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现状与问题的提出
学术界对“西山会议派”的关注多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香港和台湾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显著，中国台湾第一个正面谈及“西山会议派”的是沈云龙，他曾发表《西山会议派反共之经过》一文，基本是叙事性的。后来他又发表了《林森、邹鲁、谢持与西山会议》《从武汉分共到广州暴动》《扩大会议之由来及经过》《广州非常会议的分裂与宁粤沪四全大会的合作》等与“西山会议派”活动有关的文章。[23]他的文章一向只标注书名，没有明确注释，上述四篇文章也不例外。对于帮助我们了解西山会议的来龙去脉有一定价值。
中国国民党党史的知名学者李云汉于1967年出版了《从容共到清党》一书，专章讨论了西山会议。文中视戴季陶主义为西山会议“反共运动”的理论先导。[24]笔者不否认自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在中国国民党内反共风潮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况且他也曾参与过西山会议的召集，但在事实上还是没有发觉戴季陶主义与西山会议的发起有任何直接的关联性。[25]虽然《从容共到清党》一书中有关西山会议的篇幅不多，但鉴于此书为中国台湾方面研究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经典之作，影响较广；而且书中诸多的一手资料和挖掘的档案具有较高的价值，所以李云汉也算是早期对西山会议研究造诣颇深的一位学者。如果说《从容共到清党》中对西山会议的探讨是李氏研究“西山会议派”的第一步，《上海中央与北伐清党》[26]一文可以说是第二步。此文详细叙述了中国国民党“上海中央”的组织与人事、地方党务中的反共活动、“上海中央”在北伐“清党”中的立场等问题，且也为我们了解国共之间在各地党部的斗争情况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在胡佛研究所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西山会议派”健将谢持之孙谢幼田，于2001年在香港出版了专著《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上、下两册）。在一定程度上，该作者大有为“西山会议派”的“叛党集团”罪名平反之意，以此“将所谓75年来一直被当权者刻意隐瞒和歪曲的这一段事实真相展示于世人之前”。因为该作者明确表示：“……在这一极端困难的情形下，在中国高举反对共产主义的大旗和反对苏俄红色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就是西山会议。由此有一系列批判共产主义的文件。历史学家已经指出：国民党以后的一切反共运动，都是西山会议在政治上的延续。而且，西山会议元老集团和俄国第三国际的斗争，也正是和谐的中国文化和苏俄斗争文化的一场大冲突，这一冲突持续到现在。从新的研究发现，过去认为是国共两党的若干冲突，实际是中国和俄国的国家利益冲突，因为20世纪20年代的中共，从战略到政策都只是苏俄党决定的执行者，是为苏联的国家利益服务的。但是在组织上，西山会议的诸位元老却经历了失败。因为在‘廖仲恺被刺案’以后，汪精卫、蒋中正联合利用这一次事件夺取了权力，这三者互相依靠而兴起。虽然蒋介石不久以后走上了反共的道路，在思想上继承了西山会议的道路，但在组织方面，对西山会议始终是打击。”[27]段干木在书评中也称该书为“一部勘误求是拨乱反正的力作”。[28]
但在笔者看来，唐德刚在该书序言中的评价更为客观：“谢君之作，终究不失为西山会议派传统的反俄、反左的一家之言。”“在新史料的运用上（如最近解密的苏共档案和久被国共两党所忌视的谢持等诸元老的日记、私家文献等）所下的功夫，也是十分客观的。”“当然谢君之作，也不脱当事人后裔著书，辩冤谤白，难免于隐恶而扬善。所以作为谢持的孙子，难免笔端常带有感情。”[29]的确，该书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对诸多事件的评述和人物思想的分析，多是出于个人的臆测，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大有“偏颇之处”，从而难免使人不对其相关结论产生质疑。而且该书纪事性较强，在写作上以大量揭露事实为主，虽不乏学术性，但部分注释却很不规范，大量引文未标明出处；且多因论述“过于深刻”，大段或是整篇引用史料也使得逻辑上稍嫌混乱。
谢幼田在很大程度上是想借助苏联解体后随之解密的一手俄共新史料“揭露苏俄侵华阴谋”，并结合中国国民党败逃台湾的事实来证明“西山会议派”先前反对“联俄”“联共”的先见之明。所以，诸多的事实与史料在弘扬“西山会议派”政治主张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些“标新立异的观点”与之相印证。如，“共产国际处于苏俄的全方位控制，苏俄始终是沙俄帝国主义的继承者”；“‘西山派’是反左、防左运动的先知者，而不是反对国共合作的‘反动派’，更不是孙中山所训斥的败类”；“联俄、联共只是一种暂时的策略运用，所谓《加拉罕宣言》从未兑现，算是历史上的最大骗局之一”；“斯大林激化中国的内乱与外患，孙中山在危机中拒绝俄共乱华诱惑”；“苏俄与吴佩孚、张作霖、陈炯明都有勾结”等。并总结出“西山会议派”的三大历史价值：不遗余力地反对阶级斗争；第一个将苏俄视为帝国主义的国家；首次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对待。[30]
事实上，正如章开沅所言：以国共两党的历史而言，受两党数十年政治竞逐和对立之浸染，厕身于不同政治环境之下的海峡两岸学者对两党历史的论断，即存有甚深的歧见。是故，笔者对谢著的与“西山会议派”“旧结论”一脉相承的很多“新观点”基本也是难以认同。不过，谢幼田所运用的新史料，对事件更为全面的揭露当然是需要肯定的（谢幼田主要是利用“西山会议派”人物所留下的日记、年谱、文集、当事人的回忆录，尤其是独家资料《谢持日记》，对整个西山会议的发轫、兴衰过程进行了全面细微的介绍，揭露了先前大量未知的事实。最为明显的是对蒋介石的崛起、蒋介石对“联俄”“联共”的态度，及其与西山会议的利益交换和妥协做出了较为公允的评述，所以此书至今仍不能在中国台湾出售），尤其是对“西山会议派”核心人物言行的记叙可算是现今水平较高的一大著作。
此外，在中国台湾早期还出现了一些当事人对西山会议记叙的文章，主要集中于《传记文学》。[31]其中还刊有唐德刚的《论西山会议派》，他认为“西山会议派”的政治倾向可从“分共而不反共”“一党专政与民主专权”“反共和反集权”等方面进行评价，同样也指出戴季陶主义是西山会议的理论先导，“西山会议派”对“清党”发挥了首倡之功，其“分共”而不是“反共”的根本目的是为反对鲍罗廷和中央政治委员会，但并未就这些论点做出更深入的论述。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召开“十四大”时，为警醒台湾中国国民党内的派系纷争现象，《历史月刊》特意登载专辑“国民党的分合”，以西山会议为开端，对中国国民党百年来发生的“西山会议”“宁汉分裂”“扩大会议”“宁粤分裂”（“非常会议”）这四次最大分裂进行了专文介绍，其中“西山会议派”贯穿始终，主要是以叙事为主。[32]李国祁也曾撰文《邹鲁与西山会议》，对邹鲁在西山会议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分析。[33]香港目前仅查找到一篇关于“西山会议派”的论文，即苏维初的《国民革命时期的西山会议派》。作者主要是围绕合法性的问题来讨论“西山会议派”，并将此视为其失败的根本缘由；此外还对“西山会议派”的权力基础、组织力量稍做了介绍。[34]
开始以“西山会议派”为主题进行学术研究的，要算是韩剑华在1980年撰写的硕士论文《西山会议之研究》。[35]韩剑华以政治学者D.Eston之政策分析法（Policy Analysis）及系统论为框架讨论“西山会议派”。他将“联俄”“联共”政策列为“输入项”，将“西山会议派”列为“输出项”，即没有“联俄”“联共”政策，便不会发生西山会议。笔者也基本同意这一关系的论证。韩剑华多是从政治学角度出发，所以很多地方的解释与历史学的观点不一样，这是韩文值得参考的特别之处。但文中过长地叙述“联俄”“联共”的政策，使得“联俄联共的分析”与“西山会议的概述”在整篇文章中平分秋色，以致忽略了“西山会议派”本身的政治主张及中国国民党“上海中央”的实际运作等问题。而且很奇怪，文中竟未运用《清党实录》这一研究“西山会议派”最基本的资料。韩剑华的研究主旨为三点：首先是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进行研讨以寻找其政策本意的正确性。其次探讨了中国国民党在改组后的结构，是否有未尽善之处；而西山会议的召开，是否除了“反共”之外，还希望能使中国国民党在组织体系上更臻完善。最后重点讨论了“西山会议派”的反共行动对于中国国民党在后来检讨中国共产党之问题上，是否有所作用。文中对“西山会议派”的评估落脚于合法性的问题，并强调西山会议属于“非法之举”。[36]
时隔17年后，台湾政治大学的金永信则以“西山会议派”为研究对象，于1997年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西山会议派之研究（1923—1931）》。该文运用了多种的史料，尤其是民国时期的各大报纸，并结合当时海内外的研究成果，对西山会议人物的具体活动以及“西山会议派”的“上海中央”组织的运作进行了甚为细致的介绍。文中对“西山会议派”参与“扩大会议”“非常会议”的叙述可算是填补空白之举。该文作者用了近一半的篇幅论述上海“二大”及其各地党部活动，大致与李云汉的《上海中央与北伐清党》一文观点相同，但也有不少的扩充，如“鉴于‘上海中央’之所以能与‘广州中央’并存一年多的事实，不能以单纯的正统与否来抹杀或忽略其地位”。
该论文主要内容如下。第一，“联俄”“联共”引起的纷争，以及西山会议对时局的主张与态度、各方对西山会议之反应。第二，“上海中央”的组织特色与活动；其国内外党务与地方党务的活动进行以及遭遇的困难；上海“二大”召开所拟订的重要决议及其影响。第三，探讨北伐时期、“清党”时期、宁汉相争之时，“上海中央”的运作。第四，“西山会议派”之没落——以中央特别委员会、“扩大会议”及最后反中央活动为中心。作者最终的结论是：“西山会议派”在“反共”“清党”上发挥了先导作用，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反蒋运动中更为积极，不可否认，“反共”与“反蒋”是“西山会议派”的两大政治活动。“西山会议派”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重演了“历次权力斗争中，成功的几乎都是草莽英雄，秀才造反却往往难望有成”的悲剧，并将其失败的原因归于“本身无实际力量，不懂得运用群众，只有一个响亮的‘反共’口号等”。
中国大陆方面对“西山会议派”的研究，目前还尚未查找到相关的专著。最早都是以章节的形式出现在诸多的革命史、或是中国国民党党史的著作中，多是叙事性地交代事件的经过，概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左派”对“西山会议派”的反攻，且统一将其认定为中国国民党“右派”反共的必然结果。[37]其中较为突出的是高军等编纂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不仅将“西山会议派”的活动分为北京、上海、南京三时期进行论述，而且对其政治主张、其所罗列的“中共罪行”进行了大量的阐释。[38]最近出版的《中国近代通史（第七卷）》一书中肯定了“西山会议派”“分共而不是反共”的观点。[39]首次将之以派系进行研究的则是郭绪印主编的《国民党派系斗争史》。[40]他以“‘西山派’与蒋介石矛盾的演变”为章节名称，详细梳理了蒋介石与“西山会议派”关系的张弛，主要包括蒋介石对“西山会议派”人物的两次分化、“西山会议派”所采取的“薄汪厚蒋”策略等；并对“西山会议派”的消亡原因以及中国国民党派系斗争的正负面影响有所论述。崔之清主编的《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第一卷，将“西山会议派”的“上海中央”“二大”与“广州中央”“二大”进行了详细的对比，以此来考察中国国民党改组后社会结构的变化，具有一定的深度。杨奎松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41]，是国内第一部从中国国民党史的角度研究国共关系的著作，颇具新意和开拓性，将国共关系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此外，在文史资料中也出现了一些与“西山会议派”相关的回忆性文章，如周一志的《关于西山会议派的一鳞半爪》等。[42]
有关“西山会议派”的论文，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陆续出现。[43]这些文章大都不约而同地轻描淡写主体人物与西山会议的关系，多是对这一派系进行评析，基本也是将之归为反共的中国国民党“右派”集团，并在这一前提下展开论述——与上述革命史著述中的观点类似，只是稍加具体。
2000年前后出现的相关论文，开始将“西山会议派”的具体环节或影响逐渐显现出来。诸如杨奎松的《容共还是分共——1925年国民党因“联共”而分裂之缘起与经过》一文，打破了传统的“西山会议派”“反共”一说，首次指出西山会议决议中的“分共”主张。[44]该作者认为，简单地从“反共”的角度来考察这段历史，无论其为肯定、为否定，自然难以体察当时条件下影响分裂者情感、判断和认识的各种复杂历史因素与特定之历史环境。在今人看来，这些分裂者当年的一些看法和感受可能偏颇片面，但当年他们曾经因为那样的看法和感受而走向分裂，却是不可回避的事实。所以，杨奎松主张从深入了解中国国民党分裂者当年如何看待“联共”问题入手，以此分析说明他们逐渐走向“分共”道路的主客观因素乃至心理情感方面的种种复杂原因。该作者所展现的这一视角为考察西山会议的发起缘由打开了更广泛的理路。杨天石的《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是现今学术界研究“三大政策”的最权威代表。[45]该文在解决海峡两岸对“三大政策”来源分歧的同时，也将“西山会议派”与“三大政策”形成的关系真实地展现于读者面前——“三大政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反对“西山会议派”与戴季陶主义的斗争中提出、演变的。作者的另一文章《中山舰事变之谜》的问世[46]即揭开了民国史二谜之一，又再次将“西山会议派”及其“孙文主义学会”在“中山舰事变”中的影响挖掘了出来，从而肯定了“西山会议派”在“蒋中央”崛起中的作用。
因为“西山会议派”的主张多以邹鲁、谢持、居正等领导人物的意旨为代表，故他们的言论与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整个派系。所以罗敏的博士论文《邹鲁与蒋介石的关系（1923—1931）》认为，邹鲁在很大程度上便是西山会议的代言者。[47]该文指出，1923年至1931年的邹鲁、蒋介石关系随着“西山会议派”活动发生演变，主要围绕两条线索展开：一为“联共”“限共”与“清党”的争论，二为“民主”与“独裁”的争论。邹鲁、蒋介石围绕“联共”“限共”与“清党”问题的争论不是要不要“反共”的政策性分歧，而是到不到时机和采取何种方式的策略性分歧。正因为如此，邹鲁在反共伊始时，采取“薄汪厚蒋”的策略，直至“整理党务案”后，邹鲁方因对蒋介石的“限共”策略表示失望，转而公开攻击蒋介石，邹鲁、蒋介石矛盾由此表面化，由于双方的分歧仅是方式和方法上的，而非本质上的，因此双方在“清共”问题上达成共识，一度和解。这对我们探讨“西山会议派”与蒋介石的关系问题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此外，陈均在《试论西山会议派与新右派对“联俄容共”的态度演变》一文中，就“西山会议派”对“联俄”“联共”的态度则分别分阶段进行了考察。陈均将“西山会议派”对苏俄的态度演变大致划分为“联俄”“疑俄”“反俄”；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则分为“一般反对”“友谊解决”“彻底清共”，并由此态度的演变分析了“西山会议派”对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影响。[48]
或许，因“西山会议派”的核心人物个个都有几十年的革命历史，海峡两岸先后出版了“西山会议派”诸人的传记：大陆有林友华《林森评传》（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刘晓宁《“无为而治的国家元首”：林森传》（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林济《居正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张小林《覃振传》（中华书局2005年版）等。中国香港和台湾主要有陈哲三《邹鲁研究初集》（台北华世出版社1980年版）、许继峰《邹鲁与中国革命（1885—1925）》（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版）、朱西宁《表率群伦的林子超先生：林森传》（台北近代中国杂志社1982年版）、谢幼田《谢慧生先生事迹纪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还有海外研究者萧邦齐的《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这些传记对我们研究“西山会议派”人物提供了一定的线索，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而且差不多“西山会议派”的每个人也都有其自述、年谱、日记等一类的著作，亦是本书重要的资料来源，具体可参见本书书末的参考文献部分。
基于前人的研究和相关史料的挖掘，笔者试图从“西山会议派”分裂中国国民党中央到反蒋的活动轨迹中，来考察革命党精英在孙中山逝世后蜕变的量化过程，以便对中国国民党改组后的裂变与异化能有更深刻的探究。本书主要从以下几点着手。
第一，从“分化”到“分裂”——西山会议之缘起。“联俄”与“联共”虽是在20世纪20年代先后发生的两件事，但却实为一体。“联俄”“联共”政策的确立是为孙中山与苏俄追求不同目的的一种利益结合，两者之间有着剪不断的因果关系，“联共”因“联俄”而起，“联俄”因“联共”而实施。在“联俄”“联共”的时代背景下，“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必然会触及苏俄的神经，斯大林派往广州协助孙中山进行国民革命的政治顾问鲍罗廷也不可能允许“联俄”“联共”的中断。那么，在西山会议召开之前，面对发起人的反共行为，苏俄到底做了怎样的回应，尤其是鲍罗廷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他们与西山会议的召开又有着怎样的关系。这些疑问在我们重新考察西山会议的发端时，似乎都是值得关注的环节。
第二，从“暗斗”到“明争”——“西山会议派”与中国共产党之拮抗。西山会议召开的同时，“西山会议派”于1925年12月14日正式在上海另立中央[49]，中国国民党有史以来出现了一个政府两个中央的局面。在“上海中央”的筹建与运作中，各地的“孙文主义学会”成员和广东大学辞职的38位教授扮演了一定的角色，成为“西山会议派”的重要组织力量。作为“西山会议派”的领导核心，“上海中央”的筹建虽是为对峙于汪精卫的“广州中央”，但其组织进行，尤其是党务活动却是拮抗于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20年代动荡的局势中，中国国民党的“上海中央”与“广州中央”得以平行发展，且各自召开了欲立党统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中央”“二大”上，被“广州中央”开除党籍的“西山会议派”彻底推翻了“联俄”“联共”政策，郑重发出了“清党宣言”。曾被视为“友党”的中国共产党随之被划入“敌党”，西山会议时的“文字分共”决议也被“上海中央”在国内外党务及其地方党务中旗帜鲜明的反共行径所代替。随着从“友”到“敌”的关系转变，先前与中国国民党“右派”进行“暗斗”的中共中央开始从正面对其首领——“西山会议派”势力发起了猛烈的回击。
第三，从“叛党”到“合流”——“上海中央”与蒋介石“党统中央”关系之演变。作为“叛党集团”，“西山会议派”自“分裂”时便与汪精卫执政的“广州中央”对抗，且一直呈水火不容之势。“中山舰事变”后，军事强人蒋介石开始崛起，并逐渐替代了汪精卫在中国国民党内的政治地位。于是，“上海中央”开始在“清党”前奏中对蒋介石“党统中央”“频频示好”，但日益“右倾”的蒋介石对“西山会议派”“厚蒋薄汪”的策略反应却出人意料，并在“四一二政变”当天查封了“上海中央”。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国民党内两个政府三个中央的局面随之结束，宁汉沪三方在相互的坚持与妥协中，合流于中央特别委员会这一过渡机构。鉴于大革命时期苏俄，尤其是中国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廷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他们对“西山会议派”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上海中央”与蒋介石“党统中央”的关系演变。
第四，由“革命者”沦为“政客”——“西山会议派”在“联俄”“联共”后的蜕变。中央特别委员会昙花一现，“把持”中央特别委员会的“西山会议派”在遭受“一一二二惨案”致命打击后，开始了近4年的反蒋历程，其间先后参与了中国国民党党内的另两次另立中央的大分裂活动，即20世纪30年代初的“扩大会议”和广州“非常会议”。从西山会议到反蒋的6年时间，“西山会议派”这一革命党精英在历经三次分裂中央的活动中发生了蜕变：由革命者沦为政客。其中，由“清党”过渡到“反蒋”的“西山会议派”到底与“南京惨案”有何纠葛，“南京中央”对“西山会议派”参与“扩大会议”的角色如何定位，“胡汉民汤山之禁”是否构成“西山会议派”参与“非常会议”的理由；而“西山会议派”蜕化的量变过程能否在这些疑问的探究中得以显现？在汪精卫、蒋介石的联手攻击后，“西山会议派”竟还能继续积极反蒋，在长达6年的斗争中，他们又处于怎样的生存状态？这些似乎都是前人未曾涉及的。
第五，历史痕迹——“西山会议派”之影响。除了与派系斗争共有的正负面影响外，“西山会议派”对其时代与个人的具体影响，似乎不能简单地归结于“破坏国共合作、阻碍革命进程”等，这需要更为仔细的探究。作为横跨大革命时代、以路线之争起家的“西山会议派”，挑起或是促发了诸多的政治事端，在无形中也助长了不良现象的恶化，它的存在似乎已与动荡的时局形成了一种互动。在“西山会议派”群体所存在的6年中，其自身力量亦因政局的发展及政治利益的取舍出现了消长，而这些人物“附蒋”后的命运同样与“反蒋”历史密切相关。
第六，结语——对“西山会议派”政客化的思考。孙中山逝世后，因“制度权威的缺失”，“西山会议派”以及其他派系或是集团势力先后出现；伴随革命党精英的权力纠葛、诸多足以影响时局的政治事件的发生，使得“西山会议派”“一分而不可收”，由此其在中国国民党百年史上的四次大分裂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西山会议派”可算是革命党精英蜕变后的一个特殊群体，其派系构成、政治抱负及反蒋终结后的个人政治倾向都有着鲜明的特色，与“九一八事变”之前中国国民党的其他派系极为不同。
本书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档案馆、“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台湾“国史馆”、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已刊和未刊档案，当事人的日记、回忆录、文集、自述，民国时期各大报刊以及海峡两岸新刊布的文献史料等为依托，综合运用历史学和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除了对前人持有异议的观点进行论证外，还试图以“西山会议派”的活动轨迹为经，以其与动荡政局的相互作用为纬，以此对“西山会议派”长达6年的生存状态及其存在原因做一客观的评价和阐释，尤其是对这一派系群体自身的演变、与中国共产党的斗争、与汪精卫、蒋介石这两大集团间的分合及其于时代、于个人的影响等相关问题做一全面深入的学术探讨。当然，这既不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的否认，也绝非标新立异，而仅是从个人视角提出浅薄之见，就教于学者前辈。笔者还试图梳理“西山会议派”主要人物的个人档案，就每个人对中共、苏俄、“联俄”“联共”的态度，以及后来反蒋的转变，分裂中央的信念支持，对“权势”的真实看法等问题进行彻底的挖掘，从而在这一派系人物的共性、派系特性的分析中能够对“西山会议派”的产生、兴衰，与中国国民党其他各派的关系往来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但因资料不足与学力不逮，不完善之处只能留待以后继续探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