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选题缘起

现今，中国国民党的改组问题已成为民国史一大研究热点，并且其改组的成败尤被关注。从目前已有的成果来看，学者多是从宏观角度出发，或研究“三民主义在孙中山身后的流变”^[1]；或立足于“党员、党权与党争”方面的考察^[2]；或对蒋介石所建立的党国体制进行剖析^[3]；或以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为着眼点入手^[4]。此外，也有以“清党”或是“清党”后的“整理党务运动”为个案展开研究的。^[5]所得出的结论基本已达成共识：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在成为执政党后，发生了由革命到复辟的蜕变和异化，蒋介石“以军治国”“以军治党”的党国体制最终导致了国共合作失败后的中国国民党成为一个独裁的政党。

近年来，研究政治史的学者大致认同20世纪中国政治的特点是派别活动普遍化，派系纷争可堪称是中国国民党颇具特色的一大政治文化。中国国民党派系复杂，“可以说，不研究派系，就不可能全面了解国民党”。^[6]鉴于“了解国民党政府最容易的办法是，首先要决定所谓政府只是国民党掩护体，国民党的政治和派别才是决策的主要因素”^[7]，所以，笔者尝试将由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监^[8]委员所构成的“西山会议派”作为对中国国民党改组问题进行微观层面讨论的研究对象，因为“西山会议派”的出台首先就反映了中国国民党在改组后上层领导核心的政治倾向，而其兴衰历程更是革命党精英在“联俄”“联共”后蜕变的缩影。

有学者论：“对于一个政党而言，第一代魅力领袖逝世后的权力继替，往往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难关。由于党的创建者大都是青年人，其换代期势必拖得很长，加之创业的第一代往往能力超凡，长期在其阴影下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很难脱颖而出。第一代领袖一旦逝世，继起者的能力与威望均遥不可及，党内一时难以产生一个足以慑服各方或维系和笼络各派的强势人物。在无人足以服众的情况下，党内继承权之争亦应运而生。”^[9]孙中山逝世后，中国国民党中央出现权力真空，在各方的激烈争权中，汪精卫、蒋介石脱颖而出，成为影响民国政局的两大势力集团。作为中国国民党改组后首次与中央分裂的派系，“西山会议派”在这两者夺权的关键时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汪精卫、蒋介石之间的合作与斗争也支配了“西山会议派”的生存与发展。这三方势力既联手结束了“联俄”“联共”时代，又势同水火地斗争于“蒋中央”的崛起，制造了中国国民党近百年史上四次最严重的大分裂。^[10]在这一党魁换代危机的权力纠葛中，与之交相杂糅的还有“西山会议派”所挑起的合法性之争、党统之争、路线之争。这既是中国国民党在改组中兼收并蓄（“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所留下的后遗症，也是改组失败的根本原因所在——领袖权威认同的缺失、制度化权威的不足。所以，对“西山会议派”这一微观群体的研究，既能凸显中国国民党派系政治的特色^[11]，又可对中国国民党改组后革命党精英的具体蜕变及其党本身的复辟有一个清晰的认识^[12]，同时也可对中国国民党执政后的独裁走向能有一个真正的认同。

唐德刚曾说：“21世纪中叶将是中国文艺复兴，更是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第二次大转型时期，在这一新的史学潮流里，‘西山会议派’这个史学题目，必然也是将来博士生选择的重要对象之一。”^[13]关于“西山会议派”的研究，在中国台湾已有硕士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各一篇。因意识形态的不同，以及近10年新资料的不断涌出，笔者对现有成果的些许观点产生了不同看法，且有辩驳添补之冲动，于是继《西山会议之研究》^[14]《西山会议派之研究》^[15]后，贸然再写《革命党精英在“联俄”“联共”后的蜕变——“西山会议派”之再研究》。也许能如前辈所愿，“冷饭热炒，‘西山会议派’真的会变成一个纯学术的历史研究的热门专题”。^[16]于此，笔者首先来将有关的研究范畴、概念作一限定。

时间限定：1922—1931年。本书从孙中山对“联俄”“联共”政策的酝酿入手，并将“西山会议派”的消亡时间定于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一中全会的召开。尽管当事人邹鲁曾表示，“本党实行清党后，‘西山会议派’的目的已达，‘西山会议’的名称便立刻取消。所以在特别委员会成立的时候，不但‘西山会议’的名称已不存在，就是‘西山会议’的同志也没有任何组织”。^[17]但根据后来的发展，只能说这是“西山会议派”的“上海中央”的结束，亦是其各地党部的解散和“孙文主义学会”等组织团体的消失。“西山会议派”的核心人物虽四散在各方，却仍常常联络，紧密地团结于声势更大的反蒋运动，在社会上也仍将他们称为“西山会议派”。而且在“扩大会议”“非常会议”中，他们自己也以“沪二届”中央委员的身份标榜，并与汪精卫的“改组派”发生有激烈的“粤、沪二届”党统之争。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西山会议派”团体行为才彻底消失。

“西山会议派”：为行文的方便，本书有时将其简称“西山派”。本书笔者将直接参与者（发起西山会议的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监委员）、暗中帮助者（孙科、吴铁城、许崇智、胡汉民等）或是间接协助者（广东大学辞职的38位教授）都称为“西山会议派”，但主要以其核心成员，即首次发起西山会议的12人为代表。分阶段来说：西山会议时，主要是指发起会议的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监委员。上海中国国民党中央“二大”时，主要有参会代表、各地“孙文主义学会”成员和广东大学辞职南下的38位教授。中央特别委员会（“中特委”）开会时，“上海中央”被上交给中央特别委员会，作为“西山会议派”组织力量的“民治主义同志会”“孙文主义学会”（包括广州的）以及由其组成的各地党部大都解散，就只剩有先前主持“上海中央”的领袖人物。所以，“西山会议派”在反蒋运动中已经没有了组织基础，仅是核心人物的孤军奋战，其势力亦不断削弱。

革命党：书中的革命党统指孙中山时期的中国国民党，并非仅是中国国民党的前身1914—1918年的中华革命党，因为“孙中山时期，国民党是一个革命党”。^[18]作为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者，孙中山一生都在领导与实践民主革命：先是推翻清朝，倾覆君主专制，揭开民主共和国的新纪元；继之，领导“护国运动”“护法运动”，谋求打倒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捍卫民主共和制度，建设现代化的民主国家。这一时期，中国国民党代表了中国前进的方向，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时代诉求，谱写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光辉篇章。孙中山逝世后，中国国民党便开始了蜕变和异化；尤其是在它成为执政党后，其反帝反封建的民众革命性迅速流失，以致人们很难将之与当初革命的对象——清政府及北洋政府区别开来。

政客：根据政治学的定义，政客是对政治人物的蔑称。该名最早起源于古希腊，意为献身政治事业的人。后来逐渐用来描述在政治活动中为了个人私利和政治目的，大搞政治投机、玩弄政治手腕的人物。他们往往目光短浅，私而忘公，冷酷狡猾，品德败坏，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而不择手段，翻云覆雨。^[19]“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客，只有官僚，官僚是整个政治舞台的主角。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一个新的职业政客阶层作为一种独立的角色登上政治舞台，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官场结构。这一变化是与生产力变革相适应的人类政治生活中的一场深刻革命。在一个没有政客的官僚体制中，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不能通过和平的党派斗争的方式解决。”^[20]在一定意义上，政客是社会动乱的祸首，他们的活动和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尤为突出，其表现形式也最为完备，政治被作为一种交易，充斥于整个国家机构和国家权力活动中，政客对政治决策施加着相当大的影响。^[21]本书所指的政客，还包括胡汉民所谓区别于革命者的“政客”。

“联俄”“联共”：所谓“联俄”“联共”时代即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一直以来，“三大政策”的说法在海峡两岸学者中存在分歧。中国大陆学者多用“联共”一词表述，中国台湾及海外学者多称之为“容共”。笔者认为“联共”一词能更客观准确地反映当时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具体方式，也比较符合当时孙中山所坚持的以中国国民党为中心进行国共合作的思想主张。

苏俄：主要是对苏联共产党的简称。在1917—1991年的74年中，其作为苏联唯一的执政党和社会领导力量，苏共的名称经历了多次重大变化。前身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1898年3月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7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成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派和反对列宁的孟什维克派。1918年3月，苏共“七大”将苏联共产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1925年12月苏共“十四大”又改称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的苏共“十九大”改名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本书时跨俄共与苏共两阶段，为行文方便姑称之为苏俄。鉴于共产国际隶属于苏俄共产党的关系，一般在文中所言苏俄的主张亦代表共产国际的主张。^[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