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形象的男性叙事
实际上，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如同中国的名川大河常涨常落并不断改变入海路线一样，中国人在美国人心中的形象也经历了一条漫长的变化历程”[13]。英国汉学家雷蒙·道森（Raymond Dawson）认为中国最确切的象征不应该是龙，而应是变色龙。[14]
美国人对中国最初的印象来自他们的欧洲“表兄”。在对欧贸易往来中，他们从欧洲人那里得到了中国的丝绸和瓷器。他们被高雅的丝绸和精美的瓷器所吸引，也被马可·波罗和17、18世纪的欧洲传教士和学者们对中国的描述所打动。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工艺品充当了“使者”的角色，向美国人民介绍了中国文化。[15]殖民时期的美国文人给中国以非常高的评价并把她当作了他们启蒙的范例：
在《美国思想者学会会刊》（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6]首卷的致谢词中表达了这样的愿望——希望美国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也能够拥有像中国一样的财富、工业和资源。如果我们能够有幸接触到中国的工业、生活的艺术、管理方面的先进技巧……美国也应该可以迅速地变得像中国一样富强。[17]
然而，自从1784年2月22日中美开始了直接接触之后，这个被理想化了的中国形象便逐步褪去了昔日斑斓的色彩。走进中国，他们得以从各个角度观察它，很快，他们瑰丽的中国想象便被这个国家的现实所击碎。快速帆船“中国皇后”号把一批美国商人带到了正处于衰退时期的清政府统治之下的古老的东方帝国，这些美国商人又把关于中国的故事带给了美国读者。此后，大量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书籍、文章、动画和电影便出现在美国。水手、船长、商人、传教士、政客、新闻工作者和旅游者都对中国形象的形成做出了贡献。水手和商人的书信和汇报形成了最早的记录。水手主要从地理的角度来描述中国，商人的描述则主要出自他们对经济方面的考虑。
山茂召（Samuel Shaw）曾是“中国皇后”号上的货物管理员，后来成为美国首任驻广州领事。他在首次前往中国贸易前沿的重要城市的航行中所写的日记就已经初步体现了美国人对中国态度的改变，对中国贬抑的看法已初露端倪。他承认中国的政府依然是长久以来非常明智的政府，中华帝国“仍然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商行里的中国商人也像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普通商人一样令人尊敬”。尽管如此，山茂召却说中国的小商小贩们都是些无赖，中国政府是在全世界文明国家中最压迫人的政府，中国的宗教导致了中国人的偶像崇拜和迷信。[18]
紧随商人和外交官，美国传教士也到达了中国。“近代宗教复兴精神之父”查尔斯·芬尼（Charles Finney，1792—1843）提出“宗教是人的工作”。他认为，宗教的复兴“不是神迹，也毫不依赖神迹。复兴纯粹是人正确地应用已有的种种方式手段的哲学结果，一如正确地应用各种方式手段后所产生的其他结果一样”[19]，这就大大唤起了人们的宗教热情，把美国带入了宗教复兴。美国的第二次宗教大觉醒，连同1845年7月由美国民主党纽约刊物《美国杂志和民主评论》的主编约翰·沙利文（John Sullivan）提出的“天定命运说” 和重新兴起的“千禧年主义”使19世纪成为“新教扩张的世纪”。美国宗教思想家乔赛亚·斯特朗（Josiah Strong）声称：“美国基督教及其民主机构和制度的扩展，将把世界带进一个完美的千年王国，美国是上帝复兴世界的代理者。”[20]然而，虽然有着狂热的宗教热情，传教士们试图把“讨厌的中国异教徒” 转变为基督徒的努力在1840年之前收效甚微。当时，他们在中国的旅行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鸦片战争及其后来的一系列战争却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契机。清政府在这些战争中的失败不仅暴露出了中国的弱点，粉碎了许多美国人幻想中的理想国度的形象，而且中国被迫开放了通商口岸，更多地区开始允许传教士们进行传教，他们从而有机会更加近距离地观察中国和中国人。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传教士们不仅通过日记、日志、书信、报道的形式记录下了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并且发行杂志、报纸，出版书籍，对美国公众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的形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于这些专门来中国寻找“罪恶”的传教士们来说，这个“堕落的异教徒种族”急需他们的拯救，而使中国唯一可能获救的机会就在于基督教文明。因此，带着一种屈尊俯就的感觉，他们笔下的中国人往往被描述成劣等的种族。《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21]和《传教士通讯》（The Missionary Herald）[22]是19世纪上半叶最流行的两份传教士杂志。“传教士栏目的编辑们故意选用色彩浓重并易于煽情的辞藻来极力描绘中国之破败，并刻画出中国人最坏的一面，以引起国内民众对中国这一传教区的广泛兴趣。”[23]和水手以及商人不同的是，这些传教士们更加关注的是中国人的心灵。另外一个在中国影响很大的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24]认为：“在他们（中国人）的心灵深处，他们的良知好像已经枯萎凋谢了——他们对待未来的生活是如此的麻木，就像正在走向腐烂毁灭的畜生一样。任何画笔、任何想象都无法向基督世界描绘出这块土地上到处充斥着的那令人恐怖憎恶的可怕的罪恶。”[25]
1833年来到中国，后来成为美国驻华公使秘书的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26]认为：“从理论上去爱异教徒的心灵要比实际行动容易得多。它们被如此污浊肮脏的身体所包围。粗鄙低俗的言辞和鄙贱的天性无一不昭示着他们的堕落。”[27]事实上，他们不仅认为中国人在道德上是堕落的，而且认为从生物学角度上来讲，他们也是低劣的种族。另一位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Smith）对中国人的观察可谓是细致入微，在分析中国国情和中国人性格时也不乏真知灼见。然而，他的西方传教士身份使得他对中国人和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有许多误解，言辞有时失之偏颇。比如在《中国人的素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28]一书中宣称中国人“缺乏神经、麻木不仁”，并专门用一章来阐述这一特征。他一开头就指出神经的发展是由“现代文明”带来的：“毫无疑问，现代文明使人们的神经激动，神经疾病也要比上个世纪前更为普遍。”[29]然后他又通过列举事例做出判断：“中国人与我们相比，生来就是‘缺乏神经、麻木不仁’。”[30]此后，明恩溥的这一说法不断地被后来的学者引用，得以广泛流传接受，并逐渐形成了对中国人的一种模式化的看法。由于这些传教士的介入，美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急转直下，中国人在西方公众眼里成了一个低贱可鄙的劣等种族。
这一时期海外传教士所描述的负面的中国形象在美国本土作家那里又得到了强化。1848年的淘金热把许多中国人带到了加利福尼亚。1849年，加州共有约325名中国人。到了1868年，笃信于大量的廉价中国劳动力会有益于横跨大陆的铁路线的铺设以及荒凉的美国西部的发展，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31]代表中国，与美国国务卿席华德（William Seward）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条约赋予了中国人自由移民美国的权利。此后，太平洋沿岸的中国人数从1867年的50000人迅速增长到了1882年的130000人。到1869年，美国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10000个工人中有十分之九是中国苦力。[32]
这次大的移民浪潮给美国本土人提供了一种和以往不同的与中国人相遇的经验。尽管蒲安臣关于中国劳工将会有助于美国的发展的判断得到了证实，中美的这次相遇却不是那么友好。“1869年，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和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在犹他州会合。九年之后，内华达矿坍塌。在这期间，中国人的出现从祝福变成了诅咒。”[33]“蒲安臣条约”刚刚签订之后不久，中国移民便由于“不可被同化”以及接受较低的工资导致了和白人劳工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在美国遭到了轻视和憎恨。继1850年加州通过《外侨矿工照会税法》之后，“行人道条例”“立方空气条例”“辫子条例”“洗衣业条例”等针对华工的各项条例也相继出台。同时，华工也经常成为种族冲突事件中的牺牲者。1877年6月，旧金山的一次反华暴乱持续了三天，最后不得不出动联邦军队和当地警员，才平息了下去。1885年9月2日，在美国怀俄明州西南部的城市罗克斯普林斯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屠杀华人的“石泉惨案”。事件造成“华工死者 28人，重伤15人，财产损失达147748.74美元”，“地方政府对此次大屠杀完全采取袖手旁观态度”。[34]渐渐地，这股反华潮流上升到了国家议程，并最终在1882年由美国议会通过了“排华法案”。天使岛拘留营，当年关押中国移民的地方，遗留下来135首诗歌，描述了排华法案生效后，华人在那里所遭受到的屈辱以及他们的绝望、痛苦和愤恨：“国弱被人多辱慢。俨然畜类任摧残”；“虎狼差。横行更欲噬。罪及无辜真恶抵。几时出狱开心怀”。[35]黄遵宪、梁启超、张荫桓[36]等一些在此期间旅美的中国学者也记录下了中国华工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表达了他们的同情、困惑和愤慨。[37]时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的黄遵宪在《逐客篇》中写到了华人在美国所遭受到的苦难和耻辱以及美国人眼中的中国人形象——如虫如兽、野蛮凶残：“鬼蜮实难测，魑魅乃不若。岂谓人非人，竟作异类虐。…… 同室戈娄操，入市刃相斮，助以国纲宽，日长土风恶。渐渐生妒争，时时纵谣诼。谓彼外来丐，只图饱囊橐。……或言彼无赖，初来尽袒膊，喜如虫扑缘，怒则兽噬搏。野蛮性嗜杀，无端血染锷。此地非恶溪，岂容食人鳄。又言诸娄罗，生性极龌龊，居同狗国秽，食等豕牢薄。……倾倒四海水，此耻难洗濯。”[38]
这个时期的美国文学也反映出美国公众对中国人的敌意和仇视。尽管也有一些作家对中国移民严苛的生存环境感到非常震惊，尽管中国人的勤劳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当时的主流社会对中国人却是持不欢迎的态度。“从拉尔夫·华尔多·爱默生到E.A.罗斯的知识分子，从约翰·昆西·亚当斯到西奥多·罗斯福的政治家，都拒绝承认华人具备一般人（或至少美国白人）最基本的性质。即使那些19世纪后期几乎唯一公开替华人辩护的清教传教士，辩护时也显然不诚心，常把华人和无可救药的、粗暴的、人数众多的、信奉罗马天主教的爱尔兰人相比，说华人邪恶得稍微好一点。”[39]华人聚居的唐人街对他们来说就是各种罪恶滋生的发源地、“神秘、罪恶和犯罪的黑窝”：
再没有任何罪行比那些中国恶棍所犯下的罪行更加凶残恶毒了。他们在阴暗的胡同里跟随着他们的牺牲品，穿过一条条隐蔽的小径。他们懒洋洋地拿着烟斗四处闲逛，吸食鸦片，走私毒品，贩运奴隶、妓女或者其他中国人，在帮会争斗中互相砍杀。以这些帮会斗争和黑帮匪徒为主题的各种版本的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充斥着美国银幕。[40]
中国人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中的形象或者被塑造为斜眼、留着肮脏的长辫子、做着卑贱的工作、说着洋泾浜英语的愚蠢的大烟鬼，或者被塑造成“黄祸”。弗郎西斯·布莱特·哈特（Francis Bret Hart）笔下的阿新（Ah Sin）就是前一种形象的最好的代表。[41]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在日记《吾家》中也记录了初到美国时曾经被同学问到的一些问题：“在中国有椅子吗？在中国有桌子吗？你吸鸦片吗？你在中国觉得冷吗？你是用鼓棒吃饭吗？你吃鸽子的窠吗？你为什么不裹小脚？你的眼睛的两端为什么不是向上竖起的呢？在中国有车吗？你的身后没有辫子吗？你不戴碗形的帽子吗？你也穿了睡衣上街吗？”[42]这些虽然只是些小学生的疑问，但是也反映了当时美国人对中国强烈的偏见和那些刻板的模式化认识是多么深入美国的民心。
美国华裔作家伍家球（William F.Wu）把“黄祸”定义为美国白人作家所表述的东亚人对美国的威胁：
作为一个文学主题，对这种威胁的恐惧被投射到一些特定的事例中，包括可能的来自亚洲的军事入侵，已经很明显的亚洲工人和白人劳动力之间的竞争，所谓的亚洲人 的道德的堕落，盎格鲁—撒克逊人和亚洲人基因混合的潜在危险。这些亚洲人在19世纪的某些学者看来，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就是低劣的种族。作为最早的大量移民美国的亚裔，中国移民首当其冲，成了被攻击的对象。[43]
这里，有几位美国小说家不能不提。阿特韦尔·惠特尼（Atwell Whitney）的小说《杏仁眼：那一天的故事》（Almond-Eyed：A Story of the Day，1878）“标志了美国关于中国移民的写作从本土色彩向战争幻想的转变”[44]。他和罗伯特·沃尔特（Robert Woltor）、皮埃尔顿·杜纳（Pierton Dooner）以及奥托E.默多（Oto E.Murdo）一起，开创了关于中国描述的新题材——关于中国入侵的幻想。他们作品的标题就已经清晰地反映出了对中国大量移民的恐惧。杜纳的小说名为《共和国的最后岁月》（Last Days of the Republic，1880），沃尔特和默多的小说分别为《中国人在公元1899年占领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的简短而真实的历史》（A Short and Truthful History of the Taking of Oregon and California by the Chinese in the Year A.D.1899，1882）和《失而复得的大陆：中国人入侵的故事》（The Recovered Continent：A Tale of the Chinese Invasion，1898）。中国人在这些作品中被妖魔化为没有脸孔的一群人，他们如同有毒的河流一样涌入美国，污染着白人的道德环境、抢走白人的工作、发动侵略战争。在小说《杏仁眼：那一天的故事》的结尾，惠特尼向美国白人发出的呼吁清楚地揭示了他们的恐惧：
异教男女的人流仍旧注入、填满本该由白人种族占据的地方，污染道德环境，败坏社会风气，破坏美国的自由机构，降低劳动力的水平，并安静、狡猾、成功地抵抗所有赶走他们或防止他们入境的努力。善良的人们，该怎么办？[45]
除了这些小说家之外，剧作家和诗人也为这一时期中国形象的形成提供了漫画式的塑造。亨利·格里姆（Henry Grimm）的《中国佬必须滚出去》（The Chinese Must Go，1879），弗兰克·鲍尔（Frank Power）的《头生子》（The First Born，1897），约瑟夫·贾罗（Joseph Jarrow）的《唐人街的女王》（The Queen of Chinatown，1899）等都是很激烈的反华作品。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在一首诗中表达了白人对华人以较低的工资“抢夺”白人饭碗的强烈的不满和恐慌：“我们会把你们惬意的西海岸变成第二个中国；我们会像大批蝗虫一样蹂躏古老的东部……我们可以做你们女人的工作，工钱只要女人的一半……我们会垄断并且掌握你们海岸内的每一个技能，而且我们会把你们都饿死，只要再来五十——嗯，五万个华人！”[46]
美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可以说在傅满洲（Fu Manchu）这个人物身上达到了最低点。他被描述成为一个邪恶、狡诈、残忍，然而又法力无边的撒旦式人物，时刻窥视着白人社会，策划着反对白人的阴谋。他的塑造者称他为“黄祸的化身”。[47]尽管傅满洲系列小说是由英国作家塞克斯·罗默（Sax Rohmer，1883—1959）——本名阿瑟·沃德（Arthur Henry Sarsfield Ward）——创造出来的，但是很快在美国流行起来，尤其是在1929年罗默的小说在美国被改编成电影之后。
如同前文提出的，20世纪早期一个颇为正面的中国形象在美国文学中的出现理应主要归功于美国的一批女性作家。随着美国女作家进入中国，随着她们关于中国的作品的发表，美国公众眼中的中国形象开始具有人性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