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联俄”到“师俄”
一 鲍罗廷来华
1922年，共产国际召回马林之后，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政治顾问鲍罗廷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书记维经斯基先后被派到了中国。这一举动标志着共产国际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革命理论已经在中国发展成了共产国际关于苏联援助下的国共合作战略。[9]孙中山与苏俄所达成的联合协议，虽确立于1923年《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发表，但进一步的着手进行，即是这年8月“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考察[10]，以及10月间苏俄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以后的事。在后者所推行的联合计划的逐步实施中，中国国民党改组的幅度和力度被大大提升，孙中山的“联俄”重心也开始由“军事物质层面”转向“党的组织建设”。
1.孙中山的转变
众所周知，孙中山格外重视国际援助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终其革命一生，无时不在争取国际援助。在他晚年将寻求的对象由先前的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政党及团体转向发生了“十月革命”的苏俄后，中国国民党的改组意外地发生了迥异于以往的“革命性”变革。
出于对中国国民党现状的强烈不满，孙中山早就致力于中国国民党改组，但中国国民党并没有因此而出现生气。列宁领导下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则给了孙中山以新的启示，“俄国革命在中国之后，而成功在中国之前，其奇功伟绩，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11]“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失败[12]，尤其是陈炯明的背叛，给了孙中山以致命的打击。他曾痛心地写道：“从前本党不能巩固的地方，不是有甚么敌人用大力量来打破我们，完全是由于我们自己破坏自己……所以全党的团结力便非常涣散，革命党因此失败。”[13]就在对两国革命进行比较中，孙中山的认识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飞跃：“俄国革命之发动迟我国6年，而俄国经一度之革命，即能贯彻他等之主义，且自革命以后，革命政府日趋巩固。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盖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之奋斗。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故能成功。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14]加之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进行了长达数年之久的观察和分析，孙中山毅然做出了“以俄为师”的抉择[15]，并下决心对中国国民党进行全面的革新与改组[16]。“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17]的感悟随之也成为他“联俄”“联共”思想的坚实基础。
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联盟正式确立。只是在孙中山与苏俄的这一联姻中，双方都有着明显的政治动机。从1919年孙中山开始注意苏俄起[18]，他“联俄”的主要兴趣点就在如何得到苏俄的军事和物质援助，而非引进苏维埃的政治制度或借鉴俄共的组织形式。[19]苏俄则寄希望于通过援助资产阶级性质的中国国民党来扩大中国共产党组织，实现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以保证其在华的利益和远东地区的安全。所以，苏俄在1923年初做出“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战略决策后，在决定向孙中山提供物质援助的同时，便一再提醒他不要着意于单纯准备武装革命，而应该注意健全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和思想政治宣传工作，注意依靠群众。如1923年3月8日俄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决定资助孙中山200万墨西哥元时，就提醒孙中山不要过于注重纯军事行动而损害组织准备工作。[20]维经斯基甚至建议俄共当局“不要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而要向孙中山提出条件：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与地方军阀建立军事联盟上，而要放在建立全国性的政党上”。[21]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在对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提出了要“扩大和改组国民党”的主张。[22]
在争取“俄援”和与越飞签订宣言时，孙中山就对涉及某些国家利益的问题做出了一定的妥协；为早日得到援助，他自然不会完全漠视苏俄要求其注意党的组织建设的建议。[23]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后不久，他便以秘密的方式向越飞通报了关于近期在广州对军队和中国国民党进行改组以及向北京政府发起新的北伐以便统一国家的打算，孙中山还请求给予财政援助并派顾问以实现上述措施。[24]在接到“苏联政府同意200万金卢布的资助，并要求尽可能的建立在孙中山监督下的集中制机构”的指示信后，孙中山在1923年5月12日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复电中明确表示：“接受您的一切建议，我们将用大部分精力来予以完成。”[25]在得到孙中山做出对中国国民党进行改组的这一允诺后，俄共（布）政治局即在1923年8月2日通过了斯大林任命鲍罗廷同志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的建议[26]，正式启动了往中国派遣军事顾问和政治顾问的援助。
只是，在1923年8月马林离开中国前，他曾一再表示，孙中山等一些中国国民党的领袖们不可能“很快采取主动”“把国民党变为一个现代的政党”，“与离穗前和回穗后初期相比，孙中山更不愿意改组国民党了”。[27]正是在此情形下，苏俄顾问鲍罗廷于1923年10月6日在两位年轻军官陪同下抵达广州，还带有一封加拉罕大使的介绍信。随着鲍罗廷的到来，孙中山的政治生涯开始了新的一页。
2.鲍罗廷的角色
鲍罗廷（Michael M.Borodin原名Gruenberg，1884—1951年）为一富有经验的俄国共产党人，曾先后在瑞士、英国、美国、墨西哥等国家从事革命活动十余年，深受列宁的重视与赞许，且与俄国的其他重要革命党人如斯大林、托洛斯基、布哈林、加拉罕、契切林等多有认识与交往，尤其与加拉罕的关系更为密切。[28]自1923年10月随同加拉罕来华，担任中国国民党之政治顾问，至1927年7月离开中国返回苏俄，前后留华将近4年的时间里，其主要任务是代表苏俄政府援助中国国民革命，协助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及改组之后的工作。
苏俄顾问鲍罗廷抵达广州后，几乎在很短的时间里，孙中山“联俄”的重心就开始由军事物质层面转向了政党组织的建设。不论是孙中山内心对苏俄“民族主义”的真正认同，还是他惯用的“政治技术”妥协，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却是随着鲍罗廷的到来很快进入了“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的“师俄”阶段。
至于加拉罕和鲍罗廷两人来华前是否得到过俄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有关改组中国国民党的较为具体的指示，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证据。从1923年7月31日斯大林对鲍罗廷的任命——“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中山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这一原则性的指示中[29]，也看不出莫斯科有改组中国国民党的明确意图。
据鲍罗廷本人回忆，他有关改组中国国民党的思想动议形成于他由莫斯科经北京、上海至广州的旅途中。早在来广州途经北京停留时，鲍罗廷就曾经约集李大钊、包惠僧、何孟雄等中国共产党员在苏俄大使馆讨论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抵达广州后，他发现“……如果不算在孙的宣传委员会中的9名共产党员的工作，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组织之间不存在任何实际联系”，“共产党代表大会的上述决议还是一纸空文”。[30]中国国民党的现状更让他失望，“既没有纲领，也没有章程，没有任何组织机构。它偶尔发布由孙签署的诸如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等一般性题目的宣言，根本不涉及当前的事件，不对它们作出解释，也不利用这些事件来发展和巩固国民党。这些宣言作为趣闻被刊登在几家报纸上，然后国民党又沉睡了一年又一年”。[31]所以，鲍罗廷在致苏俄政府报告时明确指出：“还在北京和上海时，就从同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的交谈中弄清楚，如果国民党不领导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就不会是什么现实的东西，但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国民党又不能担起这个运动的领导工作，为了起到这个作用，它必须进行改组。”[32]随后，他精心制订了自己在中国国民党中的工作计划，即针对孙中山的三项任务：
一、继续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业已在广州开始的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二、坚持把广东作为向全中国发展和推进国民革命运动的根据地。为此要颁布土地法令和社会劳工法令，以便为中国国民党政府建立牢固的社会基础。
三、改组军队并使它完全服从中国国民党的领导。苏联可以从海参崴向孙中山提供各种援助，帮助孙中山加强对军队的控制。[33]
中国国民党改组的总体计划就是如此，鲍罗廷同加拉罕商议后便以他所特有的充沛精力开始实施。该计划中关键性的和首要的工作就是筹备和召开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事实上，鲍罗廷改组中国国民党的这一想法不仅与“同他前往广州途中经过上海与（中国）国民党和中共活动家（其中包括张继和陈独秀）一起制订的某个计划相吻合（但是这一计划的内容目前尚不清楚）”[34]，而且和1923年初以来莫斯科多次要求孙中山注意组织建设的思路也是基本一致的。为此，莫斯科已拨给他必要的经费，他从1923年12月25日开始收到这笔经费[35]，这从鲍罗廷给维经斯基的信中可以证实。鲍罗廷在信中说：“本月25日（1923年12月25日）以前，我是在没有经费的情况下工作的，（中国）国民党支付自己的费用，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拨给一些经费。”[36]他本人亦曾指出，从一开始就似乎是本着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1923年11月28日决议精神工作的（他直到1923年12月30日才在上海收到该决议），“我的全部工作都符合这些提纲的精神。也许，我并没有立即掌握这个调子，但我会逐渐领会他（它）”[37]。由此可见，在1923年10月到12月的这段时间里，鲍罗廷工作的重点就是促使中国国民党接受新的观念，加速推进改组。
我们知道，加拉罕、鲍罗廷和维经斯基来华使命的共同点是如何协调中国各地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将其纳入莫斯科对于中国革命的整体设计和总策略的轨道里。但由于他们3人工作的具体对象、策略和环境等都有区别，各有工作的侧重点，所以具体的使命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莫斯科当局并未给予鲍罗廷公开的任务，他是由苏俄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所指派[38]，其在华活动要服从于苏俄副外交委员、驻北京大使加拉罕指导。关于他的职权，在加拉罕1923年9月23日致孙中山的信中曾有说明：“请视鲍同志不仅是（苏俄）政府的代表，而且是我个人（加拉罕）的代表。您（孙中山）对他，恰似对我一样，可以坦白的说话。他所说的任何事，您可以信任，犹如我个人对您说的。”[39]而据另一资料显示，鲍罗廷的实际职权既可以代表苏俄政府，又可代表共产国际。[40]故其职权至为广泛，不仅可与孙中山谈判“俄援”问题，也可以指导中国共产党。瞿秋白就曾指出：“鲍罗廷是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央及政府里的党团之实际领导者。”[41]布哈林在谈到鲍罗廷的使华作用时明确表示：“鲍罗廷的话是有实际作用的，因为在他身后站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42]
显然，鲍罗廷的身份和使命尤为特殊和微妙，他既有加拉罕那样的公开身份，又有像维经斯基这样的秘密使命。[43]他没有马林那么多的显赫职务，但恰恰又成为马林的“斯内夫利特战略”的忠实执行者，并做了多方面的新发展。蔡和森认为：“老鲍初来中国时，是继续越飞、马林的路线的。”[44]听过鲍罗廷来华第一次演讲的包惠僧也认为，鲍罗廷和马林“两人的见解是差不多的”。[45]鉴于使命和地位的特殊性和重要性，随着国共合作的深入发展，鲍罗廷似乎成了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莫斯科三方“汇合”的政治枢纽。[46]
然而，在苏俄赋予鲍罗廷这些特权的同时，艰巨性和复杂性也更多的蕴含于“协助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这一任务中。身兼“数职”的鲍罗廷在引导孙中山对中国国民党进行“以俄为师”的改组时，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曾与其一起工作过的中共领导人张国焘做出了评价：
他有点四不像：他虽不是苏俄驻广州的大使或专使，但却是苏俄政府非正式的代表，而且真能代表政府发言；他在中国国民党中，既非党员，又是外国人，职位也不过是政府顾问，但其发言却具有决定性力量；他是一个重要的共产党员，但又不受共产国际在中国代表的指挥。他的地位，左右逢源，发挥他个人的手腕。他对中共广东区委会的关系仍是老样子，不仅遇事不与他们事先商量，事后甚至也不完全告诉他们。即使他有时与陈延年等举行会议，也不过是对于他的见解作必要的解释而已。[47]
二 孙中山对鲍罗廷的倚重
“强调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不在于金钱和武器的优势，而在于政治工作，即群众工作的优势，尤其在于其党组织的效能和党员的效命这一点，这是从俄共中央到马林、鲍罗廷等国际代表当时告诫孙中山和国民党（党）人的最重要之点。”[48]而孙中山自“联俄”“联共”之始就计划重新改组中国国民党全体的决心，也清楚地显示出他接受苏俄劝告的情况。为改组中国国民党，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振奋党员的奋斗精神，发挥组织的力量，孙中山不仅将中国共产党这一新鲜血液作为首选力量引进党内，且对斯大林派来的顾问鲍罗廷也表现出了极度的信任和倚重。
1.改组工作的启动
改组中国国民党是孙中山晚年继续革命的重大举措。1920—1923年，他不止一次地企图改组自己的党[49]，但这些努力无论对于中国国民党自身的状况，还是对他的政策及实际活动都未能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然而，苏俄、共产国际的援助不仅促成了孙中山“以俄为师”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决心，还具体指导了改组工作的进行。
苏俄顾问鲍罗廷抵粤时，尽管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在启动后处于停滞阶段，但是他在中国的活动平台却早已被搭建。在鲍罗廷来华之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力促中国国民党改组。1921年底，马林在桂林与孙中山进行了三次长谈，并向孙中山提出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建议，得到了孙中山的赞同。[50]在接受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达林和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人的劝告后，1922年9月至1923年9月，孙中山亲自揭开了中国国民党改组的序幕，他于1923年元旦在上海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宣言》标志着中国国民党政策的重大转变和中国国民党改组的先声。[51]所以，我们不难设想鲍罗廷来华后会受到孙中山的欢迎。在鲍罗廷抵达广州后不久，1923年10月18日，孙中山即委任他为中国国民党组织教练员；25日又聘他为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顾问。1924年7月11日，中国国民党设立决定政治和政务问题的中央政治委员会，鲍罗廷为顾问。10月11日，在平定“商团叛乱”的紧急时刻，孙中山成立临时指挥机构革命委员会，鲍罗廷又为顾问，并被赋予会长缺席时享有表决权。当然，鲍罗廷如此受孙中山之垂青，很大程度上离不开他非凡才能的发挥。[52]
鲍罗廷在到广州后的一个星期中，就无数次地与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其他领导人商讨或谈话，他始终不懈地阐述中国国民党改组的必要性。“孙中山需要俄援，内外交困的局面也促使他再度对苏俄的组织宣传方式发生兴趣，鲍罗廷的现身说法尤其具有说服力，他用亲身的经历介绍俄国的革命经验显然触动了孙中山……马林在孙中山身边数月不能实现的目标，鲍罗廷到后几天便顺利推动了。”[53]鲍罗廷抵广州5天后.孙中山便电令中国国民党上海本部进行政组[54]，1923年10月16日，他在党务会议上训示关于党务之缺失及改进之方法[55]。10月18日，孙中山即聘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还亲自向参加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和党务讨论会的中国国民党代表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发表演说，赞扬俄国革命，号召全体党员进行中国国民党改组。紧接着，孙中山便于次日委派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5人为中国国民党改组委员，负责中国国民党改组事宜。[56]10月25日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讨论改组计划；同日孙中山任命胡汉民等9人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全面的改组筹备工作。[57]这标志着中国国民党改组工作的正式启动。此后，孙中山再聘鲍罗廷为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顾问，并请他以苏俄共产党为榜样，起草中国国民党党章和党纲。1923年10月28日至1924年1月19日，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孙中山与鲍罗廷的直接指导下，就“联俄”“联共”和中国国民党改组问题召开了28次会议，议决要案400余件，起草和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宣言》《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和《中国国民党党章草案》，并决定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58]
尽管鲍罗廷的这一改组计划遭到中国国民党党内部分人士的怀疑和反对，但孙中山却给予了坚决的支持。以至鲍罗廷在札记中自豪记叙道：“1923年12月1日，与廖仲恺一起去上海进行改组工作时，廖还带有孙中山给上海国民党人的信，孙在信中谈到苏联对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帮助，并要求国民党人服从我的指示和领导……”[59]
这样看来，此次中国国民党改组的全面启动与鲍罗廷的到来似有着直接的关联。据一名当时在广州担任军事顾问的俄人亚·伊·切列潘诺夫（Alexander L.Cherepanov）的记述：在鲍罗廷未到达中国之前，中国共产党已不止一次直接向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其他领导人士提出中国国民党有改组的必要。孙中山在原则上表示同意，但都没有采取实际措施。只有鲍罗廷到达广州之后，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建议方付诸实施。[60]
为了将俄共的组织模式成功地输入中国国民党的旧体制内，鲍罗廷在广州的一切“都是谨慎行事的，是力所能及地、有分寸地进行改组”。[61]“两个月来的全部工作就在于使孙中山相信，迄今为止他们所采取的斗争方式是无益的，必须加以根本改变”[62]，“他开导孙，迎合孙，利用孙”，因为“孙中山的国民党是中国国民运动的唯一代表”，“要改组国民党，没有孙中山不行。应当利用他的‘左倾’、他的声望和他的建党愿望来激励国内真正的革命分子”。[63]在与孙中山的交谈中，鲍罗廷更明白：鉴于当时要向北方发展革命势力的计划，忙于前线的孙中山所急需的是“俄国通过海参崴向他提供的援助……他在焦急的等待这个答复”。[64]于是，几乎刚开始在广州逗留时，鲍罗廷就竭力要给孙中山造成印象：“我们将不仅限于提供文化帮助，即表现为提出应该怎样组织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建议的帮助。同时，我们将不限于为这项工作提供资金帮助。”[65]与此同时，他也极力地说服苏俄：“能否向孙中山建议的那样解决，必须立即加以研究和决定……经过海参崴提供援助的问题。”[66]在鲍罗廷与加拉罕的共同努力下，1923年12月27日前，莫斯科已决定准备给孙中山提供援助，并询问他们“孙能坚持多久，怎么提供物资等问题”。[67]
就这样，凭借“个人的非凡才能与苏联援助的许诺”，鲍罗廷很快博得了孙中山的好感，而且对他的信任超过了—般的布尔什维克，将他视为“好朋友”，尊重他的意见。孙中山由“共产主义不能在中国”“醉心于军事冒险、排拒苏俄政治制度”到决然采纳鲍罗廷的建议——以俄共组织模式改组中国国民党的这一重大转变中，鲍罗廷更是充分发挥了组织教练员的作用，而且颇受孙中山的信赖。孙中山一有机会就试图宣传鲍罗廷。在政治集会和群众大会上，孙中山一再介绍鲍罗廷是他的朋友和辩护人，以此抬高鲍罗廷的形象。他使鲍罗廷卷入了中国国民党事务的各个方面——无论是组织问题还是政策问题、是国内问题还是国外问题。所以，鲍罗廷几乎出席了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的所有重要会议，参与制定了中国国民党最基本的决策，并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68]
在鲍罗廷的参与下，孙中山对中国国民党改组工作的全面推进甚为满意，在致函契切林对苏俄党和政府派代表鲍罗廷到粤援助的热心与诚意表示感激时，他对鲍罗廷的所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对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为我们做出贡献的鲍罗廷表示深深感谢。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他的中国之行显然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69]，并告诫其他中国国民党人：“谁是我们的良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胸中都有十二分的明了。”[70]就在鲍罗廷日渐“得宠”的同时，孙中山先前对苏俄的怀疑也随之减少，中国国民党内反对“联共”“师俄”的呼声几乎都被他否决。
2.对反共暗潮的压制
从孙中山开始确定“联俄”“联共”起，中国国民党内颇具影响力的保守分子与华侨老党员就对该政策表示出怀疑或反对，他们担心“联共”会危害中国国民党的生存，也曾向孙中山表示了他们的疑虑，但是孙中山都没有接纳。在鲍罗廷到广州后，这些先前对“联俄”政策持异议的排拒者则掀起了反对改组的潮流。
就在广州方面紧锣密鼓地筹备改组事宜时，上海方面诸多孙中山的长期追随者谢持、张继、彭素民、张秋白、吕志伊等纷纷表示了对“改组”及“联共”的反感。他们认为“党中不可有党”，“社会党有社会党之精神，未必可以完全服从于我党”，或“若改组后随处选举，恐于党之原有精神大相妨害”，等等。[71]为此，孙中山专门派廖仲恺和鲍罗廷带着指示信前往劝服，上海诸人多少对“联共”及“改组”的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不敢对孙中山既定之决定再表示意见，对“联共”政策也暂时不复异议。
鲍罗廷和廖仲恺去上海时，中国国民党广东支部的邓泽如、林直勉等11位领导人，联名上书指控鲍罗廷、陈独秀、谭平山等的“不法行为”，此为以华侨老党员为中心的中国国民党保守派在“联共”初期“反共”的第一声。孙中山在表示“若陈独秀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的同时，仍然谴责了邓泽如：“国民党组织法及党章党纲等草案为我请鲍罗廷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切不可疑神疑鬼。”[72]最终，这次以个人行为掀起的反共浪潮很快被孙中山以个人威望暂时压制了下来，没有造成进一步的政治影响。
但党内的反共暗潮并未被消弭，最严重的是在1924年6月，谢持、张继、邓泽如三人联名以中央监察委员身份提出“弹劾共产党案”，此为中国国民党内最高领导层反共的开端。当孙中山接到检举报告后，首先就指出必须延至鲍罗廷回广州后解决。而鲍罗廷在与广州中国共产党党员会商后，明确向孙中山表示，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之目的在于建立中苏间的友好关系，为此目标，中国国民党应拿出诚意，如果中国国民党阻扰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苏俄只好为中国共产党的前途计，另想办法。鲍罗廷的这番谈话让孙中山左右为难，他便安排鲍罗廷与提出弹劾的监察委员会面，命孙科担任翻译[73]，但会谈无果而终，只能以召开第一届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来讨论。[74]孙中山亲自主持会议，再次宣布继续进行“联共”政策，并开除反对“联共”的冯自由的党籍。[75]对此，提案弹劾中国共产党的中央监察委员反应剧烈：张继愤而离粤后致电孙中山：“自八月大会以来，‘共产派’背行无忌，继耻与为伍，请解除党籍”[76]；谢持因“厌恶‘共产派’之横恣”提书辞中央监察委员职[77]；居正退居养蜂，不再过问党务；邓泽如亦不复闻党事；反共国民党员如冯自由等竟至不惜独树一帜。很明显，这些中央监察委员对弹劾案的结果非常失望，但基于对孙中山的忠诚，尤其在孙中山对谢持做出“你们再反，我就把国民党交给你们，我……去蒙古再干”[78]的表示后，反共的老中国国民党党员们在孙中山生前不再有反对“联共”政策的言行了。
据居正在《清党实录》中记载，“联共”政策一开始就遭到了中国国民党内的挑战，从筹备改组到弹劾案的提出，中国国民党老“右派”发起了“第一次清党运动”。
从改组以来，谭平山掌中央组织部，对于我纯粹同志愿赴各省区办党者，虽经总理允许，亦必多方吹求延搁，靳而不与其权；《向导》周报肆意挑拨离间之伎俩。既而上海、北京同志先后发觉《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及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共产党破坏本党之阴谋昭然若揭。于是各地党部群起要求开除“共产派”党籍，计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香港、澳门等处所弹劾案有百余件；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于十三年六月由粤赴沪，会同邓泽如等，以中央监察委员名义提案弹劾；各地弹劾代表及同志复编发《护党特刊》，同时广州《民国日报》《民权旬刊》、北京《民生》周刊亦摘奸发覆，此第一次之“清党”运动也。[79]
可以看出：先前反对“联共”的中国国民党元老此时不仅仅是在“反共”，还将矛头转向了鲍罗廷与苏俄，尤其对鲍罗廷的行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控诉。但“仅从孙中山对邓泽如的联名控告与张继、谢持弹劾案的处理结果，就使我们对于他的战略以及他对国民党、苏维埃俄国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关系的理解，给了一线可瞥之光”。[80]尤其是在“联共”进行近一年时间后，因中国共产党员在中国国民党各部门的出色表现，孙中山更加坚定了“联俄”“联共”的信念。他曾严词斥责这一政策的反对者说：“尔等不奋斗而妒他人之奋斗，殊属可耻，彼等破坏纪律我自有办法，与尔等何干？”“十三年来，民国绝无起色，党务并不进步，皆由尔等不肯奋斗之过……”[81]由此使得其下属对这一政策基本是无权置喙。
我们知道，无论是苏俄还是孙中山，都没有因一时摩擦而终止合作的主观意向。“商团叛乱”和“英国武力干涉”的危险给孙中山结束这场反共浪潮提供了契机。鉴于对苏俄援助的渴望及对鲍罗廷的倚重，孙中山的“联俄”“联共”“师俄”的决心已十分坚定，对于这些“反共”“反俄”的呼声，他大都以个人的威信尽可能的去抹平，或是淡化。所以，国共冲突暗潮一直潜伏到他逝世，再没有大的爆发。但矛盾只是被掩盖，并没有被消除，鲍罗廷与中国国民党“右派”中央委员之间的“分化”与“分裂”斗争便是由此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