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方法：SST理论视野里的“科学技术泛资本化”

STS理论（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科学、技术与社会”理论）是一门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规律及其应用，并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综合性新兴学科。依此构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可以为研究“科学技术泛资本化”提供科学的方法。

（一）从STS理论到SST理论：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互动

STS理论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欧美学界，“是一门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规律及其应用，并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综合性新兴学科。其宗旨是发挥科技的积极作用，克服科技的负面影响使科技真正造福于人类。它代表了一种科技与社会、科技与人文、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价值观和思维模式，适应当代世界为了克服传统工业文明的深层次矛盾、实现全球科技经济快速发展、开创人类新文明的需要”[59]。

SST理论的首要宗旨是致力于探讨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复杂互动规律。该理论认为：“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及其规律，从古以来就客观存在。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的中介。人类社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利用科学技术从自然界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的关键因素，是推动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基本力量，同时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也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必然要受到社会制约。”[60] STS 理论的研究对象是什么？R.第曲里奇（Richard Deitrich）和R.沃尔克（Robert Walker）在1991年用一幅三角图形来表示STS理论的研究对象[61]，见图1.3：

该图比较直观地表明了STS理论所研究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必然存在的相互关系，虽然形象但缺乏进一步的阐释。之后，有学者制作了如下表格，更具体地阐述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研究对象，见表1.3：

上表比较详尽地说明了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理，考察资本主义发展史和科学技术发展史，可以发现，“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近代以来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反过来，近代以来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也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发挥的需要和推动下产生的。在20世纪中叶以前，先后经历了以力学理论和电磁理论为标志的两次科学革命，以蒸汽动力技术和电力技术为标志的两次技术革命，以机械化和电气化为标志的两次社会创业革命，生动展示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宏伟历史画面。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以来开始了以相对论、量子力学、分子生物学为标志的第三次科学革命，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生物技术和空间技术等高技术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以自动化、信息化为标志的新产业革命，整个社会发生了新的革命性的变革，开始进入信息社会、知识社会。这期间，一方面出来了科学技术社会化，其标志是：从小科技到大科技、科学技术产业化、科技、教育、经济一体化；另一方面是社会科学技术化，其标志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社会生活的科技化、未来是科学技术社会。这两种趋势表明‘科学技术’与‘社会’已经不是互不相干的、两股道上跑的‘车’，而是互相渗透、互相包含，各以对方的存在为条件的两个方面，从而能出现了科学技术与社会一体化的强大趋势”[62]。总之，科学技术所具有的社会属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达到一个极高的水准，它是“社会中的科学技术”，而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东西。据此，可以给 STS 理论做如下定义：“STS是一门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新兴学科。它把科学技术看作是一个渗透价值的复杂社会事业，研究作为子系统的科学和技术的性质、结构、功能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其他子系统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还要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在整体上的性质、特点、结构和相互关系及其协调发展的动力学机制。”[63]

在STS理论基础上，欧美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进一步发展出SST理论（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技术的社会形成”），更加强调社会条件对科技创新的影响，该理论可以更加深入、深刻地把握技术发展的社会向度，在全面理解技术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基础上能够更加聚焦于社会环境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和STS理论，相比，SST理论就是一种全新的技术社会学。

SST理论认为，科技创新不是一个孤立自发的过程，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制约下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历史进程。按照 SST 理论，技术革命、创新或进步与社会之间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它们相互影响并彼此促进对方的变化与发展。但相较而言，现代社会对技术进步的决定作用尤显突出，“社会状况如何，决定着技术及其发展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社会影响并塑造了技术，即技术创新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制约下形成或定型的”，技术创新是“一个复杂的与社会相互作用中产生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孤立的、自主的、按照所谓内在逻辑线性展开的过程”。即技术革命“是由社会需求推动、社会实现驱使、社会主体和环境选择、社会管理机构（如政府）调节、社会资源（含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纳入社会的自然条件等）制约的。正是这一系列因素建构了技术的实际发展，塑造了不同时代和国度的技术动态状况”[64]。SST理论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两句话：“技术是社会因素塑造的。”而“多层次、多方面的社会因素对技术形成起据定性作用”。进一步分析，这些因素“从社会领域来看，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对技术的影响；从社会组织看，有关于技术的社会组织形式（离不开社会组织的技术和技术发展与组织形式发展的互动）的探讨，也有关于政府、企业等具体的组织形式的技术发展影响的探讨；在关于社会地域或区位方面，则涉及不同的地方尤其是国家对技术发展的影响；还有关于技术的社会终端——用户对技术的影响，如不同的性别群体、年龄群体和利益群体是如何型塑技术的。另一种思路就是从技术的环节来研究，认为技术从发明和设计到开发和扩散再到商业性应用都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并通过如上所说的宏观与微观研究、理论与案例研究，多方位解释塑造技术的社会因素，从而解释了社会如何影响技术发展的图景”[65]。

一言以蔽之，SST理论就是在技术与社会关系问题日益复杂的现代背景下，将社会对技术发展和创新的影响作为一种研究视角，从社会进化的角度来分析技术发展的规律。

显然，无论是STS理论还是SST理论，对于深入剖析“科学技术泛资本化”现象提供了非常实用的工具。

（二）科学技术的“资本化”和“泛资本化”：基于SST理论框架的分析

基于研究重心的考虑，综合STS理论和SST理论提供的基本方法，本书首先建立解读“科学技术泛资本化”的分析框架，然后再回顾“科学技术资本化”发生发展的规律和历史进程。

鉴于二战后的美国是几乎所有科技产业革命发仞之地，而围绕这些科技产业革命的制度创新也都源于此，这也是二战后的美国成为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原因。故本书以美国为典型样本来解剖“科学技术泛资本化”的发生发展规律，尤其是与之相关联的特殊的“社会生态环境”。“科学技术泛资本化”过程反映了科技与资本的深度融合现象与战后美国的“社会生态环境”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其内在规律如图1.4所示。

图1.4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变迁中的“科学技术泛资本化”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进程。它表明：冷战背景下美国科技创新所依赖的独特的“社会生态环境”促成了“科学技术泛资本化”。这一特殊的“社会生态环境”是指美国在冷战时期形成的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制度环境、人文环境和社会心理氛围等，具体表现为：

第一，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为了赢得“冷战”，必须首先在军事领域，此外是经济、政治、文化、舆论宣传等领域对“苏东阵营”赢得全方位的压倒性优势，非此不能应对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挑战并彰显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这几乎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并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心理氛围。借力于科技进步强大自身成为不二选择，故必然加大科技投入。这一强大无比且层次复杂的赢得冷战的社会需求和资本“三大天然本性”，即逐利本性、竞争本性和创新本性完美结合并相互激励、彼此借力，引发战后科技革命大爆炸而迎来第三次科技产业革命，科学技术与资本的联姻历程也由早期“资本化”演进到“泛资本化”阶段并最终完成“质的飞跃”。

第二，因为上述大环境，战后的美国，在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与科技研发全面联姻的进程中，以风险投资为代表的制度创新为科技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本支持，与之相关企业制度、法律制度和资本市场的变革创新层出不穷，这些制度创新确保了“科学技术泛资本化”拥有激励性的制度环境。与此同时，追求创新的社会心理日趋浓厚且蔚然成风，因为科学技术和资本之间的“无缝对接”和成功转化而诞生了诸多“创富英雄”，他们的“示范效应”对于强化资本与科技联姻的社会心理氛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进一步为“科学技术泛资本化”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和人文环境。

第三，“科学技术泛资本化”一旦得以实现便反过来强化了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科技研发领域的军事、政治和经济需求，这一需求的表象是赢得冷战的优势，实质仍然是攫取剩余价值并有效维护资本主义统治，即资本的三大天然本性因为“科学技术泛资本化”而得以加强，它促进了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态环境”继续朝着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方向高歌猛进，使其在制度创设和社会文化及社会心理变迁等诸多方面常变常新以促进“科学技术泛资本化”向更深更广领域拓展。

总之，“科学技术泛资本化”独特的“社会生态环境”涉及：（1）冷战背景下美国的国家资本与科技研发联姻及其相配套的制度创新；（2）冷战背景下美国的私人资本与科技研发联姻及其相配套的制度创新，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风险投资的兴起；（3）冷战背景下美国社会所形成的独特的、围绕科技创新的社会心理氛围，既有围绕赢得冷战聚焦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心理，也有围绕资本逐利而产生的经济和商业领域的社会心理。

如前所述，从历史和逻辑演进的过程看，“科学技术泛资本化”是“科学技术资本化”的必然结果，依据“SST理论框架中的‘科学技术泛资本化’”逻辑框架图，可以回溯“科学技术资本化”发生发展的机理及相应的“社会生态环境”。见图1.5：

第一，17世纪以来英国形成的有助于资本主义健康发展的、特殊的“社会生态环境”促成“科学技术资本化”。它指有利于科学技术和资本联姻的资源环境、经济环境、制度环境、人文环境和社会心理氛围等。

第二，17—18世纪的英国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头羊”也是几乎所有重大科技发明和创新的发祥地，自然也成为“科学技术资本化”的滥觞之地并最终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科学技术资本化”“执牛耳者”。这一时期，在英国独特的“社会生态环境”滋养下，资本“三大天然本性”，即逐利本性、竞争本性和创新本性引爆第一次科技产业革命。与此同时，科技产业革命也反作用力于“资本三大本性”——卓有成效地将资本的上述本性淋漓尽致地激发出来。于是，科学技术与资本的联姻由此启程并最终完成，资本从此又拥有更具威力的新化身——科学技术。

第三，以英国为典型代表，在私人资本与科技研发初步联姻的进程中，以股份制为代表的制度创新为科技创新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本支持，与之相关企业制度、法律制度和资本市场的变革开始涌现，这些制度创新确保了“科学技术资本化”拥有激励性的制度环境。此期，发达资本主义各国的国家资本尚未涉足科技研发领域。与此同时，通过科技发明而创富的社会心理日渐被大众所接受，它为“科学技术资本化”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第四，“科学技术资本化”一旦得以实现便反过来强化了18世纪以英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科技研发领域的一系列社会需求，这一需求的强大动能是资本的“三大天然本性”，实质是维护资本主义统治。这种趋势反过来进一步强化和改造了18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态环境”，使其在制度创设和社会文化变迁等诸多方面不断变革以便能够促进“科学技术资本化”向更深更广领域拓展。

比较图1.4和图1.5，可以发现SST理论框架中的“科学技术资本化”和“科学技术泛资本化”有一个最重要的差异，即“社会生态环境”的构成要素不一样。表现为：

第一，第一次科技产业革命时期的“科学技术资本化”，私人资本与科技研发全面联姻，而国家资本尚未涉及该领域。

第二，第三次科技产业革命时期的“科学技术泛资本化”，不仅私人资本与科技研发全面联姻，而且国家资本也深深卷入其中并发挥重大的引领作用。

第三，围绕科技创新形成的社会心理氛围性质不一样。第一次科技产业革命时期的“科学技术资本化”，其相应的社会心理氛围首先是追逐财富的渴望，如马克思所言，科学成为致富的手段，发明成为重要的职业。除此之外，也是此期掠夺成性、扩张成性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激烈竞争使然和国内资本家激烈竞争使然。而第三次科技产业革命时期的“科学技术泛资本化”，其相应的社会心理氛围首先被深深地打上了冷战的烙印——赢得冷战的胜利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一种影响深远的社会心理，而资本逐利的本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似乎被上述心理所掩盖，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现象。

比较图1.4和图1.5还可以发现，第一次科技产业革命时期的“科学技术资本化”和第三次科技产业革命时期的“科学技术泛资本化”，它们所面临的竞争环境不一样。第一个时期资本主义的竞争压力既来自一国内部也来自国与国之间。而到了第二个时期，这种竞争首先是“两制”之间的你死我活的竞争，它在相当大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但丝毫没有缓和一国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竞争。

沿着上述思路，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泛资本化”历史进程的逻辑框架图。

（三）科学技术从“资本化”到“泛资本化”演进历程的逻辑框架图根据前述STS理论和SST理论以及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哲学原理，本书构建“三维坐标系中科学技术与资本联姻历史进程逻辑框架图”来解读“科学技术资本化”到“科学技术化泛资本化”的历史脉络，见图1.6。

图1.6表示：

第一，三维坐标系说明。横轴X是时间轴，表示科技产业革命的历史进程，它呈现新科技产业革命取代旧科技产业革命不断进化的特征。纵轴Y代表科技与资本联姻的层次，它呈现由低到高的变化趋势，表明两者结合程度不断加深。Z轴为第三维，代表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所营造的有助于科学技术与资本联姻的“社会生态环境”，它是一系列因素的组合，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曲线L代表科技与资本联姻的发展趋势曲线，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由低到高的发展历程，表明科技与资本联姻的发展趋势是不断走向深入与深化，两者的结合程度随着时间推进越来越紧密，曲线L与X轴、Y轴和Z轴所代表的因素形成特定的对应关系。

第二，时间轴X代表科技产业革命的历史进程。X轴上有四个关键时期（用☆号注明）和四个时间区间，按时间从远到近分别表示：第一次科技产业革命酝酿的18世纪初叶（第一个关键时期），爆发于18世纪60年代，它使得18世纪后半叶到整个19世纪的人类文明进入“蒸汽时代”，尽享蒸汽革命带来的益处；第二次科技产业革命发生的19世纪30年代（第二个关键时期），到19世纪80年代走向爆炸与繁荣，它使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中期的人类文明迈入“电力时代”，能够沐浴在电力革命的光辉之中；第三次科技产业革命发生的20世纪40年代末（第三个关键时期），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方圆满谢幕，它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先导性科技产业革命并引发诸多科技领域的重大革命和更多的产业革命，使人类文明大步跨进“信息时代”和“网络1.0”时代，小小寰球被一网打尽；第四次科技产业革命发生的21世纪初叶（第四个关键时期），迄今不过10 余年仍然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沿着上一次科技产业革命的强大惯性，这次革命仍然以信息技术革命为突破口，“牵一发而动全身”。以智能手机代表的智能化移动终端的普及化和大众化为标志，人类文明也由“网络1.0时代”步入“网络2.0时代”。在渗透性极强的信息技术革命激发下，其他科技领域的革命也被引爆，如基因科技革命、人工智能革命、新材料革命等以及帮助人类上高天潜深海入地核，看更远、飞更高、潜更深、探更深、想更快的各种新科技革命如钱塘潮涌，其势不可阻。人类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也随之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

新旧科技产业革命交接“接力棒”都有“时空重叠现象”。第一次科技产业革命始于18世纪初叶，终于19世纪30年代，始于蒸汽机的发明，终于铁路网和轮船海运系统在欧洲发达国家建立，持续时间约130年。而19世纪30年代，当蒸汽火车普及之时，科学家们对电动机和发电机的研发开始加速，人类为了获得比蒸汽更强劲和清洁的能源而不断创新科技。以19世纪80年代电灯的运用为标志，第二次科技产业革命吹响号角。在电力革命高歌猛进的19世纪末，蒸汽技术仍有发挥其势能的诸多领域并持续很长时间。当然，蒸汽技术肯定不再是社会生产的主导性技术而被电力技术所取代。当20世纪40年代末信息技术革命开启第三次科技产业革命的大门之时，电力革命仍然光芒四射，虽然电力技术作为社会生产主导性技术的领袖地位注定要被信息技术所取代，但电能作为基础性能源的地位却坚如磐石。第四次科技产业革命爆发于21世纪初叶，新一代的移动互联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生命科学技术大行其道，但计算机和互联网这样的基础性技术仍然在发挥其对社会生产的重大支撑作用，只不过，计算机的巨变和互联网覆盖面之广远超20世纪末。新旧科技产业革命交接时的“时空重叠现象”说明：（1）新旧技术的更迭并非一蹴而就，它们之间有着不可割裂的师承关系；（2）若新技术能够对旧技术进行成功改造，旧技术将焕发青春。

第三，纵轴Y代表“科技与资本联姻的层次”，分别为：（1）“科技与资本联姻的1.0版本”即“科学技术资本化形成期”，是指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条件下，科学技术与资本联姻“量变时期”的第一阶段，发生发展于18世纪初叶到19世纪30年代，它对应第一次科技产业革命；（2）“科技与资本联姻的1.1版本”即“科学技术资本化深化期”，是指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条件下，科学技术与资本联姻“量变时期”的第二阶段，发生发展于18世纪30年代，爆发于19世纪80年代，开花结果于20世纪上半叶，它对应第二次科技产业革命；（3）科技与资本联姻的“2.0版本”即“科学技术泛资本化形成与深化期”，是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与资本联姻的“质变时期”，发生发展于20世纪40年代末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中期，它对应第三次科技产业革命即信息技术革命；（4）科技与资本联姻的“2.1版本”即“科学技术泛资本化继续深化期”，是指跨国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与资本联姻的“质变时期”第二阶段，发生发展于21世纪初叶迄今不过10余年，可谓“小荷才露尖尖角”，它对应第四次科技产业革命。“科技与资本联姻的层次”随着科技产业革命的进程而不断由低级向高级演进。借助“X版本”这个源自计算机软件开发过程中用于表达软件功能不断优化的概念，可以形象说明科技与资本联姻的过程如同“软件版本”的升级过程一样，也是一个由低到高不断发展的过程。“科学技术资本化”分为“形成期”和“深化期”两个首尾衔接的发展阶段，因此分别用科技与资本联姻的“1.0版本”和“1.1版本”来形象说明之。如果说“科学技术资本化”是科技与资本联姻的“量变阶段”，那么，“质的飞跃”就是“科学技术泛资本化”，因为此期科技革命大提速，它可以被划分为“形成与深化期”和“继续深化期”两个首尾衔接的发展阶段，因此分别用科技与资本联姻的“2.0版本”和“2.1版本”来形象说明之。

第四，曲线L含义。曲线L即“科技与资本联姻的发展趋势”，在时间轴上对应科技产业革命四个时间区间，其走势分为首尾衔接的四个发展阶段且不断攀升（斜率越来越大）。随着时间的推移暨科技产业革命的不断深入，曲线L在波动中也随之不断攀升，其走势呈现加速度的特点。这表明，人类迄今发生的四次科技产业革命一直在不断加深科技与资本联姻的程度。

第五，对曲线L“科技与资本联姻的发展趋势”解读，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第一次科技产业革命即蒸汽革命阶段。在18世纪初叶到19世纪30年代持续约130年的蒸汽革命时期，曲线L在18世纪60年代开始快速攀升并在19世纪30年代达到首个峰值，这是“科学技术资本化”初期，科技与资本的结合开始显现出革命性的威力，以英国为代表西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资本主义的后起之秀美国营造了有助于科技与资本联姻以促进科技产业革命的一系列“社会生态环境”，其间最重要的制度环境是资本主义制度在上述国家的确立，与之伴随的还有诸如专利制度、股份制、商业银行体系等，确保私人资本与科技研发全面联姻。这个时期，英国因为能够营造出最有利于“科学技术资本化”的“社会生态环境”而促进经济大飞跃，当之无愧地成为资本主义的头号强国，成就了“世界工厂”和“日不落帝国”的荣光。此期，“科学技术资本化”的典范是英国。

（2）第二次科技产业革命即电力革命阶段。19世纪30—80年代爆发的电力革命，20世纪初开花结果，在此期间，曲线L呈现快速上升趋势，表明“科学技术资本化”走向深化，科技与资本结合之后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威力尽显，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相继营造出更加有助于科技与资本联姻以促进科技产业革命的优良的“社会生态环境”，因为此期资本主义制度已经非常稳固，其“社会生态环境”的优化主要是对此前诸多制度的优化和完善。在19世纪后半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资本主义世界不再是英国一枝独秀，欧洲诸强中，德国、法国也因为科技产业革命的成功而紧随其后，美国对欧洲列强的追赶更是迅猛异常。表现在，19世纪中叶以后，“科学技术资本化”的加深在美国已经呈现后来居上的态势，因为美国能够营造出较之欧洲列强更加优良、更有助于“科学技术资本化”的“社会生态环境”以确保私人资本与科技研发全面联姻，使得美国在20世纪初一举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并于一战结束后当之无愧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一哥”。整个19世纪，英国仍然是“科学技术资本化”的代表，但科技产业革命将人类带进20世纪后，美国后来居上成为“科学技术资本化”的典范。

（3）第三次科技产业革命即信息技术革命阶段。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和资本主义阵营的领袖。天时地利人和，加之美国社会源远流长且不断发扬光大又独具特色的创新精神，以及冷战和“美苏争霸”这个不容忽视的重大历史背景等因素共同作用综合形成了有利于“科学技术泛资本化”的“社会生态环境”。经过前两次科技产业革命的积淀，“科学技术资本化”终于完成由蛹到蝶的飞跃。“科学技术泛资本化”起步于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先导的新科技革命，其标志事件是：1947年美国科学家发明电子计算机（ENIAC）；1969年第一代军用计算机通信网络“阿帕网”（ARPA NET）成功联网；1992年美国大学生马克·安德森发明易用型的WWW网络浏览器。在此过程中，IT产业成为最有“钱途”也是最“烧钱”的新兴产业，围绕信息技术革命和相关的新科技革命，“科学技术泛资本化”的“社会生态环境”日趋优化。最重要的制度环境是：国家资本首次全方位介入科技研发过程并发挥了强大的示范作用，以此引领社会资本如同过江之鲫流向高科技研发领域以促进实验室的技术魔变为价值连城的商品，风险投资诞生于美国进一步为私人资本与科技研发结下更加美满的“姻缘”指明方向。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对科技研发的全面介入既秉承了二战时期国家干预的传统又与时俱进对此传承有重大的超越和突破，这也是国家作为资本家的“总代表”应该履行的职能。除此之外，起源于美国，以风险投资为代表的制度创新和与之相关企业制度、法律制度和资本市场的变革创新层出不穷，它们形成的合力为“科学技术泛资本化”开疆拓土。这些制度创新不仅为科技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本支持，而且还成功营造了通过科技创新实现创富梦想的强大社会心理，因为科学技术和资本之间的“无缝对接”和成功转化而诞生了诸多“科技创富英雄”，他们的“示范效应”对于强化资本与科技联姻的社会心理氛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进一步为“科学技术泛资本化”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和人文环境。此期，美国毫无悬念占据“科学技术泛资本化”的制高点。“科学技术泛资本化”的形成与深化必然导致“科技异化”日趋深重，“科技异化”所蕴藏的危机折射了在科技与资本深度联姻的时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错综复杂的一面。

（4）研究前瞻：第四次科技产业革命阶段。伴随信息技术革命的不断深入和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以个人计算机为代表的智能机器逐渐走向小型化和便携化，它和数字化移动通信技术相结合，一项改变时代、继个人计算机（PC）发明以后最伟大的科技创新，美国高科技翘楚苹果公司于2007年推出第一代智能化手机iPhone，标志着人类社会正式进入到“移动互联时代”，这是“互联网2.0”版本。以苹果等智能手机为代表的、几乎拥有个人电脑（PC）同样功能的移动智能终端走向廉价、易用和普及。本书认为，以移动互联技术为典型代表的新科技革命使得21世纪初叶的人类迎来了第四次科技产业革命，在其带领下，生命科学技术革命、人工智能革命方兴未艾，硕果累累且相互融合、相互促进，而相关产业亦突飞猛进。虽然第四次科技产业革命“正在进行时”导致我们难以描绘其全貌，但是，它作为“科学技术泛资本化”的继续深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个时期，美国因为独领第三次科技产业革命风骚，其高科技霸主地位稳如泰山，它无可争辩地成为第四次科技产业革命时期“科学技术泛资本化”继续深化的榜样，高度“泛资本化”的科学技术给人类文明带来的深远影响，尤其是科技异化等问题成为舆论和学术界热议的话题。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经过改革开放40 多年的奋斗，同时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向发达资本主义的成功学习、借鉴，中国特色科技创新道路在21世纪的最初10年出现“大爆炸”景观，此前积贫积弱的中国在科技产业革命新的历史时期取得一系列令世界震惊的硕果，不仅国家资本和科技研发联姻成就卓著，而且民间资本、国外风险资本和初出茅庐的国内风险资本与科技研发联姻更是成果斐然。一个合理的解释，如此成就是中国大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然成果。科技与资本联姻形成推动科技产业革命强大动力的重要经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创新道路进程中被充分汲取，但是“取其善果，避其恶果”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借鉴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科技与资本联姻的历史经验时必须直面的问题。

图1.6比较形象地阐释了以下原理。按照SST理论一贯观点，科学技术的变革与创新都是社会塑造的，“制度重于技术”[66] 是对这一理论的高度提炼。技术因社会需求而生，而制度则是社会需求得以顺利实现的保障体系。恩格斯曾就社会需要推动科学发展做过精辟论述：“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样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67]“研究表明，技术创新最大量的还是来自社会需求的拉动，因此只有社会需求才能为技术的发展提供最根本、持久和强大的动力。”进一步细分，“生产需求、经济需求、政治需求等”“多维的社会需求推动了技术多层次发展”。总之，“从社会需求推动技术发展的道理效应可以得出两个重要判断：一是社会只有形成了对技术的强盛需求，才能为技术发展提供强大的推动，否则就会出现技术发展的社会动力不足的问题；二是技术的发展只有较好地适应了社会的需求，才能主动地获取源源不断的社会动力，否则技术的发展就会失去动力。这实际也构成了技术发展的两种意义上的社会动力”。即“社会必须存在对技术的需求”，“技术的发展必须有效地把握社会的需求”[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