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者的吟唱:以A.T.何巴特为中心的中国叙事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第三节 西部的召唤

探险者与生俱来的逃离束缚、追求自由的冒险精神以及西部对美国人、对探险者的重要意义深深地影响了何巴特,引导着她一直向西,来到了中国。

英国诗人、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在《探险者》(The Explorer)一诗中描述了在上帝耳语的指引下,探险者那颗不安分的心迫使他离开了自己的田地、庄稼、谷仓和篱笆,放弃安定的生活,去文明的边界之外探险。为了享受自由的空气,他历经艰辛,最终发现了丰富的矿产、水资源、林木资源以及等待人们开垦的无边无际的大平原。后来者也就是那些“拓荒者”们会追随着他的脚步来到这里,这里将会养育人民、城市林立。[29]吉卜林的诗讲述了探险者的艰辛,但是他认为,他得到的远比付出的要多。虽然他没有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任何一条河流,虽然这片土地也不属于他,而是属于紧随他而来的后来者,但是他有幸听到了上帝的耳语,享受到了自由的空气以及冒险带给他的乐趣。这些人和亨利·史密斯笔下的拓荒者一样,他们“轻视城市生活的安逸和流行的枷锁,在广阔的西部未经开发的地区为新的州建立了基础,并勇猛向前寻找新的事业领域,留下了果实让慢慢跟随他们而来的开垦者摘取”[30]。吉卜林在诗中的前两节写道:“‘继续前行没有任何意义/这是文明的边缘’他们这么说,我也这么想/在这个边疆小站/我整饬土地/耕作庄稼/建立谷仓、加固围墙……直到一个声音,就像良心一样强大/在我耳边无休止地响起/令我疑虑不安,敦促我做出改变/它日夜重复着这样一个永恒的耳语/有样东西隐藏起来了,去找到它/去看看那群山之外/它遗失在了山的那边/遗失在那儿正等着你的发现。去吧!”[31]何巴特在她的第一部著作《拓荒于古老的世界》一开头就引用了这个耳语,她借用这个耳语来回答人们的问题:“你们怎么会想到到那里去?”[32]“那里”指的是中国。她认为正是这个耳语、这个召唤一直引领着她们往西走,直到她们来到了东方。[33]由此可以看出,她把中国置于一个客体的地位,并且自认为中国在等待着她们。在她眼中,中国不属于任何人,而只是被上帝隐藏起来,等待她们开垦的土地。而当时的事实是中国人是这片土地的主人。统治中国人的清政府闭关锁国,不希望被外界文明干扰,是西方国家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这样,她就从另一个侧面找到了美国进入中国的理由。她们有东西丢在中国了,她们要去寻找这个东西,而这个东西也在等待着她们。

何巴特认为她自己就是继承了探险者祖先不安分基因的美国人之一。她父亲和母亲的祖先都可以追溯到早期的新英格兰移民,新英格兰主要是来自欧洲大陆的清教徒。她的外祖父是一名农场主,她的父亲就是在农场上长大的。虽然何巴特出生在纽约,但是她的童年和学校生活都是在美国中西部度过的。两岁时,全家搬入了芝加哥的郊区。七岁时,她的父亲又购买了伊利诺伊州丹尼森市郊的一处房子。她说自己在五岁和十岁时两次听到了上帝的耳语。五岁时,她从祖先身上继承而来的无法驯服的、快乐的冒险基因就初步展露出来了。她宣布要去中国,不然就会在家里潦倒一生[34]。虽然此后不久,她就忘记了自己的宣言,但是反对传统和任何形式的桎梏以及对自由和漫游的喜爱却一直没有改变。“我不喜欢去教堂,并不是因为那些仪式,而是因为在那里我不得不戴上紧紧的手套。我也不喜欢学校,并不是因为所学的课程,而是因为笔直地排列的课桌,并且,我还希望有做梦的时间。”[35]十岁时,她又一次听到了上帝的耳语。让她作为传教士到野蛮人中去。不久,她也忘记了。搬到了城市之后,她觉得自己再也听不到那个声音了,直到有一天,一个耳语在她耳边响起:“去看看群山之外,有样东西遗失在了山的那边。遗失在那儿正等着你的发现。去吧!……我最终发现那个奇怪的不安的耳语并不是一个陌生的东西,可以被忘记或者忽视,而是一直就存在于我的生活中,是我继承而来的珍贵的遗产。它将把我带向何方——幸福还是不幸、艰辛还是舒适——我并不知道;但是我所知道的是它给我指明了生活的方向,我必须要听从它。”[36]她说:“这个召唤一直引领着我们往西走,直到我们来到了东方。”[37]何巴特来自美国中西部。她的祖先是最早来到这块大陆的新英格兰移民,她后来曾居住在芝加哥、伊利诺伊州等地,这说明她的祖先是逐步西进的,她身上流淌着祖先的这种不安分的血液。因此,和众多美国人一样,何巴特在这个崭新的向西前进的召唤引领下来到了中国。

除了追求自由的探险精神之外,宗教也是推进美国人西进的主要动因之一。在西部定居被认为是上帝的意愿,那些拓荒者们也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个国家的建立深深地植根于对基督教教义的信仰。新英格兰,最早的殖民地之一,也是美国南部联邦的最初十三州之一,就是由清教徒建立的。他们致力于把它建成山巅之城来实现上帝的意志,成为世界的灯塔。在威廉·麦金利的就职宣言中,他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出于对上帝的敬畏,美国人民应该努力扩大自由的国土。威廉·霍华德·塔夫特也认为基督教义的传播是现代文明的唯一希望。伍德罗·威尔逊对YWCA和它在中国的工作赞誉有加,认为它正在“改变着一个大国的面容”,并且认为YWCA参与了中国的政治革命,因为没有什么比上帝之光更具有革命意义了。[38]西奥多·罗斯福也宣称美国人站在世界末日善恶的决战场上是为了“上帝”而战斗。[39]

处于那个历史时期,祖先也可追溯到早期的移居美洲的英国清教徒,何巴特自然有很强烈的使命感。在她只有五岁的时候,她就宣布要到中国去做传教士[40]。十岁时,她又一次听到了上帝的召唤。这次,上帝的召唤是穿着阴郁的长袍以清教传统严厉的命令而来的:“假期又一次到来之后,我要作为传教士到中国去的梦想有了一些更严肃的意义。上帝的话语:‘你们应该到世界各地,去传播福音,’成为上帝圣父针对我个人的一个命令。”[41]在《拓荒于古老的世界》一书中,她说她听到了上帝的耳语,吩咐她“去到那些野蛮人中去做传教士”[42]。进入大学后,何巴特又成为她们大学的YWCA的秘书。就这样,何巴特迫不及待地回应了来自西部的召唤,以一个领取工资的传教士教师的身份来到中国。

此外,经济也是美国西部扩张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早期在新大陆殖民时,那些追寻财富的探险者们与清教徒们混杂在一起。获得物质利益的机会对他们的吸引力就像山巅之城对清教徒的吸引力一样巨大。因此,边疆的关闭对于商人的打击也是沉重的,他们也需要寻找新的市场。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856—1924)在1912年的总统竞选演讲中表达了这种需求:“我们的工业已经扩展到了这个地步,如果我们不能在世界市场找到自由的出口,他们将会撑破他们的外套。”[43]而“中国地大人多,是堆积如山的美货之最佳市场;南方诸邦的棉花业主更急于到中国扩大比载英国更为丰厚的利薮”。[44]铁路大王詹姆士·希尔也声称:“如果你回顾世界商业史,你将会发现,谁控制了东方的贸易,谁就掌握了世界的财富。”[45]

大公司不仅给美国人民带来了奢侈品,而且使他们对美国社会体系有了信心。《家庭妇女期刊》(The Ladies Home Journal)鼓吹:“当今世界只有一种一流的文明,就是在美国。”[46]那段时期连续几任总统也都以“按照美国标准改造世界”为己任。伍德罗·威尔逊在他第一届总统任期期间鼓励美国商人把眼光放得远一点,放到商业之外,让他们的思想和想象的翅膀飞到国外,在全世界徜徉。他希望被这种想法激励着——他们是美国人,注定要把自由、公正和人道主义原则带到他们所到之处,这些美国商人会走出去销售自己的货物使世界变得更加舒适、幸福,从而按照美国模式改变世界。[47]西奥多·罗斯福也认为美国应该扮演“文明教化的力量”的角色,成为世界警察并且修正“这种明显的罪恶和严重的无力”[48]

受到他们政府政策的影响,许多对美国资本主义的潜力有着无限的信心的美国人来到中国去,相信通过贸易,他们也可以给当地人民带来科技和精神方面的“启蒙”,帮助他们从“蛮荒”状态中脱离出来而取得进步,发展到一个“较高的阶段”。何巴特的丈夫厄尔·何巴特正是他们中的一员。在中国,这两位西进者相遇了。自此,何巴特又多了一个身份——“公司职员之妻”。

宗教和经济领域内的双重身份把何巴特推向了那个时期中美交流的中心。正因如此,何巴特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不仅受到了在她之前的那些男性作家的刻板的描述的影响,而且在她的作品尤其是最初的两部作品《拓荒于古老的世界》和《长沙城边》中,也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她对美国西部作家的继承。她延续了美国西部作品中的一些二元对立的模式化的描述。美国男性作家笔下,西部是蛮荒之地,土地上的印第安人是低等的生物,具有冒险精神的白人男性是文明、进步的象征,而追求安定的白人女性则是白人男性追求自由、冒险的障碍。何巴特则把中国想象成一个蛮荒的国度,如同美国的西部地区,中国人也被描述成围绕在他们祖先周围的印第安人。而美国则被想象为代表着文明的东部地区。她的先辈们征服了印第安人和西部的边疆,她的同辈们在征服自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些胜利的激励下,她非常乐观地相信中国也将被美国的生活方式所同化。也正因如此,她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也延续了那些美国男性笔下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刻板的描述,成为一个劣等的民族。同时,另外一批美国作家看到了工业社会所带来的问题,表达了对农耕社会的怀念。19世纪中期之前,爱默生和梭罗就哀悼了西部荒原的丧失,批判了商业强加给人们的束缚。19世纪末期,工业化社会的阴暗面就已经完全暴露在美国人面前了,“揭露黑幕”运动由此开始。许多记者和作家纷纷发表文章和作品揭露由工业带来的各种罪恶。这些问题曝光之后,美国人更加怀念农业社会的简朴。马克·吐温、威廉·福克纳和其他一些作家都有作品问世哀叹农业文明的消失。1903年,杰克·伦敦出版了作品《荒野的呼唤》(The Call of the Wild),书中描述了一条名叫巴克的大狗如何在内心原始野性的力量的召唤下,追随狼群回归大自然。1914年,埃德加·赖斯的作品《人猿泰山》(Tarzan of the Apes)描述了一个来自荒原的野人。和巴克一样,泰山在荒原中的生活使他成为他的种族中最强壮最高贵的一个。和这些作家一样,何巴特也表达了对农耕社会的不舍和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