为远东，实际上她更多地被认为是“远西”^[27]。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说：“当我们在北美大陆往西勘探并定居之后，我们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把横过太平洋进行的接触，看作美国‘注定命运’的自然延伸。”^[28]在他们看来，中国拥有广阔的土地，那里的人们对“上帝的福音”一无所知，甚至比欧洲还要古老，并且依然处于农业社会，因此，中国成了美国人心目中的“新迦南”。她可以提供给商人巨大的潜在市场，提供给传教士另外一个机会来完成和上帝的契约，而对那些政客来说，中国正好提供给他们一个把人们的视线从国内问题转移出去的机会。它同时也提供了一个美国的对立面。中国，尽管和欧洲一样古老，但是依旧停留在农业时期，因此成为了一个美国可以用来重新确立自己的拓荒精神和民族身份的理想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