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选题及其意义
本书以何巴特为中心进行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有管窥蠡测之嫌，然而，对这一研究课题的选择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何巴特作为一个著作颇丰却尚未被中国知识界所认识的美国旅华作家，的确有她重要的研究意义。她的作品为我们研究那一时期的中国和美国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素材。她对中国的态度的转变也是我们研究跨文化交流的一个很好的范例。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她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承认，何巴特在中美两国都已经被湮没了半个多世纪。和赛珍珠一样，作为一位描述中国的美国作家，在美国彻底割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外交联系的那个时期，她和她的作品极少能够引起中美两国人民的关注。同时，作为一个女性流行作家，她也被美国主流作家排斥在边缘之外。除此之外，何巴特还被赛珍珠的光芒所遮蔽。1938年，由于“她对于中国农民生活的丰富和真正史诗气概的描述，以及她自传性的杰作”，赛珍珠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笔者所搜集到的关于何巴特的资料大部分都是一些介绍性的文章。例如，玛丽·苏·舒斯基（Mary Sue Schusky）在《美国传记字典》附录八中关于何巴特的传记，蕾·蒂斯黛尔·诺斯（Ray Tisdale Hobart）发表在《一流：美国著名女性》（Topflight：Famous American Women）中的文章《东西方的译者：爱丽丝·蒂斯黛尔·何巴特》（Interpreter of East and West：Alice Tisdale Hobart），伊丽莎白·克罗尔在她的《来自异乡的聪慧的女儿们》（Wise Daughters from Foreign Lands）一书中的文章《安家在中国：公司职员之妻和畅销小说家》（Homesteading in China：Company Wife and Best-Selling Novelists）。唯一描述何巴特的“书”是露丝·摩尔（Ruth Moore）的《爱丽丝·蒂斯黛尔·何巴特的作品》（The Work of Alice Tisdale Hobart），也只有23页。至于学术论文，只有玛丽·安·杜佛特（Mary Ann Dhuyvetter's）完成于1998年的硕士学位论文《重新定位中国：赛珍珠和爱丽丝·蒂斯黛尔·何巴特小说中对中国人的现实主义刻画》（China Reoriented：The Realistic Portrayal of China People in the Novels of Pearl.S.Buck and Alice Tisdale Hobart），论文给予了何巴特和赛珍珠同样的关注，从东方学和读者反映论的角度以《大地》（Good Earth，1931）、《儿子们》（Sons，1932）和《中国灯油》三部小说为例，分析了两人作品中对中国的现实主义的描述。其他提到何巴特的作品则多是匆匆一笔带过。在中国，《中国评论周报》，20世纪30年代颇具影响力的报纸，曾两次提到了她的名字。然而并没有专门研究她的任何书籍和论文出版，直到笔者于2006年完成了英语博士学位论文《大地上的异乡者：A.T.何巴特的中国叙事》（The American Woman in Exile：Alice Tisdale Hobart and her China Narrative），并于2012年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88]论文试图以女性在中美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贯穿始终，并提出了性别也是影响作者异国形象塑造的主要因素之一的观点，却囿于能力和时间的限制，对这一观点的阐释不够详尽、深入和清晰。2010年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朱骅的博士学位论文《赛珍珠与何巴特的中美跨国写作》采取了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研究方法，以赛珍珠和何巴特的作品为切入点，着重探讨了女性传教士这一群体是如何协调自己的性别身份、国家身份、种族身份和宗教身份之间的关系的，并得出结论，认为她们对中国的同情性认同始终无法摆脱东方主义的视域局限。论文把国内关于何巴特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出现在何巴特作品封面上的汉字“何”，不仅仅是她给自己取的汉语姓氏，也表明了她对自己的身份认同的困惑。在她的自传体作品《格斯提的孩子》一开头，她就提出了这个疑问：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追问——“人是什么？……成千上万的数不清的人都在探索着这个问题的答案”。[89]那么，何巴特到底“何”许人也？由于以上列举的种种原因，何巴特沉寂了将近半个世纪，因此，对她进行一个简短的介绍在这里是非常必要的。
何巴特（1882—1967）出生于纽约洛克帕特（Lockport）。她的父母在她心灵中播下了男女平等的第一粒种子。她的母亲，哈里特·奥古斯塔·比曼（Harriet Augusta Beaman），是洛克帕特语法学校的校长。在那个时期，作为一名女性，她的社会地位是非常显著的。这为爱丽丝和她的姐姐玛丽·诺斯（Mary Nourse）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玛丽·诺斯后来也成为远东方面的专家，是《四万万》（The Four Hundred Million）和《皇道》（Kodo，the Way of the Emperor）的作者。她们都下定决心追随母亲的足迹，也就是说，在结婚之前拥有自己的事业。她的父亲，埃德温·亨利·诺斯（Edwin Henry Nourse），是一名音乐教师，他也希望自己的女儿们，如同自己的儿子一样，能够拥有自己的职业。事实上，埃德温的母亲和他的妻子一样，在结婚之前，也是一名教师，后来嫁给了一位农场主，他就是在农场上长大的。[90]何巴特父母的家庭均可以追溯到早期的新英格兰移民。丽贝卡·诺斯（Rebecca Nourse），1692年臭名昭著的塞勒姆驱巫案[91]中的受害者，是她父亲的祖先。清教传统和丽贝卡不屈的抗争精神极大地影响了何巴特的生活和她的写作生涯：
一个女孩，还没有长大成人，想把我自己的个性融入到家庭里面，试图把自己的位置提升到和塞拉姆的丽贝卡·诺斯一样的戏剧性的高度。她曾经被教会驱逐，于1692年因为被控使用巫术而被处死。我，爱丽斯·诺斯，是她的嫡亲后裔。……我试图去想象她当时的心情：七十岁时，她突然被镇上的那些一直爱她、尊敬她的人所拒绝、排斥。她当时是多么的勇敢啊！被人用铁链拴着带出家门，带进监狱，她依然拒绝指控她的邻居们和她自己使用巫术。就让法官判她有罪吧，让教会驱逐她吧，让他们在那座高山顶上的那棵树上吊死她吧。她的回答穿越了上百年的时空在我耳边回响：“我不会出卖自己。”……当我幻想长大了要做什么时，我会经常想起这位虔诚的女性。我曾经跟我的母亲提起的一个又一个计划都泡汤了。只有一个保留了下来——到中国去做传教士——这才能让我配做丽贝卡·诺斯的后人。[92]
何巴特在美国的中西部度过了她的幼年和小学生活。她两岁那年，举家搬入芝加哥郊区，居住在租来的房子里。五年之后，他们买了自己的房子。1892年，他们再次搬家。这一次，他们换成了位于伊利诺伊州丹尼森（Downers Grove）市郊的一处房子，占地约七英亩，是从著名的考古学家和史学家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James Henry Breasted）[93]的父母那里购买来的。美国中西部的田园生活和土地的亲近对何巴特后来忍受满洲里的荒凉和孤独大有裨益，并使得她能够理解和欣赏中国古典哲学中人和自然应该和谐相处的观念：
这七英亩土地使我第一次亲密接触土地。从那里我汲取养料，这种养料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理解，直到我在中国居住了足够长的时间，吸收了中国哲学中的某些东西：人和大地是如此亲密的伙伴关系，当他陷入对一棵树、一座山的沉思中时，他就成为了树和山的一部分，它们的雄伟，就是他的雄伟；它们的沉静，就是他的沉静。这是一种蕴涵着丰富想象力的神秘交流，西方人并不能完全理解。我童年时也不能理解这种和大地的交流；我只是简单地认为在“这块土地”上漫步使我身体健康，并且带给我一种精神上深深的宁静。[94]
何巴特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对宗教产生了很强烈的热爱，梦想有一天能够拯救那些仍旧生活在“黑暗”中的“野蛮”中国人。1891年的一天，这个九岁大的美国女孩非常严肃地向她的母亲宣布：“我要么去中国做传教士，要么就在美国普通平凡地度过一生。”[95]四年之后，她又痛哭流涕地告诉父亲说，她听到了上帝的召唤，让她到中国去做传教士。后来，由于父亲的去世，她无力支付进入芝加哥大学的学费，被迫在一所小学做了一年的教师。大学期间，她不仅在写作方面收获了自信，而且很享受作为学校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副主席工作，后来成为国家基督教女青年会的秘书。然而，由于她的健康状况的记录，没有任何一家教会愿意给她提供在中国做传教士的职位。两岁时，她曾经得过脑膜炎；十七岁时，她的脊椎又受了伤，一直没有完全康复。尽管如此，1908年，她还是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去探望她在杭州一家浸信教会学校做教师的姐姐。[96]1912年，经过多次反复努力，她终于在她姐姐所任教的学校得到了一个教师的职位。不久，她在那里遇到了厄尔·蒂斯黛尔·何巴特（Earl Tisdale Hobart），她未来的丈夫，美孚石油公司的一名职员。1914年，他们在天津举行了婚礼，何巴特开始了她“公司职员之妻”[97]的生活，直到他们1927年重返美国。像那个时期大部分身处海外的美国妻子一样，她心甘情愿地接受了美国社会所要求她扮演的角色。那一时期，经济和宗教是影响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的两大主要原因。何巴特作为传教士女性和“公司职员之妻”的身份把她推到了中美两国文化交流的中心。
作为美孚石油公司的一名代表，厄尔的工作地点常常频繁地更换。有时，他被安排到中国的边疆地区，有时，又被派往内地。他陪伴着何巴特到处旅行，并在中国的许多个城市居住过。她曾经把家安在中国满洲里的北部最前哨，也曾经居住在南方城市长沙。她的足迹也曾停留在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南京等城市。所有这些地方都为她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她非常骄傲地认为，作为一名外国女性，和许多刚从国外归来的中国留学生相比，她对中国的内地了解得更多。[98]她的丈夫通过贸易把西方带到了东方，而后来，“和她的丈夫一样，她却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写作把东方带到了西方，把中国介绍给了自己的民族”[99]。
正是在满洲里，他们被公司派驻的第一站，何巴特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她认为写作为她打开了释放痛苦和灾难的一扇门。[100]作为一名作家，何巴特共有14部著作出版，其中有9部是关于中国的题材。1916年12月和1917年2月，《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连载了她的两篇文章：《红胡子历险记》（The Adventure of the Red Beards）和《跨越冰封的鸭绿江》（Over the Frozen Yalu）。1917年中国新年的那天，她的第一本著作《拓荒于古老的世界》（Pioneering Where the World Is Old）被邮寄到她的手中，该书由《大西洋月刊》的编辑埃勒里· 塞奇维克（Ellery Sedgwick）整理自何巴特关于中国东北的日记。九年后，何巴特出版了她的第二部作品《长沙城边》（By the City of the Long Sand）。书中，美国作为中国的对立面被理想化，公司哲学被热烈地推崇。因此美孚石油公司买了许多本送往它在世界各地的主要办事处，公司的创始人还亲自给她写了一封信，赞扬她在作品中所表达出的对公司的忠诚。[101]
她的下一部作品《南京城内》（Within the Walls of Nanking，1927）以一位美国女性目击者的视角，生动地记录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国和西方各国间的矛盾和冲突迫使她重新定义了“进步”一词，并重新思考西方给予中国的影响。她接下来所写的三部曲反映了她世界观的转变。《长江》（River Supreme，1929）由世纪公司以《杂货》（Pidgin Cargo）为名出版。何巴特原计划写成一本关于西方大机器工业战胜中国人和中国的大自然的浪漫主义作品，结果却成了一部悲剧。《中国灯油》（Oil for the Lamps of China，1933），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出版于美国经济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正是这部小说奠定了她作为美国畅销作家的地位。这部书在1934年最畅销小说的排名中位列第九，并两度被改编成电影。第一部同名电影于1935年由华纳兄弟公司在百老汇发行。第二部发行于1941年，命名为《热带法则》（Law of the Tropics）。许多观众都对主人公斯蒂芬·蔡斯（Stephen Chase）的遭遇感同身受。“来自美国各地、南美洲和欧洲的信件纷至沓来，人们大都用了同一种语调：‘如果把名字换成我的，这就会成为我的故事。它的确是我的故事。’”[102]芝加哥大学中国历史学教授哈利·法恩斯沃思·麦克奈尔（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在1933年9月3日写给包布斯出版社副社长D.L.钱伯斯（D.L.Chambers）的信中，对该书给予高度评价：“赛珍珠在《大地》和《儿子们》中为中国农民所做的一切，何巴特夫人在《中国灯油》中为中美商人做到了。”[103]《纽约时报书评》也评论了该书的首次出版，称它为“一部视角独特的小说，具有难以描述的丰富性和完整性”。[104]三部曲的最后一部《阳和阴》（Yang and Yin，1936）以东西方思想的碰撞为主题，探讨了两者之间的互相影响，该书在最畅销书单中曾名列第二。[105]
她接下来的八部作品也很快吸引了公众的眼球，成为畅销书。《他们自己的国家》（Their Own Country，1940）是《中国灯油》的续篇，描述了海斯特和斯蒂芬返回美国后的生活。《杯与剑》（The Cup and the Sword，1943）讲述了在美国的法国移民的生活，曾在1959年被改编成电影《属于我的土地》（This Earth is Mine）。《孔雀收屏》（The Peacock Sheds His Tail，1945）和《裂开的岩石》（The Cleft Rock，1948）分别叙述了墨西哥的西班牙裔家庭和加利福尼亚农民的生活。《盘龙杖》（The Serpent-Wreathed Staff）是一部关于美国福利制度的作品，1951年出版。此后，她关注的重心又转移到了中国。《黑暗历险》（Venture into Darkness，1951）表达了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恐惧和困惑。1959年，她完成了自传体作品《格斯提的孩子》，随后的一部小说《天真的梦想家们》（Innocent Dreamers）追溯了中美交流的百年历史，成为她的封笔之作。此后，她就退出了写作舞台，三年之后，在俄克拉荷马州去世。
其次，就笔者目前所搜集到的相关资料来看，何巴特的生活和创作生涯能够最好地诠释美国女性作家对中国态度的转变过程以及她们对男权社会的挑战。她在不同时期塑造出来的不同中国形象反映了美国女性对此前由男性所创造出来的中国形象的三种主要的态度和回应。
刚到中国的几年间，何巴特怀着巨大的热忱试图以美国的方式转变中国人，然而最终在返回故乡时，她自己却被转变。其他大部分有相似经历的女性作家是返回美国后才开始以中国为主题的文学创作。她们关于中国的记忆并不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她们居住在中国时对这个国家的态度，记忆往往会使她们的真实感情发生扭曲。其中有些作家仅有一两部作品面世。因此，很难追寻她们情感变化的轨迹。比如，米尔恩和沃恩两人，她们也是当时描述中国的作家里最流行的两位。她们也和赛珍珠以及何巴特一样，希望能够更多地表现出中国人人性的一面。然而，米尔恩返回美国之后才开始创作，而沃恩仅仅有一部关于中国的传世之作。何巴特在中美两国生活的不同时期都有作品面世，她详细地记录了自己在各个时期的真情实感。她从1917年到1936年关于中国形象的文学塑造可以按照她对中国的态度的转变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17年到1926年，是她在中国居住的第一个时期，她的两部作品《拓荒于古老的世界》和《长沙城边》就创作于这一时期。在这两部作品中，中国呈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荒原和花园，她笔下的中国在这一时期如此矛盾，主要是受到了美国西部神话——帝国神话和花园神话的影响，中国被何巴特定义为美国的西部。此时，她对基督征服这片土地的乐观精神和她对女性在这一事业中的作用充满了信心。第二个阶段，从1926年到1929年，这是她在中国饱受惊吓的时期，也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高涨的时期，《长江》和《南京城内》创作于这一阶段。她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第一次转变：中国不再是消极地等待开垦和教化的“荒原”或者是给人们提供精神栖息地的“花园”，而是变成了凶险的、咆哮着的“长江”，它将会吞没所有的西方人。她改变中国的梦想破灭了，对女性在异乡的无力感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第三个阶段，从1929年到1936年，何巴特返回美国，被卷入了经济大萧条的历史旋涡之中，她的丈夫在工作中的失败和她在文学上的成功以及由此引发的家庭矛盾困惑着她。《中国灯油》和《阳和阴》两部作品创作于这一阶段，在这两部作品中，何巴特笔下的中国呈现出丰富繁杂的景象，她部分地接受了中国的“阴阳”学说，并认为中美关系和男女之间的关系一样，应该像“阴阳”两面，和谐相处，互为补充。
毫无疑问，赛珍珠也在中美两个国家生活期间都有作品问世，并且她创作的关于中国的作品比何巴特还要多。然而，赛珍珠的生活经历比较独特。她一生中的前40年基本上都是在中国度过的。从幼年时起，她就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她自己认为，对于幼年的她，中国要比美国真实得多。此外，她的母亲凯丽也给予了她深刻的影响。实际上，凯丽的经历倒是和何巴特一样，比赛珍珠的经历更具有代表性。凯丽陪伴她的丈夫来中国时，她希望能够把自己完全交付给上帝在这个异教国家的事业。然而，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却“拒绝祈祷的慰藉，将自己从基督徒的行列中脱离出来”[106]。从某种程度上说，赛珍珠的某些观点是她母亲观点的延续和发展。和赛珍珠相比，何巴特在中国的经历则更为普通。也正是她的这种普通人的身份和经历使她得以浸淫于那个特殊时代下两个国家的独特氛围当中，并成为反映那个时代特征的一面镜子。另外，虽然本书主要关注于何巴特，但这并不表明笔者认为她就能够完全代表那些西方女性作家。每个个体都有其特殊的生活背景和经历，从而引起她态度和观点的变化。然而，何巴特的故事的确可以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美国女性中国观的转变打开一个窗口。本书主要关注何巴特，也并不表明要把其他的作家完全排除在外，她们的纳入一方面有助于给何巴特一个更准确的定位，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分析女性身份在异国形象塑造中所起的作用。
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笔者对异国形象在文学中的塑造以及中美文化交流的兴趣。
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通过研究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提出了“异”的概念：“‘异’可以用来表示自己所不了解的一切，与‘异’相对的乃是自己。”“‘异’也表示用自己的价值标准去衡量自己所不了解的人、事、地点等。”他认为西方人关注异国主要不外乎两种原因：一种是“想寻找一种与自己不同的异域”，另一种是“寻找一种原始社会”，通过对原始社会的描绘，来批评自己的社会和文化，而西方对异国的反映也有两种基本态度：害怕或者渴望。[107]
美国著名理论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则强调了东方主义者对异国的控制欲和权力欲对他们的东方观的影响，他把教授、书写或研究东方的人统称为“东方学家”，把他们所做的事情称为“东方学”。他赋予了东方学三重含义：第一，学术含义：东方学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学科”，是“关于东方和东方人的各种教条和学说”[108]；第二，东方学是一种思维方式，“东方”（Orient）是相对于“西方”（Occident）而言的。东方学的思维方式即以二者之间这一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区分为基础；[109]第三，从历史和物质的角度进行界定。他将东方学描述为“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110]他认为，东方是被“东方学者”东方化了的东方，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利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111]东方学者研究东方是将东方搬上舞台，以供他们观看。而另一位后殖民理论家佳亚特里·C.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在她的两部著名作品《属下能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和《三个女性文本和一种帝国主义批评》（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中以印度妇女自焚的习俗以及对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的《简·爱》（Jane Eyre）、简·里斯（Jean Rhys）的《藻海无边》（Wide Sargasso Sea）和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三个文本的解读，分析了第三世界国家女性在帝国主义和男权的双重压榨下的失语状态，她们不得不任由白人和男性来替她们言说。她批判了西方女性在表述东方女性时居高临下的姿态和对她们随意和粗暴的干涉，认为西方女性的文本中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形象的建构体现了一种帝国的话语霸权，是一种“知识暴力”[112]。
达尼埃尔-亨利·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和让-马克·莫哈（Jean-Marc Moura）等著名的形象学研究者则从形象学的角度出发探究了异国形象塑造的影响因素，强调了形象持有者本国的现实在他们的异国形象创造中所起到的作用。巴柔对他者形象进行了界定：“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因此，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的，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113]他认为自我在言说他者时却趋向于否定他者，从而言说了自我。[114]
国内的学者也对介绍和发展异国形象的研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尝试。
北京大学教授孟华对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和实践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她于2001年主编的《比较文学形象学》收录了巴柔、莫哈等著名欧洲比较文学学者的13篇论述形象学或进行形象学研究的论文，对形象学的概念、发展、现状和主要理论观点都做出了比较系统的介绍。该书已经成为国内研究比较文学的学者的必读书籍。
厦门大学周宁教授在2010年出版的《世界的中国形象》丛书中，纳入了非西方国家的中国形象，试图从研究对象上突破后殖民主义理论，从而消解西方作家的中国形象中所体现出来的西方霸权思想。但同时他也很清醒地指出，我们不得不注意在非西方国家的中国形象塑造中，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西方国家的中国形象塑造中霸权思想的影响。“西方的中国形象以某种文化霸权的方式影响着非西方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所有非西方国家在确认自我想象他者的时候，都不自觉地且自愿地将自身置于现代西方的他者地位上，接受西方现代的世界观念秩序，中国形象生产的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西方的，成为‘自我东方化’或‘自我西方化’叙事的一部分。”[115]此外，他也对比较文学形象学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并试图突破它的局限：
比较文学形象学只关注文学作品中的异国想象，而跨文化形象学研究关注不同类型的文本如何相互参照，相互渗透，共同编织成一般社会观念或一般社会想象的方式与意义。比较文学形象学大多只满足于描述某部作品或某一时期某些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特征，只意识到研究什么，没有反思为什么研究，缺乏真正的问题意识。比较文学形象学是没有问题的学科，而跨文化形象学，是没有学科的问题。文化研究的思想挑战性及其开放性活力，也正体现在这种跨学科性与非学科性上。[116]
然而，尽管如此，他仍然无法否认他对形象学基本思想的继承。通过他“卷帙浩繁”的系列作品中对异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 的梳理，[117]他得出的依旧是形象学的“乌托邦的中国”和“意识形态的中国”；并且他一再强调：“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关键不是研究中国，而是研究西方、研究西方文化生产与分配中国形象的机制。”[118]“遥远的中华帝国，永远的乌托邦！西方的中国形象，实际上跟现实的中国与中国的现实，关系都不大。”[119]周宁在论述如何理解所谓“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时候也指出：“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投射的一种关于文化他者的幻象，是西方文化自我审视、自我反思、自我想象与自我书写的方式，表现了西方文化潜意识的欲望与恐怖，指向西方文化‘他者’的想象与意识形态空间。”[120]他的这一观点显然也符合形象学的观点——形象持有者在言说他者形象时更多地表述了自我。
任何一种理论的提出都有其局限性。理论学家在强调某一点的时候，往往会由于对那一点的强调而无意中弱化了很多其他的方面。如果把这些被置于后台背景下的东西拿到前台来，我们或许能够发现许多以前没有发现的问题。比如，顾彬提出西方人关注异国的两种原因——寻找与自己不同的异域以及寻找原始社会，并且提出了西方人反映异国时的两种基本态度——害怕或者渴望，那么除了这两种原因和这两种态度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和态度？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批判了东方学者们的文化霸权思想，斯皮瓦克也批判了西方女性在表述东方女性时的“知识暴力”和“帝国的话语霸权”，我们是否应该在学习这些理论的同时思考一下，这种霸权思想的形成过程中，第三世界国家承担了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是否也应该反省一下自己，而不是单纯地接受他们的理论和思想，去一味地批判那些西方作者？此外，有些理论是西方学者提出的，作为研究东方的学者，尽管他们的研究对象是异国——亚洲或者阿拉伯等国家，但是他们研究的主要目的还是为本国服务的。他们虽然有时也反对西方中心论，但是作为西方人，时时处于所属的文化氛围中，他们有时也难以逃脱这一局限。可是，作为中国学者的我们，就需要问一下自己是否也应该研究一下西方理论的局限，形成我们自己的视角。西方人研究西方文本中的中国形象主要是为了研究西方，作为中国人的我们，是否可以转换一下，在研究西方的同时，也研究一下中国？比如说在形象学理论的学习中，我们是否也要追问一下除了“乌托邦的他者”和“意识形态的他者”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影响了他者形象的塑造？的确，形象学理论认为形象持有者在言说他者形象时趋向于否定他者，更多地表述了自我。我们不否认他们表述了自我，但是也不能否认他们同时也言说了他国。作为中国学者，我们是否应该把强调的重点放在中国上？在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时，在研究西方、研究西方文化生产与分配中国形象的机制的同时，是否应该更加关注中国的形象，研究一下中国和中国的变化是如何参与进入西方人中国形象塑造的过程的？西方人笔下的中国为什么会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形象，中国本土的实际情况在西方人塑造中国形象的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西方人所描述的中国为我们竖起了一面面认识自己的镜子。虽然有些镜子或许只是哈哈镜，夸大了我们身上的某些部位，但是也会有其一定的真实性。透过这些镜子看看我们自己，我们还是会发现一些问题。西方学者所提到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目前有些已经改变了，有些仍未改变。那么哪些改变了？哪些又被我们保留下来了呢？我们为什么会选择保留这些而抛弃那些？这些选择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其一定的正确性，但是否永久正确？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我们的文化遗产，应该如何向西方介绍我们的国家？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本书通过分析作者的“边缘人”身份和“越界”的生存状态对以何巴特为中心的美国女性旅华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塑造的影响，试图回答以上问题，并对异国形象形成的原因做出自己的思考。
1908年，60 岁的德国哲学家乔治·齐美尔（Georg Simmel）写了一篇题为“陌生人”（Stranger）的文章，提出“陌生人”概念：“这里陌生人不是此前常常接触过的意义上的外来人，即不是指今天来、明天走的流浪者，而是指今天来、明天留下来的漫游者——可以说潜在的流浪者”，“陌生人是群体本身的一个要素……它的内在的和作为环节的地位同时包含着一种外在和对立……进行叛逆的和引起疏离作用的因素在这里构成相互结合在一起和发挥作用的统一体的一种形式”。[121]1928年，齐美尔的学生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基于老师的“陌生人”概念，在《人类的移民与边缘人》（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一文中，首先提出了“边缘人”（marginal man）的概念。他认为：
移民的一个结果就是创造出这样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同一个个体……发现他自己努力生活在两种不同的文化群体中。这就导致了一种不稳定的特性的产生—— 一种有着显著的行为方式的个性特征。这就是“边缘人”。正是在边缘人的心中，互相冲突的文化相遇并融合。因此，也正是在边缘人的心中文明发展的进程清晰可见，并且，正是在边缘人的心中我们可以最好地研究文明发展的进程。[122]
荷兰华裔作家林湄通过对自己十年来创作文学作品《天望》的思考，在《边缘作家视野里的风景》一文中指出了“边缘”的优越性：“我渐渐地发现了‘边缘’位置的优越性，除了亲自体验生存于跨文化社会的情景和特征以外，我突然看到了许多过去看不到的风景，想到许多平日忽略的问题……”[123]
中国的学者也越来越认识到边缘的重要性。山东大学黄万华教授曾在多个场合阐述了边缘的活力和越界者身份的优势，主张从边缘切入对文学和文学史进行研究。他认为这种边缘姿态“可以构建跟主流文学的价值观、操作方法、形式风貌不同的‘亚文学场域’。这种文学场域依旧跟社会存在的不同层面有着密切联系，但有着自己的典律和流脉，形成一个自成中心的空间。这样一种‘边缘’姿态实际上告诫着治文学史者不要指望任何一种文学史可以穷尽文学史本身，也许文学史呈现的只能是‘亚文学’空间，包括主流文学本身”。[124]越界，能给人一个不同的视角；边缘化也会使人看到中心所看不到的东西：“处于‘边缘’，往往对自己现在的立足点有很强的挑战意识，又会有向边界两边沟通的强烈意识，于是‘越界’而出。在这种越界中，越界者会获得新的视角，而他把视线投向边界一边时，会看到另一边的问题，那是因为‘边缘’者敏感于跨越不同边界的东西。”[125]在《传统在海外》一书中，黄万华引用著名留法华人作家程抱一关于自己融合中法传统文化的创作体验来证明“海外华人文学为我们考察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提供了一个极好的领域和视角”：“广义的文化是不断转化、提升的文化，而这种转化、提升只有在跟另一种文化的交融中完成，而不能只是照镜子。……我面前呈现的是一种‘大开’，无止尽的生命境界。过去，似乎只是面对文学、文化，现在面对的是生命本身。”[126]旅华文学应该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它和海外华文文学就像两列对开的火车，虽然方向正好相对，但是道路却是相同的。因此，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的许多理论对研究旅华文学来说也是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的。旅华文学，这里是指旅居中国的外国人所创作的文学。
何巴特和其他的这些旅居中国的美国作家们的边缘身份不言而喻。
作为作家，她们游离于中美文学史之外。作为美国作家，她们作品的主题是中国，因此不被美国主流文学界所认可。即便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在长达半个多世界的时间里，在美国主流文学史中也只能占得寥寥数笔、几行而已。“文学界大多数人把赛珍珠从正文贬到脚注的地位，并为此而自鸣得意。”[127]甚至多部文学史连她的名字都不曾提及，更别说其他的女性作家了。另外，作为女性作家，她们也被男性评论家、教授占主流的评论界所排斥。当年赛珍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便引起了轩然大波。威廉·福克纳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我对诺贝尔奖的事一无所知，已经听到有关的谣传有三年了，有些胆战心惊。这种事情是无法回绝的，不能无缘无故地羞辱别人吧。但我不想要这个奖。我宁愿与德莱塞、舍伍德·安德森这样的人为伍，也不屑与辛克莱·刘易斯和中国通赛女士共荣。”[128]从他对赛珍珠略含嘲讽的定位“中国通”一词可以看出这些以中国为题材的美国女作家在美国文学界是被边缘化到何等境地的。
此外，虽然写的是中国主题，虽然在中国居住多年，她们更是无法进入中国文学界，中国文学史中更是找不到她们的名字，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她们的作品无论对美国文学还是中国文学而言，都是一种补充和丰富，是中美文学史和交流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作为在中国居住多年的美国公民而言，她们在中国居住了多少年也就意味着她们和美国分离了多少年。而这多年的分离使她们已经跟不上国内主流的步伐，在主流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笔者曾经就关于赛珍珠的问题咨询过一位普通的美国学者，他脱口而出：“哦，她是中国人，她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这至少代表了一部分美国人的观点，即认为她并不是真正的美国人。美国50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她时时面临“不忠于美国”甚至“叛国”的指控。对于中国而言，她们更是处于“边缘”地位。生活在中国期间，她们的皮肤和语言为她们架起了一道天然的屏障，把她们隔离于中国社会之外。同时，她们几乎一直居住在与周围中国人隔离的“白人社区”，无法融入也拒绝融入中国的主流社会。即便是被认为是“中国人”的赛珍珠也不例外，甚至连她最终想要重新踏上中国的国土的愿望都未能实现。中美断交多年之后，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赛珍珠曾向尼克松求情希望能作为记者陪同他一起前往中国。她同时给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发电报、给她所认识的中国学者写信，迫切地希望能够帮她拿到一个签证。但一切都是徒劳，她至死都被中国拒之门外。
即使在她们所属的这个处于双重边缘的小圈子里，相对于男性而言，她们也是被“边缘化”的，男性在国际政治上的圈地运动，把女性排除在外，也是在政治生活中对女性的一种放逐，或者说驱逐，使得她们无法真正参与到“改变中国人”的“国家计划”中来。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在 《三枚金币》（Three Guineas，1938）中发出了这样的呐喊：“作为女性，我没有自己的国家；作为女性，我不需要一个国家；作为女性，我的国家就是全世界。”[129]
这种“边缘人”身份给她们带来了强烈的迷惘感、疏离感、恐惧感，甚至被遗弃感，然而也正是她们的这种“边缘人”身份，这种和两个国家以及本国男性都保持一定距离的姿态（尽管这种距离在一定程度或者一定时期上说是被迫保持的）使她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视角，解构着受到政治等权利因素影响的中心。她们也因此在看待中美两国文化以及他们所热衷于的“改造中国的事业”时相对更加客观，不痴迷于任何一方，也不跟任何一方完全对立。因此，对她们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文化，为我们更加客观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思考如何继承和发展传统提供了新的思路。长期以来，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有两种错误的态度，一种是接受全盘西化的思想，猛烈攻击传统文化，希望彻底和传统文化决裂。另一种则痴迷于传统文化，固守着不愿做出改变。毫无疑问，这两种思潮都不利于传统文化和国家的发展。白先勇曾经在《惊变》一文中说：“环顾世界各国，近半个世纪以来，似乎还没有一个国家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如此仇视憎恨，摧毁得如此彻底的。”[130]澳大利亚作家渡渡也在散文《一桌日本人》中写道：“看着他们，我想到‘礼失而求诸野’这句话来，很多东西，原是我们自家的，却往往守不住，给人家用了，才回过头来惊觉一番而已。”[131]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客观地对待传统文化，如何正确地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这些旅华作家也从另一个角度引发了我们的思考。事实上，边缘和中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也会互相转换。此时的边缘或许会成为彼时的中心，而此时的中心在彼时也有可能会成为边缘；在此范围内处于边缘的事物，或许正是彼范围的中心，而在彼范围内处于中心的事物也或许就处于此范围的边缘。比如，何巴特她们，处于多重的边缘，然而，正如黄万华教授所说却“有着自己的典律和流脉，形成一个自成中心的空间”，而本书又把何巴特置于了中心位置。
历史不会重演，但是，我们总能从历史中发现和我们现在相似的一些踪迹。因此，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学到很多东西并把它们运用到现实中来。现在和那时一样，美国都采取了一种文化和经济的扩张政策。自从首位西方传教士于16世纪到达中国，西方人，包括美国人在内，从传教士、冒险家、商人、军人、政治家到学者，都试图把西方的模式强加给中国。[132]一些中国人，从清朝到现在，也都非常热切地希望采取这些模式。现在和过去一样，中国都是经过了一段长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之后的对外开放。许多美国人到中国来寻找机会。就像美国学者舍曼·科克伦在2003年版《中国灯油》的“前言”中所说的：“又一次，一批像斯蒂芬·蔡斯一样野心勃勃的美国年轻人为一些在中国的大型机构工作……又一次，像海斯特一样的年轻妻子们面临着同时居于美国的企业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困境。”的确，美国女性曾经并且将继续在跨文化交流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
著名汉学家杜维明教授在1999年9月27日哈佛燕京学社的一次儒学讨论会上曾经指出：“近二十年来东亚文化价值观的地位在西方上升，和女性主义有密切联系，因为同情、群体、情理这些东亚文化特征和女性主义者揭示的女性特征一致，和代表男性强权的基督教文化传统（理性、个人、法律）不同。因此六○年代兴起的女性主义思潮是当代泛文化研究的重要资源。”[133]上文所提到的一些女性作家也早已觉察到了这一点。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使她们发展了很强的女性意识，并从正面表述了国际交流中女性的作用。例如，米尔恩曾经指出：
如果东方和西方可以在坦诚和稳固的基础上相遇，那么这应该掌握在中国人和英国人的手中——男性的手中。如果要弥合东西方之间的裂痕，美国女性将会为它们架起桥梁也并非是毫无可能。（尽管我们目前很少想到）美国女性可以一次又一次非常安全地穿梭其中。[134]
赛珍珠在1955年春代表和平与自由国际妇女联盟所写的一封信中表明女性“为维护世界和平有一种特殊的责任”[135]。何巴特也一遍又一遍地强调“女性就像灯油一样为西方人在东方的事业燃起火焰。我们的丈夫就是盛灯油的容器，我们通过他们表达自己”[136]。在何巴特的作品中，她的中国观的变化和她对女性意识的发展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在全球化的今天，女性在政治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她们相对于男性的优势也日益显露出来。这批已经被遗忘了的美国旅华女性作家同时具有美国作家和女性的双重身份，在文学创作中显示出明显的双重视角。她们一方面从美国作家的角度来观察中国，另一方面也从女性的角度出发来分析中美交流中出现的问题。因此，对她们的重新发掘和正确评价不仅是对中美文学史的一次有意义的充实，而且也将会给我们今天的中美文化交流带来一些值得汲取的经验和教训。
本书基于前人的研究，希望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眼界可以更加开阔一些，能够在现有的有关异国形象塑造等方面的研究上有所突破。但是，囿于本人的能力以及其他方面的局限，或许最终也只能是突而不破，仅能提出几个问题却不能很好地解决，虽然笔者的这种尝试未必无益。
[1] 商务印书馆发布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中，把Hobart翻译为霍巴特。然而，何巴特一些作品的封面上，在她英文名字的下面经常会出现一个汉字“何”，笔者推测这应该是她根据夫姓的首字母给自己取的汉语姓氏。因此，行文中把她译为了何巴特。
[2] Elisabeth Croll，Wise Daughters from Foreign Lands：European Women Writers in China，London：Pandora Press，1989，p.171.
[3] Sherman Cochran，“Introduction”，Oil for the Lamps of China，By Alice Tisdale Hobart，Norwalk：EastBridge Books，2003.
[4] Harold R.Isaacs，Scratches on Our Minds：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and India，New York：The John Day Company，1958，p.155.
[5] Harold R.Isaacs，Scratches on Our Minds：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and India，New York：The John Day Company，1958，p.156.
[6] Harold R.Isaacs，Scratches on Our Minds：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and India，New York：The John Day Company，1958，p.157.
[7] Elisabeth Croll，Wise Daughters from Foreign Lands：European Women Writers in China，London：Pandora Press，1989，p.208.
[8] “Publisher's Foreword”，Pearl S.Buck，The Chinese Novel：Nobel Lecture Delivered Before The Swedish Academy At Stockholm，New York：The John Day Company，1939，p.5.
[9] Nora Stirling，Pearl Buck，Woman in Conflict.Piscataway：New Century Publishers，Inc.，1983，p.330.
[10] 赛珍珠在中国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作家。中国学者关于她的评论可以分为三类：肯定、否定和褒贬不一。详细内容请参见刘海平教授的文章《赛珍珠在中国的接受再思索》以及郭英剑主编的《赛珍珠评论集》。
[11] 毛如升：《勃克夫人的创作生活》，《文艺月刊》1933年第4卷第6期。
[12] 郭英剑编：《赛珍珠评论集》，漓江出版社1999年版，第73—74页。
[13] [美]哈罗德·伊罗生：《美国的中国形象》，于殿利、陆日宇译，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7页。
[14] Raymond Dawson，The Chinese Chameleon：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io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
[15] Francis Ross Carpenter，The Old China Trade：Americans in Canton，1784-1843，New York：Coward，McCann & Geoghegan，1976，p.141.
[16] 美国思想者学会会刊（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APS）是1743年由美国著名科学家、国务活动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费城创建的。根据富兰克林的设想，APS的作用是在英属北美殖民地“促进有用的科学”。这些有用的科学在当时包括医学、植物学、数学、化学、机械、地理等学科。1769年，APS的成员超过250名。1771年，APS出版了第一期学会通讯，介绍了会员的天文观察记录。这个通讯立即使“富兰克林的学会” 在欧洲声名鹊起。因此，APS是美国最早获得国际声誉的学者组织。至今，APS的会员中有200多人获得过诺贝尔奖。目前，APS在全球有成员852名，其中717人是美国居民（公民或永久居民）。应该指出的是，有人把APS翻译成“美国哲学学会”，这是错误的。在英文中，Philosophical虽然与“哲学” 一词同根，但其实际含义是“思辨、学问”。APS实际包括所有的科学和艺术领域，但恰恰不包括哲学（http：//www.amphilsoc.org/）。实际上，“美国哲学学会” 的英文名称是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它才是美国哲学家的组织。所以笔者把它翻译为“美国思想者学会会刊”，参见http：//www.china.com.cn/chinese/feature/389605.htm。
[17] Dave Williams，Misreading the Chinese Character：Images of the Chinese in Euroamerican Drama to 1925，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Inc.，2000，p.24.
[18] Samuel Shaw，“Knavery and Idolatry”，The American Image of China.eds.Benson Lee Grayson，New York：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1979，pp.71-77.
[19] Michael S.Horton，Charles Finney vs.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the Alliance of Confessing Evangelicals，1995，http：//www.mountainretreatorg.net/articles/charles_finney_vs_westminster_confession.shtml.
[20] 雷雨田：《上帝与美国人——基督教与美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4页。
[21] 《中国丛报》由马礼逊倡议，裨治文（E.C.Bridgman）任主编，广州美商同孚洋行老板奥立芬提供经费和印刷场所，于1832年5月出版一份英文的月刊，名为The Chinese Repository，中文译作《中国丛报》，又译作《中国文库》，旧译作《澳门月报》（与林则徐编译的《澳门月报》无关）。自此开始，至1851年12月约十年间，《中国丛报》共出版21卷（每月一期，每年一卷，其间1839年5月迁澳门，1844年10月迁香港，不久又迁回广州），登载了鸦片战争前后二十年期间有关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语言、文字、风俗等方面的调查资料，其中包括中外关系和外国人在中国活动等情况，也包括了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等中国官吏的政策措施活动等记载。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http：//www.scio.gov.cn/glfw/wlcbbk/200706/t117861.ht。
[22] 《传教士通讯》创刊于1821年。主要刊登来自美国公理会的传教士的报道。对美国的许多基督徒来说，《传教士通讯》为他们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口。该杂志的主要内容包括关于当地的习俗、历史、经济活动、地理特征的描述以及福音在这些遥远的土地上的影响。在那个没有电视、收音机和其他快速交流工具的时期，这些传教士的报道成为许多美国人获取关于外国的信息的主要来源，http：//globalministries.org/resources/mission-study/abcfm/the-missionary-herald.html。
[23] Murray A.Rubinstein，“American Board Missionaries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opinion toward China，1830-1860”，America Views China：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Then and Now，eds.Jonathan Goldstein Jerry Israel，and Hilary Conroy，London：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Inc.，1991，p.73.
[24] 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美部会传教士，响应新教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英国人马礼逊（R.Morrison）的呼吁而来华的第一位美国传教士，他和马礼逊共同创办了《中华丛报》。
[25] Xi Lian，The Conversion of Missionaries：Liberalism in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907-1932，PA：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7，p.8.
[26] 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近代中美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1832年7月，他被美部会（美国对外传教机构）正式任命为广州传教站的印刷工。他于1833年10月抵达广州，从此开始了在中国长达四十年的工作生涯。在最初的二十年中，他的主要工作是编辑和印刷《中国丛报》。1853年和1854年，他两次随美国舰队远征日本，担任翻译。1856年，他脱离美部会开始在美国驻华使团任职。1858年，随美国公使列卫廉赴天津订立《中美天津条约》。1862年，卫三畏携家眷到北京居住。1856—1876年二十年间，七次代理驻华公使职务。1877年，他辞职回美国，被耶鲁大学聘为该校第一位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
[27] Benson Lee Grayson，“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The American Image of China，ed.Benson Lee Grayson，New York：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1979，p.6.
[28] 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1872年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华，后居住天津、山东等地，兼任《字林西报》通讯员。1905年辞去教职，留居通州写作。1926年返回美国。他在华生活54年，熟悉下层人民生活，是最早向美国政府建议退还中国庚子赔款的人。著有多部关于中国的书籍：《中国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istics，1894）、《中国乡村生活》（Village Life in China：A Study in Sociology，1899）、《今日的中国和美国》（China and America Today，1907）等。《中国人的性格》一书曾被鲁迅向国人郑重推荐，李景汉、潘光旦、辜鸿铭、费正清也都对该书发表过评论。该书曾被几家出版社翻译成中文，2001年学林出版社把它译为《中国人的素质》出版。金城出版则把它译为《中国人的德行》，于2005年出版。2005年，新世界出版社也以《中国人德行》为名出版了该书的中文译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也曾以《中国人的脸谱》为名出版了译本。该书共分为27章，分别谈论了中国人的面子问题以及中国人“省吃俭用、辛勤劳作、恪守礼节、漠视时间、漠视精确、拐弯抹角、柔顺固执、心智混乱、轻蔑外国人、因循守旧、言而无信等”明恩溥眼中中国人的品质。
[29] [美]明恩溥：《中国人的素质》，秦悦译，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30] [美]明恩溥：《中国人的素质》，秦悦译，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83页。该章标题英文是“Lack Nerves”，秦悦先生翻译为“麻木不仁”，为了更突出明恩溥对中国人生理方面的强调，笔者又增加了对它的直译“缺乏神经”。
[31] 蒲安臣（1820—1870）：美国外交家。曾任美国驻华大使，后向华盛顿辞去本职，接受清廷委派出任中国驻美特使，对中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2] Benson Lee Grayson，“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The American Image of China，ed.Benson Lee Grayson，New York：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1979，p.9.
[33] Robert McClellan，The Heathen Chinee：A Study of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China 1890-1905，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1，p.23.
[34] 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41页。
[35] 天使岛诗歌，转引自朱刚《新编美国文学史第二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51页。
[36] 张荫桓（1837—1900）：清末大臣，字樵野，广东南海人，著有《三洲日记》。
[37] 参见阿英编《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中华书局1958年版。
[38] 刘世南：《黄遵宪诗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6页。
[39] 朱刚：《新编美国文学史》第2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19页。
[40] Harold R.Isaacs，Scratches on Our Minds：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and India，New York：The John Day Company，1958，p.116.
[41] 阿新最早出现在布莱特·哈特的诗歌《异教徒中国人》（A Heathen Chinee，1870）中，后来又出现在哈特和马克·吐温合写的剧本中。实际上，哈特对中国的态度是有些矛盾的。和吐温一样，他在某些作品中也表达了对中国人的同情。比如说他在《异教徒万力》（Wan Lee，the Pagan，1874）中塑造的万力的形象。然而，在那个特定的时期，他们对中国人较为同情的描述被忽视了，而他们对中国人的愚蠢的嘲弄和讽刺在美国公众眼里却非常具有吸引力。
[42] 万平近：《林语堂传》，海峡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87页。
[43] William F.Wu，The Yellow Peril：Chinese Americans in American Fiction 1850-1940，Hamden：The Shoe String Press，Inc.，1982，p.1.
[44] William F.Wu，The Yellow Peril：Chinese Americans in American Fiction 1850-1940，Hamden：The Shoe String Press，Inc.，p.40.
[45] [美]阿特韦尔·惠特尼：《杏仁眼：那一天的故事》，转引自宋伟杰《中国·文学·美国：美国小说戏剧中的中国形象》，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第44页。
[46] 朱刚：《新编美国文学史》第2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23页。
[47] Sax Rohmer，The Return of Dr.Fu Manchu.1916，New York：Pyramid Books，1965，p.7.
[48] 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第1—2页。
[49] Jonathan D Spence，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China in Western Minds，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98，p.104.
[50] Barbara Welter，“The Cult of True Womanhood，1820-1860”，Dimity Convictions：The American Wome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1976，p.21.
[51] Ellen M Plante，Women at Home in Victorian America：A Social History，New York：Facts on File，1997，p.35.
[52] 陈顺馨、戴锦华选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53] Catherine Clinton，The Other Civil War：American Wome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New York：Hill and Wang，1984，pp.43-44.
[54] Jane Hunter，The Gospel of Gentility：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in Turn-of-the-Century Chin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p.9.
[55] Jane Hunter，The Gospel of Gentility：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in Turn-of-the-Century Chin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p.xiii.
[56] Jane Hunter，The Gospel of Gentility：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in Turn-of-the-Century Chin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p.13.
[57] Eliza Jane Gillett Bridgman，Daughters of China：or，sketches of domestic life in the Celestial empire，New York：Robert Carter & Brothers，No.285 Broadway，1853，p.30.
[58] Jane Hunter，The Gospel of Gentility：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in Turn-of-the-Century Chin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pp.1-2.
[59] 还有许多其他美国女性作家曾经出版过以中国为主题的作品，例如： Grace M.Boynton，Emily Hahn，Berta Metzger，Dorothy Graham，Mrs Florence Ayscough，Mrs.L.Adams Beck，Stella Benson，Ann Duffield，Agnes Smedley，Anna Louis Strong，Nym Wales（pen name of recently deceased Helen Foster Snow），Faith Baldwin，Ann Morrow Lindbergh，Grace Zaring Stone，Margaret Mackprang Mackay，Grace Yaukey（the pseudonym of Pearl.S.Buck's sister Cormelia Spencer），Genevieve Wimsatt，Ida Pruitt，等等。
[60] 罗伯特·里格尔在他的演讲《四海之内皆姐妹》中，高度赞扬这些描述中国的欧美女性作家，并且清楚地指出西方女性作家和男性作家在中国题材创作中的不同。
[61] Lin Yi-chin，“Foreign Novels on Modern China”，The China Critic，Feb.28，1935，p.205.
[62] Samuel Merwin，Hills of Han：A Romantic Incident，The Bobbs-Merrill Company，1919，p.2.
[63] 美国记者吉尔伯特（R.Y.Gilbert）在他的作品《中国错在哪里》（What Wrong With China，1923）中断言中国人相对于美国人而言是一个劣等种族。
[64] 这里借用了伊丽莎白·克罗尔的作品的名字《来自异乡的聪慧女儿们》，该书主要介绍了欧美女性笔下的中国。
[65] 当然，读者可能也会发现一些例外。一些美国男性作家，例如，赫齐卡亚·巴特沃思（Hezekiah Butterworth）和厄尔·比格斯（Earl Derr Biggers）也有对中国的正面描述，威尔·莱文顿（Will Levington）也曾经著书反对西方对中国的侵略，但是总体来讲，当时描述中国的男性作品中以负面描述和分析居多，这一点已经超出了本书的探讨范围。
[66] 1997年7月14日，罗伯特·里格尔以“四海之内皆姐妹”为题，在南京大学做了精彩的演讲。
[67] 该书已由笔者翻译，2009年南京出版社出版。
[68] Charles S.Braden，“The Novelist Discovers the Orient”，The Far East Quarterly，Vol.7，No.2，Feb.1948，p.172.
[69] 开膛手杰克（Jack The Ripper）是于1888年8月7日到11月9日，在伦敦东区的白教堂（Whitechapel）一带以相同的残忍手法连续杀害至少五名妓女的凶手的化名。犯案期间，凶手多次写信至相关单位挑衅，却始终未落入法网。在当时英国社会引起了巨大恐慌。虽然犯案距今已达百年之久，但因缺乏证据，凶手是谁各执一词，案情依旧扑朔迷离。至今仍影响着世界范畴内的大众文化。
[70] Louise Jordan Miln，When We Were Strolling Players in the East，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896，p.165.
[71] Louise Jordan Miln，When We Were Strolling Players in the East，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896，p.187.
[72] Louise Jordan Miln，When We Were Strolling Players in the East，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896，p.166.
[73] Louise Jordan Miln，When We Were Strolling Players in the East，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896，p.119.
[74] Louise Jordan Miln，When We Were Strolling Players in the East，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896，p.182.
[75] Louise Jordan Miln，When We Were Strolling Players in the East，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896，p.182.
[76] See the front cover of The House of Exile，Boston：Little，Brown，and Company，1933.
[77] See the front cover of The House of Exile，Boston：Little，Brown，and Company，1933.
[78] J.Donald Adams，“A Memoir of Uncommon Charm：Nora Waln's Remarkable record of Her Life in China”，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April 23，1933，p.1.
[79] Nora Waln，The House of Exile，Boston：Little，Brown，and Company，1933，p.53.
[80] Nora Waln，The House of Exile，Boston：Little，Brown，and Company，1933，p.138.
[81] Nora Waln，The House of Exile，Boston：Little，Brown，and Company，1933，p.12.
[82] 在某种程度上，沃恩可以说是一个例外。由于她对中国的了解以及她的家族和中国商人家庭友好往来的悠久的历史，对她来说，更容易接受中国的生活方式。
[83] Miln，Louise Jordan，When We Were Strolling Players in the East，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896，p.127.
[84] Miln，Louise Jordan，When We Were Strolling Players in the East，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896，p.101.
[85] 赛珍珠致布克家人（1919年3月15日），伦道夫-梅肯学院档案馆，转引自Peter Conn.，Pearl S.Buck：A Cultural Biograph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65。
[86] [美]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尚营林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230—231页。
[87] [美]厄尔·克雷西：《传教士的转变》，原载于《亚洲》1919年6月，转引自葛兰·华克《赛珍珠与美国的海外传教》，郭英剑、冯元元译，《江苏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88] 本书在英文专著的基础上，就这一课题进行了深入和拓展。
[89] Alice Tisdale Hobart，Gusty's Child，New York：Longmans，Green and Co.，Inc.，1959，p.1.
[90] Alice Tisdale Hobart，Gusty's Child，New York：Longmans，Green and Co.，Inc.，1959，p.23.
[91] 1692年，马萨诸塞殖民地塞勒姆镇上发生了著名的“驱巫案”。几名少女举止怪异、全身痉挛，被认为是受到了魔鬼的影响。在严苛的审讯下，她们指认镇里的其他人对她们实施了巫术。接着，更多的人被无端地指控、揭发出来，这个城镇一时被笼罩在恐慌之下、人人自危。1693年审讯结束时，已经导致200多人被逮捕、监禁，20人死亡。这一事件被认为是美国司法史上黑暗的一页。
[92] Alice Tisdale Hobart，Gusty's Child，New York：Longmans，Green and Co.，Inc.，1959，pp.24-25.
[93] 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James Henry Breasted，1865—1935）：美国考古学家和史学家。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罗克福德，曾入读芝加哥神学院、耶鲁大学和柏林大学。
[94] Alice Tisdale Hobart，Gusty's Child，New York：Longmans，Green and Co.，Inc.，1959，pp.8-9.
[95] Alice Tisdale Hobart，Gusty's Child，New York：Longmans，Green and Co.，Inc.，1959，p.7.作为一名作家，何巴特在中美都是久被遗忘了的，很难找到她的有关信息。她的自传体作品《格斯提的孩子》对于研究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96] 在《格斯提的孩子》一书中，何巴特给出的日期是1909年（第64页），然而玛丽·苏·舒斯基和露丝·摩尔给出的时间都是1908年。
[97] “Company wife”，是何巴特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词语。company有陪伴的意思，因此，有学者把它翻译为“伴夫之妻”。但是笔者认为作者主要用来指代那些和她们的丈夫一样主动或被迫奉行公司至上的信条，遵循公司制度，为公司牺牲个人利益奉献一切的“公司职员的妻子”。在何巴特的笔下更强调了对公司的忠诚。她有时也用corporation woman来指代。因此，笔者把它翻译成了“公司职员之妻”。
[98] Alice Tisdale Hobart，Within the Walls of Nanking，London：Butler & Tanner LTD，1927，p.141.
[99] Nourse，Key Tyler，“Interpreter of East and West：Alice Tisdale Hobart”，Top Flight：Famous American Women，ed.Anne Stoddart N.Y：Tororto，1946，p.117.
[100] Alice Tisdale Hobart，Gusty's Child，New York：Longmans，Green and Co.，Inc.，1959，p.120.
[101] Alice Tisdale Hobart，Gusty's Child，New York：Longmans，Green and Co.，Inc.，1959，p.198.
[102] Alice Tisdale Hobart，Gusty's Child.New York：Longmans，Green and Co.，Inc.，1959，p.272.
[103]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product-description/1891936085/ref=dp_proddesc_0/103-6132944-6611064？%5Fencoding=UTF8&n=283155.
[104] Margaret Wallace，“When East and West Meet in China：Mrs.Hobart's Fine Novel Places Two Civilizations in Juxtaposition”，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October 8，1933，p.6.
[105] Alice Tisdale Hobart，Gusty's Child，New York：Longmans，Green and Co.，Inc.，1959，p.293.
[106] [美]彼得·康：《赛珍珠传》，刘海平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
[107] [德]顾彬：《关于“异”的研究》，曹卫东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108] [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页。
[109] [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页。
[110] [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页。
[111] [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8页。
[112] [美]斯皮瓦克：《三个女性文本和一种帝国主义批评》，马海良译，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页。
[113] 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155页。
[114] 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7页。
[115] 周宁：《以思想的方式抗拒中国“被他者化”》，《中华读书报》2010年9月29日。
[116] 周宁：《以思想的方式抗拒中国“被他者化”》，《中华读书报》2010年9月29日。
[117] 2004年周宁曾出版了八卷系列丛书《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包括《契丹传奇》《大中华帝国》《世纪中国潮》《鸦片帝国》《历史的沉船》《孔教乌托邦》《第二人类》《龙的幻象》，2006年又出版了两卷本《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2010年又陆续出版了由他主编的九卷本《世界的中国形象》丛书，系统地梳理了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
[118] 周宁编：《世界之中国：域外中国形象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
[119] 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页。
[120] 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第3页。
[121] [德]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林荣远编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1—342页。
[122] Robert E.Park，“Human Migration and Marginal Man”，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28，p.881.
[123] 林湄：《边缘作家视野里的风景》，黄万华主编《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华文文学》，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31页。
[124] 黄万华：《“边缘”的活力》，黄万华主编《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华文文学》，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
[125] 黄万华：《“边缘”的活力》，黄万华主编《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华文文学》，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页。
[126] 黄万华：《传统在海外》，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127] [美]彼得·康：《赛珍珠传》，刘海平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128] [美]彼得·康：《赛珍珠传》，刘海平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237页。
[129] Virginia Woolf，Three Guineas，http：//ebooks.adelaide.edu.au/w/woolf/virginia/w91tg/chapter3.html.
[130] 白先勇：《惊变》，转引自黄万华《传统在海外：中华文化传统和海外华人文学》，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131] 渡渡：《一桌日本人》，澳洲维州华人作家协会《文学的春天》，第160—162页。
[132] 赵一凡：《超越东方主义：中美文化关系21世纪展望》，刘海平主编《世纪之交的中国与美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133] 转引自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文化批评理论》，扬智文化事业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92页。
[134] Louise Jordan Miln，In A Shantung Garden.New York：Frederick A.Stokes Company，1924，pp.229-230.
[135] Peter Conn，Pearl S.Buck：A Cultural Biograph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337.
[136] Alice Tisdale Hobart，Oil for the Lamps of China，New York：The Bobbs-Merrill Company，1933，p.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