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形象在美国人心目中发生了一次重要转变——一个更人性化的中国逐渐取代了以往被视为“黄祸”的中国。在这次转变中，一批美国女性作家功不可没。

爱丽丝·蒂斯代尔·何巴特（Alice Tisdale Hobart）^[1]是其中不应被我们忘记的一位。她以传教士教师的身份来到中国，试图以美国模式来改造这个古老的国度。然而，在中国生活了十五年之后，重返美国时，她却已经被中国和中国人所改变。何巴特批判了西方人按照西方的标准改造中国的“激情”，也意识到了当时美国清教主义的简单化和局限性以及工业革命的负面影响，她开始相信中美文化各有其优缺点，认为中美两种文化的理想关系应该如同中国的阴阳学说所言，和谐共存、互为补充，而不应该只是对立冲突。伊丽莎白·克罗尔（Elisabeth Croll），一位欧洲著名的评论家，曾经这样赞扬过何巴特，认为她“是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并且最早以小说的形式对美国人和欧洲人在中国人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傲慢和优越感提出严肃质疑的作家之一”^[2]。在何巴特出版的十四部作品中，有九部是关于中国的。2003年，她的小说《中国灯油》（Oil for the Lamps of China，1933）由康奈尔大学再次出版，又一次证明了这个作家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的重要意义。正如美国教授舍曼·科克伦（Sherman Cochran）在该书的前言中所说：“如果说《中国灯油》这本书的出版在20世纪30年代是非常及时的，那么在今天它也同样及时。”^[3]

然而，许多美国学者都把这一阶段对中国的肯定性的文学描述归功于另外一位女性作家——赛珍珠（Pearl S.Buck）。赛珍珠是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她的《大地》三部曲也的确给西方人展示了一个与他们以往的想象不同的中国。哈罗德·艾萨克斯（Harold R.Isaacs）认为赛珍珠“为整整一代美国人‘创造’了一个中国”^[4]，“《大地》——其中的中国形象相对更加写实，赛珍珠用更加有吸引力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崭新的、更加亲切的中国人形象——小说连同电影一起，几乎单枪匹马地取代了大多数美国人所想象出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的确，《大地》在为一群面容模糊的大众刻画出清晰的容貌方面取得了丰功伟绩”^[5]。美国读者从《大地》中看到的是“高贵的中国农民的形象：踏实可靠、不同凡响、品德高尚、令人钦佩”^[6]。伊丽莎白·克罗尔也称赞赛珍珠为“成千上万的欧洲人提供了关于中国农民家庭和社会生活的最初印象并激发了他们的思考”^[7]。瑞典学院的珀·豪斯托姆博士（Dr.Per Hallstrom）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盛赞赛珍珠和她的名作一起“将会跨越种族的鸿沟，为广泛传扬人类之间的同情扫清道路”^[8]。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则把她称为“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9]。

不少中国学者也持相同的观点。^[10]翻译家毛如升教授指出：在赛珍珠“伟大的著作《大地》出版之前，欧美作家真正能了解中国的，不仅是很少，而且简直是没有”^[11]。赵家璧，中国20世纪30年代一位颇为知名的出版家，也在他的文章《勃克夫人和黄龙》中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自从十三世纪马可·波罗（Marco Polo）到中国来，回去写了那部东方的游记以后，西洋人对于中国故事的兴趣，跟了政治和经济势力的侵入，而继续增高。同时为适应这种需求起见，西洋人写的中国小说，那种封面上画了怪诞束装的“支那人”，横七倒八画了半个中国字的书，在书铺子的橱窗和报张上的广告栏里，也时常映入我们的眼帘。这些中国小说的作者，都是凭了有限的经验，加上了丰富的幻想力，渗入了浓厚的民族自尊心，才写出这些看了要使人发笑的书。因为他们至多是尽了一个讲故事者的责任，谈不上是文学的作品，所以除了满足一部分读者卑劣的欲望以外，总不脱自生自灭的命运。世界文坛上，更没有注意过这辈小说家。

一九三一年勃克夫人（Mrs.Pearl S.Buck）的《大地》（The Good Earth）出版以后，情形就大大的不同了。

……

许多写中国小说的人所以失败而伯克夫人的《大地》所以获得世界的——连中国的在内——赞美，就为了前者单描画得了中国人的外形，而勃克夫人已抓到了中国人一部分的灵魂。^[12]

显然，赛珍珠的确对中美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她独自一人不可能弥合两国之间认知的鸿沟，她的其他一些姐妹也在这座跨越太平洋的“人桥”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何巴特就是其中最不应该被人遗忘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