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杨简的师承与学侣_圣贤德业归方寸：杨慈湖思想研究-QQ阅读男生轻小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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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杨简的师承与学侣

一个人的哲学思想的形成，除了宏观的社会背景之外，与他所处的家庭环境、师友交往更有直接的关联，因此，我们很有必要来梳理一下杨简的家风、师承与学侣之类的社会关系，从而了解杨慈湖哲学思想的成因。

一严父与家学

杨简的父亲名叫杨庭显（1107—1188年），字时发，自幼读书，注重躬行自省，但是科举不利，没有机会踏入仕途，以布衣而终其身。只是因为儿子杨简做了官，才在淳熙十三年（1186年）被授予一个承奉郎（从八品上）的名誉官职，因此，时人亦尊称其为杨承奉。

（一）杨庭显的修学历程

杨庭显是一个立志求学、勇于改过之人，为学后和年轻时的性格气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据陆九渊所作的《杨承奉墓碣》一文中记载：

（杨公）少时盖尝自视无过，视人则有过。一日，自念曰：“岂其人则有过？”旋又得二三，已而纷然，乃大恐惧，痛惩力改，刻意为学。[102]

从此，杨庭显走上认真求学的道路。他对于儒家先圣所说的道理，并不满足于字面上记诵，而是衷心服膺，笃实践履。还是陆九渊的记载：

（杨公）读书听言，必以自省，每见其过，内讼不置。程指精严，及于梦寐，怨艾深切，或至感泣。积时既久，其工益密。……嘉言善行，不旷耳目，书之盈室，著之累秩。（同上）

由于持有真诚改过的态度，因此，杨庭显的反躬自省之严苛，非常人之可及，他后来自述说：“吾向者尝恨己过难除，知他几番泪下，几番自拳”。[103] 这种做法，给年幼的杨简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回忆说：

孔子曰：“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今见其人矣，先公有焉，仲兄有焉。某亲见先公自悔自怨，至于泣下，至于自拳，如是者数数。[104]

成年之后，杨庭显的学风发生过一次重要的转向，即从遵循程朱理学的“持敬”说改从象山心学的“发明本心”论，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南宋的另一位著名思想家——心学宗祖陆九渊。说来也巧，杨庭显的学术转向竟然是以其子杨简为媒介的。公元1172年（乾道八年），陆九渊考中进士，这时，杨简正好在富阳县任主簿一职，该年三月，陆九渊返乡经过富阳，与杨简相会，以“扇讼”为例，点化杨简觉悟何为本心，杨简心悦诚服地拜陆九渊为师，并且告诉陆九渊说：自己的学行比起父亲杨庭显差得很远，可惜他无缘听取陆的教诲。二人分别后，杨简回乡省亲时告诉杨庭显拜陆九渊为师的经过，并将陆学的精髓讲给父亲听，杨庭显听了，深以为然，“于是尽焚其所藏异教之书”[105]，学术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向。过去，他恪守北宋程颐的思想方法，曾说：

为学之门固不一，苟逐迹，则泥矣。惟“敬”一门无迹可逐，不容有所泥。学者往往多忽之，诚能养之以敬，则日仁矣。[106]

“持敬”之说是程朱理学修养论的核心理念，源远流长，这段话充分体现出杨庭显受程颐影响之痕迹。不过，自从接受象山心学之后，杨庭显再也不讲这样的话了，相反，他非常认同“发明本心”和“易简工夫”，并且在自己晚年的言论中留下许多与之类似的话语，例如：

心吉，则百事皆吉。[107]（吉，善也。）

心无所求则乐生，此非亲到者有所不知。[108]

人以念虑为心，是致为学疲劳。或自觉，则见本心矣。[109]

人心至灵，惜乎错用却（又作：人心至灵，迷者谬用）。[110]

淳熙九年（1182年）秋，陆九渊被任命为国子正，前往临安太学任教。听说此消息，杨庭显特意携带两个孙子，从家乡慈溪来到临安拜访这位久享令名的大儒，“留月余而去”。[111] 淳熙十一年（1184年），杨简改任浙西抚属，驻地就在都城临安，杨庭显也被接来颐养天年，他很高兴能再次和陆九渊相会，两家干脆比邻而居，二人成为忘年之交。陆九渊回忆说：

余更卜廨为邻。每侍函丈，属厌诲言。晚学庸虚，无所启助，负公所期，斯为愧耳。（同上）

这番话是陆九渊的谦辞。实际上，杨庭显是将陆九渊当作老师对待的，原因在于象山的悟境深邃，远非世儒可及。当然，一方面陆九渊不可能把杨父当作学生来看待，只是谦虚地说“晚学庸虚，无所启助”；另一方面，陆九渊也着实欣赏杨庭显年迈而求道之心更切的真诚，他只是把杨父看作自己的知心朋友。在杨庭显去世之后，他闻此消息，“惊嗟再三，哭之为恸”。[112] 应杨简的要求，陆九渊欣然提笔写下《杨承奉墓碣》，在此文中，他明确地说：

年在耄耋，而其学日进者，当今所识，四明杨公一人而已。[113]

就事实层面而言，晚年的杨庭显，心性修养的确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对此，其子杨简亲眼目睹，并做了一些记载，例如：

（先公）坐槛坠地，他日语人曰：“我当正坠，未及地时，吾心怡然甚安”。[114]

先公平时常拱手，拱而寝，拱而寤。一日偶跌仆，拱手如故，神色不动。（同上；陆九渊补记曰：“从行异之”。[115]）

杨简还特意记录了杨庭显的一些有价值的思想言论，表明他通过践履而达到深湛的心性境界。在此，笔者仅举其晚年所说的两例为证，如：

吾今之乐，何可量也？[116]

（先公）每自置多言之戒。晚年益简默，拱而行，拱而坐，湛然终日，几于无言。每曰：“吾今日一无思虑。”[117]

由是可知，杨简的父亲杨庭显，虽然终身不过一介布衣儒者，但是其心性修养日趋上达，晚年已臻圣贤境界，在浙东士人中间亦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同时代的学者舒璘（号广平）评价说：“吾学南轩发端，象山洗涤，老杨先生琢磨。”[118] 有鉴于此，清代学者全祖望在补修《宋元学案》一书时，特意将杨庭显置于《象山学案》卷中，把他视为陆九渊的学侣。

（二）杨庭显的家教与影响

杨庭显自律甚严，对于儿孙的教育，也十分重视。他通过言传身教，给儿孙（六男三女）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对于杨简的志学修道，更产生直接的思想启发和人格感染。他给儿孙留下很多家训，曾说：

吾家子弟当于朋友之间，常询自己过失，此说可为家传。[119]

君子有所养：处富不骄，处贫不忧；无得失、无逆顺，其心常一；应酬不乱，无所不容。[120]

吾家当行七事：好善、平直、谦虚、容物、长厚、质朴、俭约，

此可以成身，可以成家，而道在其中。[121]

杨庭显的家训并没有白讲，他的儿孙们大多牢记在心，并且笃实践行。例如，杨庭显曾说：“吾家子弟，当急亲贤”，[122] 这句话促使杨简在高中进士之后，并不自我满足，而是虚心向海内名儒请教，后来，他有幸结识了陆九渊，因“扇讼之悟”而构成师生之谊，并且促成其父杨庭显和陆九渊之间的忘年交。除了三子杨简之外，其他几个儿子也都受到其父的影响，无论身份地位如何，德性都很不错。据杨简记载，伯兄杨筹“忠信天成，进德于内，而世莫知”[123]，仲兄杨篆不仅“文雅洒然”，而且勇于“作图记过”，“人皆耻于闻过，兄顾自白其过”（同上），后来，还以“内讼斋”命名自己的书房，并请杨简为记。叔弟杨篪[124]同样“用改过之力于内，而人未之知”，后来，他“闻钟发省，自此吐论超越”[125]。而季弟杨籍，“孝友笃至，讷于外而敏于中，内心发光，不可致诘”（同上）。总之，杨氏五兄弟均德业有成，杨简认为，这都是得益于其父杨庭显“实德义训”“启佑后人，深入潜化”（同上）的结果。杨氏一门的品行，可以视为农耕社会宗族家庭在前辈尊长的德义之教的熏陶下形成良好家风的典范。

除了言教外，杨庭显还以身教为众儿孙做出榜样。由于杨氏属于富裕之家，难免为盗贼所觊觎，杨简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尝被窃盗。其明日，食罢，从容曰：“吾夜来闻婢惊告有盗时，吾心止如此；已而告所亡物多，吾心亦止如此；今吾心亦止如此。”[126]

对于家中失窃的意外之祸，一般人会大惊失色，然后心痛财物的损失，但是，杨庭显晚年已臻“不动心”的境界，因此，从听婢女说有窃贼开始，到早晨知晓损失了多少财物为止，他的心一无所动。当然，这并不是说杨庭显对丢失财物之事漠不关心，而是他已将财产视为身外之物，多少、得失都不会扰乱他的心境。杨庭显早已具有这样的思想认识，他说：

凡有家者，或栋宇可以居，谷粟可以食，更有园蔬足用，若此则已属于富矣。惜乎人有所不知也，是以人间得知足之乐者鲜。[127]

广置田园，不如教子弟为善。[128]

正是因为将德性修养放在第一位，杨庭显晚年对于财产多寡概不以为意，而且，他把这种价值观传递给下一代，使得杨氏一门形成良好的家风，正如杨简所述：“诸子雍雍，群孙济济，虽入德先后之序不齐，不可枚数，而其大较质而不浮，从容乎先公道化之中，则同。”[129] 在农耕时代，这种淳厚家风的代代相承，是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的精神动力之一，对于宗法社会里家风、家教的历史作用，本着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今人不应低估。同理，有了杨庭显这样的父亲言传身教，其子杨简的好学上进，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心学宗祖陆九渊

有了杨庭显这样的父亲，可以保证杨简成为有德的君子，但是，要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臻于圣者境界，更必须有一位彻悟的“明师”指点。在杨简的一生中，幸运地遇到了陆九渊这样的明师，二人的交谊非比寻常，在杨简的修道治学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故此须专门阐述。

（一）陆九渊的生平与学行

陆九渊（1139—1193年），字子静，江西抚州金溪县人，因后来讲学于抚州贵溪县之象山精舍，故人称象山先生。陆九渊出生在一个耕读传家的平民儒者家庭，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从小具有一种“遇事物必致问”[130]的探索精神。从性格上讲，陆九渊“幼不戏弄，静重如成人”[131]，他“常自洒扫林下，宴坐终日”（同上），类似于高僧坐禅一般。到了十三岁，陆九渊“因读古书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132]，忽然大悟，提笔写下这样的话：“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133] 从此，他奠定了天人合一的本体观和价值观。

陆九渊二十四岁以治《周礼》而应乡举，三十三岁时，又以治《易经》而应乡举。工夫不负有心人，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在他三十四岁时，春试南宫，其试卷得到考官吕祖谦、尤延之和赵汝愚等人的一致欣赏，终于蟾宫折桂，金榜题名。因为吕祖谦等人的大力推崇，陆九渊一时间名震行都，士人阶层都以纳交陆九渊为荣。陆九渊不屑于等着吏部授官，直接回到家乡[134]，在自家的槐堂书屋正式授徒讲学，“远近风闻来亲炙”。[135] 他的讲学活动持续了十年，直到淳熙九年（1182年）秋朝廷任命他为国子正为止。在太学讲坛上，陆九渊主讲《春秋》一书，“诸生请叩，孳孳启喻，如家居教授，感发良多”[136]，展现出一位教育家的气象。第二年（1183年）冬，因其文采之长，陆九渊被改任敕令所删定官，这是一个负责修饰、润色朝廷诏令的官职。担任删定官后，陆九渊有了更多参与朝廷政务的机会，激发了他治国理政的儒者抱负。在公务之余，他依然讲学不辍，在士大夫阶层中奠定了崇高的声望，“浙中人士，贤者咸归席下”[137]。不过，满腔忠义的陆九渊并不适应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的朝廷中枢的政治生态，不久，他引起当朝丞相王淮的猜忌。王淮担心陆九渊这样的饱学之士迟早会得到宋孝宗的重用，在1186年冬，私下唆使亲信上书弹劾，结果，陆九渊被以“主管台州崇道观”的名义解除原职，成为一个没有实际职权的奉祠官员[138]。

回到家乡后，陆九渊得到了当地士人和官员的一致推崇，纷纷前来就学。在门人的帮助下，他前往邻县贵溪的象山，创建起一个书院，称为象山精舍。从此，陆九渊专心致志地在象山精舍授徒讲学，“从容讲道，歌咏愉愉，有终焉之意”。[139] 陆九渊在象山的讲学活动一共持续了五年，其声名远播，慕名而来的读书人络绎不绝，“居山五年，阅其簿，来见者逾数千人”。[140] 这个数目，与历史上孔夫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的教育盛况也相去不远。

淳熙十六年（1189年），宋孝宗禅位给太子光宗，第二年改元绍熙。绍熙二年（1191年），为显示朝廷重视人才、更新治化，新的执政者想起了久已在野的陆九渊，于是任命他知湖北荆门军。荆门地处偏僻，北邻襄阳边境，靠近北方的强敌金国，这个职务绝非一般官员渴望的肥缺，但是，对陆九渊而言，这是一个施展才能、忠心报国的难得机会，故此，他欣然携家眷前往，于该年农历九月三日到任。就任荆门知军后，陆九渊一边察访民情，一边大刀阔斧地开展治理整顿，主要包括：修建城墙，改革税务，缉拿盗匪，整治军务，兴建郡学、贡院，振兴教育等等。经过短短一年的治理，荆门军出现焕然一新的面貌——盗匪销声匿迹，治安显著好转，社会风气也随之改变。

陆九渊在荆门的执政成效，不仅赢得百姓的衷心拥戴，还引起高层统治者的注意，当时的丞相周必大称赞：“荆门之政，可以验躬行之效。”[141]令人遗憾的是，陆九渊过度的操劳引发了素有的血疾，在荆门任职不过一年多时间，他旧疾发作，于绍熙三年冬十二十四日[142]溘然长逝。陆九渊逝世后，百姓和下属无比悲哀，“郡属棺敛，哭泣哀甚；吏民哭奠，充塞衢道”。[143] 至今，荆门人民仍然没有忘记陆九渊，把他视为历代地方官中的第一人，并以数不胜数的用“象山”二字命名的道路、建筑和景点，来寄托对这位大儒的怀念。

陆九渊的哲学思想，可以用“心即理”和“发明本心”等寥寥数语来加以概括，但是，其中蕴含着无穷的内涵和工夫，体现出典型的心学特色。陆九渊并非出自什么大儒之门下，而是以独立的探索精神，重新发掘出先秦儒学固有的“天人合一”思想和人文主义精神，就像程颢所说“自家体贴”[144] 出“天理”二字一样。有一段陆九渊和门人詹阜民的对话可以为证——

某（詹阜民）尝问：“先生之学亦有所受乎？”曰：“因读孟子而自得之。”[145]

陆九渊考中进士后，开始在槐堂授徒讲学。时间一长，吕祖谦发现他和另一位在武夷山中讲学的理学大儒朱熹所讲的内容不太一致，为了达到会同学术的目的，吕祖谦于淳熙二年（1175年）邀请朱熹和陆九渊前往信州（今上饶市）铅山县之鹅湖寺召开学术会议。在会上，陆九渊吟诗曰：“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146] 批评朱熹的治学方法烦琐支离，朱熹听闻，不禁“失色”，而且“大不怿”。[147] 经过辩论，谁也说服不了谁。结果，吕祖谦本欲会同朱陆学术旨归的目的落了空，反而使朱陆的学术分歧公之于天下，从此分庭抗礼。当然，朱陆二人的争执是学术范畴的君子之争，与那种名利之争有着本质的不同。此后，淳熙八年（1181年）春二月，朱熹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县），还曾主动邀请陆九渊前往治下的白鹿洞书院讲学，陆九渊亦欣然前往。淳熙十五年（1188年），朱熹曾有诗赠予陆九渊，名为《喜晴诗》：“川源红绿一时新，暮雨朝晴更可人。书册埋头何日了，不如抛却去寻春。”[148] 陆九渊闻之，很高兴地说：“元晦至此有觉矣，是可喜也。”（同上）不过，终其一生，陆九渊对于朱熹以“道问学”方式去阐发先圣思想的治学进路始终不以为然，他曾说：“元晦欲去两短，合两长，然吾以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149] 有时，他甚至感慨地说：“朱元晦泰山乔岳，可惜学不见道，枉费精神，遂自耽搁，奈何？”[150]

（二）杨简与陆九渊的深厚交谊

杨简与陆九渊本来是同辈人。论年龄，陆九渊只比杨简大两岁；论辈分，杨简在乾道五年（1169年）考中进士，而陆九渊是在乾道八年（1172年）考中进士，按古语说，杨简相对于陆九渊还属于“先进”之列。杨简与陆九渊的结识，得益于同乡徐谊的介绍。徐谊，字子宜，浙江温州人。《陆九渊集》中把徐谊当作陆九渊的门人，而清代学者全祖望在补修《宋元学案》时不取此说，只把他当作陆九渊的同调学者，《宋史》卷397有传。徐谊是杨简的大同乡，乾道八年高中进士，与陆九渊同科。他受过陆九渊的点拨，自觉非常有益，曾说：“（某）与晦庵月余说话，都不讨落着，与先生说话，一句即讨落着。”[151] 因此，徐谊特意向杨简推荐陆九渊其人，认为值得与之交往。此时，杨简正在富阳任县主簿，距行都临安不远，恰逢又“摄事临安府中”，[152] 因此，欣然前去拜访新科进士陆九渊。多年以后，徐谊亡故，杨简仍然记忆犹新，回忆说：

子先我觉，导我使复亲象山以学。某即从教，自是亦小觉。[153]

由于考官吕祖谦等士大夫的推崇，陆九渊此时名满行都，来访者络绎不绝，陆九渊“朝夕应酬问答，学者踵至，至不得寝者余四十日”[154]，因此，对于杨简的接待或许有些匆促，无法深入探讨（当然也是机缘未到）。杨简此时，确实有一个疑问存于胸中，那就是《孟子》一书中所说的“本心”究竟是什么。虽然他从小熟读儒家经典，可以从字面上理解本心的内涵，但是没有切身的直观体验，故而这种疑问始终存于胸中，长达二十年之久。在与陆九渊的交谈中，杨简坦诚地提出本心之问，陆九渊只是根据儒家经典的内容予以答复，这当然无法令杨简满意。他甚至有些鄙视陆九渊，以为他不过是徒有虚名，“殆腐儒无足采者”[155]，于是，二人就这样结束了第一次的晤面。当年农历三月，陆九渊不待吏部授官，径直返回家乡，途经富阳时，特意造访担任县主簿的杨简。看到陆九渊来访，杨简依然热情接待，挽留陆九渊在富阳逗留半月之久。不过，在陆九渊将要离去时，杨简还是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如何是本心？”陆九渊又依据经典回答，于是，二人之间发生了一场类似禅宗公案的问答——

（简）问：“如何是本心？”先生曰：“恻隐，仁之端也；羞恶，义之端也；辞让，礼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即是本心。”对曰：“简儿时已晓得，毕竟如何是本心？”凡数问，先生终不易其说，敬仲亦未省。偶有鬻扇者讼至于庭，敬仲断其曲直讫，又问如初。先生曰：“闻适来断扇讼，是者知其为是，非者知其为非，此即敬仲本心。”敬仲忽大觉，始北面纳弟子礼。[156]

陆九渊借杨简断扇讼之案的机缘，告诉他什么是本心，令杨简豁然大悟，对于杨简而言，这是一生修道治学中质的飞跃，当然，也是杨简二十年来自身进学过程中由量的积累而促成的关键性一觉。关于杨简所悟及其重要性，笔者将在第二章详加阐述。在杨简一生的修道治学中，没有任何东西比陆九渊所点化的这次“扇讼之悟”更加重要，因此，杨简对此终身不忘，并且屡次提及，对陆九渊充满了感激之情。他在《二陆先生祠记》中说：

某积疑二十年，先生一语触其机。某始自信其心之即道，而非有二物；始信天下之人心皆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同，皆与天地日月四时鬼神同。[157]

陆九渊逝世后，应其子陆持之的请求，杨简特意撰写了《象山先生行状》，在文章末尾，他依然饱含深情地回忆这一往事——

先生之道，至矣大矣，简安得而知之？惟简主富阳簿时，摄事临安府中，始承教于先生。及返富阳，又获从容侍诲。偶一夕，简发本心之问，先生举是日扇讼是非以答，简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无始末，忽省此心之无所不通。简虽凡下，不足以识先生，而于是亦知先生之心，非口说所能赞述。[158]

淳熙九年（1182年）农历七月初至淳熙十三年（1186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陆九渊在临安担任国子正和敕令所删定官等职，在此期间，杨简正好担任浙西抚属一职，时在淳熙十一年（1184）至淳熙十五年（1188年），驻地就在临安。于是，杨简把父亲杨庭显也接到临安来就养，和陆九渊比邻而居，二人之间有了更多的思想交流，连杨庭显也接受心学，成为陆九渊的忘年交。与陆九渊这样的“明师”在一起，杨简的心情显得非常愉快，这一点，从他此时的诗作中可以体现，《慈湖遗书》存二首，谨录于下，可见一斑——

百里平湖十里堤，新芜苒苒绿齐齐。水晶宫里光风静，碧玉壶中远近迷。局外有棋输与我，口边得句岂须题？流莺却会幽人意，故向人间一两啼。

浅红深翠绿高低，各出精神不肯齐。山色好时新雨沐，湖光远处淡烟迷。不知醉后无言句，逼近前来乞品题。我亦未能勤领略，只烦莺啭与乌啼。[159]

这两首诗的共名叫《侍象山先生游西湖，舟中胥必先、周元忠奕》。其中，胥训，字必先，乃是陆九渊的连襟；周良，字元忠，建昌军南城人，也是陆九渊的门人，全祖望把他列入《槐堂诸儒学案》，称“其师象山最久”。[160] 这首诗产生的时间乃是陆、杨、胥、周四人共游西湖时所作，由诗文可见杨简心情的愉悦和恬静。其实，由于年龄相仿之故，陆九渊并没有把杨简当门人看，而杨简始终诚心实意地执弟子礼，几人同游西湖，杨简也谦称为“侍象山先生游西湖”。不管身份关系如何，二人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己之交，杨简连当初把陆九渊视为“腐儒无足采者”的心里话也如实吐露，陆九渊在《杨承奉墓碣》中记曰：“此其腹心，初不以语人，后乃为余言如此”，[161] 可见二人交谊之真诚了。

遗憾的是，除了这短短两三年（1184—1186年）的密切交往之外，陆九渊和杨简二人因为宦海沉浮之故，很快又天各一方，难再相见。绍熙三年冬十二月十四日（阳历1193年1月18日），陆九渊病逝于荆门知军任上。此时，杨简在江西乐平担任知县，闻此消息，悲痛欲绝，他后来记述——

某闻先生之讣，恸哭，既绝而复续，续而又绝，绝而又复续。不敢伤生，微声竟哭。亟欲奔赴，病质岌岌，度不可支，循循历时。[162]

由是可见，当杨简听说了陆九渊病逝的消息后，哭得竟然昏死过去好几回，这种悲痛的心情，用“如丧考妣”来形容也毫不过分。原因很简单，陆九渊道行深邃，成就了杨简在修道进程中关键性的一悟，此后的进学之路，借用明代王龙溪的话来说，“一切经纶变化，皆悟后之绪余也”[163]。

陆九渊与杨简的师徒关系和深厚友谊，是象山心学得以在其身后继续发扬光大的重要原因。杨简具有求道之至诚、受教之虚心，所以才能得到陆九渊的点化，从而成就自己的修道之功。同样，也正因为他具有真诚和谦虚的胸襟，使其深造有得，直趋圣境，在浙中心学的诸儒之中，确非他人可及，于是，在研究宋明理学时，后人总是把他置于象山弟子的首座之位。

三 “甬上四先生”的交游

所谓“甬上四先生”，是指杨简、袁燮、舒璘、沈焕四人，亦称“明州四先生”（宁波，古称明州；甬上，即指宁波的甬江）。在象山之后，此四人的确是传播、弘扬心学的重要人物，所以元人所著《宋史·陆九渊传》评说：“门人杨简、袁燮、舒璘、沈焕能传其学。”[164] 当然，这里有一个明显的失误，就是把沈焕也当成了陆九渊的门人，事实上，他是陆九龄（号复斋）的弟子。不过，陆九龄和陆九渊本是亲兄弟，早在鹅湖之会前，兄弟二人通过“议论致辩”，已达成学术理念的根本一致[165]，因此，“甬上四先生”可并称为“二陆”的传人，这是没有疑义的。从根本上讲，四人师出同门，在太学即结为至交，“朝夕以道义相切磨”，[166] 因此，彼此之间在思想学术上的影响十分明显。在此，我们有必要阐述一下袁燮、舒璘、沈焕三人的生平和学行，以体现杨简哲学思想形成的横向社会关联。根据生卒年月的顺序，笔者按沈焕、舒璘和袁燮之序而叙述之。

（一）沈焕与杨简的交游

沈焕（1139—1191年），字叔晦，明州定海人。少年时即“潜心经籍，精神静专”[167]，成年后入太学，适逢陆九龄（1132—1180年）也在此就读，有感于陆九龄学识深邃、道德纯全，沈焕遂“以师礼事之”（同上），由此成为陆九龄的门人。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沈焕、陆九龄和杨简一同登进士第，步入仕宦生涯。他先后担任上虞县尉、扬州教授、太学录事、浙东安抚司干官、婺源知县、舒州通判等职，皆恪尽职守，颇有政声。但是，沈焕为人，“宁终身固穷独善，而不肯苟同于众；宁龃龉与时不合，而不肯少更其守，凛然清风，振耸颓俗”[168]，因此，在官场上总是遭到小人的嫉妒，难以升擢见用，不过，沈焕对此从不介意。晚年患病，他仍然“不废读书，垂绝，拳拳以母老为念，善类凋零为忧”（同上），卒时年仅五十二周岁，时人尊称为定川先生，宋理宗时赐谥端宪。存世《定川遗书》五卷，今收录于《四明丛书》之中。

和杨简一样，沈焕不仅服膺“二陆”的心学思想，而且孜孜不倦地传播、弘扬，具有心学教育家的风范。在担任太学录事时，“先是，教官不甚与诸生接，先生以所躬行者淑诸人，旦暮延见，司业不乐也”。[169] 沈焕诲人不倦的作风，与一般在太学里混饭吃的学官迥异，不免引起其他学官的嫉妒，“居官仅八十日”[170]，便被外补为高邮军教授，他“夷然不惊，叙别而去”（同上）。后来，沈焕一度“待缺里居”，适逢宰相史浩、吏部尚书汪大猷亦致仕在家，三人在一起商量“举行义田”（同上），以实现儒家抚孤济贫的宗法社会理想。因其学行高洁，史浩特意将自家的竹洲别墅让给沈焕居住，邀其讲学其中，如前所述，杨简其时也在家丁忧，应邀讲学于碧沚书院，都在为传播心学思想而努力。

沈焕英年早逝，老友杨简为此十分悲痛。当时，他正在担任乐平县知县一职，不可能离职去为沈焕奔丧，因此，他写下《祭沈叔晦》一文，文中追忆了沈焕对于自己学行成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打破了自己的固闭之习，开始与太学中的贤达有识之士交往，既开阔了眼界，又提升了道德水准。杨简回忆说：

某未离膝下时，知有先训而已。出门逐逐，不闻正言，窃意世间不复有朋友之义。及入太学，首见吾叔晦，始闻正论，且辱告曰：“此天子学校，四方英俊所萃，正当择贤而亲，不可固闭。”某遂从求其人，遂得从其贤游，相与切磨讲肄，相救以言，相观而善，皆吾叔晦之赐。[171]

后来，杨简能够听从徐谊的引见，虚心地向“后进”陆九渊求教，其实根源就在于他在太学期间改变了自我固闭之习，变得开放包容，学会“择贤而亲”，因此才有宝贵的“扇讼之悟”。所以，杨简回顾自己学问工夫的提升，首先归功于太学时期的同学沈焕，诚恳地认定“皆吾叔晦之赐也”。

第二，沈焕有过就改的性格给杨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

某自闻先训：“大舜从人，禹拜昌言，由喜闻过。”改过明白，先君则然，……出门泛观，大难其人。而叔晦亦尝闻过伏义，笔书而口宣，某由是益服叔晦之高，念叔晦之贤。（同上；由，即仲由，字子路。）

在杨简的哲学思想中，改过是修道的必要工夫，这一思想最早来自他的父亲杨庭显，可是，当他来到社会上时，很少见到像父亲一样正视己过的人，大多是文过饰非、矫揉造作之徒，因此，他难免怀疑其父之训的正确与否。幸好，杨简看到沈焕面对过错、坦诚改正的优良品质，他的“闻过伏义，笔书而口宣”的做法，与父亲杨庭显颇为相似，这才相信了“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的先圣之训，于是“益服叔晦之高，念叔晦之贤”。

从二十一岁进入太学，到沈焕去世时，杨简与沈焕的交往超过三十年，因此，沈焕的英年辞世令杨简悲痛而感慨。在杨简看来，沈焕其人“善言善行，奚可悉数？威仪文词，诚足以称雄一世”[172]，这是他对好友的总体评价。顺带说明，按史籍记载，沈焕“颀而美髯，伟仪观，尊瞻视”[173]，在当时堪称美男子，故杨简有如此之说。至于二人之间的关系，杨简认为是“三十年相与相切之情，三十年相与相切之义”[174]，在杨简的心中，这份情义是无价的，因此，当他听说沈焕辞世的消息后，不能不写一点文字来寄托自己的哀思。

（二）舒璘与杨简的交游

舒璘（1136—1199年），字元质（又字元宾），明州奉化人。少年时即有志于圣学，“每自循省，苟不闻道，何以为人？汲汲乎如饥者之索食”。[175]年轻时游太学，与杨简、沈焕、袁燮为友，后来，他还与三位同门都结为亲家，其中，他的儿子舒铣娶了杨简的第三个女儿[176]，这种姻亲关系更加强了四人之间的交谊。年轻时，舒璘好学不倦，曾求教于多位当时的名儒。首先，他就学于张栻，“请益焉，有所开警”[177]，后来，听说朱熹与吕祖谦讲学于婺州（今浙江金华），“徒步往从之”（同上），并在家书中说：“敝床疏席，总是佳趣；栉风沐雨，反为美境”（同上），可见其求学之真诚。不过，按清代学者全祖望的说法，舒璘“卒业于存斋”[178]，存斋即是陆九渊前期的别号。[179] 舒璘求教于陆九渊，是和自己的哥哥舒琥、弟弟舒琪一起去的。兄弟三人同受业于陆子之门，舒琥、舒琪“皆顿有省悟”[180]，而舒璘则说：“吾非能一蹴而至其域也。吾惟朝夕于斯，刻苦磨砺，改过迁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矣。”（同上）此后，舒璘治学“躬行愈力，德性益明”（同上），终于成就了他的忠信不二、笃实不欺的人格美质。

乾道八年（1172年），舒璘中进士第，步入仕途。他先后担任江西转运司干办公事、徽州教授、平阳知县等职，均能恪尽职守、忠直不阿。在担任徽州教授期间，他“不惮勤劳，日日诣讲，隆冬酷暑，未尝少怠。筑风雩亭，以时会集（诸生），暮夜亦间往”（同上）。当时，好友沈焕担任太学录事一职，舒璘说：“师道尊严，吾不如叔晦；若启迪后进，吾不敢多逊”（同上）。听说了舒璘诲人不倦的事迹，太学司业汪逵打算向朝廷推荐舒璘，有人告诉他此时太学中“举员已足”，汪逵说：“吾职当举教官，舍元质其谁先？”[181] 仍然上本举荐。丞相留正听说舒璘的事迹，称赞说：“天下第一教官也。”（同上）然而，在南宋王朝论资排辈、冗官成堆的制度格局中，舒璘始终未能得志用世，长期担任的都是学官这样的闲曹冷职。不过，舒璘“素以天下为己任，虽居冷官，未尝忘世事”（同上），他在徽州教授任上，经常向本地知州进言献策，“牧守虽不能尽用，间有所采”（同上）。后来，舒璘总算获得知平阳县（属浙江温州）的实职，“听断讼狱，人服其平”[182]，三年任满之后，擢升为广西宜州通判，尚未赴任，奄然病逝，卒年六十四岁。舒璘在世时，时人称其为广平先生，宋理宗时赐谥文靖。生前著有《广平类稿》《诗礼讲解》《诗学发微》等书稿，今《四库全书》中收录《舒文靖集》二卷，《四明丛书》则收录《舒文靖公类稿》。

舒璘与杨简虽为姻亲，但二人关系并没有杨简和沈焕那样亲密，所以在舒璘去世后，杨简在作《奠舒元质辞》时仅称其为“故友人”。[183] 二人在某些学术观点上也存有分歧，杨简将二人的关系比作韩愈和柳宗元[184]，尽管如此，杨简和舒璘的友谊并没有受到妨碍，在舒璘去世后，杨简在祭文中写道：

元质岂有以异乎人哉？亦不过不失孔子所谓忠信之主本而已矣。[185]

对于舒璘，杨简的基本评价是：“忠信之士”，并援引乡党舆论为证，说：“吾乡万口一辞曰：‘吾元质忠信士也’。”（同上）以忠信为主本，出自《论语·学而》等篇，在杨简的思想中，“忠信即大道”[186]，因此，视舒璘为忠信之士，其实是一个很高的评价，表明舒璘抓住了圣人之学的根本要旨。杨简也知道舒璘的才干绝不止于做个“天下第一教官”，他素以天下为己任，“尤留心中朝治乱之故”[187]，可惜仕途不达，始终游离于朝廷政治的边缘，未能发挥其治世之长，因此，杨简坦诚地说：“元质之心，惟某知之。”[188] 不过，这份感慨也许是多余的，因为南宋的政治格局始终积弱不振，即使如杨简之贤，虽然在朝廷中枢待过许多时间，同样作为有限，无法改变南宋王朝走向没落的根本趋势。

（三）袁燮和杨简的交游

袁燮（1144—1224年），字和叔，庆元府（今宁波市）鄞县人，因杨简年少时家居于此，二人其实是真正的同乡。稍长之时，袁燮曾读东汉《党锢传》，“慨然以名节自期”[189]，这是他立志求圣的开始。乾道初年，袁燮考入太学读书，对于这一段人生经历，后学真德秀做了记述——

乾道初，入太学。陆先生九龄为学录，公望其德容睟盎，肃然起敬，亟亲炙之。而同里之贤如沈公焕、杨公简、舒公璘，亦皆聚于学，朝夕以道义相切磨。器业日益充大，平居庄敬自持，为同舍所严惮。[190]

可见，杨简、沈焕、舒璘和袁燮此时“皆聚于学”，成为好友，“朝夕以道义相切磨”。在治学道路上，袁燮先是求教于吕祖谦（号东莱），受领中原文献之传，又受教于陈傅良（号止斋），“明旧章，达世变”，受到永嘉学派的影响，不过，最终奠定他的学术旨归的，还是陆九渊。据史籍记载：

初，先生遇象山于都城，象山即指本心洞彻通贯，先生遂师事，而研精覃思，有所未合，不敢自信。居一日，豁然大悟，因笔于书曰：“以心求道，万别千差；通体吾道，道不在他”。[191]

从此，袁燮与杨简一样，成为象山心学的忠实信徒。不过，与其他三位同窗相比，袁燮登第最晚，直至淳熙八年（1181年）方才进士及第，此时他已经三十七岁了。宋宁宗即位时，袁燮召为太学正，不久，亦受到奸相韩侂胄的迫害，被言官弹劾罢职。多年后又被起用，曾任浙东帅幕、主宗正簿、枢密院编修官，权考功郎官等职，亦曾经外放任知江州、提举江西常平司等职，复召回任国子司业、国子祭酒等职，地位步步擢升。在任国子祭酒期间，他尽心尽职，体现出一个儒者致力于明德淑人的教育事业的奉献精神。史载：

（袁燮）延见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忠信笃实为道本。每言人心与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业以守之，则与天地相似。闻者悚然有得，士气益振。[192]

此后，袁燮的官位进一步隆升，被任命为兼崇政殿说书，又除礼部侍郎兼侍读，成为天子近臣、帝王之师。可是，此时朝廷的实际掌权者是宰相史弥远，从籍贯上讲，二人也是同乡，但是，在对金国外交方面，史弥远和袁燮持有不同的意见。据《宋史》记载：“时史弥远主和，（袁）燮争益力，台论劾燮，罢之，以宝文阁待制提举鸿庆宫。”[193] 后来，朝廷又曾起用袁燮“知温州，进直学士”（同上），但是，在史弥远一手遮天的朝政格局中，袁燮遭遇了和杨简一样的政治命运，难以施展才能，最终“奉祠以卒”。（同上）

在“甬上四先生”中，袁燮生前的职位最高，他的人品节操也不负平生所学，在他去世后，杨简称赞他“立朝光明，临终不乱”。[194] 早在太学期间，袁燮就和杨简定交，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杨简回顾说：“一时师同门、志同业者，则简与沈叔晦、袁和叔也。”[195]

袁燮和杨简不仅交谊深厚，而且学术见解颇有相互佐证之力。在他的影响下，其子袁甫不仅从父传承家学，后来又跟从杨简问学，成为杨简门下最出色的弟子之一。袁甫，字广微，生卒年不详。嘉定七年（1214年）举进士第一（状元），此后为官多任，皆有政声，是一个较有作为的官员，不负乃师杨简所望。宋理宗时，袁甫曾任崇政殿说书，后升擢至权兵部尚书、暂兼吏部尚书，亦曾兼任国子祭酒，“日召诸生，叩其问学理义讲习之益”。[196]《宋史》卷405存其本传。除了袁燮之子向杨简问学之外，杨简门下的弟子也常向袁燮求教。例如，慈湖高弟傅正夫，建昌（今江西南城县）人，本是杨简门下的得意弟子，由于“师同门，志同业”之故，他同样虚心地向袁燮问学，袁燮也给予耐心的指点，告诉他“学以自得为贵”[197]的要旨，体现出心学本为一家的宗风。

（四）吕祖俭与杨简的交游

关于“明州四先生”的称谓，还有一种说法，即是杨简、沈焕、袁燮和吕祖俭（代替了舒璘），这样就超出心学一派的范畴，变成一种纯地域性的划分方式，当然，杨简和吕祖俭之间也有着深厚的交谊。故此，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婺学名家吕祖谦（1137—1181年）的弟弟吕祖俭。

吕祖俭（？—1196年），字子约，号大愚，婺州（浙江金华）人，著名学者吕祖谦的胞弟。吕祖俭生平行迹，史料存之不多，仅《宋史》卷455《忠义十》有传。估计他比吕祖谦年龄小很多，“受业祖谦，如诸生”[198]，得父兄中原文献之传。成年后出仕，先监明州仓、继调衢州法曹，后通判台州，宋宁宗即位之际，调任太府丞。庆元之初，韩侂胄唆使言官李沐弹劾右相赵汝愚，罢其官，并制造“伪学逆党籍”，吕祖俭上书论救赵汝愚、朱熹等人，触怒韩侂胄。韩侂胄下令，以吕祖俭“朋比罔上，安置韶州”[199]，路途中改送吉州监管，不久遇赦，移送筠州（今江西高安）。庆元二年，病卒于此。

吕祖俭和杨简的结识，至迟在绍熙五年（1194年），亦即宋宁宗即位之初、尚未改元之际。当时，杨简由乐平知县调任国子博士，吕祖俭则由地方任上调任太府丞，二人都在都城临安供职，故结为好友。吕祖俭和杨简不属一个学派，但这不妨碍两人之间有很好的私交，究其本质，是道义之交。“庆元党禁”开始后，杨简因仗义执言而被打入“伪学逆党”籍，被韩侂胄下令落职奉祠，主管台州崇道观，吕祖俭更是被发配至韶州监管，二人从此天各一方。在监管期间，吕祖俭每天“读书穷理，卖药以自给”[200]，士人气节如故，丝毫不受摧折。他还特意打好几双草鞋，准备再次被贬往更远的地方。

可惜的是，吕祖俭在谪所患病早逝，消息传到慈溪，杨简不胜悲痛。只是慈溪与高安相去千里，而且此时杨简“病质莫奔”，因此，只能写一篇祭文来表达对故友的伤悼之情。在祭文中，杨简写道——

哀哀子约，我心则同。问学虽略异，大致则同。所同谓何？其好善同，见义忘利同，学不以口而以心同。夫天下惟有斯义而已矣，是故子约诚意笃志，深知乎某之心；某敬子约，不以利夺其义之胸中。[201]

在此祭文中，杨简也承认，吕祖俭和他在学术见解上有异，但是，他更看重的是二人思想上相同的一面，那就是君子好善循义、不为利害所动。从这个角度讲，二人的心灵是相通的，本质上是相同的。

关于吕祖俭的历史地位，有一点需要说明，那就是他也被视为“明州四先生”之一。缘由如下：吕祖俭在明州仓任职六年[202]，“以明招山中父兄中原文献之传”（同上）教授诸生，“其于诸讲院，无日不会也”（同上）。此时，“明州诸先生多里居，慈湖开讲于碧沚，沈端宪（焕）讲于竹洲，絜斋（袁燮）则讲于城南之楼氏精舍，惟舒文靖（璘）以宦游出。……甬上学者遂以先生代文靖，亦称为四先生”（同上）。这样一来，就有了“明州四先生”的两种说法，除了杨简、沈焕、袁燮之外，或以舒璘为第四人，或以吕祖俭为第四人。如果以舒璘为第四人，那么，“明州四先生”就相当于一个传播、弘扬象山之学的心学学派；如果以吕祖俭为第四人，那么，“明州四先生”就纯粹是一个以地域来划分的学者名号而已。究竟哪种划分更有道理，学界同行可以见仁见智。

以杨简为代表的“甬上四先生”（含舒璘），师同门，志同业，继承并发挥象山心学的核心要旨，在当时就赢得士大夫阶层的广泛敬重。仅以理学大儒朱熹为例，他和杨简曾在淳熙八年（1181年）至九年（1182年）共事，朱熹时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而杨简担任绍兴司理，职位在朱熹之下，但是，朱熹离任时，特意举荐杨简，说他“学能治己，才可及人”。[203] 加上太师史浩的举荐，杨简的官职果得升迁（浙西安抚司干办公事）。此后，朱熹的门人滕璘（字德粹）担任鄞县尉，向朱熹求教治邑之要，朱熹回信说：

示问曲折具悉，大抵守官且以廉勤爱民为先，其它事难预论。幸四明多贤士，可以从游，不惟可以咨决所疑，至于为学修身，亦皆可以取益。熹所识者，杨敬仲、吕子约，所闻者，沈国正、袁和叔，到彼皆可从游也。[204]

在这封信中，朱熹将自己所认识的杨简、吕祖俭，以及听说的沈焕、袁燮等人，都视为贤士，鼓励门人多向他们“咨决所疑”，并且从他们那里汲取“为学修身”之道。此时已在鹅湖之会以后，朱学和陆学早已分庭抗礼，朱熹仍然肯定杨简等人的人品和学问，称其为“皆可以从游”之贤士，由是可见，以杨简为首的“明州四先生”当时在儒林中已享有令名。尽管朱熹在晚年对陆九渊和杨慈湖之学颇有微词，《朱子语类》中记载了许多这样的言论，但是，他早期对杨简的推荐和赞许，依然表明杨简学行的令人折服之处。

除了“明州四先生”之间的交游之外，杨简与其他儒家学者的交往还有很多，此不一一赘述。通过本节所论，我们不难发现，杨简不仅在纵向上认真吸取父亲杨庭显、老师陆九渊的思想，而且在横向联系上善于广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以获取相互切磋、琢磨的益处。这种广泛交往的社会活动，促进了杨简心学思想的形成和淬炼，最终得以升华、成熟，使之充分继承了象山心学的真髓，并自成一体，发扬光大，成为南宋中晚期的著名思想家。

[1]（清）黄宗羲：《明儒学案》，沈芝盈点校，卷12《浙中王门学案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0页。

[2]（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杨绳其、周娴君点校，卷121《朱子十八》，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2650页。

[3]（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吴光等编校，卷1《语录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按：这是王阳明的高徒徐爱的话，体现了心学思想的特征。

[4]《王阳明全集》卷3，《语录三》，第143页。按：这是王阳明的门人钱德洪的话，也是心学一系的常用语。

[5]（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文集》卷9，《答杨时论〈西铭〉书》，载《二程集》，王孝渔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第2版，第609页。按：此处是借用程颐称赞张载之《西铭》的话以表现杨简之历史地位。

[6]（元）脱脱等：《宋史》，卷29《高宗本纪六》，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551页。

[7]《宋史》卷155，《选举一》，第3604页。

[8]《宋史》卷379，《曹勋传》，第11700页。

[9]《宋史》卷3，《太祖本纪三》，第51页。

[10]《宋史》卷25，《高宗本纪二》，第461页。

[11]（宋）黄震：《黄氏日抄》，卷68《读文集十》，载《四库全书》，（清）纪昀等编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子部，第708册，第639页。

[12]（清）冯可镛、叶意深编：《慈湖先生年谱》卷1，载《四明丛书》，张寿镛辑，广陵书社2006年版，第12册，第6924页。按：此《年谱》共二卷，录于《四明丛书》所收《慈湖遗书》之后，单独成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