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形象的女性叙事
女性和男性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不同，她们关注的对象和命题也势必有所不同。尤其生活在中国的封建社会，这些来华女性作为女儿、妻子或者母亲，主要活动范围限定在家庭和其他女性以及孩子们中间，即便拥有教师、传教士等身份职务，她们也很难进入中国男性生活的圈子。因此她们观察到的异邦和男性眼中的异邦必然会有所不同。
男性作家从男性的角度描述了中国，而男性文艺评论家又有意或者无意地忽视了那么多女性作家的存在，从男性角度分析了这批作家笔下的中国。比如在周宁的《天朝遥远》一书的“前言”一开头就提出了著作研究所关注的问题：“为什么马可·波罗和他同时代的旅行家，不像他们的先辈那样赞美圣城耶路撒冷，而是‘把对东方描述的最高级留给了中国’？为什么中国文明方方面面，他们却对财富与君权情有独钟？伊比利亚扩张时代西方人再度前来，冒险家、传教士、商人水手们，面对明清交替间衰败、动荡、严酷的中国社会，却一味歌颂中华帝国君主开明、政治廉洁、司法公平、民风淳朴？为什么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若干世纪，西方人对中国总是好感过多，而此后一段时间，这种好感顿然消失？中华帝国可敬的历史悠久，成为可耻的历史停滞；美好的孔教理想国成为臭名昭著的东方专制帝国；曾经发明过火炮与造纸术，皇帝是诗人、农夫是哲学家的民族，如今成为被奴役的、愚昧残暴的、野蛮或半野蛮的民族。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种转变？”[48]周宁的这些问题，其主要原因自然是女性的描述资料难以找到，因此基本都是基于对男性作品的关注，也是从男性的角度进行分析和理解。然而如果加入了女性作品，这一切将会发生改变。如果马可·波罗同时代的旅行家中有女性的话，她关注的重心未必会是财富和君权。伊比利亚扩张时代到达中国的西方人中女性的描述也必定不仅仅局限于中华帝国的君主、政治、司法和民风。启蒙运动之后，虽然很大程度上女性对中国的了解会受到男性的影响，但相信加入了女性的描述，这种好感也不会顿然消失，历史是悠久还是停滞、是孔教理想国还是专制帝国，是否被奴役的、愚昧残暴的、野蛮或半野蛮的民族？这一切都有待讨论。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西方人对中国态度的转变恰恰发生在大批女性来到中国的时期，和许多女性作家的作品息息相关，这些绝对不能当作一种巧合，值得深入探讨。此前女性关于中国的记述难以找到，然而得益于女性运动的兴起，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来华女性以及她们关于中国的记录，为我们寻找男女之间的不同视角和女性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提供了研究蓝本。
根据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的考证，西方女性居住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4世纪中期。当时，有一位名叫凯瑟琳娜·依莲娜（Katherina Yllioni）的白人女性居住在扬州一个很小的主要是由意大利人组成的外国人社区，他们在那里居住和贸易。然而，到了清朝，清政府禁止这些西方男性携带女眷到中国居住。仅有极个别的西方女性旅游者会女扮男装“偷偷地溜进广东城外的外国人居住地”。[49]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国家迫使清政府废除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允许西方人，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划定的开放口岸居住和贸易。此后，紧随她们的男性开路者，一大批美国女性冒险来到中国，这些女性当中有家庭主妇、传教士、记者和游客等。其中，最早来到中国的女性冒险家主要是传教士的妻子。
贯穿整个19世纪后半叶，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家的概念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家被理想化和浪漫化为“道德的堡垒”。女性则被塑造为孩子教育的督导者和健康的守护者，成为家的象征。美国女评论家巴巴拉·韦尔特（Barbara Welter）曾把19世纪美国社会所提倡的“真正女性”模式归纳为四种基本品质：虔诚、贞洁、顺从、持家。[50]在异国环境下，人们又期望她们可以帮助她们的丈夫，使他们不致陷入不道德的纠纷中和被当地人同化的灾祸中。[51]“由于此时‘家’成为表达民族文化的精神特质的主要场域，妇女因此要更好地承担这个‘家’的守护人和养育人的责任。”[52]美国公理会海外传道部就曾经宣布：“置身野蛮人中，妻子是一把保护伞，没有她们，男性不可能忍受在那儿长期安家。”19世纪中期以后，“如果没有女性的陪伴，越来越少的传教士会留意到上帝的召唤，牧师的妻子成了边疆和海外传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53]。此外，由于中国人“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习俗，当时的男性传教士很难接触到中国女性，因此，对中国女性的劝化还得依靠这些传教士的妻子们。同时传教士们也认为如果中国的女性不能皈依基督教，那么就很难转化她们的丈夫和儿子。因此，这些传教士之妻对传播基督教的福音和推行“美国的生活方式并使之成为世界的标准”是必不可少的。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总统作为基督教女青年会（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YWCA）及其在中国的传教事业的非常忠实的支持者，曾经这样大力赞赏她们遵循基督精神重整世界秩序的抱负：
因此，如同在美国一样，在国外也是如此……我们不仅使我们的生活秩序化，而且把它推行成为一种生活标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遵循的是世界上唯一永恒的、唯一经得住长期历史考验的标准。正是这些标准成为了文明进程的基石，装备了人类自由的天才，也正是从基督教中诞生了全世界的政治自由。[54]
然而，尽管这些美国女性已经从她们国内的家庭中走了出来，但是她们依旧被困在国外的家中。对这些女性而言，每当工作和家庭发生冲突时，工作总是要让位给家庭。因此，在海外的传教工作中，单身女性的需求量很大。除了来自中国的吸引力之外，女性在美国的生存状态也把她们推出国门。首先，工业和科技的发展使女性从繁杂的家庭工作中解放出来，女性拥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1848年6月，美国历史上首次女权主义大会召开。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第一个女权主义宣言，宣布女性和男性生而平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女权主义运动达到了高潮。女性意识的觉醒唤起了美国女性强大的自信。其次，美国内战期间，许多女性出去工作，担负起传统男性的责任。这一经历也使她们对自己可以胜任家庭之外的工作拥有了自信。然而，战争结束之后，这些工作岗位又重新归还给了男性，这给她们留下了深深的失落感。因此，到中国去，到那个古老的、有着那么多“令人憎恶的异教徒”的帝国去劝化那里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满足她们获取来自传统女性角色之外的认同的需求。再次，对那些贫穷而又想得到更多尊重的女性来说，作为生活在中国的白人女性所拥有的种种特权可以给她们提供一种相对舒适的生活，她们甚至可以拥有仆人，而这一点在她们自己的国家不仅是非常昂贵的而且内战之后也是被禁止的。最后，美国婚姻市场的不平衡也是吸引一些美国女性到中国来的主要原因之一。她们到中国来或者是要寻找机会嫁给白人男性，或者是要避免她们“老处女”的身份在国内带给她们的尴尬处境。因此，早期那种认为单身女性到中国来传播上帝的福音是不适宜的看法逐渐消退了，代之以鼓励的声音。到1890年为止，女性，包括已婚女性和未婚女性，占到了传教大军的60%。[55]到1919年，南北卫理公会在中国的传教士中，女性均是男性的两倍之多，而公理会在中国的传教士中单身女性的数量和已婚女性加上单身男性的数量差不多。[56]
这些女性早期的书信、日记、游记和其他文字记录中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描述和她们的男性先驱们的描述基本上是一致的。裨吉励莎（Eliza Jane Gillett）是第一位来华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Bridgman）的妻子，曾经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居住过，她把自己在中国的生活详细地记录了下来。她这样批评中国的“偶像崇拜”：“难以控制的情绪经常使家里弥漫着不和谐的气氛。对偶像深深的迷信和崇拜通过一句永恒效忠的誓言就把她柔弱的后代永远牢牢地束缚在了错误的神祇的祭坛之前。”[57]埃尔西·克拉克（Elsie Clark）也在自己1913年9月14日的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困惑：是否耶稣基督时期的“叙利亚人就和中国人一样愚昧、原始、没有脱离动物的本质？耶稣了解他们这种人”。露西·琼斯（Lucile Jones）也把当时的中国和基督教早期相比：“我知道《圣经》里有麻风病人，但是我以为他们仍然在那里。” 奎勒玛·奥尔索普（Guilema Alsop）也认为她在中国的生活就像“一只脚停留在二十世纪而另一脚却踏入了公元前”。[58]
20世纪上半叶，美国出现了一大批由女性作家完成的关于中国的流行著作。这一点可以从以下这个名单中得到证实：爱丽丝·蒂斯黛尔·何巴特（Alice Tisdale Hobart）、露易丝·乔丹·米尔恩（Louise Jordan Miln，1864—1933）、赛珍珠（Pearl S.Buck）、诺拉·沃恩（Nora Waln，1895—1964）、伊丽莎白·刘易斯（Elizabeth Foreman Lewis）、安娜丽·雅各比（Annalee Jacoby）、萨拉·康格（Sara Pike Conger）等。[59]所有这些作家都曾经在中国居住过一段时间。她们的许多作品，尽管现在已经被遗忘了，但是在她们那个时代的中外报纸和杂志上却是会经常见到，比如《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书目——新书指南》（Booklist—A Guide to New Books）、《文学月刊》（Literature Monthly）、《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等。罗伯特·里格尔博士（Dr.Robert Riggle）在一次演讲中说：在关于中国的写作中，这些女性“足以与她们的父兄、丈夫、爱人和儿子们媲美，甚至可以说要优于他们”[60]。林疑今教授（作家林语堂的侄子）的言辞可能有点儿夸张，但也证实了这些西方女性作家关于中国题材的创作的成功：“有一个很奇怪的事实，在众多描述中国现代生活的外国小说家中，几乎所有的都是女性：赛珍珠、安·布里奇（Ann Bridge）、爱丽丝·何巴特、伊丽莎白·刘易斯。”[61]当大多数同时代的西方男性作家仍然或陶醉于自己的“伟大”或恐惧于所谓的“黄祸”而固执地投身于对中国人的人性和中国的社会制度的分析中，试图以一种外科医生的冷静“通过图表和一页一页的数据”[62]寻找出“中国到底哪里出了错”[63]时，这些“来自西方的聪慧的女儿们”[64]则开始为人们提供另外一种不同的视角。她们表达了对中国普通民众深切的同情，批判了她们同时代的男性对待这个国家的傲慢和屈尊的态度，对她们的政府以及政府“以进步的名义所进行的伟大事业”提出了质疑，针对白人对中国的干涉发出了反对的声音，并且描述了一个不同的中国。[65]就像罗伯特·里格尔所说的一样：“如果说西方男性把我们自己、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思想和文化投射到中国这个大屏幕上并让这一切突显出来，而我们的姐妹们则选择认同于中国，在中国这个背景下认识她们自己，并自觉地去感悟它，努力从它那里学习，而不是擅自对它妄加揣测。”[66]赛珍珠毅然对美国的海外传教说“不”，并且描述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形象。何巴特从中国文化那里学到了阴阳学说，对本国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以及美国的优越性和美国试图改造中国的“国家计划”产生了怀疑。除了爱丽丝·何巴特和赛珍珠之外，露易丝·乔丹·米尔恩（1864—1933）和诺拉·沃恩（1895—1964）也是那个时期最流行的女作家。
1864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米尔恩在少年时代曾拜访过居住在旧金山的亲戚，有机会接触到那里的唐人街。19世纪末，她以演员的身份和同为演员的丈夫乔治·克赖顿（George Crichton）一起来到中国。在中国，她曾出入过显赫之家的豪门大宅，也曾拜访过普通的农家小院，她把自己的这些经历都记录在《一个西方艺人的东方印象》（When We Were Strolling Players in the East）[67]一书中。后来，她转而学习东方文化，成为东方文化的崇拜者。米尔恩至少有13部关于中国的作品出版，1941年的《美国小说书目》推荐了她的9部以中国为主题的作品。据报道，一位很著名的中国外交官曾经如此赞扬她的小说《灯会》（The Feast of Lanterns）：“她描写的确实是真实的中国。真是难以置信，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竟然有西方人能够如此理解和描述我的祖国。”[68]她的写作生涯是在英国度过的。她的主要作品出现在赛珍珠的名作之前，以一种唯美的笔调描述了中国的风土人情，为西方读者认识中国打开了视野，在美国一度极为风行。
米尔恩在她关于中国的小说和游记中，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以及对西方人的不满，批判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干涉以及他们对这个古老国度的美好事物的无知和偏见。她把这种无知和偏见归咎于他们贪婪地想在中国获得更多利益，并提高自己在美国的名声。
米尔恩曾严厉地谴责了那些“肤浅的动物”，那些西方游客，认为由于他们对中国“愚蠢”的概括而导致了人们对这个国家严重的误解。她也谴责了那些游记作家关于中国人无知、野蛮、残忍的说法，认为当时许多西方作家对中国的描述完全是出于无知的胡说，而他们根据自己很肤浅的对个别的中国人的了解就判定整个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是犯了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她反问他们：“难道欧洲人中间就没有坏人吗？”
欧洲游客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们往往仅凭几个他们几乎不怎么了解的属于那个伟大的国家的成员就形成了他们对一个伟大而独特的东方民族的判断……如果仅凭几个陌生而又荒唐的中国人就去判断数以万计的全体中国国民，这只会令我们自己显得愚蠢可笑。如此类推，我们是否可以因为伦敦有那么多不幸的女人而想当然地相信弗罗伦斯·南丁格尔是堕落的？是否可以因为我们的清洁工目不识丁就断定丁尼生也是个文盲？同样，难道我们能因为伦敦东区的白教堂曾经出现过一个开膛手杰克[69]，就要相信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也是一个杀人凶手吗？
米尔恩相信“中华民族是当今世界被误解最深的民族”[70]，“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文明国家如同中国一样受到了我们错误地理解和判断。我也坚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值得我们同情和尊重”[71]。她同时对比了西方人在中国所受的待遇和中国人在西方所受到的待遇，表达了对中国人深深的同情。当那些居住在中国的西方人抱怨他们在中国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时，米尔恩客观地评价说：“总体说来，我认为，我们在中国所受的待遇要比中国人在我们的家乡所受的待遇好得多。”[72]
米尔恩还认为西方人在对中国的文化传统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一厢情愿地试图转变中国人、让他们接受西方文明也是非常愚蠢的，是对中华文明的摧残。她还勇敢地向那些不能客观地描述东方的传教士们宣战：“我并不讨厌传教士。但是那些从事写作的传教士——那些只知道一件事情的皮毛却写出关于一切事情的书籍的人——应该让他们闭嘴。”[73]
在谈论到中国习俗的一些“阴暗面”时，米尔恩也表达了她与同时代人所不同的理解。比如，中国人的缠足，这一受到西方人最严厉的攻击并被认为是中国人残忍天性的标志性习俗，在米尔恩看来则是出于“怜悯和慈爱”。她相信中国人并非是出于享受或者残忍，而是由于生活的艰辛才给他们选中的女性裹足。她从富裕的官宦女儿的裹足和穷苦家庭的女孩的裹足两个方面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富裕的官员要给他们的女儿裹足因为他们足够富裕：“她不必再干活儿，可以进一步确保她拥有一辈子衣食无忧的悠闲生活。脚被裹了，她就可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永远也不必辛勤劳动，不必靠自己优雅孱弱的身体里流出的血汗来维持生计。”[74]在穷困家庭，通常是家里最漂亮的那个女孩儿会被裹足。和那些不惜重墨描述这些女孩的痛苦的西方人不同，米尔恩如此评论这一现象：“你不要天真地以为她会痛恨裹脚，相反，她很高兴。从此，她就只需要去干一些很轻松的活儿。而且在广阔的中国婚姻市场上，她也会有一个更好的价格。或许将来她有能力回报为她付出了这么多的家。最不济也会让父母心中感到安慰，至少自己的一个至亲骨肉避免了为生存而流血流汗、痛苦挣扎。”[75]当然，裹小脚无可否认是中国封建社会对妇女歧视的形式之一，米尔恩如此为裹小脚行为辩解，也不能不说是她热爱中华文化中出现的一种认识偏差。
尽管米尔恩的作品中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尽管她的描述比较零散、琐碎、感性，尽管她和她所批判的同时代的人一样，也对中国做了简单化的概括，对中国和中国人也有一些误解甚至是错解。但是，总体来说，她对中国悠久文化和历史的尊重和欣赏在当时是尤为难能可贵的。她对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或者说试图表现出来的理解之同情还是令我们感激。她试着去为中国人辩护，试图找出中国人这样做的背后的原因。通常她会把它们归结为过剩的人口和恶劣的生存环境。她的这些观点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形象在西方人心目中的提升起到了正面的推动作用。
另一位女作家诺拉·沃恩，和米尔恩一样，同样热爱中国文化。她出身费城的一个贵格派家庭。先于她一百多年前，她的祖先曾经驾驶快速帆船来到中国，和中国商人进行贸易，并一直和与他们有贸易往来的显赫的中国商人保持联系。她就读于斯沃斯摩尔大学学习中文时，曾经接到了一个来自那个中国商人家庭的电话，并见到了两个家庭成员。后来，她拜访了这个中国家庭，并成为这个家庭的“养女”，和这家一起生活了十几年。她最有名的作品《寄庐》（The House of Exile，1933）的创作就是基于她在那里的生活情形。该书出版之后，很快成为当年的畅销书。赛珍珠和米尔恩曾经对这部作品的愉悦性和真实性大加赞赏。美国作家唐纳德·亚当斯在《纽约时报书评》中评论道：“这是一部与众不同的作品……我们阅读它的过程就如同真正零距离深入另外一个民族的生活，尽管我们并没有像作者一样的亲身经历。”另外一位作家刘易斯·甘内特（Lewis Gannett）也认为“它为有限的几部能够真正地向西方揭示中国的著作增添了浓重的一笔”。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哈利·爱默生·威尔兹（Harry Emerson Wilds）也在费城《大众公志》（Public Ledger）上高度赞扬了这本书：“对那些阅读过诺拉·沃恩的作品《寄庐》的人来说，中国不再是个被严重误解了的、混乱不堪的、具有异国情调的国度了。”[76]而该书的出版者则断定它是“这一时代最具吸引力的描述中国的著作”[77]。
沃恩在《寄庐》一书中表现了“一种古老而又精心打造的美好生活，一种有着精心保留了千百年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并且用理解和同情的笔触揭示了“中国生活的各个方面——它的文化、诗歌、秩序以及它根深蒂固的哲学”[78]。书中没有洋径浜英语，也没有关于中国人面貌滑稽可笑的模式化描述，这个高贵的中国乡绅家庭的成员都是那么的文明和令人尊重。甚至连黄包车夫，基本属于当时生活在中国的最底层的人，在回应西方人关于中国人缺乏时间观的抱怨时也显得那么具有哲人的智慧：“已经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单纯地被记录在书中，那是不公平的。因为仅有很少的人才有闲暇去阅读。历史却是属于每一个人的。它流淌在每一个母亲的乳汁中，滋养着每一个幼童。这样，当我们需要时，它就会成为每个人经历的一部分而被加以运用。已经发生的事情并不是过去，它也是我们现在的一部分。”[79]
该书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沃恩并没有着意去描述中西文化的差异和不同民族之间的误解，而是试图去揭示两种文化的共同点以及两个民族间的互相理解。她表达了自己对那些“为了她好”而“好心”警告她“不要被中国人同化”的西方人的拒绝和反感。当她第一眼看到她的中国养母“舜珂”（Shun-ko）时，她就知道尽管她们来自不同的种族，她们之间却毫无障碍。从她把舜珂和她的母亲和祖母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她对舜珂的爱以及对这个中国家庭的认同。她的母亲和祖母都不反对女人学习，但是她们也都强调女性在家庭中的传统角色，“舜珂也和她们一样”。[80]她和舜珂之间的关系，在她看来就是母女关系：“她没有女儿，四年前我失去了母亲…… 我们发现在性格和幽默感方面我俩都惊人地相似。”[81]
因此，尽管和米尔恩不同，沃恩并不经常直接反驳西方人的一些观点，她却通过描述一个不同的中国，取得了相同的效果。
然而，就像那些早期的女传教士一样，这些美国女作家初次踏上中国的国土时，她们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描述并没有显示出和山茂召等男性作家所塑造出来并被后来者所模式化了的中国和中国人有太大的不同。[82]何巴特对这个国家的屈尊纡贵的态度也在她早期的作品中表露无遗。她经常把中国人比作“动物”“黑鬼”或者是“北美印第安人”。对她来说，中国的音乐也“只是传递了中国人的野蛮和迷信”。米尔恩也认为中国人是非常原始的种族，“想要正面地描述中国简直是太难了”[83]。她批判中国的交通：“每个原始族群都有他们所喜爱的出行方式。中国佬所选择的是船屋、帆船或者是舢板。欧洲人如果想穿越中国的边界，只能采取中国佬的旅行方式——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进入中国。”[84]中国的图画，在她看来也是原始的。她还把中国的珠宝称为“愚蠢的小玩意”，并认为中国的庭院也是非常“荒谬可笑的”。而她对“中国佬”一词的重复使用，也反映出她作为白人的优越感。这个词在某种程度上异化了中国人并把他们简单化和模式化。甚至连赛珍珠也曾在1919年3月抱怨过自己经常会接触到“这个野蛮的异教徒民族的可怕的堕落和邪恶”，并且“一直都不得不目睹、了解和处理各种各样恐怖的罪行”。这使她“即使把中国人看作是半文明的国家都异常的愤怒”。她确信“美国人对中国过于理想化了，人们对它的普遍认识和污浊龌龊的现实实在是相去甚远”。[85]同时，她用跟她父亲近乎一样的腔调说，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人道德素质差”。[86]
美国女性到中国来肩负着在异国重现故乡——建立美国式家园和保持美国家庭氛围——的责任，以避免家人和祖国传统文化断裂，同时还需要帮助她们的丈夫劝化中国人，推行以美国生活方式为标准的生活方式，并防止她们的丈夫本土化。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在不同程度上，许多美国女性都被这个她们试图教化和改变的国家和人民所改变了，甚至其中部分人被认为已经本土化了。如同厄尔·克雷西在《传教士的转变》（The Conversion of Missionaries）中评论那些被转变的传教士时所说的一样：“他不远万里来到东方，满怀激情地想要传播天启福音，在传教中却发现，东方已悄然将讯息传递给了自己；他来到海外，本想改变东方人的信仰，却发现离去时，自己已然是一个被改变了的人。”[87]这真是美国改造中国的努力中的一大讽刺。
是什么引起了这些美国女性作家的转变呢？她们又是如何一步步转变，直到颠覆了自己对美国改造中国的计划以及对中国形象的最初认识的呢？为什么这一转变在女性作家那里尤为突出？在那段时期，女性在中美关系中又扮演了一种什么样的角色？本书以何巴特为中心，追溯了她的转变过程，探讨了这些美国女性作家中国观的形成和变化以及引起这些变化的原因。通过回答上述问题，本书试图为理解中美关系打开一个新的视角、增添一些新的资料，同时，试图考察再现“他者”的问题以及性别和民族主义之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