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
“联俄”“联共”政策不仅为国共合作提供了历史契机，也给国共两党自身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山会议派”便是中国国民党“联俄”“联共”的“输出产物”。“西山会议派”多以孙中山的纯粹三民主义信徒自我标榜，为维护孙中山的党国大业，打出了“分共”“联俄”的旗帜——试图在以“分化共产分子”的方式中断鲍罗廷“横恣妄行”的同时，使得“联俄”的中国国民党既不会被“赤化”，又能在继续得到“俄援”的情况下，独掌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他们的这一“理想抱负”是否与孙中山“联俄”“联共”的良苦用心相一致，是否又符合“联俄”“联共”双方在背后所进行的利益交换原则，从这一主张又如何评判“西山会议派”这一群体人物的价值趋向，这需要我们对“联俄”“联共”政策的形成做一深刻探讨，对大革命前中国政局的发展有一交代。
“联俄”与“联共”虽是孙中山在20世纪20年代先后完成的两件事，但却实为一体，两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将大革命前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苏俄、共产国际四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张复杂的关系网，而中国国民党内部也因此纠纷不断，呈现出派系分裂的局面。
“联俄”的初期，孙中山、苏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围绕国共合作问题，特别是在合作的具体形式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最终由共产国际推出的国共合作却是由苏俄与孙中山支配。这样，国共发生冲突时，被中国国民党“容纳的共产分子”多处于第三者的地位，正面交锋的双方主要是对“联共”表示反对或不满的中国国民党元老与孙中山、鲍罗廷之间。“联共”初期，中国国民党内的反对“联共”案多被孙中山以个人的威信抚平，而鲍罗廷又得宠于孙中山，所以他在中国国民党内“加强孙中山的‘左派’立场，分化‘右派’”的工作进展非常顺利；但在孙中山逝世后，中国国民党中央出现权力真空，为了将汪精卫扶持为孙中山的合法继承人，确保“联俄”“联共”政策的继续，鲍罗廷制定了“加速国民党分裂，彻底清除‘右派’的活动计划”。可以看出，围绕着“联俄”“联共”的发生，大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舞台出现了纷繁复杂的景象，“联俄”与“联共”之间的微妙关系则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这一政局的发展。
对于“联俄”与“联共”二者之间的关系，前人多有研究。有人将“联共”列为是“联俄”的条件[50]，有说“联共”是“联俄”的苦果[51]，或说是一种自食其果[52]。也有人认为“世人将联俄联共一词混为一谈，以为两个政策同时成立，或竟以为联共为联俄的条件，不尽符合事实”。[53]本书笔者在对“联俄”“联共”政策的缘起、酝酿及最终实现的历史过程，尤其是对联盟的双方——孙中山与苏俄方面的态度变化、利益抉择进行全面考察后，认为上面的结论似乎稍过于片面化。本书拟就以“联俄”“联共”政策的制定者——孙中山及苏俄各自利益的取舍为着眼点，试图对“联俄”与“联共”之间的微妙关系做一再探讨，以便对中国大革命的背景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
一 “联俄”“联共”的落定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正式形成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正式确立。“联俄”“联共”由中国国民党、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四大组织构成，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与苏俄在华“东方路线”实施者的中国共产党尽管在联盟形成中一再争取自己的权益，最终还是无条件地服从了共产国际，但共产国际又完全依附于苏俄。[54]这样一来，“联俄”“联共”事实上交由孙中山与苏俄两方主宰。从孙中山“联共”与苏俄“联孙”的起始过程来看，“联俄”“联共”确为孙中山与苏俄一种利益的结合，是不同目的的追求和暂时对付敌人的结合。[55]
1.“联俄”的开始
作为革命领袖的孙中山自始认为外交是革命成功的因素之一，因为他需要款项来支援革命，同时也希望外国能承认他所成立的反对清王朝以及北京政府的政权。但从总体说，一直到苏俄的援助到来之时，孙中山所进行的谋取外国援助的努力事实是失败的。[56]
“十月革命”发生后，孙中山致电列宁，对其革命成功表示祝贺，标志着孙中山开始主动与信仰共产主义的苏俄联络。[57]而在孙中山对西方国家彻底绝望时，苏俄外交大使加拉罕于1919年7月、1920年9月两度发表对华宣言，自动提议放弃沙俄从清政府取得的各项在华利权。这一举动更引起了孙中山对俄国的注意，由此拉开了“联俄”“联共”的序幕。[58]1921年11月7日，列宁对契切林的指示则是苏俄正式与孙中山进行联络的信号。[59]次年4月，苏俄委派上海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成员达林（A.S.Dalin）作为北京外交使团与孙中山联络的全权代表（即苏俄与孙中山的联络代表）前往广州与孙中山建立直接联系。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陷入了内外交困的窘境，此事对他的“联俄”政策起了轻微的催生作用。在当时的孙中山看来，中国的革命有许多地方需借镜苏俄，苏俄之新经济政策早已变更其共产主义特征，其实已无可惧之处。孙中山发表了声明：“赞成有一个倾向中俄德三国接近的政策……”[60]这一声明成为孙中山意欲联俄的起点。[61]接着，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孙中山正式“联俄”。
我们看到，从1919年孙中山开始注意苏俄至1923年“联俄”方针的正式确立，经过4年左右的磋商与考验，直到双方都看出合作对自身所能带来的重大利益时，联合协议才最终达成。而这一联盟关系的确立又与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联共”建议有着极大的关联。
2.“联共”的开始
苏俄、共产国际联合推出的“联共”政策即是“斯内夫利特战略”。[62]目前的研究基本认定李大钊、陈独秀等加入中国国民党为“联共”之开始。1921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Marling，原名J.F.M.Sneevliet）提出的国共党内合作计划被共产国际采纳后，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便发表宣言主张国共同盟。同年8月，在说服中共中央之后，马林与张继、孙中山等再度进行党内合作的讨论，当时，孙中山很爽快地表示愿意亲自接纳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等人入党。9月初，经张继的介绍和孙中山“亲自主盟”，陈独秀、李大钊等正式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此为“联共”之开始。[63]接着，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国共党内合作的决议，要求中共党员全部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1924年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后，国共合作的局面真正形成。
很明显，共产国际的“联共”既不是简单的“容纳共产分子”的举措，也不是中国共产党所说“三大政策”中的“联共”状态，而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深入的动态发展过程。孙中山生前并未对国共关系做过任何具体的定性，在他的文字中也未出现过“联共”一词，“联共”“容共”都是后人对其当时思想的概括。[64]所以，孙中山个人容纳“共产分子”的举措只能算是中国国民党“联共”的一个起点；“联共”的开始并非早于“联俄”半年[65]，最后的形成同样是晚于“联俄”。
3.《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发表
1922年7月26日，苏俄驻华特使全权代表越飞（Adolph A.Joffe）在促使孙中山与吴佩孚联合失败后，经过对孙中山、吴佩孚政治态度的甄别，决定联孙弃吴。[66]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联合协议达成。至此，“联俄”与“联共”正式结合，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得以公开化。
从《孙文越飞联合宣言》[67]本身来看，这是一个双方妥协的产物，因为孙中山要完成统一革命的关键是解决军事经费问题，苏俄的越飞则要努力造成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亲苏俄政权。从孙中山和越飞的角度来看，《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是一个双赢的成果：孙中山从此有机会获得苏俄在政治、道义、资金、物资等方面的援助，使行将衰颓的中国国民党焕发新的生机；而苏俄通过与孙中山的结盟，以及得到孙中山在中东铁路和外蒙古问题上对其立场的认可，不仅给北京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减少了以后在谈判上的阻力，更重要的是使苏俄有可能插足中国南方，培养亲俄、反帝的革命力量，推动东方革命运动的开展。[68]
不管是妥协的产物，还是双赢的成果，联盟的双方在该宣言的背后都怀有不同的终极目的。苏俄为了实现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将“共产分子”作为了“联孙”的筹码，在允诺“共产主义不能在中国”推行的同时，推出了“斯内夫利特战略”；孙中山为了得到苏俄的军事、财政援助，做出了“联俄”亦“联共”的抉择。于是，“联共”就成为双方相互考量、目标实现与否的关键所在。而《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也成为“联俄”与“联共”的黏合剂：孙中山以“联共”为妥协，实现了与苏俄联盟关系的确立，而“联孙”的苏俄则开始将其对华输出共产主义以及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双重战略，以国共合作的形式巧妙地结合起来。这样，孙中山与“容纳的共产分子”的合作好坏便成为了苏俄衡量“援孙”的标准。直到中国国民党以鲍罗廷为顾问进行改组并胜利召开中国国民党“一大”后，莫斯科方面才真正下决心对其进行援助。1924年10月8日，装载苏俄第一批援助的“沃罗夫斯基号”从海参崴驶抵广州。
二 “联俄”“联共”的背后
“联俄”与“联共”既是孙中山与苏俄的权宜抉择，那么从政策的缘起到酝酿阶段，双方到底抱有怎样的态度？为了实现自己的终极目标，双方又做出了怎样的取舍？通过对其背后情形的仔细考察，两者之间互为条件、相互影响的关系可更为清晰地呈现出来。
1.孙中山的两难——“联俄”亦“联共”
“联俄”“联共”政策出于孙中山的干纲独断[69]，面对众多老党员的一再质疑，孙中山却依然坚持己见，这其中必有他的一个价值判断，有他主观愿望的需求和预设目标的追求。
孙中山一开始对“联俄”顾虑重重：1921年12月，在广西桂林与马林首次会晤时，孙中山就指出：“共产之在苏俄行之，而在中国则断不可能。况吾师次桂林，志在北伐，今吴佩孚屯军洞庭以逆我，吾夺洞庭……实侵英国势力范围，英（若）知我‘联俄’，必力图遏我。吾北伐之师，从此殆矣！为安全计，今仅能与苏俄作道义上之联络。”[70]1922年4月与达林会谈时，他再次坦率地表示“怀疑苏联的政治制度，推崇美国的民主制度”，表示要把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原则应用于中国。[71]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联俄”一事随之出现了转机。孙中山因陈炯明的背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他在《致党员书》中说道：“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72]此时的孙中山陷入了一生中最严重的一场危机：处于北洋军阀时期的孙中山始终面对着军人当道、军人势力支配的政治局面，此时他身边仅有的几位军人中，忠诚的邓铿被暗杀，有势力的最为倚重的陈炯明已叛变，熊克武则向北洋军阀靠拢，留下的许崇智常常打败仗，地位稍次的蒋介石也老是意气用事，动辄离岗；所剩的得力助手大都是文人，但其中的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老同志却也在陈炯明反叛的初期开始疏远孙中山，甚至还发电反对孙中山[73]；英国这时也暗地里站在陈炯明一边，乘机对孙中山施加压力。
为了摆脱绝境，孙中山下决心要抓住苏联伸出的援助之手。1922年6月23日，他托陈友仁转告来广州访问的达林：“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真诚的朋友是苏俄。”[74]“我确信，苏俄甚至在危难之中也是我唯一的朋友。我决定赴上海继续斗争。倘若失败，我则去苏俄。”[75]1935年，马林在与伊罗生的谈话中，也曾提及：“孙中山在1922年被陈炯明逐出广州后，我与他在上海多次会谈。他请我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阐述关于群众运动的观点，他变得更易于接受意见了。”“由于孙中山在广州的失败，迫使他不得不按照发展现代群众运动的路线来考虑问题，其次，考虑从俄国取得授助。”他还强调说，“1923年时，孙对发动群众运动是冷淡的，只关心军事”。[76]显然，在马林认为，孙中山此时的“主动”更多为现实情景的“迫使”，他所关注的只是苏俄的军事财政援助。
1923年3月，孙中山还对美国友人布罗克曼说道：“对于来自美国、法国、或者其他强国的援助，我们已经绝望了……以某些迹象表示了帮助我们南方政府的唯一国家，就是俄国的苏维埃政府。”布罗克曼问曰：“您认为苏维埃是民主的吗？”孙中山毫不犹豫地答曰：“苏维埃是什么，我并不介意，只要他能够帮助我反对北京，也就行了。”[77]在同一年，孙中山还对美国记者舒尔曼谈到他“联俄”的不得已：“中华民国就像是我的孩子，他现在有淹死的危险，我要设法使他沉不下去。当我们在河中被激流冲走时，我向英国和美国求救，他们站在河岸上嘲笑我们。这时候飘来苏俄这根稻草，因为要淹死了，我只好抓住他。英国和美国在岸上对我们大喊：千万不要抓那根稻草，但是他们不帮助我。我知道那是一根稻草，但是总比什么都没有好。”[78]
那么孙中山所抓住的“这一根稻草”又能带给他多少希望呢？从著名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看，孙中山与苏俄的联合似乎真的是实现了“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远大政治理想之一环。[79]或许为了避开西方国家的眼目，《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仅是表明了双方联盟的基点，指出了“共产主义不能行之于中国”“放弃在华特权”“对外蒙无领土野心”等达成协议的原则问题，并未提及双方有任何实质性的互助行为。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更多的核心问题是在该宣言发表前后，双方进行的私下切磋与商定。正如徐万民所言：“孙中山的联俄政策形成与展开的真实情景，是在互有所求、多项选择、艰难谈判的过程中曲折地行进的。”[80]
蒋永敬先生在《孙中山先生与越飞联合声明前的谈判》一文中详细考察了孙中山越飞之间的往来信函、商讨内容，尤其是双方对孙中山提出的依赖于俄援的军事计划的具体斟酌过程，指出“苏俄提供援助，以及孙中山获取援助的必要条件‘联共’，这两件事是他们讨论的焦点、重中之重”。[81]李云汉先生也认为：“孙中山之‘联俄’自始着眼于军事上的需要，此一希求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亦曾明白表示出来。宣言中的‘俄国援助’并未明白确定其援助的性质，苏俄的领袖将援助一词解释为俄国革命经验的传授。孙中山的‘联俄’有防患（防俄亦即防共）与求援两种目的，那么对苏俄的‘援助’自然寄希望于军事、财政的支持了。”[82]据韦慕庭引英国情报部门所保存的报告原件称：“在孙越会谈中，双方也都同意苏俄对孙中山给予道义上和财政上的支持，以此作为将来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承认苏俄政府的条件。”[83]
在宣言刚公布后一个月，孙中山借越飞赴日本会见俄日协会会长后藤新平的机会，派廖仲恺随行继续商讨合作的具体事宜。作为会长联络官的内藤民治曾参与后藤新平与越飞的会谈，在他的回忆录中同样指出“廖仲恺与越飞会谈最重要的问题是关于军事资金的问题”。[84]汪精卫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此曾有介绍：“越飞往日本时，仲恺偕行，二人在热海同住一月，对各种问题互相辩论。对俄国之现状及俄国何以思与中国携手之原因，廖皆知之甚详。”[85]直至1923年10月6日，受命斯大林派遣往广州的顾问鲍罗廷在向莫斯科报告中，仍然说道：“渠与先生（孙中山）会谈所获之深刻印象，认为先生‘联俄’最大动机，即在获致苏俄之物质援助。”[86]
从上可以看出，孙中山“联俄”的目的虽不排除前人研究结果所揭示的[87]，但更为主要的还是在苏俄军事财政援助上。为此，他做出的价值判断是舍“国民党的纯粹组织”以获取苏俄允诺的援助——为了“联共”深入发展，在鲍罗廷的全面参与指导下，对中国国民党进行“以俄为师”的改组。
对孙中山“联共”政策的缘由一直是众说纷纭：有说孙中山既已决定“联俄”，同时又决定“联共”，“‘联共’意在‘溶共’，旨在削弱或瓦解共产党组织，是要同化和消灭共党思想；是要规范、约束共党行为，而非养共”。[88]有说所以“联共”，固基于马林之建议，亦感于本身之创痛。[89]有说“联共”亦所以“联俄”，期其财政武器，能“为我用、为我助”。[90]还有说“联共”之目的在于受陈炯明叛变之挫折后，孙中山招兵买马，以图再起，想容纳中国共产党党员以团结中国国民党的力量。[91]
在笔者看来，若将这些分析作为孙中山“联共”后对中国国民党发展前景的一种乐观展望来理解，似乎更为合理。因为，孙中山很早就同达林谈起过“从联俄政策产生了他的联共政策”。[92]。在孙中山看来，中国国民党是传播主义的工具，多一些人入党，就多一些主义的传播者和同情者；尤其在它身处逆境的受挫时期，更需外援和外力相助。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五四”之后成长起来的一支新生政治力量，其蓬勃向上的活力正是老大的中国国民党所缺乏的，而中国共产党又是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吸纳中国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亦可间接汲取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经验和治党办法。[93]他为了顺应苏俄的意图，还是接受了国共党内合作的形式，容纳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杨奎松在研究中曾明确提出，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多少有着无可奈何的味道，他之所以会吸收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国民党，虽然有欣赏中国共产党能力的因素，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94]李云汉也指称“孙中山之‘联俄’立场乃纯粹基于普通友谊的立场，希望得到俄国的援助，并借重于俄国革命某些有效的组织与宣传方法”。[95]
很长时间之后，陈独秀在叙述中国国民党的“国际代表”倡导改组进行的情况时，同样认为孙中山是为了苏俄援助才遵从鲍罗廷的意见改组中国国民党的。他曾经在信中说道：“……国际代表马林垂头丧气而回莫斯科，继他而来的鲍罗廷，他的皮包中夹有苏俄对国民党巨量物质的援助，于是国民党始有1924年（民国十三年）的改组及其‘联俄’政策。”[96]作为一个有卓见的政治家，孙中山懂得按他的条件所缔结的“不相称的婚姻”的全部利益。只有如此，孙中山才可能获得苏俄大量的军事援助。[97]
所以，孙中山力排众议，“容纳共产分子”，并且要在“联俄”中一以贯之地深入下去，其最根本的也是因为苏俄的援助尚未真正启动。如王奇生所述，孙中山愿意“联共”与其“联俄”策略密切相关。孙中山知道让中国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是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旨意。如想要得到苏俄的帮助，自有必要理顺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苏俄方面亦暗示，他们对中国国民党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98]杨奎松亦表示，孙中山的“联共”政策是基于“联俄”政策之需要而形成的，换言之，其实更多的还是其“联俄”政策本身的一种需要。[99]
2.苏俄的抉择——“联孙”与“援孙”
20世纪20年代初期，苏俄政府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封锁和包围，迫切需要在东方特别是在与苏俄毗邻的中国寻找支持力量。在列宁有关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的指导下[100]，关注中国政局、在中国寻找可以联合的政治盟友，成为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对华工作的重点。
随着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深入了解，加之对中国各方政治代表人物的全面考察、比较和权衡，苏俄领袖最后选择了与孙中山领导下的中国国民党联合，并从1920年起先后派出了维经斯基、马林、达林、越飞4位代表与孙中山接触。[101]其中的马林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始作俑者，越飞则是苏俄“联孙”政策的确立人。两者比较起来，前者更具革命理想性，扬孙中山而抑吴佩孚；后者较重实利，以苏俄利益为优先，近吴佩孚亲孙中山。[102]
在与北京政府建交的谈判失望后，越飞开始将目标转向了“联孙”。1922年8—12月，他四度致书孙中山，商谈合作。经过将近3个月的探索，孙中山对越飞实利主义的作为自谓“已得要领”。他在1922年11月21日给蒋介石的信中说道：“兄（蒋）前有志西图，我今日在沪，已代兄行之矣，现已大得其领。然其中情形之复杂，事体之麻烦，恐较之福州情形，当过百十倍，此无怪吾国之志士乘兴而往彼都（莫斯科）者，悉皆败兴而返。吾幸而得彼津梁，从此可日为接近。然根本之办法……此可知非先得凭藉不可，欲得凭藉，则非恢复广东不可。”[103]
事实上，正是因为孙中山感悟的这一“凭藉”，越飞最终决定放弃吴佩孚联合孙中山。在给苏俄当局的报告中，他说道：“……孙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迟早会恢复在南方的全部影响。”“如果张与孙联合，孙可能会在近期内成为北京政府之外的整个中国的统治者。我们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则是，谁是中国事实上的政府，我们就应该跟谁打交道。”[104]越飞在报告中还说明了选择孙中山的另一原因：“必须指出一个情况——孙中山的国民党和孙中山本人一样，近几个月来因受我们的思想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其性质，国民党真正变为一个群众性的中国政党；这个党从其成立以来于近几天首次公布了自己的党纲。”[105]即孙中山接受了“联共”建议，中国国民党“最近”（中国国民党“一大”）发表了改进宣言。
其实，越飞的看法与莫斯科当局也是基本一致的。早在越飞建议之前，1923年1月4日，莫斯科当局就做出了同意的决议：“采纳越飞同志的政策建议，该政策旨在全力支持国民党，并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我们共产国际的代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106]同年3月8日，莫斯科已认为可以给孙中山大约200万墨西哥元的资助，并征得孙中山的同意派去政治和军事顾问小组。[107]5月，俄共（布）中央正式通知越飞转告孙中山：“我们准备向您的组织提供200万金卢布的拨款作为筹备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工作之用……”[108]值得注意的是，1925年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为研究对中国国民党和国民军援助问题，还专门成立了直属其领导的中国委员会。3月1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由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伏龙芝、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俄共（布）中央书记莫洛托夫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部长拉斯科尔尼科夫组成的委员会，“监督日常援助国民党和同情它的团体的措施的执行情况”。[109]在越飞的帮助下，苏俄政府终于走完了从在中国寻求盟友到联合孙中山再到确定给予其援助的历程。[110]
尽管苏俄援助孙中山起初缘于北京政府的拒绝，但最终的确立则不只限于对现实政治的考虑。苏俄还有一个更长远的目标，就是希望通过援助孙中山及其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将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引上苏维埃的道路，最大可能地让中国共产党掌握革命的领导权，从而实现其“东方路线”的战略构想。[111]于是，“联共”便成为苏俄向孙中山提供援助的条件之一。1923年4月30日，马林说：“援助孙要根据他全面改组国民党的愿望而定。”[112]6月，马林对孙中山只关注军事问题而拖延改组中国国民党十分不满，他又说：“我比以前更加坚定地认为，如果不进行党的改组，就不能给予援助，无论如何不能支持在广东的战争。”[113]改组中国国民党的中心议题也是“联共”。共产国际让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是希望中国共产党从内部改造中国国民党，推动中国国民党执行反帝、反军阀、与苏俄友好的政策，并利用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和影响扩大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和影响。[114]所以说，苏俄的对华策略有着明显的双重性，即在推动中国国民革命的同时，力图改善中俄关系，打破外交困境和缓解国家安全压力，以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近年来大量苏联解密档案以及相关研究成果也表明，20世纪20年代苏俄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包括援助中国革命，均有其自身利益的优先考量。[115]
因此，苏俄及共产国际总是有意识地去影响孙中山，极力想把中国国民党变为中国“激进革命的”“工农的”“雅各宾式”的政党。[116]孙中山对苏俄的这种用意自然有一定的认识，但在他看来，中国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要学习俄国的革命经验、俄共的组织模式，更重要的是获取俄国的军事援助；为此，他只能按照苏俄的建议容纳“共产分子”，展开“以俄为师”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工作。[117]出于对苏式共产主义的怀疑和对三民主义的绝对自信，孙中山并没有向中国共产党那样“全盘俄化”，他一再向苏俄声明“反对对华宣传和移植共产主义”的主张。对此，苏俄似乎做出了让步，《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出现了同意孙中山关于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的文字。其实，这一妥协并不意味着苏俄改变了对华输出共产主义的策略，因为它有了另外的打算——在物色到孙中山这一合适的在华政治伙伴时，苏俄已经将国家的利益与中国革命的利益，以共产国际、苏俄援助下的国共合作的形式巧妙地结合了起来。
所以，苏俄固然支持孙中山的民族民主革命，并强令中国共产党与之合作，但其最终目的却是要在东方推行苏维埃革命[118]，帮助中国共产党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以成为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苏俄能够对孙中山就共产主义在华地位问题上做出让步，关键在于苏俄虽可以不强求孙中山接受其主义和制度，但是中国共产党却可以向苏俄承诺从孙中山那里所得不到的东西，这就是苏俄与孙中山能够迅速达成妥协的根本原因。[119]所以，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成为了苏俄“东方战略”在华的推行者，“联共”后的孙中山国民党无形中也开始为其服务。由此也就明白，共产国际在“联孙”过程中强烈建议并最终促成国共党内合作的目的所在了。
马林是第一个奉共产国际之命派遣到中国执行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政策的人。马林会晤孙中山后，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就国共两党的发展情况做了对比。他指出，“只有孙中山国民党所控制的南方可以开展共产主义运动，国民党和工人之间的联系是多么密切，整个罢工都由这个政治组织的领袖们所领导，全部财政资助都来自国民党”。[120]并且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宣传团体更好一些”，“只要这些小团体不愿意与国民党联合，他们开展宣传工作的前景就颇为黯淡”。[121]此后，他还经常提到中国共产党的不成熟：“它（中国共产党）太早产（1921年），或者说得好听一些，是硬行组建的，仍然是强加的。而且因为这个党太早产，国外给予的支持也过于强大。”[122]总之，在马林看来，中国国民党就是《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中讲到的那种“民族革命运动”的力量，是个“多阶级的联盟，而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在民族运动中推行我们的思想和开展革命的反帝群众运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123]在与孙中山的商议中，马林提出了“斯内夫利特战略”——即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建议，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同意。
华盛顿会议以后，中国已不是一般所说的远东国家，它成了帝国主义政策的最重要的枢纽，因而帝国主义列强争夺权益的斗争在这里日益剧烈。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数量上还相当弱小，广州是工人运动的中心，更由于孙中山政府在南方是唯一的反帝革命政权，中国共产党在保持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独立的情况下，以个人身份到中国国民党内部去工作，是一种有效的手段，这可使中国共产党广泛地接近群众，在极短期间内变成强大的群众性政党，从而可由这个政党，而不是由资产阶级来领导组织完善的强大的工农运动。最终，通过中国共产党人加入中国国民党这一“内部集团合作”的形式来实现统一战线的口号。[124]因此，共产国际在对孙中山的革命地位做出判断后，自然不愿错过在中国建立统一战线的有利时机，于是接受了孙中山的党内合作条件。[125]
1922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做出指令，“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组织，现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支持国民党，特别是国民党内代表无产阶级和手工业的那一翼”。[126]这是共产国际第一次以文件的形式指出中国国民党的性质，表明它对中国国民党的支持和重视态度。这一指示虽然遭到了部分党员的极端反对，但在马林组织召开的“中共西湖会议”上，透过共产国际的纪律，还是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的决议。
紧接着，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做出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国共合作是必要的”。[127]1923年6月12—20日，中共“三大”召开，出于对该决议的尊重和国际纪律的约束，会议做出了与共产国际的“一一二决议”有着相同精神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正式决定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128]至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接受“党内合作”方式是勉强的，是迫于共产国际的压力。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国民党是以俄国的集中策动政策为最主要的因素，共产国际希望中国共产党人能推动中国国民党“向左转”，变成一个“民族性、群众性政党”，以期将它与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进行反对欧洲、美国、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从以上苏俄、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相互接近的过程来看，双方都有着很明显的现实政治动机。孙中山主要是想获得苏俄方面的物质援助，以摆脱政治上的不利局面，实现统一中国的理想；同时，也是为了从苏俄那里借鉴革命的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联俄”也算是孙中山深谋远虑后确定的一项基本政策而非一时的策略和手段。苏俄则主要考虑到在中国蒙古和“满洲”的利益以及远东地区的安全，特别寄希望于通过援助孙中山来扩大中国共产党组织，在中国实现其东方路线的苏维埃革命。在这个双向选择的过程中，单从孙中山的角度或单从苏俄的角度来考察“联俄”政策都是不全面的。因为面对“联俄”与“联共”，两者有着迥然不同的利益追求，而中国共产党则是其实现各自终极目的的一个结合点，即关键所在。
三 “联俄”“联共”的利益表达
孙中山与苏俄之间的联盟，从酝酿、商榷到形成的整个过程中，可以说双方都是各有所图，既有妥协也有坚持。在合作的进展中，双方更是用心良苦，经历了一场相互考验、等待的较量。
孙中山为“俄援”的“联共”：孙中山力排众议、干纲独断地决定“联俄”“联共”，按照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建议，在中国共产党和苏俄顾问的参与指导下先后进行了中国国民党的改进和改组工作。1922年9月至12月，他先后三次于上海召集有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改进党务会议，制订改组计划，成立了包括陈独秀、李大钊在内的党务改进案起草委员会，负责审查改组方案和党纲党章。同年8月，孙中山派遣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军事政治；10月召开中国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任命鲍罗廷为中国国民党组织教练员，负责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在广东局势非常复杂艰难的情况下，孙中山以他的威望，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来克服阻力。随着中国国民党改组的全面展开，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也在孙中山亲自主持下加紧进行。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自1923年10月成立起，50天内开会28次，认真地讨论和筹划改组中国国民党及召开中国国民党“一大”的各项具体问题。至1924年1月中旬，《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的起草和修改工作基本完成。中国国民党“一大”上通过的宣言几乎是照搬了共产国际执委于1923年11月28日做出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129]在苏俄、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参与下，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由一个单纯的资产阶级政党转变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多种成分组成的民主革命联盟。经由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开展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和政治基础。在此过程中，苏俄试图从组织上来彻底改组中国国民党，使其在国内同劳动群众打成一片、在国际上同苏俄和共产国际亲密无间，并力促中国国民党政治方针的全面革命化和疾进化，以便国共双方的革命目标得以接近。直至中国国民党“一大”胜利召开，苏俄以俄共组织模式改造容有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中国国民党的目标基本实现，国共合作的局面也正式形成。
对于一直关注中国国民党发展的俄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来说，其意义远不止于此。加拉罕向莫斯科报告大会的情况时，欣喜之情洋溢于表：“……‘一大’后的国民党正在变成一个真正的生气勃勃的、积极的、组织良好的国民革命党，这是我们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的……我现在要强调的是，正是国民党处于我们的影响之下，正是国民党对我们的威望充满尊敬和崇拜，正是这个党，它如此驯服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130]可见，孙中山的“联共”举措已经很大地满足了苏俄对国共合作的初期目标，而且国共合作的局面也在继续发展。对于孙中山逝世后，鲍罗廷在中国国民党内的权势运作以及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发展壮大，王奇生的《从“容共”到“容国”》一文做了详细探讨。[131]而从中国共产党力量急剧增长的角度来说，也可考察出为何孙中山逝世后的苏俄援助大大超过他生前所提供的。从现有资料统计，直到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前，苏联和共产国际给孙中山的援助未超过100万卢布。[132]孙中山逝世之后，这种援助迅速增加。1925年6—8月，从苏俄国库寄给上海的经费是20万卢布，从1925年4—10月，提供武器的经费是460万卢布，在1925—1926年财政年度中安排的军事供应拨款达1100万卢布。[133]这一前后反差的根本原因，是汪精卫在“左派”立场上比孙中山更坚定，更忠实于鲍罗廷的领导。所以说，“联共”政策进展的好坏——即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程度，成为了苏俄衡量其援助早晚与多少的标准。
苏俄为“联共”的投资：直到1924年10月8日，苏俄的“沃罗夫斯基号”军舰才首次启动了对孙中山的财政援助，这离《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已有1年8个月的时间了。当然军事政治顾问的援助早已派出，但这毕竟不是孙中山最为关切的。
“联俄”期间，中国国民党究竟从苏俄获得多少援助？韦慕庭对此进行了研究统计，他将“俄援”分顾问、金钱、武器三个方面。
顾问方面：除鲍罗廷外，在黄埔军校开学时（1924年5月），有俄国军事教官4人，其后陆续增加至30人。1925年2—3月，当黄埔军校的学生参加第一次东征时，有加伦率领的20个俄国军官参加。是年10—11月第二次东征时，各师参谋部多有俄国军官参加。据统计，在1926年1月，广州地区有140多个俄国军官。
金钱方面：1923年3月间，苏俄政府表示要援助广州政府100万元。在1924—1925年间，苏俄曾援助建立黄埔军校270万元（300万卢布），援助建立中央银行1000万元。
武器方面：1924年10月7日第一批运抵黄埔军校的武器有大炮、机枪和8000多支步枪（或云12000支）；12月运到的又有飞机9架、步枪弹药500万夹、机枪20架、大炮58门，另有机枪弹及炮弹等。[134]
俄国的这些政治投资，在中国国民党来方面看来，虽增强了势力，但似乎也冒着“党权旁落”的危险。所以张继、林森等在发动西山会议以前，曾致书汪精卫：“指为此区区俄援使党务受人控制，殊为不值。”[135]
从上述我们看出，国共党内合作的这种政治安排之所以能够实现，主要在于它是适合苏俄和孙中山的双方面需求的。对于苏俄来说，“联孙”的终极目的是如何使“联共”的中国国民党朝着苏维埃的方向发展；对于孙中山来说，则是“联俄”后如何使苏俄援助早日抵粤；而“联共”事件的发生及其深入发展，则成为双方目标实现与否的关键所在。
急于“联俄”的孙中山，尽管一再标榜“共产主义不能在中国”之看法，但却要冒着“党权旁落”的风险做出“联共”的妥协，足可见“联共”这一筹码的至关重要性。“联共”开始了，孙中山与苏俄之间的联姻也实现了，但是苏俄的援助却仍是遥遥无期。孙中山从与马林之间的矛盾摩擦中，当然会明白问题的关键还是在“联共”，“联共”不是一个简单的容纳“共产分子”到中国国民党组织的举措，而孙中山只是完成了第一步。在孙中山基本按照共产国际决议精神将三民主义重新解释后，新三民主义成了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其后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联共”政策也随之公开化，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民族统一战线在苏俄领导下正式拉开了序幕。至此，苏俄才真正兑现了先前的许诺，军事援助分批抵达了广州。尽管远远少于之前答应给孙中山的数字，但孙中山争取外援的目标毕竟最终实现了。然而，中国国民党内部却因“联俄”“联共”展开了激烈的权力斗争，以致孙中山逝世后出现了派系分裂的局面。
实为一体的“联俄”“联共”几乎决定性地影响了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前中国政局的发展，“联俄”与“联共”则是构成这一主题的两个方面。孙中山接受“联共”主要是为了“联俄”，“联俄”的确立又推动了“联共”的深入发展——如此国共第一次合作得以正式形成。而直到国共合作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苏俄方面才开始兑现两年前就做出的物资援助的允诺，孙中山则在“联俄”中得到了期盼已久的军事物资。此外，从“联俄”“联共”的起点说，“联俄”事实上也是早于“联共”的，因为孙中山欲“联俄”才有了中国国民党的“联共”局面；其后的“联俄”与“联共”却是同时进行的，而且在发展中相互影响。所以，从“联俄”与“联共”的酝酿到“联俄”“联共”政策的最终形成来看，两者之间确是有着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关系。
[1] 张军民：《对接与冲突——三民主义在孙中山身后的流变》，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2] 王奇生认为：“改组后国民党仍然是一个组织涣散，没有战斗力的党，‘清党’导致了国民党自身组织的分裂和党内人才的逆淘汰，全党意识形态的混乱更使得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魅力荡然无存，在裂变与蜕变交相作用下，执政未久的国民党即成为一个被国民厌弃的党。执政22年的国民党是一个独裁弱势政党，是独裁之心有余，独裁之力不足。”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361页。
[3] 田湘波认为：“蒋介石的党国体制是以党治国，带有很强的独裁性和自私性。”见田湘波《中国国民党党政体制剖析1927—1937》一书的前言，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 李国忠指出：“事实上，到1928年，军阀政治并没有结束，军阀主义在此后的长时间内仍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主要特征。”见李国忠《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4页。
[5] 杨奎松：《1927年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之研究》，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王克文：《整理党务运动》，载《汪精卫·国民党·南京政权》，台湾“国史馆”2001年版。
[6] 杨天石：《国民党与前中华民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57页。
[7] 〔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英〕瑞纳译，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109页。
[8] 指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9]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页。
[10] 《国民党的分合》一文中指出：“西山会议”“宁汉分裂”“扩大会议”“宁粤分裂”（“非常会议”）是中国国民党近百年来四次最严重的分裂；分中有合，合后又分，其间有理念之争，有权力之争，有利益之争，以及派系上的恩怨。载《历史月刊》1993年第67辑，《编辑语》。
[11] 王奇生在讨论中国国民党派系政治时指出：“派系倾轧久已成为国民党组织机制中一个十分幽微而又凸显的政治现象，其凸显之处则表现在派系之间的恶性倾轧成为国民党内影响深广并为众所周知的一项政治文化现象。”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317页。
[12] 参见Mary C.Wright，From Revolution to Restoration：The Transformation of Kuomintang Ideology，Far Eastern Quarterly，Vol.14，No.4（1955），pp.515-532。王克文也指出：一般著述对抗战前中国国民党执政时期所谓“南京十年”（1927—1937年）的描写，总使人认为1927年的“清党”是个明确的历史分水岭：自是而后，蒋介石便完全主导中国国民党，而中国国民党则完全主导中国。在这类描写中，蒋介石、中国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往往被视为三位一体。固然，用这种观点来区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当时的其他政治势力有其方便之处，但就历史实际而言，它不仅并不正确，而且有误导之嫌。这种观点的最大问题在于忽视了“清党”以后中国国民党从“革命到复辟”的漫长蜕变过程。这项过程牵涉到党内复杂的领导权与意识形态之争，最终扭转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南京十年”的简单分期将它一笔抹杀了，令人无法深刻地理解中国国民党史上的一个关键。见王克文《汪精卫·国民党·南京政权》，台湾“国史馆”2001年版，第155页。
[13] 唐德刚：《〈“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序言》，香港集成图书公司2001年版。
[14] 韩剑华：《西山会议之研究》，未刊稿，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1980年。
[15] 金永信：《西山会议派之研究（1923—1931）》，未刊稿，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1997年。
[16] 唐德刚：《〈“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序言》，香港集成图书公司2001年版。
[17] 邹鲁：《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73页。
[18] 崔之清：《〈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序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19] 郑力：《中国监督学大辞典（上、下两册）》，中国财政经济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3页。皮纯协、徐理明、曹文光：《简明政治学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72页。
[20] 〔美〕乔尔·阿伯巴奇等：《两种人：官僚与政客》，陶远华等译，求实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21] 国外学者的研究中指出，西方国家的政客还有着更为鲜明的特色：“政客明确地表达无组织的、个人的、广泛分散的利益”，“政客是热情的、党派的、理想的甚至看重意识的”，“政客的这种比较广泛的政治联系技能，使他或她能动员较大范围的潜在的摇摆不定的政治力量”。“再者，政治上的理想和意识能够在现存的政治力量的相互关系之外，为政客提供批判性杠杆的一个支点——对社会如何可以有区分地被组织的一种理解，有关如何实现这一点的某些观念，以及有时会受到影响的一种感情上承担的义务。政客仍（至少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相当的程度上，有理想和党派的热情。”见〔美〕乔尔·阿伯巴奇等著，陶远华等译《两种人：官僚与政客》，求实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22] 共产国际组织自创立以后，因它的总部机构设在莫斯科，它的领导人也与联共（布）领导人有着难以分割的关系，所以一直较多地受到联共（布）领导人的节制，它的政策也多是随着苏联对内、对外政策的变化而变化，从现有新的档案资料可以看出，在中国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给其驻华代表和中共中央的指示，绝大多数是在联共（布）领导人参与下决策的。大革命时期，莫斯科给其驻华代表、中共中央乃至中国国民党中央和中国国民党人的电报、信函，绝大多数直接出自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另外有一部分是经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后，再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发出的，真正由共产国际执委会直接发出的指示，只有一小部分。参见姚金果《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之间的组织关系》，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秘档与中国革命史新论（第1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200页；姚金果等《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唐宝林根据新公布的档案资料做了一个统计：1923—1927年，俄共（布）和后来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共召开过122次会议，做出了738个决定。这些决定包括大的决策（如令中共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对于国民革命的总方针等）和小的决定（如何结束“五次罢工”，何时找蒋介石谈话以及谈话时注意什么问题等）。所以他认为：“足以证明指导中国革命的最高决策机关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见唐宝林《重评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23] 沈云龙：《民国史事与人物论丛》，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4]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及人书局1987年版，第412页。
[25] 戴季陶曾对谢持等人利用他的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十分不满，抱怨说他本“欲为三民主义作一忠实的拥护者，其结果只为反革命提供材料、供谈助，事之伤心宁有甚于此者乎？”并进而指责他们“不顾大局，不明事理，不知时代之关系，不解革命之意义，更不听我苦心孤诣之劝告与痛苦流泣之批评，反欲藉我彻底的为国民革命而发之理论与实际政策，达其反革命之目的”。见谢幼田《“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上）》，香港集成图书公司2001年版，第190页。
[26] 李云汉：《上海中央与北伐清党》，载《近代中国》第66期。
[27] 谢幼田：《〈“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序言》，香港集成图书公司2001年版。
[28] 段干木：《一部勘误求是拨乱反正的力作——〈“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载《传记文学》第81卷第6期。
[29] 唐德刚：《〈“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序言》，香港集成图书公司2001年版。
[30] 谢幼田：《“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香港集成图书公司2001年版。段干木：《一部勘误求是拨乱反正的力作——〈“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载《传记文学》第81卷第6期。
[31] 桂崇基：《西山会议之形成与经过》；黄季陆口述：《访黄季陆先生谈西山会议》；蒋君章：《西山会议与戴季陶先生》，均载于《传记文学》第32卷第3期。胡耐安：《谈西山会议派与改组派》，载《传记文学》第10卷第6期。
[32] 杨维真的《“容共”？分共？西山会议派与国民党中央的分合》；陆祥云的《清党与夺权——宁汉分裂始末》；胡平生的《反蒋派大联合——扩大会议的成因与反思》；林能士的《约法之争与派系纠葛——宁粤的分裂与影响》均载于《历史月刊》1993年第67期。
[33] 李国祁：《邹鲁与西山会议》，《“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周年学术讨论集（第1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1版，第208—209页。
[34] 苏维初：《国民革命时期的西山会议派》，载《中国大革命与亚洲》，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139页。
[35] 韩剑华：《西山会议之研究》，未刊稿，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1980年。
[36] 韩剑华：《西山会议之研究》，未刊稿，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1980年。
[37] 刘德军：《中国革命史重点问题评析》，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吴祖明：《中国大革命与亚洲》，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林家有：《国共合作史》，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王宗华：《中国大革命史1924—1927》，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萧超然、沙健孙：《中国革命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薛谋成：《国民党新军阀史略》，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张宪文：《中华民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茅家琦：《百年沧桑：中国国民党史》，鹭江出版社2005年版；苗建寅：《中国国民党史：1894—1988》，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宋春：《中国国民党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肖效钦：《中国国民党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李友仁、郭传玺：《中国国民党简史：1894—1949》，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
[38] 高军、王桧林、杨树标：《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
[39] 王奇生：《中国近代通史（第7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0] 郭绪印：《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41]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42] 冀贡泉：《阎锡山与扩大会议》；李俊龙：《汪精卫与扩大会议》；薛笃弼：《扩大会议始末》《我在中原大战时的一些经历》；刘骥：《蒋冯阎关系和中原大战》；邓哲熙、戈定远：《冯玉祥与扩大会议》；周玳：《阎锡山发动中原大战概述》，均载于全国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贺贵严：《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下台又上台》；陈铭枢：《关于宁粤合作亲历记》；孟曦：《关于非常会议和宁粤合作》，均载于全国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何汉文：《改组派在北平出演的“扩大会议”》；刘书模：《1931年宁粤合作时期我的内幕活动》，均载于全国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武和轩：《改组派与扩大会议》；罗方中：《中原大战与扩大会议》；周一志：《关于西山会议的一鳞半爪》，分别载于全国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7、1、12辑。
[43] 高德福：《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斗争》，载《河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王光远：《西山会议派概述》，载《党史研究》1986年第2期；董江爱：《西山会议派反共纪实》，载《历史教学》1999年第4期；赵德教：《西山会议派的政治思想》，载《中州学刊》1985年第6期；李正华：《西山会议派》，载《历史教学》1990年第4期；周自新：《西山会议派召开的两次反动会议》，载《党史研究资料（卷六）》，成都1985年；王光远：《国民党老右派——西山会议派》，载《文史精华》1996年第3期；王光远：《蒋介石和西山会议派》，载《民国春秋》1996年第1期；林友华：《林森在西山会议派中的地位》，载《闽江职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44] 杨奎松：《“容共”还是“分共”？——1925年国民党因“容共”而分裂之缘起与经过》，载《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45] 杨天石：《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载《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
[46] 杨天石：《中山舰事变之谜》，载《国民党与前中华民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7] 罗敏：《邹鲁与蒋介石的关系（1923—1931）》，未刊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
[48] 陈均：《试论西山会议派与新右派对“联俄容共”的态度演变》，未刊稿，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49] 鉴于“上海中央”在“党统”“法理”上一直遭到质疑，故其多被称为中国国民党的“伪中央”。详见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362页。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及人书局1987年版，第434页。
[50]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及人书局1978年版，第191页；陈天锡：《戴季陶先生的生平》，台北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第289页；李剑农：《中山出世后中国六十年大事记》，转引自司马璐《中共党史暨文献选萃（第一次国共合作）》，上海太平洋书店1928年版，第27页。
[51] 刘绍唐：《〈陈炯明叛变与“联俄”“容共”的由来〉主题说明》，《传记文学》第32卷第2期，1978年3月。
[52] 转引自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及人书局1987年版，第212页。
[53] 桂崇基：《中山先生为什么“联俄”“容共”》，《传记文学》第32卷第2期，1978年2月。
[54] 1921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成立。其任务是调查远东各国情况，与中国、日本、朝鲜等地革命者取得联系，在这些国家中开展革命运动。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下的对华工作，主要由东方部负责。在大革命失败前，东方部所属机构有如下变动：1922年春远东部取代了远东书记处；1926年春远东部又被改组为远东书记处；1926年6月在上海成立远东书记处的下属机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1927年春远东局停止工作。在这些机构中，维经斯基一直是最高领导人。远东局停止工作后，共产国际随之指派罗易、多里奥与维经斯基共同组成代表团，负责对华工作，其中的罗易为主要负责人。见姚金果《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55] 谢幼田：《“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上）》，香港集成图书公司2001年版，第7页。文中指出是苏联、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国民党三者之间的利益结合。本书笔者认为应该舍去中国共产党。
[56] C.Martin.Wilbur，Sun Yat-sen：Frusted Patriot，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7，p.174.
[57] C.Martin Wilbur & Julie Lien-Ying How，Document on Communism，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1918-1927，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6，pp.138-143.Xenia J.Eudin and Robert C.North，Soviet Russia and the East，1920—1927，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p.218.
[58] 韦慕庭：《孙中山的苏俄顾问（1920—1925）》，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6期，1987年6月，第277—295页。谢幼田：《“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上）》，香港集成图书公司2001年版，第11页。
[59] 姚金果：《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1921年6月14日孙中山才接到苏俄外交委员齐采林于1920年10月31日的信函，此为孙中山正式首次接获俄官方之来函。见Xenia J.Eudin and Robert C.North，Soviet Russia and the East，1920—1927，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p.219。
[60] 陈炯明叛变时，曾获得孙中山与廖仲恺、朱和中商谈中德关系的密函三件，并擅自公布。9月22日英国人主办的《香港电讯社》将此中文原件及其英译文合印成一小册传布，首页引言中说到：中俄德将以布尔什维克理论作为基础结成三角同盟。对此，孙中山严词反驳其故意歪曲事实，并在上海《大陆报》发表声明，其中并不否认与德俄有所接触，但强调说，他从来没有想及有将中国改为共产主义国家的可能性。他相信：在现在情形下，俄德是能以平等条件待遇中国的。所以他赞成有一个倾向中俄德三国亲近的政策，这是他经过熟虑过的意见。见吴湘相《孙逸仙先生传（下册）》，远东图书公司1982年版，第1426—1430页。
[61] 林玲玲：《廖仲恺同“联俄”“容共”政策之探讨》，载《近代中国》，第90辑，1992年8月1日；《汪精卫在二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载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20辑）》，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版，第1595—1614页；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马林到桂林会晤孙中山，使其有了“师俄”的论断，为“联俄”的起点，见《政治周报》第5期，1926年3月7日。
[62] 因共产国际“二大”确定了在远东各国从事支持民族主义运动的精神，马林建议，让不能公开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放弃独立性的原则下加入中国国民党，以此来加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他认为这是在中国实践共产国际“二大”精神的最佳途径。这一设想被后人命名为“斯内夫利特战略”。参见姚金果等著《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
[63] 罗家伦主编：《国父年谱（增订本下册）》，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编撰委员会1994年版，第1238页；李大钊：《狱中自述》，《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90页；李云汉认为孙中山“容共”的标志是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期间，1924年1月28日大会对中国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报告案的讨论，因为有关“容共”问题即包括在这一案中。参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及人书局1987年版，第176页。
[64] 杨奎松：《孙中山与共产党——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载《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杨天石：《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载《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
[65] 桂崇基认为“容共是早于联俄的”，详见桂崇基《中山先生为什么“联俄”“容共”》，载《传记文学》第32卷第2期，1978年2月。
[66] 姚金果：《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页。
[67]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全文详见《孙中山全集（第7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1—52页；王聿均：《中苏外交的序幕：从优林到越飞》，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年版，第453—454页。
[68] 姚金果：《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69] 邓泽如：《民国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弹劾案》，转引自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9辑）》，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版，第1278—1286页。
[70] 邓家彦：《马林谒见总理纪实》，转引自《革命文献（第9辑）》，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版，第204—205页。
[71] 〔俄〕达林：《中国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4页。1922年4月26日，达林在与孙中山会谈时，再次提及中国国民党同苏俄联盟的问题。孙中山表示希望同苏俄联盟，希望在将来的革命事业中，能够得到苏俄的帮助，但目前却不能建立与苏俄的联盟。他说：“请不要忘记，香港就在旁边，如果我现在承认苏俄，英国人将采取行动反对我。”而且还指出，不能联盟部分是因为目前中国国民党内有一批亲英美而反对苏俄的人。事实上，他本人同样对共产主义与苏俄制度抱有很大的怀疑。在同达林的交流中，孙中山多次问及，苏俄能否帮助他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铺设铁路的计划以及各种实业计划和专家人才的援助问题。见〔俄〕达林《中国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9—113页。
[72] 《孙中山全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58页；秦孝仪主编《国父全集（第2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版，第108页。
[73] 谢幼田：《“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上）》，香港集成图书公司2001年版，第21页。
[74] 〔俄〕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6页。
[75] 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下）》，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472页。
[7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29页。
[77] C.Martin.Wilbur，Sun Yat-sen：Frusted Patriot，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7，p.156.《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9页。
[78] 《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9页。
[79] 刘绍唐：《〈陈炯明叛变与“联俄”“容共”的由来〉主题说明》，载《传记文学》第32卷第2期，1978年2月。
[80] 徐万民：《孙中山在联俄与防俄之间》，载林家有、李明主编《看清世界与正视中国：“孙中山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26页。
[81] 蒋永敬：《孙中山先生与越飞联合声明前的谈判》，载《近代中国》第103期。
[82]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及人书局1987年版，第4、204、205页。
[83] C.Martin.Wilbur，Sun Yat-sen：Frusted Patriot，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7，pp.136-137.
[84] 《内藤民治回忆录——日苏关系秘史》，“论争”，第4卷11号，第5卷2号，转引自林玲玲《廖仲恺同“联俄”“容共”政策之探讨》，《近代中国（第90辑）》，1992年8月1日。
[85] 王聿均：《关于蔡元培访问越飞日期及廖仲恺、越飞会谈的时间问题释疑》，载《传记文学》第46卷第6期，1985年6月；罗家伦主编：《国父年谱（增订本下册）》，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编撰委员会1994年版，第1293页。
[86] C.Martin Wilbur and Julie Lien-ying How，Document on Communism，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1918-1927，p.114.
[87] 姜义华指出：因孙中山服膺于资产阶级共和制度，故常常引西方一些资产阶级的国家、政党、社会势力为同盟，希冀从他们那里得到支持和帮助。同盟会时期，他寄希望于日本；武昌起义后，他渴望得到美、法、英、日的同情与援助；反袁时，他要求日本内阁“宜助中国革新，以救东亚危局”；护法战争时期，他曾以为“请美（国）总统出面主持公道，吾人终可达到护法之目的”（孙中山：《复广州国会坚持护法必得美国赞助书》，载秦孝仪主编《国父全集（第3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第573页）。结果，所有这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从而也使得孙中山有所醒悟：“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各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吾党。”（孙中山：《批邓泽如等十一人弹劾中共文》，载秦孝仪主编《国父全集（第4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版，第916页）正是在这一情况下，他开始考虑实行“联俄”政策，并越来越坚定。见姜义华《大道之行——孙中山思想发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5页。陈三井认为孙中山晚年积极拓展的联美外交，在威尔逊、哈定到柯立芝这三位前后主政的美国总统前备受冷遇，都是不理不睬，甚至鄙视。因始终未能叫开美国的外交大门，对美国从希望到失望乃至绝望之后，孙中山的革命不得不采取“以俄为师”的“联俄”政策。见陈三井《孙中山晚年与美国关系》，载林家有、李明主编《看清世界与正视中国：“孙中山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25页。郭世佑则表示，在国内政治力量的合纵连横中，孙中山已失去最后的依靠，唯一的力量是外联苏俄。在他看来，要想在国内政治角逐中胜出，就只有倾向苏俄。见郭世佑、邓文初《民族主义的裂变——以孙中山与苏俄关系为中心的分析》，载林家有、李明主编《看清与世界正视中国：“孙中山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78页。姚金果提出，孙中山“联俄”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动机，一是政治需要，二是经济需要。见姚金果《孙中山与莫斯科》，载徐万平等主编《现代化视野下的孙中山研究》，崇文书局2005年版，第435页。台湾学者李云汉认为孙中山“联俄”有防患（防俄亦即防共）与求援两种目的，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及人书局1987年版，第4页。刘绍唐认为孙中山自始就把外交和武力看作革命成功的两大要素，见刘绍唐《〈陈炯明叛变与“联俄”“容共”的由来〉主题说明》，载《传记文学》第32卷第2期。张玉法认为革命事业受阻挫，需要结合外力，俄国革命成功提供了壮大社会基础的例证，“与其驱之为敌，不如暂拉为友”，见张玉法《中国现代史》，台湾东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7年版，第389页。曹伯一认为“联俄”旨在对抗帝国主义，见曹伯一《“中华民国”政治发展史（第2册）》，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年版，第692页。
[88]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及人书局1987年版，第6页；沈云龙：《陈炯明叛变与“联俄”“容共”的由来》，载《传记文学》第32卷第2期，1978年2月；史振鼎：《国父外交政策》，台北幼狮书局1965年版，第75—78页。
[89] 桂崇基：《中山先生为什么“联俄”“容共”》，载《传记文学》第32卷第2期，1978年2月。
[90] 陈天锡：《戴季陶先生的生平》，台北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第289页。曹伯一：《中华民国政治发展史（第2册）》，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年版，第696页。
[91]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及人书局1987年版，第212页。
[92] 〔德〕C.布兰德、B.施瓦茨、J.K.费尔班克编：《共产主义在中国》，慕尼黑1955年版，第48页。转引自〔德〕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版，第65页。
[93] 需要强调一点的是，本书笔者提出孙中山是因“联俄”而“容共”一说并非否认姜义华、徐万民等学者所言“虽然孙中山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希望通过‘容共’密切与苏俄的关系。但是我们并不能完全由此就得出孙中山被动‘容共’的结论”。见姜义华、吴根梁《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载《人民日报》，1984年1月20日。徐万民《孙中山在联俄与防俄之间》，载林家有、李明主编《看清世界与正视中国：“孙中山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42页。文中旨在强调孙中山面对苏俄在将“援助”与“容共”结合后的态度反应。
[94]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
[95]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及人书局1987年版，第211页。
[96]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载李玉贞译《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6页。
[97] 〔俄〕杰柳辛·科斯佳耶娃：《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6期，第201页。
[98]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1920年代中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99] 杨奎松：《孙中山“容共”政策之研究》，载徐万民主编《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300页。
[100] 1920年7月19日到8月7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二次大会，列宁提出《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主张在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占优势而工业比较落后的国家，共产党要帮助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与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仍需保持共产主义之独立性。详见列宁《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初稿》，载《列宁文选》第3卷，莫斯科1949年版，第793—794页。
[101] 担任苏俄裴克斯使团顾问的威连斯基携带齐采林致孙中山的信函，同时指示在此之前已到达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到北京接受莫斯科的新指示。裴克斯交给达林的任务是：同孙中山建立直接联系；弄清楚孙中山的国内外政策、对苏俄的态度、近期内的计划以及作为积极因素的中国国民党在广州政府的政策中所起的作用。达林被授以苏俄政府正式全权代表的身份同孙中山谈判。见〔俄〕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4—65页。
[102] 蒋永敬：《孙中山先生与越飞联合声明前的谈判》，载《近代中国》第103期，1994年4月31日。
[103] 《孙中山全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37页。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香港龙门出版社1965年版，第56—60页。
[10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96页。
[10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97页。
[10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页。
[10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26页。
[10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14页。
[10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89页。
[110] 杨建英指出：在中国民主革命初期，是共产国际、苏俄首倡联合孙中山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但是联合孙中山并非共产国际、苏俄的初衷，而是在他们北联吴佩孚、南联陈炯明的计划未能实现，同时孙中山、吴佩孚联盟的设想又破产后，才不得不倾向于孙中山。1922年6月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彻底背叛孙中山，与苏俄、共产国际对立；特别是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吴佩孚也同苏俄关系恶化才使共产国际、苏俄加速了联合孙中山的步伐。见杨建英《试析共产国际、苏俄联孙策略的确立》，载黄修荣《共产国际、联共（布）秘档与中国革命史新论》，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77页。
[11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页。
[112] 《廖（仲恺）转越（飞）》，载李玉贞《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51页。
[113] 《与孙中山的两次谈话》，载李玉贞《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262页。
[114] 参见《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笔记（1922年11月底—12月初）》，《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刘仁静〈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1923年1月12日）》。
[115] 胡云霞：《共产国际、苏俄在华政治盟友的选择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未刊稿，西南师大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5月。
[116] 《孙中山全集（第8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58—459页。
[117] 欧阳军喜：《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载《清华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118] 李玉贞主编：《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37、261页。
[119] 欧阳军喜：《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载《清华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1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页。
[121] 《共产国际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战略与策略（在中国的运用）》，莫斯科1934年版，转引自〔荷〕安冬尼·塞奇《斯内夫利特和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的由来（1921—1923）》，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4期。
[12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77页。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243—250页。
[1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页。
[124] 〔俄〕B.格卢宁：《共产国际对华政策（1921年—1927年）》，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4期，第338页。
[125] 〔德〕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版，第74页。
[12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24页。
[127]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9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36页。
[128]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页。
[129] 欧阳军喜：《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载《清华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13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14页。
[131] 王奇生：《从“容共”到“容国”》，《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
[13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46页。
[13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46页。
[134] 张玉法：《中国现代史》，台湾东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7年版，第60页。
[135] 张玉法：《中国现代史》，台湾东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7年版，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