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方兴未艾的系统性研究

思想史研究者自身的思想解放，是思想史研究的先决条件。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破除了极“左”路线的影响，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史学界开始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努力用准确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也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发表的有关论著可谓目不暇接，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是以前无法比拟的。

30年来，近代思想史研究与前一阶段明显不同的是一批系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的出版。在框架结构上，这些系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有其发展变化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小段：（1）大致从1978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有关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著作，着重于论述思想家的思想，也就是说，其系统主要由思想家构成，下限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2）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由以人物思想为主，变为以思潮为主，下限也是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3）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近代思想史著述的下限，由1919年五四运动前延伸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这种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深化。现将各阶段的研究概况分述于下。

先看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1978年，侯外庐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虽名为哲学史，实际重心在思想史（特别是政治思想史），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显著特点：第一，注重从哲学角度探求人物思想根源，从根基上把握思想的渊源，说明其思想变化的轨迹。例如，作者在论述魏源的社会政治思想时，从详细剖析魏源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历史进化观入手，揭示了魏源主张政治改革和反侵略思想的根源及其局限性，从而使读者对其思想有一个深刻的理解。作者在论述人物的哲学思想时，常从认识论、历史观等多方面深入，避免简单的泛泛而谈。在论及思想家的思想时，作者往往追溯其渊源。如谈到龚自珍思想时，介绍了古代荀况、王充、王安石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指出他们的继承关系。思想家的思想是立足于现实的，但必须从已有的思想材料中汲取养料，说明这种继承关系才能够深入揭示其思想特点。第二，注意揭示每个时期的思想与当时社会历史的有机的本质的联系，比较深刻地说明思想产生的原因，准确把握各个时期思想的特征并作深入细致的剖析。例如，作者认为鸦片战争前社会思潮的特征是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鸦片战争后则是反侵略的爱国思潮。前者是一部分先进的地主阶级改革派面临封建社会末世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要求救世除弊、改革现状的呼声，而后者则是鸦片战争后少数爱国知识分子总结失败教训思考未来前途的反映。第三，关注近代西方哲学社会思想的输入对中国思想界所产生的影响。书中除分散介绍有关内容外，特别对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输入及其思想影响设立一章，比较详尽地介绍了它们的思想和在国内传播的情形，这些对于全面理解近代思想是必不可少的。作者还注意到把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的早期科学家如李善兰、徐寿等，论述了这些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科学家对传统天命观的批判。第四，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近代各时期的落后反动思想，并论述了它们和进步思想的斗争情况。由于这部书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特殊的政治气候下写作的，对人对事的某些评价现在看来有简单化、不客观之处。但是，它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和系统著作的撰写产生的积极影响，则不应低估。

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之后出现的系统的近代思想史的著作，大多以政治思想史命名。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批著作陆续出版。比较早的有邵德门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其后便是桑咸之、林翘翘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和与之同名的宝成关的著作（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等，有10余部之多。至于论述近代政治思想和有关人物的政治思想的论文，则数量更大。这些著作揭示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和总的趋势，认为近代政治思想就是对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国家观及维护这种国家观的君权神授说和三纲五常伦理道德观念的批判和摒弃，同时也是资产阶级国家观形成发展，并经过实践最终失败的历史。它们的出版对于推进和完善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近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另一条主线便是反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维护国家主权、抵抗外来侵略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基本问题，近代任何先进的思想家大都对此提出过主张，并努力进行了实践，但最终都没有能够实现其思想主张。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特点，首先是纷繁复杂。在短短的百余年间走过了欧洲几百年的思想历程，社会政治思想从封建主义跃进到社会主义，各个阶级、各个政治派别纷纷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当思想的主流正汹涌澎湃之时，潜伏的支流也已潺潺流动初现端倪。今日进步思想战线的旗手，明日已沦为落后思想的护兵。有继承传统的，有借鉴外来的，有糅合中西的，政治思想成为异彩缤纷、五光十色的万花筒。其次是肤浅粗糙。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针对迫切的救亡图存的政治问题而提出的。现实斗争的紧迫性没有给思想家们提供足够的条件来构筑他们的理论体系，往往是在解决现实问题的政治方案已经形成之后才去找哲学的支撑点来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这样便不可能形成成熟的完整的思想体系。

多年来，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范围在逐渐扩大，从主要重视资产阶级扩展到地主阶级改革派和农民阶级，甚至资料甚少的义和团政治思想也受到关注；从占主流的进步政治思想延伸到相当长时期里居于统治地位的落后反动的政治思想。评价也更客观、更实事求是，如对无政府主义，既指出它的消极作用，也肯定它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反对专制主义、批判封建文化、初步介绍马克思主义方面所作的贡献。在写法上，有以派别人物为主的，也有以思潮为主的，有从总体上宏观的论述，也有个案微观的透视。当然，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需要探讨的问题还很多，比如在研究对象和范围上就存在较大的分歧，这是要进一步努力解决的。

随着一批近代思想史著作的出版，学术界对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金冲及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2] 一文中全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提出应该在四个方面加以突破：（1）把近代各种社会思潮的发展演变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重点来研究。（2）在时间上应该重点研究从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的20 多年，因为这20多年是思想浪潮汹涌澎湃的时期。（3）要深入探索中国近代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关系。他认为，“在长时期内，中国近代进步思想界中占支配地位的哲学思想，一直是唯心主义（特别是主观唯心主义），而不是唯物主义”，“第一个给近代中国提供了比较完备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并在思想界产生广泛影响的，是严复，特别是他所翻译并加了大量按语的《天演论》”。（4）要研究西方近代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各种重要流派，特别是对中国近代思想界产生重要影响的那些思想流派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还要着重研究日本近代思想界对中国的影响，因为当时的日本对中国思想界影响巨大。作者的这些见解正切中当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例如，过去我们总认为进步的思想家在哲学思想上一般倾向于唯物主义，而唯心主义者在政治思想上必定是落后的，因此在研究先进人物时总是搜寻其唯物主义的成分，而忽略了这其中的复杂性。这些确实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其间，人们对近代思想史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研究工作深入细致。如汪林茂认为，在近代中国的进步思想潮流中，有四个新旧交替的转折点并各有其代表人物。龚自珍、魏源身处封建社会的大转折时代，发出了“更法”“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首次冲击了封建统治者顽固死守的陈腐信条，成为近代思想解放潮流的先驱。冯桂芬上续龚、魏之绪，开始突破“三代圣人之法”，更明确地提出中国诸多不如“夷”的地方，进一步具体地表达了学习西方的主张，开启了改良主义的先河。维新派的激进分子唐才常突破改良思想的范畴，在变法运动失败后，开始了武装推翻清朝统治的战斗，但对改良思想却割舍不下。辛亥革命失败后，朱执信的思想开始突破旧三民主义的体系，逐渐接近马克思主义。他们都是特定时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进步思想的代表人物。这些论断是否都符合客观实际，自可讨论，但毕竟提出了问题，有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3]

1988年，张锡勤和李华兴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代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先后出版。两书都比较系统地展现了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全貌，既有相同之处，又各具特点：（1）清晰地展示了中国近代思想的脉络和发展趋势，是两书的共同特点。张锡勤认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拯救、改造中国，使中国走向独立富强，使人民摆脱苦难，这是近代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主题”。同时，他认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主流是学习西方，输入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并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无力补救中国，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向了社会主义道路。李华兴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中心是反帝反封建的社会政治思想，中国近代思想界的一个重大课题是向西方学习。经过艰苦的摸索，最后才将信任票投给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2）注重从文化的角度考察思想的变迁。张锡勤认为，近代中国接受西方文明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对自身传统文化再认识、再评价，进行清理改造的过程。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深入地对比了中西文化的异同，试图改造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发动了“道德革命”“文学革命”“史界革命”。作者对这些方面都做了较细致的评介。李华兴认为，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经历了文化变迁的三个层次：器物层次—制度层次—思想文化层次。这是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不断深化的过程。近代的思想家和改革家们最终认识到，只有提高民族素质，进行深层次的思想文化变革，才能够推进中国的社会变革。虽然两位作者注意的侧重点不同，但都从文化的深层考察思想的变化。这是以前的几部专著没有顾及的。（3）吸收了新的研究成果。如两书都对洋务运动作了一定的评介，不过二者的观点不尽相同，张著认为近代中国寻找前途出路经历了包括洋务思潮的六种思潮；而李著则认为近代中国有三种先进的社会思潮，其中并不包括洋务思潮。这些都是以前的近代思想史著作所没有的。

再看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如果说1978年到80年代末系统的近代思想史著作是以思想家或以思想家为主兼及社会思潮为框架，那么80年代末以后的著作的框架则几乎都是社会思潮。

还在50年代，王忍之等人在文章中即论述了思想家和思潮的关系问题。“文化大革命”后，侯外庐在其《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开始用“社会思潮”来总括某一历史时期的思想，并对某些思潮的特征做了概述。80年代末，金冲及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最重要的是研究各种社会思潮的发展演变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由于不同阶级、阶层的人群所处经济地位和社会关系不同，他们的利益也不同，因而在社会上就形成不同的思潮，有主流、支流、潜流和逆流，综合构成一幅极为复杂而丰富的历史图画。尽管社会思潮潮起潮落，但总的趋势是向前发展的。

较早以“思潮”作为书名、论述整个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专著，是吴剑杰的《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作者认为，以往有关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专著和教材存在着不足，即“依时期、分派别重点地论述各个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及其代表作，似难以揭示出近代政治思想潮流兴衰替嬗、发展演进的基本线索和规律性”。因此，该书“主要以近代历史上出现的几种进步性思潮，而不再以人物思想为线索”。作者正是以此为主线，论述了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社会批判、改革思想和爱国维新思想，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思想，19世纪后半期的洋务思潮，戊戌时期的维新思潮，辛亥革命时期的民主革命思潮，以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低落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等。虽然也还存在着只写几种进步思潮是否就能全面反映近代中国思想发展演进的线索和规律性等问题，但这种尝试无疑是有益的。

稍后，吴雁南等主编的《清末社会思潮》（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问世。书中所述虽然只限于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一个时段，不是全部中国近代的历史，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思潮，多数都包括在内，所涉有爱国主义思潮、变法维新思想、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君主立宪思想、教育救国思想、实业救国思想、国粹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和早期社会主义思潮等。书中对于思潮的归类，自有其特点，但也有可推敲之处。如爱国主义，它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脊梁，贯穿始终，体现于各种思潮之中，单列一类，与其他思潮并列，是否妥帖，似可斟酌。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社会思潮”命名的著作增多。如戚其章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黎仁凯的《近代中国社会思潮》（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这类著作大多以思潮为线索分类撰述，而于思潮分类也大同小异。这里不可能一一介绍，只以其中在框架上有所不同的两种著作为例。

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在结构上有其特色，它不仅限于对近代思潮的依次论述，而且把它们作为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一个重要内容来处理。该书着重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1）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开端、主线、流程和终结；（2）关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社会意识、知识分子群体、思想巨人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关系；（3）关于几种重大社会思潮的起因、内容、演变及影响。这就避免了由依时期、分派别重点论述各个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及其代表作，而依序论述各个思潮的不足。尽管论述的深度以及有些论断不一定都能得到研究者的认同，但毕竟较只是依序阐述各个思潮为丰满。

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则是一部专论性著作，书中所收的12篇专论，其内容与上述的一些近代社会思潮史有明显的不同。该书所论的11种思潮是：人道主义思潮、进化论思潮、实证主义思潮、唯意志论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汉宋学术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佛教复兴思潮与中国的近代化、基督教传教与晚清“西学东渐”。比较而言，这些思潮中虽也有政治思潮，但更偏重的是哲学、文化思潮。这可能是因为作者所从事的专业不同，所关注和侧重的方面也难免会有所不同。在11 种思潮中没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编者在后记中已作了说明，理由似可成立。不过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影响甚大，而在一部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著作中却没有它的位置，未尝不是缺陷。还需要提出的是，该书关于中国近代的下限，不是到五四运动，而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也是与上述各种哲学史、政治思想史、思想史、社会思潮史不同的。

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思想史，大多属于政治思想史，如林茂生、王维礼、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和王金铻、李子文著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前者1984年出版，是一部较系统地论述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专著。该书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阶级、政党、团体及其代表人物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建国问题，各种建国纲领和方针的提出及它们之间的斗争，构成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基本内容。该书从而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三种建国理论与主张的相互关系与斗争为基本线索，系统论述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主要政派及其政治思想。后者是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该书改变了通史体例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写法，按照思想出现的先后，系统地论述了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四种主要思想。作者的目的是力求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的主体分别完整系统地显示出来，并由此进行深层次的研究。这种写法，自有其长处。不过30年间的政治思想错综复杂，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只反映几种主要思想，点虽突出，面却较窄。

高军、王桧林、杨树标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不以“史”命名而有其特点。该书以纪事本末的编辑体例，论述了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30年间具有影响的20余种政治思想，其中包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国无政府主义、胡适实用主义、中国空想社会主义、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孙中山三民主义、国家主义派的政治思想、戴季陶主义、西山会议派的政治思想、中国法西斯主义、国民党改组派的政治思想、第三党政治思想、人权派政治思想、乡村建设派政治思想、中国托派政治思想、汉奸“新民主义”、战国策派政治思想，等等。作者对这种种政治思想不仅阐述其产生、发展的过程，而且作了分析和评价，多有新意。

最后看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年的研究。上述诸多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系统著作，除高瑞泉主编的一种外，其下限都止于五四运动。而以“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命名者，则自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然而情况也在发生变化，90年代后期以来新出版的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著作，下限则是止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吴雁南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全书共4卷，200多万字，时间跨度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个多世纪，是目前为止篇幅最长、规模最大的系统研究近代社会思潮的专著。其特点主要有：（1）比较系统全面地展示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多样性、完整性及其演变发展的轨迹，正确地把握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主流和方向，揭示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改造中国、走近代化道路是近代社会思潮的中心，爱国主义则是这些社会思潮的原动力，而科学社会主义在各种社会思潮中最终取得主导地位。同时也顾及中间和反动的思潮，并把它们同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民众心理的嬗变联系起来考察。（2）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社会思潮。作者认为，近代社会思潮的发展演变，是同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交织在一起的，只有科学地认识中西文化，才能正确地解决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书中以较多的篇幅来评述文化领域中的思潮与论争，这在其他系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中是不多见的，其中的神秘主义、非基督教等思想现象更少有人注意。

由彭明、程歗主编的《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有三个显著特色。首先，作者将思潮看作是由从低到高的认识序列互相联结而成的精神体系，把思想史研究的主轴从人物分析转向更为广阔的群体意识分析。其次，在百年思潮的演进过程问题上，提出了具有新意的划分阶段的见解，认为随着时代主导意识的变化和发展，中国近代思潮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1）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是多种改革思潮的萌动时期；（2）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是对传统思想的否定时期；（3）从五四运动前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是思想界重新调整思考方向和发生深刻的分化组合的时期；（4）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民主主义思想体系开花结果的时期。上述阶段划分把握是否恰当，当然还可以研究，但此前还不曾有人做过这样明确的叙述，应该说是有进展的。最后，提出了“一部中国近代思潮史，本质上是中国人自我发现、自我觉醒和自我选择民族生存方式的认识史”，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是颇有新意的。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在时限上坚持将下限延伸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而如以前那样用“政治思想史”来涵盖整个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情况已较为少见，近代思想史研究同时也经历了一个从系统性研究向分时段研究倾斜，继而又趋于恢复系统性研究的过程。

这一时期，系统性研究逐渐恢复，部分论著从各自一面反映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深化和特色。何兆武等的《中国思想发展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梳理了从先秦到五四运动前夕的中国思想发展脉络，分门别类地论述各个时期每一种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中国几千年来思想文化的丰富内涵。该书的特色是除介绍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外，对经济思想、科学思想、史学思想、文学思想以及农民革命思想都作了系统的阐述分析，这是思想史研究的有益尝试。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第2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讨论了7世纪至19世纪中国思想界的最终确立和逐渐瓦解过程。涉及近代思想，该书认为16世纪的中国开始从“天下中心”的朝贡想象逐渐进入“万国”时代，这种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却渐渐出现了深刻的裂缝，尽管明清嬗代，一度在表面上弥合了这种裂缝，暂时在公众和政治话语层面上重建了同一的思想，但是，这种公与私的领域之间已经分裂的传统，终于在坚船利炮的压力和诱惑中开始瓦解，特别是1895年中国被日本所败，在愤激的心情和屈辱的感觉下，中国开始按照西方的样式追求富强，走上向西转的道路，由此激荡出现代中国思想界的“救亡”与“启蒙”、“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等种种思想。

分时段研究的成果也不少，如张汝伦的《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汪荣祖的《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陈哲夫的《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王兴业的《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发展轨迹》（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郑大华的《晚清思想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民国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对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可能的发展方向、思想史学科的含义等展开了讨论。过去的近代思想史研究著作，往往只注意分析精英思想家的思想，基本上是近代思想家的思想观念发展史的状况，引发学界打通思想史和社会史、关注思想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呼声。刘泽华、庞朴撰文认为，思想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不是一般的既研究思想又研究社会，也不是思想研究与社会研究的机械相加，而是两者的互动和混成现象。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思想的社会化和社会的思想化过程；二是思想（观念）的社会和社会的思想（观念），重要的是要呈现出“思想的社会”“社会的思想”以及“思想社会化和社会思想化的过程”。[4]另有学者提出，思想史的学科建设需要处理好三大问题、九大关系：一是学科属性的问题，包含思想史与哲学史、文化史、学术史三大关系；二是价值中立原则的问题，包含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主流话语与非主流话语、思想史与社会演进史三大关系；三是时代精神问题，包含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经验主义与理想主义、传统与现代三大关系。[5]

对于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思想史研究仍应以精英思想为主，因为思想史研究的主旨是探讨人类思想观念对于人类自身历史的作用和影响，从精英思想的研究出发，可能更容易求得问题的解决，而且历史上真正的“精英思想家”的思想其实包含着一般社会思想，而沉淀于社会习俗、礼仪等方面的一般社会思想，由于其分散性和具有杂质，难以典型地展现一个时代的思想观念与精神风貌。另一种观点主张思想史不仅要研究精英思想，还要扩大到一般社会思想；不仅要研究形而上的“道”，还要研究形而下的“器”；不仅要做“加法”，还可以做“减法”，要研究历史上一度很重要而后来消失的思想观念，必须重视民众思想及其与精英思想间的互动关系。关于思想史研究方法，学者们认为：第一，广泛借鉴其他学科以及西方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要从精研学界佳作中领悟其方法，而不是搬用别人的教条和公式。第二，立足于近代中国。研究的主要问题应是中国自身的思想问题，是中国思想在近代的内在结构演变和发展脉络，外部因素只是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条件之一，而且必须通过中国社会内部的因应发生作用。第三，应具有开阔的眼界。近代思想是在中国走向世界过程中展开的，应从总体上研究影响近代思想的各种文化条件，除内部的文化条件外，必须把握西方文化观念、文化样式在近代发展变化的基本脉络，必须把握同时在非西方国家尤其是殖民地国家发生的思想、思潮。[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