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分化”到“分裂”

——西山会议之缘起

所谓西山会议^[1]，是中国国民党党内有着资深经历的一批老同志，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届四中全会的名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的会议。发起西山会议的“右派”中央委员，公开打出了清除“联俄”“联共”的旗号，以自认合乎“党统”的议会形式另立“上海中央”，与“广州中央”分庭抗礼。但时为中国国民党正统力量的“广州中央”否认其“合法性”，将之视为与中国国民党中央分裂的“非法会议”。所以“西山会议派”常被冠以中国国民党中以“反共”为号召而分裂出的第一个派系的称呼，他们自始至终被中国国民党中的当权派说成是“反动集团”。^[2]

“西山会议”组织中的领袖人物，可说是集早期中国国民党人才之大成；他们所用以号召的理论体系，说是“孙文主义”的正宗，也不算过誉。^[3]他们究竟为何要与中国国民党中央分裂，召开“非法”的第一届四中全会，关于这一问题，前人已多有论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学者大多认为是中国国民党老同志挽救国民命运，“反共”（中国共产党）“护党”（中国国民党），反对“联俄”“联共”，以和平方式谋求中国国民党的生存的举措。^[4]在中国内地学者中，较早的研究者多认为是中国国民党老“右派”长期活动的必然结果，是他们“反共”“反俄”、反对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公开表现。^[5]杨奎松在最近的研究中指出，西山会议的出现并不是简单的“反共”，确切说应该是“分共”。^[6]

前人之分析固有一定的道理，但需要提出的是：在探究西山会议之缘起时，我们是否也应关注，在会议召开前夕，面对发起人的反共行为，苏俄到底做了怎样的回应，尤其是苏俄顾问鲍罗廷起了什么作用，他们与西山会议的召开又有着怎样的关系？我们知道：“联俄”与“联共”虽为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先后完成的两件事，但却实为一体——“联共”因“联俄”而起，“联俄”因“联共”而实施，两者之间有着剪不断的因果关系。如此一来，“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必然会触及苏俄的神经，作为斯大林派往广州协助孙中山进行国民革命的政治顾问鲍罗廷更不可能允许“联俄”“联共”的中断。正如杨天石所述：“‘西山派’的议案虽多，但核心只有两项，即改变孙中山生前所定、而为当时广州国民党中央所执行的‘联俄’与‘联共’两项政策。”^[7]蒋君章在论及西山会议与戴季陶的关系时，也指称“西山会议是国民党老同志为了排斥混入国民党中而意图篡夺党的领导权与国民革命运动的指挥权而进行的”。^[8]下文试从鲍罗廷对中国国民党“左派”的争取至中国国民党“右派”委员对中国国民党中央的“分裂”这一主线出发，就西山会议的发端做一再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