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杨简的生平历程（下）

一 再为朝官

开禧三年（1207年），韩侂胄贸然北伐，旋遭失败，本人随后在政变中被杀。嘉定元年（1208年），宋金再次议和，南宋以接受前所未有的屈辱条件换来苟安一隅的局面，而朝政大权也转移到奸相史弥远手中。

史弥远执政之后，为消除士人为他的不良印象，打着宋宁宗的旗号，“厉精更化，首访耆德”[53]，尤其注重倡导理学思想，提拔理学人士为他服务。从广义上讲，宋代理学系统除了程朱理学之外，陆象山、杨慈湖等心学名家也属于理学一派。在这种情形下，杨简这位耆德旧臣自然成为他所选用的对象。嘉定元年，赋闲十四年之久的杨简终于结束了祠禄官的生涯，被正式任命为秘书郎（后转任朝请郎，不久又迁秘书省著作佐郎、兼权兵部郎官）。此时的杨简已经六十八岁，身体依然矍铄，堪称宝刀不老，接诏后欣然前往临安任职。

按照宋朝的官制，像杨简这样的六部郎官，并没有很多的机会面见皇帝、讨论政事，但是，自宋高宗开启的轮当面对制度[54]，却是中下级官员向皇帝直陈政见的最佳机会。杨简在野多年，冷眼旁观，“熟思治务”[55]，借嘉定元年轮对的机会，一口气写了三道奏章，一并呈递上去。其要旨是：其一，向皇帝坦白地道出民生艰困的社会实情，其二，揭露官场腐败奢靡之风的危害，其三，主张整顿南宋腐朽不堪的军队，选用文武俱通之儒统辖、训练士卒。

由于言辞剀切，这三篇奏章呈递至宋宁宗面前，令宋宁宗大为惊讶，因为他平常听惯了天下承平的阿谀之言，猛然看到杨简关于“饥民相食”的报告，由衷地感慨不已，“上数俯首谛视”，“蹙额之久”（同上）。如此忠直剀切的奏章，自然免不了流传到士人民众之中，其社会反响是：“人争传诵，流入比境，见者辄雪涕，举两手曰：‘此江南杨夫子也’。”（同上）

然而，此时的朝政大权实际掌握在史弥远手中，宋宁宗生性暗弱平庸，他的内心感慨，大概过几天也就消失殆尽了，并没有采取什么切实有效的措施来解决杨简所说的问题，对此，杨简未免有些失望。不过，杨简的声誉和才干此时在朝廷中已颇有令闻，虽然他只是一个兵部郎官，但是，其他六部大臣大多欣赏他的才干，吏部尚书（又称“天官”）汪达、礼部尚书（又称“宗伯”）章颖，纷纷向杨简伸出了信任之手。汪达举荐杨简兼任吏部考功司郎官，章颖亦请他兼任本部郎官，一时间，杨简兼数职于一身，忙得不亦乐乎。吏部考功司郎官是一个陟黜官员的重要职位，在此位上，杨简秉公办事，毫不徇私，不重资历，唯德才是举，认真为国家选拔人才。据《行状》记载：

先生举贤，不可梯级取，实知其人，即自举之。剡章既上，然后取部示牒照所举者，尝曰：“为国荐贤，吾其职也，而先私照牒于人，……此何理乎？”[56]

由于才干出众，杨简不久升任秘书省著作郎，又迁将作少监（主管建筑工程），并兼职如旧。嘉定三年（1210年），又到了轮当面对的时候，杨简对于朝政仍然抱有较大的期望，他又写了三份奏章，表达对于朝政的基本主张。此时，宋宁宗还对杨简留有很深的印象，本来按进言顺序，排在杨简之前有一位左曹郎官，一时还轮不到杨简上殿发言，由于“眷记先生”[57] 之故，宋宁宗特意勾去这位左曹郎官的名字，率先让杨简与自己当面恳谈。

此次奏对之时，杨简正好七十岁，在众多朝臣中显然已是高龄之人，加上他在士大夫阶层中的崇高声誉，因此，宋宁宗对他尊敬有加，君臣二人攀谈了许久。这次轮对是杨简一生中与皇帝最为接近的一次，彼此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问答往复，漏过八刻。先生出，上目送久之。”[58]“漏过八刻”，说明这次谈话超过两个小时，杨简的谆谆教诲和诚恳进言，至少使宋宁宗对这位忠诚耿直的宿臣有所感动，因为这种人正是南宋江山得以稳固的柱石。

不过，宋宁宗虽然有所感悟，在政治上依然没有什么作为，照样听凭史弥远一人独揽朝纲、发号施令，如《宋史》所言：“幸帝耄荒，窃弄威福。”[59] 宋宁宗唯一有所表示的，就是再给杨简一份兼职，任命他为“兼国史院编修官，兼实录院检讨官”[60]，这也算知人善任、令能者多劳了。对此，杨简的失望可想而知，算一算自己已过古稀之年，“面对所陈，久未施行”（同上），待在朝廷里也没有什么意义，因此，他两次上呈表章，“引年一丐祠”（同上），即请求改任祠禄官，回乡归隐。但是，史弥远当政，为了改变世人对他窃弄权柄、屈膝降金的不良印象，正打着重用理学宿儒的旗号来自我标榜，他是绝不会轻易放杨简这样一位闻世大儒回乡归隐的。杨简看到自己的申请不被批准，又感到待在临安小朝廷中实在郁闷，于是不顾高年，请求外放担任地方官。按照他的资历，这一请求很容易得到批准（其实史弥远也希望杨简离自己远一点，耳朵可以清静一些），于是，嘉定三年（1210年），年过七旬的杨简奉诏出任温州知州。

二 年迈的知州

杨简在到温州就任之前，对于南宋中央和地方的种种弊政已经颇为清楚。首先，他深恶痛绝的一条弊政是：官府以“设法”[61] 卖酒导淫，与之相伴生的问题是娼妓合法化，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杨简认为，“冶容列肆，导淫钓利，伤风败俗，莫此为甚”[62]，他暗暗下了决心，要在自己的治下坚决铲除这一社会毒瘤。在杨简到任的第二天，有一大批娼妓按照惯例前来捧场庆贺。杨简不动声色，要求她们“具状来”（同上），即把证明自己身份的材料呈上来。群妓未晓是何意，都照着办了。当这些娼妓的身份材料一呈上来，杨简下令立刻罢除她们的妓籍，让她们从良而去，这一做法，使得众人都目瞪口呆。在随后视察属县的过程中，杨简每到一邑，就首先颁布公告，罢除妓籍。

杨简“更治”温州的第二项措施是在司法方面。过去，“词诉类局于日分，难遽达”[63]，对此，杨简命令：“架大锣戟门外，令诉者自鸣。鸣即引问，立剖决无时”（同上）。这段记载是说：过去百姓有冤情申诉，都要在白天官府办公之时，有些紧急情况难以迅速反映到负责官员这里来，因此，杨简命令在衙门口外面架起一副大锣，无论何时，有冤情要申诉者可以鸣锣上告，而杨简（和下属官员）随时受理，只要情况清楚，立刻判决，绝不拖延。这条改革措施，不仅有利于百姓随时上奏冤情，而且颇有助于治一治地方官吏的怠惰之性，迫使他们更加关心民间疾苦。当然，杨简必须首先以身垂范，无论何时（哪怕在深更半夜），都要及时受理百姓的申诉，这其实很不容易做到，但是，杨简一心为民，在温州任上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就是这么度过来的。而且，杨简的及时断案，并不是像某些庸官一样草率从事、糊涂判决。当他的判决初定之时，在公堂之上，下属只要有不同意见，“判有啧（争论）于庭者，无问谁何，即释笔拱答，揖入言。苟是，虽贱隶必敬听；于理未安，虽至亲不为挠。”[64] 由此可见，杨简对待任何一桩案件的态度都是一丝不苟，无论争论者的身份贵贱，只要讲得有道理，“虽贱隶必听”，如果所言不在理，即使是自己的至亲，杨简也不为所动。

杨简“更治”温州的第三项措施是抑制豪门大族欺凌良善的违法行为。当然，对于不同类型的豪强人物，他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有的晓之以情理，令其自我改正；有的严格执法，丝毫不予迁就，诚如清代《四库全书》的编者所说：杨简并非“胶固鲜通者”[65]，而是一位“明练政体”的循吏。

当然，对于那种恃强凌弱、怙恶不悛的地方恶霸，杨简决不姑息养奸，而是采取霹雳手段，狠狠地惩治这些独霸一方、为害乡党的家伙，连带教训那些谄媚于豪强大族的属吏。据《行状》记载：

（某世家）府第障官河，立僦屋，扼舟人喉衿。巷居者苦溉濯，而官失虞火之备。累政气咽，咽不得吐。有言者，先生命厢官立毁之。厢官慑怯，莫敢前，曰：“汝不食天子粟，不为吾用邪？”科首，械之往，遂即日撤去。满城欢踊，勒石名杨公河。[66]

这段记载表明：某位世家大族的府第阻挡了公共河道（官河）的畅通，因为这家大户在官河边上盖了一排用于租赁的房子。在江南，由于水网密布，一些人家为了拓展自己房子的空间，便向河道中延伸，因此，挤占了过往船只的通行航道。由于这些违章建筑的存在，使得巷子中的百姓取水灌溉、洗涤衣物等十分不便，而官府也因取水不便，万一发起火灾，将无法救援。这一世家大族的霸道行径持续多年，每位到任的地方官都因惧其势力，无可奈何。当杨简来到温州主政后，听人说到此事，毫不迟疑，命令属吏立刻前去拆毁这些违章建筑。孰料，属吏怯于这家豪绅的势力，没有谁敢前去执行命令。杨简见状十分愤怒，说：“你们吃的不是国家的俸禄吗？我是本地知州，你们竟敢不服从命令，不听我调遣吗？”于是，他先把属吏中为首的一位定了渎职罪，给他戴上枷锁，然后命令众衙役前往执行命令。看到知州大人如此严厉的处罚，众衙役再也不敢怠慢，结果，当天就把这些临河占道的违章房屋拆除了。听说了杨简如此果断的行动，满城百姓欢呼雀跃，庆祝杨简为当地除去弊害。为感念杨简的善政，温州百姓从此把这条变得宽阔畅通的河流命名为“杨公河”。

杨简“更治”温州的第四项措施是推广他所崇尚的儒家伦理建设方案。他经常到周边属县或乡村中巡视，主要做的是——

首访贤者，礼致之。示标表首，崇孝养，明宗族相恤之令。首行乡纪，效《周官》书敬敏任恤之类，书善不书恶，愿与士夫军民共由斯道。上下呼舞载路，如脱汤镬、濯清波，如从寒谷中生春美。[67]

所谓乡纪，即一乡的大事记，一般是由本地有文化、有声望的乡贤们来执笔，为此，杨简告诉这些乡贤：要学习《周官》（《周礼》一书）的模式，多记录“敬敏任恤之类”的好人好事，“书善不书恶”，旨在鼓励人们自觉为善去恶。与之相应的是，杨简自己在巡视地方的过程中，也经常发掘、表彰孝子之类的正面榜样，用以弘扬“宗族相恤”、仁爱孝悌的儒家道德理念。

当然，要想建立自己所崇尚的儒家理想社会，身为知州的杨简必须以身作则，为属吏、乡绅和士人做出表率，还要千方百计地为广大百姓谋福利、除弊政，方能如愿以偿。这一点，年过七旬的杨简丝毫不因年迈而有所懈怠。本来，居官一方的他，讲究一点生活质量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杨简却以近乎苛刻的方式，来严格要求自己的日常用度，《行状》记载：

食用甚菲，设厨生埃。语家人曰：“吾儒素为天子任抚字，敢以郡为乐羞？（以）赤子膏血自肥乎？”（字，养育）[68]

与历朝相比，宋朝的官员俸禄属于比较优厚的一代。如果外放为地方官，更是大捞油水的好机会。可是，杨简在任期间，伙食支出十分菲薄，以致专为知州一人所设的厨房竟然日久生尘，由是可见，杨简平时的饮食活动，都是和家人或属吏在一起，从来不单独吃小灶，所以，知州的专用厨房才会久而生埃。对此，杨简的自我解释是：“我们儒者担任地方官，是为天子来抚育百姓的，要视百姓如赤子，又岂敢以赤子的膏血来养肥自己呢？”

由于杨简采取了一系列惩恶扬善、除害兴利的有效措施，不久，温州一地，“豪侈顿消，兼并衰止，闾巷雍睦，无忿争声”[69]，呈现出安定和谐的社会局面，初步实现了杨简恢复“三代之治”的政治理想。

杨简在温州不过短短的两年，但是，治理地方的成效却十分突出，堪比其师陆九渊主政湖北荆门的政绩。广大百姓对这位年迈的知州怀有衷心的爱戴和依恋，称之为“阿翁”，希望他长期地待在温州，据《行状》记载：“军民怀恋有父母慈，家家肖像祀之，愿阿翁寿。”[70] 在任何时代，一个地方官员在有生之年就被百姓画成肖像供奉起来，这是绝不多见的。不过，南宋疆域不大，冗官不少，杨简的法定任期只有两年，[71] 就被改授驾部[72]（属兵部）员外郎之职，不得不返回朝廷。当他离任时，百姓们依依不舍，《行状》记载：

（嘉定）五年，除驾部员外郎。去之日，老稚累累，争扶拥缘道，曰：“我阿翁去矣，将奈何？”倾城出，尽哭。[73]

一个地方的百姓“倾城而出”送别一位离任官员，而且都哭泣不舍，如此感人的场面，在今天是很难想象如何发生的，然而，就是杨简这样一位笃实践履先圣之教的儒者，却实实在在地做到了。

杨简离任之后，温州一地的读书人对于杨简在该地的德政和教化，久久不能忘怀，一直口口相传。《行状》记载：

后十余岁，上庠知名士犹极谈邦人去思未艾，且谓：“当时真有三代之风，更久任，则一乘好矣。”（同上；上庠，即太学）

如果说杨简在温州主政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任期太短了。刚刚有些成效，便被调职回京，这也是杨简后来在《论治务》一文中坚决主张“择贤久任中外之官”的缘故。在杨简漫长的一生中，治理温州算是他政治生涯中创建事功的巅峰，对此，他也颇为自许，他说：

某末学，不敢企望三代诸圣贤，而中心所安，终不肯为汉唐规摹。始亦不敢自必，曩宰乐平，后守东嘉，略行己志，颇有验效，于是益信其可行。[74]

这段话，是杨简对自己的理想抱负和政治实践的概括。离开温州时，杨简已经七十二岁，身体依然健硕，但是，他再也没有出任地方主政官的机会，带着一丝遗憾，告别了瓯江，告别了秀丽的永嘉山水。

三 垂暮之年，直心不改

杨简回到朝廷后，先后就任兵部员外郎、将作监（主管工程）、兼国史编修官、兼实录院检讨官等各种职务。此时他虽年过古夕，依然正直不阿，且“不通世故”。适逢朝议，他上殿面君言事，向宋宁宗和主政大臣指出当时朝廷面临的种种忧患形势和潜在的政治危机，呼吁革新朝政，他说：

民怨吏，卒怨官，遂怨及朝廷。臣大惧中外积怨之久，一夫吠呼，从之者如归市。今圣朝虽有善政，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节节盗起，皆乘民怨。[75]

对于这种危险的局势，杨简认为，只有朝廷上下改过从善，才能化解这种危机。为此，杨简请求皇帝下旨——

愿陛下明谕大臣：有长官能受逆耳之言，小官喜于闻过，或知过能改，特表章之。布告天下，切勿以为小善而忽之也。（同上）

对于杨简的提议，生性暗弱的宋宁宗虽然也“嘉纳之”，但是，除了随后将杨简调任其他职务，以发挥他博学多能之所长，就再没有下文了。到了嘉定七年（1214年），杨简真切地感到，再在朝廷中待下去，不过是被权贵当作点缀而已，实在没有意义，他说：“吾亦老，当去矣，犹未已邪？”[76] 恰逢偶染疾病，杨简接连上呈奏章，要求告老还乡。在奏章中，他坦诚地说：

某逾七十又几年，三入修门，四经陛对。言无可采择，不被于天下。徒缀班列，（仍）不去，义乎？不义乎？[77]

由于杨简去意已决，在奏章中“极言当去之义，愈明愈确而请愈力”[78]，看到杨简如此坚定的态度，宋宁宗也只好如其所愿，但不准其致仕退休，而是采取折中方法，改授他为祠禄官（名义上的官员，不须在朝廷任职，只拿基本俸禄）。就在这一年，杨简被任命为“直宝谟阁（学士）、主管成都府玉局观”（同上），这样一来，杨简如愿以偿，终于得以告老还乡。

杨简回到家乡慈溪后，虽然年事已高，身体依旧很硬朗，因此，他仍然从事讲学和著述，日子过得十分充实。据《行状》记载：

其领玉局而归也，门人益亲，遐方僻峤、妇人孺子，亦知有所谓慈湖先生。岿然天地间，为斯文宗主，泰山乔岳，秋月独明也。[79]

《行状》的作者、门人钱时称晚年的杨简为“斯文宗主、泰山乔岳”，固然有尊崇其师的用意，但是，这个评价并不算过誉，因为杨简寿高体健，而其他同时代的理学家早已纷纷作古（朱熹在1200年去世），因此，年高德韶的杨简此时已享盛名，对于读书人而言，不向大名鼎鼎的杨简求教，还向谁求教呢？所以，单就寿考而言，杨简逐渐成为天下读书人心中的“泰山乔岳”，具有“斯文宗主”的地位，也在情理之中。当然，若论学术造诣的高低，杨简同样堪为当时的“斯文宗主”，最典型的事例就是理学名儒真德秀（1178—1235年），原本学宗朱熹，但是对杨简十分敬重，在《跋文元公行状后》一文中，他深情地回忆杨简与自己的交往和教诲，以对慈湖之学“未探其精微”[80] 而遗憾，因此，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一书中，将真德秀列入杨简的私淑弟子之列。

到了宝庆元年（1225年），赵昀被权相史弥远拥立为皇帝，是为宋理宗，朝廷大权仍然掌握在史弥远一党手中。由于宋理宗本人对理学思想确有一定的兴趣，即位之后，即“诏褒表老儒”[81]，杨简当然在表彰之列，于是，他被授予“朝议大夫、慈溪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82] 同时，宋理宗还“亲洒宸翰，屡颁诏旨，谓‘先朝耆德，朕心素所简记。令所在军州，以礼津发赴行在’”（同上），这是要再次召见杨简甚至起用他的表示。对于皇帝的诏请，杨简做何反应呢？对此，《行状》和一些后人的记载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行状》记载：“先生卧病，控辞至于五六”（同上），这表明，八十五岁的杨简以生病为由，婉言谢绝了皇帝的邀请。可是，据明清两代学者的记载，杨简实际上到了临安，谒见了宋理宗，并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

上问曰：“闻师相（指史弥远）幼受教于卿。”

对曰：“臣平日所以教弥远者不如此。”

上曰：“何谓也？”

对曰：“弥远视其君如奕棋然。”

上嘿（同“默”）然。[83]

由于史弥远耳目遍布宫廷，杨简和宋理宗的谈话内容很快传到他耳中。第二天，史弥远上殿面君，说：“臣师素有心疾，乞放归田。”[84] 在权相史弥远面前，宋理宗只有唯唯点头的份儿，于是，他下令将杨简改“授华文阁直学士，提举佑神观”，[85] 依旧放还故里。对此，清代学者全祖望的评述是：“此事《行状》不敢载，故《宋史》亦失焉。”[86] 从整体上讲，全祖望的评述是更符合史实的。因为慈溪距离都城临安不远（四百余里），杨简高寿而身体犹健，因此，宋理宗召其进京面对完全有可能。可是，耄耋之年的杨简性格依然如故，对于宋理宗的问询如实回答，表明自己对曾经的门生史弥远的不满，此时，史弥远权倾朝野，连宋理宗都是他拥立的，如何能够容忍这样一位忠耿之士再在朝堂之上仗义执言呢？因此，他以巧言进献，迫使宋理宗将杨简放还故里，对于狡猾世故的史弥远而言，这已经算是给杨简这位老师很大的面子了。由于杨简第二年（1226年）即去世，当时史弥远依然把持朝政，因此，门人钱时不敢写出实情，只能以皇帝虽有诏请，而“先生卧病，至于五六”的言辞加以掩饰过去。

宝庆二年（1226年），杨简又被授予“敷文阁直学士，加累中大夫，仍提举鸿庆（宫）”[87]，不久，他以“宝谟阁学士、太中大夫致仕”（同上）。太中大夫是宋朝文散官中的从四品上阶，在杨简一生中，这是漫长的仕宦生涯达到的最高品级。不过，对于杨简而言，什么官阶早已无所谓，他已确实年迈，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该年旧历三月二十三日，杨简“薨于正寝，享年八十有六”（同上）。值得一提的是，杨简平生所学，知及仁守，工夫深湛，绝对不是纸上的学问，因此，他的临终表现显得十分从容安详，为时人所称道，门人记载：“先生清明纯一，无生死异。属纩之夕，怡然如平常时”（同上）。

杨简逝世后，朝廷追谥文元，特赠正奉大夫（正四品上阶），[88] 这就是他的《行状》全称为《宝谟阁学士正奉大夫慈湖先生行状》的由来。

四 杨简著述考

世所公认，杨简属于“象山弟子之冠”。本来，按照陆九渊的思想，主张“六经注我”[89]，认为“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90]，并不崇尚著述。诚然，这是十分深刻的卓见。不过，这种说法传播开来，就给一些非心学的儒者提供了话柄，认为象山及其门人“不读书，不穷理，专做打坐工夫”[91]。有鉴于此，杨简在奉祠赋闲期间，一方面谆谆教诲各地前来求教的儒生，另一方面，花了大量的精力从事著述，借以表达与章句之儒和程朱理学迥然不同的哲学思想，因此，与陆九渊不类，杨简“平生多所著述，片言只字，无非阐明大道”[92]。

关于杨简生前的著述，门人钱时对其进行过一定的搜集整理，并在《行状》中做了一个简要的列举，他说：

散落海内，未易遽集。方裒之其已成编者：甲稿、乙稿及《冠记》《昏记》《丧礼》《家记》《家祭记》《释菜礼记》《石鱼家记》，皆成书。[93]

除了这些书稿外，杨简还撰写过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如《己易》，“以易为己之变化”，[94] 阐明自己的易学思想；如《绝四记》，阐明心性修养的工夫论；如《论治务》，表述了自己的政治哲学与时务观点；又如《孔子闲居解》，重在对于一些被人忽视的儒家经典的内在思想进行发掘和提炼。需要注意的是，杨简撰写这些著作，并不是一味训诂考据或标新立异，而是以文字为媒介，旨在阐明慈湖心学的基本见解，亦如前文所述——“片言只字，无非阐明大道”。事实上，杨简完全认同陆九渊的“六经注我”的思想，他十分清楚心学妙谛具有“言不尽意”的特点，对此，他曾明确地说：

道非心思言论之所及，虽圣人不能强人之明。[95]

是妙也，惟觉者自知，而不可以语人，虽强言之，终不可以尽也。[96]

根据心学“发明人之本心”[97]的基本理念，杨简向来主张学者不能死读书，他说：“读书不可只读纸上语”[98]，“要当会圣贤之意，不可执圣贤之言。”[99] 关键是要知及仁守、真修实践，亦即以知行合一的精神去笃实践履、心领神会，这样方能通过圣贤之典籍，启发自己内在的至善本心。

杨简去世之后，由于宋元时期政治格局的变化，慈湖心学一度被冷落、遗忘，其著作也因此散佚。直到明朝中叶，由于阳明心学的兴盛，士人对于和阳明心学十分接近的象山心学、慈湖心学的兴趣再度提升，因此，人们开始重新刊刻杨简的著作。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嘉靖四年（1525年），江西提学周广[100]编校《慈湖遗书》十八卷，至嘉靖十二年（1533年），又增订为二十卷本。在《慈湖遗书》中，经常有“以上甲稿”“见训语”之类的旁注，表明了该书是重新整理和选编杨简生前著述的产物。至清朝中叶，清廷学者在编纂《四库全书》时，选用了五部杨简的著作，分别是《慈湖遗书》（十九卷，加附录）、《杨氏易传》（二十卷）、《先圣大训》（六卷）、《慈湖诗传》（二十卷）、《五诰解》（四卷）。在这五部著作中，最能代表杨简的哲学思想的，首推《慈湖遗书》，其次，虽然《杨氏易传》是一部诠释易学思想的作品，其中也包含了较丰富的哲学思想，因此，这两部书乃是当代学者研究慈湖心学不可或缺的必读文本。相比之下，《先圣大训》《慈湖诗传》和《五诰解》，可以视为杨简的经学著作，其哲学思想价值不是很突出，学者有兴趣可以涉略，而无须深究。另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张寿镛先生编辑的《四明丛书》，收集了浙江宁波地区的历代著作文献，其中包括大量关于慈湖心学的著作，如果需要深入细致地研究慈湖心学，那么，《四明丛书》是一套不可多得的学术资料。当然，更为有幸的是，当代学者董平先生所点校的《杨简全集》，共十册，由浙江大学出版社于2015年6月出版，印制堪称精美，这套全集几乎囊括以往关于杨慈湖的所有文献，包括《四库全书》所未收入的《慈湖春秋解》等文献，方便了当今学人的查阅参考。

阅读文本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笔者在此列举了杨简的生平著作，使读者对其著作概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但是，如果认真地阅读了《慈湖遗书》等相关著作，读者不难发现，即使是收入《四库全书》的《慈湖遗书》之类，也是“顾多舛误”[101]，古刻本之讹误竟不下百处。因此，我们在研究杨简的心学思想时，不能只拘泥于章句字义的阐释，那样很可能会食古不化、泥迹失神，甚至被误导至千里之外。正确的方法是要透过纸面，去发现、领会其精神实质，更重要的是，以知行合一的修习践履，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只有我们达到或接近古代先哲的精神高度之后，才能深入其内心世界，真正获得与之交流对话的平等资格，从而正确地揭示古代圣贤的真实思想和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