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主体与客体

弄清主客体的关系，是我们准确把握主体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发展的重要前提。主体的全部活动必然要建筑在它的客体对象之上，通过在实践中与客体的双向互动来实现其应有作用。在这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塑造同它所直接作用的客体对象的相互关系，则主要表现在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系列伟大实践中。

（一）客体对象的明确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来看，主体作用的根本对象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符合发展实际需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种对象作用的实现，是坚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来解决发展中的一系列具体问题，以实现主客体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之中的有机互动、思想共识和价值成效的达成。主要表现在：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需要主体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的发挥，通过主体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实际来解决中国问题，并在实践中坚持正确的中国化发展方向，不断创造出满足时代需求、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发展实际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提供主体动力。另一方面，主体自身的发展、理论素养的提升、能力的发挥和作用的实现等都直接依存于具体的中国化实践，受中国化实践程度的影响，这就为主体的发展提供了客观平台。因此，主体能否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认识的程度如何，不仅反映了同时代主体自身的发展，也直接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来说，“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是明确客体对象所必须要回答和解决的一个首要的问题。在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应用环境中则进一步衍生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命题。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我们在理论上正确认识三个基本概念，即“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中主要涉及，既要正确认识马克思及其所创立和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也要正确估计别国经验，不能忽视在各国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丰富和发展；还要在综合把握马克思主义原则和经验的基础上，更好地结合本国国情和发展实际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因为“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36]。可以说，能否解决好这个问题，关系着中国革命事业的前途。当时，在共产国际的全面指导下，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探索和具体实践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尽管从形式上看，主要是在中国如何实践马克思主义及共产国际所阐释的革命理论和俄国革命经验的问题，但从实质上看，却主要表现为在中国革命中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观点的简单套用和对俄国革命模式与经验的复制移植，实际走向了教条主义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方向。

在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同教条主义等错误倾向进行斗争，逐渐对要不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怎样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问题形成了较为明确的认识。大革命时期，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等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的。要在自己的争斗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武器，即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才行”[37]，初步彰显了主体的思想认识能力。随着土地革命的展开，毛泽东等人在坚持探索马克思主义同本国革命相结合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38]，提出了在“斗争中创造新局面”“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宝贵思想。经过长征的艰苦锻炼，毛泽东深刻总结了中国革命成败的经验教训，强调要坚决纠正“不会把马克思列宁斯达林主义活泼的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去，而把马克思列宁斯达林主义变成死的教条”[39]的错误倾向，深刻认识到革命胜利与否的关键就在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的原则必须使之具体化，成为具体行动的指南针”[40]。最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经过延安整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逐渐在全党达成共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和全党共识的达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对客体对象的明确，也是主体发展逐渐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表现。这一时期，毛泽东等在《论新阶段》等一系列文章和报告中，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客体对象的科学含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第一，马克思主义是“引导我们认识革命对象与指导革命运动的唯一正确的方针”[41]，是我们的行动指南。其指导地位的确立，“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42]，是需要和满足需要的契合。第二，要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应用于中国的具体问题上，就是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来具体解决中国的问题。第三，要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中使马克思主义具体化。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和科学方法，“去分析具体的环境，并从这种分析中去得出一定的行动方针”[43]，成为适合中国发展实际的政策主张与策略口号。第四，要形成带着中国特性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使其成为具有民族形式、中国语言、中国作风和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并“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44]。至此，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中心任务。

（二）主体地位的实现

正确认识和实现主体的领导地位，是保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政治基础。就主体自身发展来说，其对于自身及内在的不同层级所具有的主体地位是否有明确和清晰的认识，是否已经认识到要在实践中保证自身的主体地位，以及如何实现主体地位和实现的程度如何等，不仅影响着主体自身力量的凝聚、群体的发展、组织的建设、地位的认同等主体性建设问题，更关系着主体能否担当起应负的历史重任，关系着中国革命的未来走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其主要表现为“在起领导作用的政党共产党、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和群众即全体被剥削劳动者之间，必须建立正确的相互关系”[45]。一方面，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要吸收本阶级的一切优秀代表，经过顽强的革命斗争和锻炼而真正成为革命阶级的先锋队；另一方面，也要通过本阶级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密切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生产实践，让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周围紧密团结起来，使共产党真正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只有这样，党才能在领导中国革命中获得最大的支持、做最坚决的斗争，进而争取革命的最后胜利。在中国这样的特殊国情和革命条件下，要实现主体的领导地位，最根本的要求就是不能“忘记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忘记了人民大众，忘记了农民”[46]。

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保证主体地位实现的根本前提。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实际上是通过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这主要在于，“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47]，是无产阶级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先进部分。在党的四大上，首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强调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随着土地革命战争的展开，党进一步认识到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突出强调了党在中国革命中的核心地位。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首先直接依靠共产党，依靠党的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和实际工作，依靠党的行动上、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致，依靠党员的布尔什维克的纪律，依靠党领导群众斗争的能力。”[48] 经过土地革命的锻炼和抗日战争的洗礼，党进一步认识到在过去三个阶段的革命战争中，“共产党已经形成了对于革命战争的绝对的领导权。共产党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权，是使革命战争坚持到底的最主要的条件。没有共产党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是不能设想革命战争能有这样的坚持性的”[49]。因此，实现中国革命的两重任务，“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50]。这表明，党对主体核心地位的理论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新高度。正是随着党的核心领导地位被主体群体所接受和认同，以及党的领导权威和主体地位在群众中广泛基础的形成，使中国革命有了真正的领导核心力量。

注意启发、引导和培育人民群众的主体自觉，是保证主体地位实现的重要基础。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不仅要善于领导自己的党，而且要善于在这些群众走向和转向新立场的过程中领导他们”[51]，真正唤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实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在当时，这主要体现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广大工农群众革命主体意识的觉醒，特别是体现在不断增强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群众的主体自觉和地位认同等方面。自党建立之日起，就开始注重争取工人群众的工作，积极深入厂矿、农村组织群众进行关乎生活实际等的革命斗争，开办工人夜校、农民学校来宣传革命思想、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导工会、农民协会和共青团等党团组织工作，极大地唤起了工农群众的革命热情。随着土地革命的展开，党在六大上进一步明确了“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强调在努力争取广大群众的过程中，既要“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使他们自己积极地赞助阶级的先锋——共产党，信仰共产党而且自觉地接受党的指导”[52]，也要正确区分和对待农民阶级力量，以“巩固无产阶级在农民组织之中的指导作用”[53]。特别是在长期的农村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不仅解决了革命中的农民问题，还围绕在农村环境中、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条件下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如何进行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等的重要思想，实际开创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的崭新局面。这使得广大群众的革命主体自觉逐步提高，革命的主体作用不断显现，广大群众的战斗力、组织力和凝聚力日益增强。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无产阶级具有极优越的条件来获取最后的胜利。但领导权并不是天生地属于中国共产党，资产阶级及整个第三营垒的人，也在用尽一切力量来争取领导权”[54]。这主要表现为对革命领导权的争夺，即资产阶级领导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问题。可以说，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力争领导权，力争独立自主，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也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55]，它反映的是全国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和意愿，是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和历史必然。经过大革命的洗礼，尤其是经过与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和比较之下，党已经逐渐认识到“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指导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56]。但是，在具体的革命的实践中，如何在统一战线中正确处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则经过了抗战时期党对于统一战线的生动实践才逐步解决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了中国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中关于争夺领导权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和形成了坚持在统一战线中要保持独立自主的领导地位、力争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等重要思想，强调既要反对“投降主义”，也要反对“关门主义”，始终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57] 原则，要求全党“应依靠已得的阵地，纠正自己的弱点，发展我们的工作，使党能在抗战中起决定的作用”[58]，实际明确了坚持党对中国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意义。正是经过党同资产阶级既联合又斗争的伟大实践，实际教育和锻炼了全党，使中国共产党日益成为领导抗战走向胜利的中流砥柱，为党领导人民群众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主体作用的发挥

保证主体作用的有效发挥，是推动主客体有效互动的基本要求。从主体自身的发展来看，尽管在主体内有着不同的组成部分及群体代表，在各个部分与群体本身又有着各自不同的层级及主要成员和一般代表之分别，而主体在实践中的作用方式、大小和结果也有着不同的表现，但这些差别和不同的存在并未影响主体的整体作用的发挥，恰恰是在经过主体内部的个体、群体和组织的共同合力来起作用的，以使主体作用的发挥达到最大。民主革命时期，党正确认识了主体作用的目标、方向和指导思想，厘清了主体内各群体间的基本作用关系，逐渐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促进主体作用正确发挥的有效机制，为保证主体作用的有效发挥提供重要条件。

第一，明确主体作用发挥的基本目标和根本方向。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武器，是以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而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方向。这样，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必然是以致力于推动社会主义发展和共产主义的实现为指引的，也就规定了主体作用发挥的基本目标和根本方向。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比较和反思“一次革命论”和“二次革命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和发展规律，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历程必须分两步走”的重要思想，并着重明确了“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59]的重要关系，指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部革命任务就是要完成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明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体作用发挥的基本目标和实践方向。

第二，坚持主体作用发挥的正确原则。这主要体现在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科学方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原则，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60]，切实反对照搬照抄革命经验的“本本主义”错误。这就要求，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要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及两者结合的重要性，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方法指导革命。既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思考方式和认知方法，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61]。同时，又要将马克思主义同群众生活和实际斗争相结合，“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62]，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第三，坚持主体作用发挥的组织领导。其核心在于，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这是主体建设中的根本组织要求。作为核心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其自身的领导方式、思想理论、革命素养、组织作风等建设情况，对于整个主体作用的发挥具有根本影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以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为主线，以思想建设为重点引领，着重加强党员的思想觉悟的锻炼和提高，强调党员“出身是一回事，进党又是一回事，出身是非无产阶级，进党后是无产阶级，他的思想、他的行为要变成无产阶级的”[63]，实际解决了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问题，并以此为契机不断推动党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切实发挥党员在广大人民群众和各条战线上的先锋模范作用。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拥有了自己的领袖，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形成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真正成为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领导核心。

第四，构建起主体作用发挥的有效机制。其主要工作，就是要确立起一套有效调动主体各方力量的合作机制、工作方式和政策策略，以正确认识和处理各主体构成的内部关系和各主体间的关系，以及主体同其他政党、阶级、群众的关系等。党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坚持从无产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联合各革命阶级的主体性政策和发展方式，建立了一整套正确对待和区分工人、农民、城市商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等各阶级的革命原则，确立起一套正确的土地政策、政府民主政治制度和管理办法、社会经济发展政策以及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根据地建设理论、武装斗争方针、统一战线等方针政策。这不仅推动了主体间的有机互动，也促进了主体内部结构的优化和素质的提升，对主体力量的有效发挥提供了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