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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间正义理论的发展

空间正义理论源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博士论文》是马克思对空间思考的重要起点，《共产党宣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及《资本论》等经典文献则是马克思空间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而亨利·列斐伏尔、大卫·哈维、米歇尔·福柯、爱德华·W.苏贾以及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等人则进一步发展了空间正义理论，这些学者有马克思主义的忠实追随者，也有接近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核的研究者。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哈维的“资本空间”理论、福柯的“权力空间”理论、苏贾的“第三空间”理论以及詹姆逊的“后现代空间理论”都为当代空间正义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空间正义理论应用于实践提供了良好的指导。

（一）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

列斐伏尔是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著名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之父”“现代法国辩证法之父”，其于1974年出版的《空间的生产》在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的基础之上全面阐述了社会空间的概念，为当代空间问题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也为当代探寻空间正义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了解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我们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出发：什么是社会空间、空间何以生产、差异空间的生产。

空间在列斐伏尔的眼中既不是一种抽象的外在物质也不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平台，“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往往内涵着某种意义”[28]，空间就是“社会秩序的空间化”[29]。社会秩序的空间化涉及到人类社会关系的重组，因而其又进一步区分了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社会空间不仅仅是一种产品或者说是一种事物，其不仅仅包括了生产出来的事物，更包含了社会关系的生产。“每一种特定的社会、生产模式或生产关系都会生产出自己特殊的空间。”[30]空间作为一种社会产品而存在，体现着社会关系，同时空间对社会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又有着一定的制约作用，“任何一个‘社会存在’在成为现实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同时生产出来自己的空间，它就是一个古怪的实体”[31]。列斐伏尔提出了“空间三元辩证法”，其中包含了三个空间：物质空间[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精神空间[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以及社会空间[再现性空间（Spaces of representation）]，这三种空间也可以称之为生活空间、表达的空间以及表达性空间。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再现性空间是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辩证法”的核心范畴，这三种空间集中反映了社会、历史以及空间三者之间的辩证性关系。

列斐伏尔从对“生产”的概念的剖析出发，深入阐述了空间何以生产。“生产”在人类的活动当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列斐伏尔认为在马克思的著作当中，“生产”一词的概念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上的生产就是人类史无所不在的概念，人类作为社会存在生产了自己的意识、生活以及世界。而真正令列斐伏尔感兴趣的是马克思狭义上的“生产”。列斐伏尔认为“生产”的概念一直存在被滥用的情况，知识、意识形态、文字、形象、意义等都被用作生产的对象，这是对于“生产”一词的滥用。因而列斐伏尔深入分析了“作品”和“产品”之间的差别。作品对应的是自然，产品对应的则是生产，自然可以创造作品，但是不能够生产产品。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一直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已经从“空间中的生产”转变为“空间本身的生产”，其从全球化、城市化和日常生活三个维度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进行了批判。全球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重要维度之一，也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重要的趋势和特征。全球化是资本积累空间实践的必然结果，资本逻辑之下的空间秩序覆盖到全球从而实现空间的生产和整合，而与之相关的社会空间组织也不断形成并积极发挥作用。因而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考察和审视必须将资本的全球空间生产的现实语境纳入进来，同时全球化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区域化的终结，与此相反全球化伴随的是“区域化”的抵抗。目前世界范围内各种不平衡的地理发展正是“区域化”抵抗的具体体现，也是空间的同质化与碎片化之间矛盾的具体反映。城市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另一个基本维度。城市的空间组织和空间形态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城市空间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物质环境空间，而是一种有意识的空间，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被建构出来的空间，是直接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服务的。资本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实现剩余价值的增值不断向城市空间建设进行投资，从而城市总是处于摧毁旧城和建设新城两者交替循环的状态，从而城市空间环境听命于资本积累的指挥棒而失去稳定性，成为资本的权力场。日常生活空间是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第三个维度。列斐伏尔是著名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之父”，其赋予了“日常生活”丰富的社会性。这里的“日常生活”是一种被异化的“日常性”生活，并非一个完全的私人领域，“生产方式作为生产者和日常生活作为产物彼此显现着对方”[32]。“日常生活是一切活动的汇聚处，是它们的纽带，它们的共同的根基。也只有在日常生活中，造成人类的和每一个人的存在的社会关系总和，才能以完整的形态与方式体现出来。”[33]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过程中不断生产出同质化的空间和空间秩序，而民众对于这样的同质化的空间和空间秩序只能被动接受，“日常性生活”也就处于一种异化的状态。“日常生活”空间的丰富性、差异性被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同质性所控制，而在这种控制的过程中差异空间也就产生，这也就造成城市空间危机的出现。

“‘差异空间’是列斐伏尔批判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理论归宿”[34],“差异必须成为社会与政治实践的背景，这种实践与空间分析相连，这是关于（社会）空间的（社会）生产的分析。或更准确地说，它就是认识”[35]。差异空间的出现就是为了打破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构建出来的同质化空间和空间秩序，恢复差异权利，也就是说差异空间的构建是建立在与同质空间对抗的基础之上的，也是新的政治实践的重要内容。而差异空间生产的实现需要城市作为载体，列斐伏尔认为人类的社会空间正面临着重组，工业化造就和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而城市化成型之后则对工业化有着塑造和制约的作用。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资本的积累以及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资产阶级将不平等的剥削隐藏在城市意识之下，变得更为隐秘。列斐伏尔指出只有在城市的背景之下，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差异空间才能够生存并扩展。而在差异空间建构的过程当中，“日常生活”是其最为基本的基石。

（二）哈维的“资本空间”

大卫·哈维是西方著名的地理学家，但同时也是一位以思想见长并影响极大的一位学者，自1973年出版《社会公正与城市》一书之后，他开始了空间视域的资本批判，重点研究空间及其生产、资本空间以及空间正义等问题。大卫·哈维继承了列斐伏尔空间哲学思想传统，形成了自己的空间视域的资本批判理论，但相对于列斐伏尔来说，大卫·哈维的研究领域更为广泛，其涉及到社会空间、经济空间以及文化空间等多个方面。在《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源起的探究》一书中，大卫·哈维从经济空间、社会空间以及文化空间三种空间的转变出发，探讨了后现代时期资本主义时空检验的新形式。对于经济空间来说，大规模的流水生产线逐步向小规模但更为灵活的生产方式转变；对于文化空间来说，资本主义的文化逐步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变；而随着经济空间和文化空间的变化，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方式的转变，资本主义社会空间出现“时空压缩”。社会空间“时空压缩”的出现也正是导致资本主义在全球空间上不平衡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导致空间不正义的重要因素。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本性原因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金融资本的过度膨胀。资本的本性就是要追逐利润，实现获取剩余价值增值的最大化。“后现代发展状况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趋向资本的过度积累——特定地域系统的过度积累意味着该地域出现了劳动盈余（表现为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和资本盈余（表现为市场上大量没有卖掉而只能亏本处理掉的商品，表现为闲置的生产能力或缺少生产性和赢利性投资的货币资本的盈余）。”[36]作为资本拥有者的资本家，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总是趋向于将资本投资到能够生产最多剩余价值的地方，但是一旦碰到投资无法找到盈利性状况的时候就会出现两种补救的方式——时间性修复（指通过投资长期资本项目或社会支出如教育和科研来进行时间转移，以推迟资本价值在未来重新进入流通领域的时间[37]）和空间性修复（指通过在别处开发新的市场，以新的生产能力和新的资源、社会和劳动可能性来进行空间转移[38]），也就是时间上的延迟和空间上的扩张。哈维更为关注的则是空间性修复，也就是资本的运行总是在空间层面表现为向高利润、低成本的区域运动。哈维通过“去时间性”的分析将“原始积累”表述为“剥夺性积累”，这其实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落后地区资源的争夺。资本主义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增值，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空间性修复使得剥夺性积累在全球的范围之内展开。自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时空压缩”使得全球化的发展不断加快，整个世界已经作为一个“地球村”而存在。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使得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开始发挥作用，资本主义获取剩余价值的场域也是越来越广泛，但是与此同时这也就意味着资本空间性修复的失效。经济全球化将世界范围都变成了资本生产的场域，这也代表着可供“修复”的“空间”越来越少，资本空间性修复也就面临失效。针对这一问题，哈维提出“要将资本循环和资本积累的逻辑从新自由主义的锁链中解放出来，沿着更具干涉主义和重新分配的路线重新部署国家权力，限制金融资本的投机力量，对寡头和垄断集团所掌握的压倒性力量进行分散化和民主化管理，重返一种更为仁慈的‘新政’帝国主义”[39]。虽然这样的“新政”看起来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构想，哈维一直在追求“希望的空间”。

对于空间正义的研究，哈维开创性地将“社会正义”纳入了空间分析的视域，空间的本质首要就是其社会性，社会正义作为一种价值理念要对空间生产进行价值评价；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同样与空间秩序的构建是密不可分的；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又是与“空间乌托邦”是密不可分的；最后作为一种政治动员机制必须要关注政治策略的空间性问题。哈维所构建的空间正义是一种基于“过程”的空间正义，而构建一种基于“过程”的空间正义就必须结合差异、边界、规模以及情境性四个范畴。差异：哈维看来空间生产的过程是一个“同一性”和“差异性”统一的过程，其并非是一种完全无序的差异过程，同时也不是一个毫无差别的同质过程。空间的社会性决定空间的生产要接受一种既定的社会形态，而与此同时在空间生产的过程当中空间秩序也在随之发生着改变，空间正义就是不断生产差异的过程，就是要“公正的地理差异的公正生产”[40]。这样一种差异是基于过程的“差异”,“差异性”和“同一性”是彼此内在于对方的。边界：“边界”在社会学当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边界一般与政治身份、文化认同等概念密不可分。空间正义彰显出不同社会过程的异质性，每一种空间正义话语都存在着自身独有的言语边界，代表着不同的社会意义。现代社会随着空间生产的发展，各种空间边界也在不断被催生出来，而且今天的边界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地理—物理边界，更为重要的是其已经扩展到社会、经济、文化、心理等多个层面。在现代城市化的推进过程中，大量的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成为城市人口，这其中的融合就涉及到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的融合、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的融合、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融合以及从农民心理到市民心理的转变，也就是说涉及到社会—经济—文化—心理等多个方面的“边界”问题。规模：规模是任何一种社会空间生产都不能够回避的问题，其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性。不同的规模选择往往表达着不同的空间正义选择，空间规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空间正义的作用。“劳动身体是一个抵抗的场所，它通过个人担当道义力量的政治维度而形成一种政治维度。”[41]“全球化”和“身体”在哈维看来是空间生产的两种不同的规模，表现为宏观规模和微观规模。“规模”是空间正义探讨和研究过程当中的重要价值参考，不同空间规模代表着不同政治权力的作用，代表着资本在不同地域之间的运作逻辑，正如当代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代表着一种强势话语一样，与之相应的“市场正义”被普遍接受。情境性：正义其实也就意味着不同的情境就应当得到不同的对待，“正义应被视为一系列致力于解决冲突的权利要求的原则，这些冲突以多种方式发生”[42]。空间生产的过程就是由不同的“情境性”共同组合而成的，而每一个“情境性”有可能体现着多个不同的空间生产过程，“情境性”就是特定时空背景之下的社会行动。哈维将社会正义的概念纳入了空间分析的视域，其本身就是一种“差异地理学”，是建立在处于不断变化的时空序列基础之上的“情境性”。

（三）福柯的“权力空间”

米歇尔·福柯是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其理论涉及到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多个学科，对后现代地理学中空间理论的构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福柯的“异托邦”（他者的空间）思想对于空间正义理论的发展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他揭示了空间与权力之间的微妙关系，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的重要传承者，也成为后现代地理学的奠基者之一。

1967年，福柯做了一个题目为“异托邦：他者的空间”的演讲，这也成为20世纪80年代福柯对于空间问题关注和思考的重要起点。“据我们所知，19世纪很大程度上是迷恋历史……现在的时代也许首先是一个空间的时代。我们处在共时性的时代：我们处在一个并置的时代，一个远与近的时代，一个肩并肩的时代，一个离散的时代。我相信，我们处于这样的时刻：我们对世界的经验更多地是与由点与点的联结以及它们与我们自己的线索交织构成的网络相联系的，而不是与时间之中的漫长生命相联系的。人们也许会说，推动今日辩论的某些意识形态冲突，是虔诚的时间后代和坚定的空间居民之间的对峙。”[43]福柯在“异托邦：他者的空间”的演讲当中，开篇就指出了从时间到空间已经成为时代的重要特征，时代意识已经出现了转变。在福柯看来，空间的概念谱系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具有特殊性和时代性，现代空间已经不是中世纪的由不平等的空间集合而成且存在等级差异的空间，空间也不再是抽象的、同质的和无限的，今天人类的空间是一种异质的、具体的以及有限的空间。“我们生活在一组关系中，这种关系界定了既不能相互还原也绝对不能相互支配的场所。”[44]在福柯的空间理论当中，空间与权力和知识是密不可分的，三者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相互影响着。空间是知识转化成实际权力关系的重要容器。福柯对于权力的分析主要是集中在“规训”这一权力技术之上，特别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更是围绕权力的技术而展开论述的。福柯注重从权力发生作用的局部空间来研究权力的整体运行情况，这些局部空间就是规训机构，如监狱、精神病院等。“完美的规训机构应能使一切都一目了然，中心点应该既是照亮一切的光源，又是一切需要被了解的事情的汇聚点，应该是一只洞察一切的眼睛，又是一个所有的目光都转向这里的中心。”[45]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深入考察了监狱这一规训机构的诞生，其将监狱作为规训机构的典型范例，将监狱比喻成“灵魂”，监狱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体系其实质就是体现了权力的运行过程。“这种现实的非肉体的灵魂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因素，它体现了某种权力的效应，某种知识的指涉，某种机制。”[46]在福柯看来，监狱就是体现权力运行的一种工具，权力也正是借助监狱这一空间概念建立起权力——空间的知识体系，“一个宏大的监狱体系设计出来了，它的各种级别将严格地与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的各种级别相吻合……被一种庞大的、封闭的、复杂的等级结构所取代，而这种结构则被整合进国家机器之中。—种全然不同的实体，一种全然不同的权力物理学，一种全然不同的干预人体的方式出现了。”[47]空间作为权力表征的极致范例则是圆形监狱。圆形监狱的构成核心是一座中心高塔，而其周围则是一系列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被分割为牢房，每一个牢房有两个窗户，一个用于采集光线，而另一个则是对着高塔。因而牢房可以说是作为一种“舞台”而存在，牢房的空间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牢房当中每一个人的饮食起居都处于监视之下。圆形监狱的空间构形是典型的权力运行的表征性运用，“圆形监狱是权力命令创造的技术发明……这种发现具有特殊性，它先是在局部得到运用，在学校、兵营和医院。这是监禁实践进行试验的场所……我在书中引用了一段优美的描述，把总检察长说成皇帝的眼睛，从巴黎的总检察长到外省卑微的助理公诉员，他们都用同样的目光注视着任何对秩序的破坏，预防着罪恶的危险，对任何越轨的行为实施处罚。这种普遍的注视一旦松懈下来，国家的垮台就迫在眉睫了”[48]。空间是权力运行的基础，权力是影响空间构形的重要力量，或者说是“幕后黑手”。知识在福柯的思想体系当中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知识与空间和权力同样是密不可分的。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中，从医学概念在古典时期和现代时期的断裂出发揭示了医学知识与空间之间的联系，“在这个时期，疾病、反自然、死亡，总之，疾病的整个隐晦底面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与此同时，又像黑夜一样照亮和消除自身，而这一切发生在深邃、可见、实在、封闭但又可接近的人体空间里”[49]。总而言之，福柯阐述了权力运作和知识谱系与空间之间的关系，为后人研究空间权力化、权力空间化等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苏贾的“第三空间”

爱德华·W.苏贾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和城市规划者，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对社会、空间以及城市批判性后现代分析，其最为著名的著作就是空间三部曲：《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以及《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苏贾在2010年出版的《寻找空间正义》成为其思想的新的突破点。

《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一书当中苏贾立足于列斐伏尔、福柯等人的思想，探寻空间与时间、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一书正式提出第三空间的概念，《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其实是《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的续写，也正式提出空间正义，《寻找空间正义》更是对空间正义思想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推动了当代空间正义理论的进步和发展。苏贾第三空间的提出开始于对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的继承特别是对于“空间三元辩证法”的垂青。不同于作为第一空间的物质空间和作为第二空间的精神空间，第三空间包容了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但同时又对二者实现了超越，其既是对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的解构又是对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的重构。第三空间又被称之为异质空间，作为第一空间的物质空间关注的是空间形式之具体形象的物质性，是“真实的地方”，作为第二空间的精神空间源于人们的精神活动，是在空间的观念之中构想出来的，是“想象的地方”，而第三空间则是处于“真实的地方”“想象的地方”之外的但是又融合了二者的“差异性空间”，一种“他者化”的空间，是一种时间与空间、历史和未来的交融状态。

不平衡地理发展是苏贾建立空间正义理论的重要基础，在苏贾看来，不平衡地理发展本身就是一种人的存在的客观现实。人类的一切活动的发展都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当中。两个事物不能够同时处于同一个地点，这样不平衡地理发展也就成为导致空间不正义的重要因素。空间正义的构建过程当中，不平衡地理发展影响着人类的活动，同时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同样影响着不平衡地理发展。因而苏贾提出空间正义的构建首先要区分导致空间正义缺失因素中哪些因素重要，哪些因素不重要，同时要确定什么样的空间不正义是应当得到优先关注的。确定了构建空间正义的基础之后，苏贾对于当代空间正义的关注集中于城市权利和新空间意识两个方面。现代社会当中，空间与城市、社会以及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错综复杂的、交织的，空间正义问题离不开城市，因为城市集中了世界大部分的人口也是诸多矛盾的集中地域，城市化的过程应当是正义的城市化过程，城市化过程应当是一个寻找空间正义、争取城市权利的过程。“在当代获得城市权利实际上成为寻找空间正义的代名词”[50]，我们推进城市化就是要对我们所进行的空间生产的控制权进行争取。其实城市权利一词源于列斐伏尔，城市权利概念重新确立了寻找空间正义的城市基础。“随着民主国家对公民权和人权的限定，城市又被看作是一个对社会和经济有利的特殊空间和场所，一个社会力量和等级制度运行集中点，一个为寻找民主、平等、正义而斗争的战场。”[51]作为日常生活批判之父的列斐伏尔将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行看作是产生不平等社会关系的重要力量，而这样的不平等社会关系又是通过城市空间关系来表现出来的。如此一来，矫正这样的不平等社会关系就需要争取更多的城市权利，获得更多的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这其实也就是争取对城市空间塑造力量控制权的争取。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市权利的争取和斗争逐步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回应，且呈现出区域化和全球化的趋势。“随着当今区域城市化和多中心全球性城市的兴起，城市权利斗争也成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52]新空间意识是苏贾追求空间正义的重要内容，列斐伏尔提出了“空间三元辩证法”，苏贾继承了其思想理论提出了“第三空间”理论，提出了处于“真实的地方”“想象的地方”之外的但是又融合了“真实的地方” “想象的地方”的“差异性空间”，一种“他者化”的空间，这正是苏贾在探求空间正义过程中从现实的时空中学习，但又不满足现存状况，力争探求新的未知事物，“在寻找空间正义理论中，我就是在走这样的路”[53]。在这样的探索道路上，空间的突破性认识也就要求新空间意识的出现。“这种把空间仅作为物理形式和环境背景的旧思维方式使得社会地生产空间正义和不正义的观点几乎不能理解。”[54]对于新空间意识，苏贾提出了几个原则：“一是人类空间性是社会创造物。二是被社会生产出来的地理和历史导致这样一种意识：我们生活中的地理学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三是对列斐伏尔和福柯来讲，空间不仅是物质的，而且是一种在不同规模背景下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四是这种空间意识和空间正义理论也可通过人类实践被改变和改造。”[55]

（五）詹姆逊的“后现代空间理论”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是美国著名的学者，其对于后现代空间的研究为空间正义理论体系的建构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詹姆逊在研究后现代主义的时候表现出对空间的特别关注，在其1984年发表的文章《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当中就提出特定的空间转换是区分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有效途径。理解詹姆逊的“后现代空间理论”我们需要从后现代的“空间优位”、后现代空间的特征以及后现代空间的掌握等三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考察。

所谓的“空间优位”就是指空间与时间相比更具有优势地位，这在后现代主义当中是较为突出的。“现代主义的叙述性作品提出了一个不同的问题，即一个关于时间的新的历史经验；而后现代主义在一个困境与矛盾都消失的情况下似乎找到了自己的新的形势、新的美学及其形式上的困境，那就是空间本身的问题。”[56]其实在詹姆逊看来，现代主义是一种时间性的深度模式，而后现代主义则是一种空间性的平面模式。“现代主义对历史的感觉是一种对时间性、或者说对往昔的一种怅然若失、痛苦回忆的感觉”[57]，而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并不是特别重视，历史在后现代主义当中仅仅是一种或者多种影像，“整个当代社会体系逐渐开始丧失保存它过去历史的能力，开始生活在一个永恒的现在和永恒的变化之中，而抹去了以往社会曾经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保留的信息的种种传统”[58]。后现代人关注和拥有的是“现在”，后现代的时间是一种永远的现在，是空间性的。在后现代主义当中，“空间性”就如一把钥匙，思想、文化以及存在经验等内容都被空间化了。

“永恒的现在”也就意味着人们关注的重点从时间转移到空间之上，而这种空间并非我们传统的空间，“不是那种旧的空间形式，也不是材料结构和物质性的空间形式，而是排除了深层观念的文字纯表面之间的捉摸不定的关系、对我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产生影响的那种关系”[59]。詹姆逊眼中的后现代空间是科技高度发展促生而来的。高科技的快速发展使得空间在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当中从时间中解放出来，人们原有的时空感发生了改变，时空观也发生了改变，时间出现了空间化，社会的一切都被空间化了。与此同时后现代空间具有极强的同化能力，“占据着显著地位的是不断加强的同一性，而不是差异性。当今自主的国家市场和生产区域迅速同化为一个单一的空间；民族的独特性，如在食品方面，业已消失；全球各国被整合成全球性劳动分工”[60]。后现代空间当中，诸多的空间界限和空间壁垒被打破，并呈现出相互融合的趋势，空间界限和空间壁垒的消失也导致后现代空间中的距离感逐步丧失。后现代空间具有极强的同化能力，但是后现代空间又是一种异质性的空间。这里所说的空间的异质性主要是指代空间的多样性、差异性以及无限性。后现代空间的异质性与其极强的同化能力看起来似乎是相互矛盾的，但是这在詹姆逊看来并非如此。这两者并非是矛盾而是二律背反，这两者在后现代空间当中是同时存在的，并且这两者之间是无法调和的。就全球化而言，其在全球范围之内建立的是一种同质化的空间和空间秩序，而在资本的逻辑力量之下全球范围之内不同区域的价值分配是存在较大差异的，这又是一种异质性突破同质性的结果，这也就说明后现代空间不是整体一块的而是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的。

后现代空间是资本在全球扩张之后的产物，其结构已经超出个体感知的能力，因此后现代空间的掌握需要通过认知测绘美学——“一种新形式，一种把空间问题作为核心问题的政治美学，一种能够沟通抽象认识与具体再现的认知美学，一个既适于后现代的真实状况、又能达到某种突破、从而再现目前仍然不可思议的新的世界空间的新模式”[61]。“认知测绘”是詹姆逊后现代理论当中极为重要的范畴，詹姆逊使用这一概念旨在说明，个体和社会的交叉使人们能在其所活动的城市空间当中发生作用，并且他试图将这一概念推向全球性的社会结构范围。“认知测绘提供了一种连接的方式，将最个人的局部与最全球性的整体联系起来”[62]，我们可以依靠“认知测绘”将后现代空间当中个别生存体验与特殊的生产方式很好地联系起来。詹姆逊的后现代空间理论通过后现代空间去分析空间结构形成的现实经济和社会境遇，这也充分说明了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为我们如何摆脱当前的困境提供了积极的理论指导。

[1].[法]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153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9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4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8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5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7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5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6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6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7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