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自20世纪晚期学术意义上的单位研究发轫以来，学界即将目光主要集中在国企单位组织研究领域，推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的研究目标在于，试图通过对国企单位组织内部结构的研究，破解改革开放尤其是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国企发展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但不容否认的是，多数相关研究成果忽略了国企组织的复杂性，只是就国企而言国企，没有将国企的改革发展问题置于国企复杂的组织体系和重层架构之中，因而其解释力和对策力也自然大打折扣。在这一意义上，李珮瑶博士撰写的《单位组织边界形塑与单位共同体变迁》一书，则在很大程度上对上述研究症结做出了有针对性的研究和破解。

该书主要以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大型国有工业企业单位组织为研究对象，围绕东北地区Y厂和T厂两所大型国有工业企业单位进行实证研究，通过文献分析和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描述出一种依托于“典型单位制”而建构起来的特殊的组织模式。在历时态的纵向变动过程中考察单位组织边界的塑造及变动过程，以此来回视作为“共同体”的单位从产生到衰落的总体性变迁，并对其变迁的内在逻辑加以分析和思考。

众所周知，自单位制产生以来，单位组织的形态发生过两次重大的变动，即厂办大集体的产生所带来的单位组织规模膨胀，以及国企改制所带来的传统单位组织结构的瓦解。厂办大集体的产生使单位共同体走向了规模扩张和功能的全面化，但也在单位体制内部塑造了新的边界，并造成了结构差异与认同差异。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厂办大集体的改制成了单位组织改革的第一步，同时也是单位共同体衰落的先声。单位共同体变迁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单位组织内边界形塑、组织外边界式微并瓦解的过程。从历时态的角度上看，单位制的建立确定了单位体制与城市社会的分隔，构建了单位组织的外边界；厂办大集体的出现导致了单位组织内部的结构性差异，构建了单位组织内边界。单位组织内边界的逐渐强化，在单位组织内部形成了自反性力量，而单位体制边界的逐渐松动则催化了单位共同体走向消解。单位共同体意义上的单位组织结构的变化实际上就是在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刚性边界，而单位共同体内涵覆盖范围的变化实则是由刚性边界所带来的软性区隔，在二者的叠加作用下，单位共同体完成了其变迁的全过程。单位共同体的变迁是阶段式的、渐进的过程，并且每个阶段的变迁都是有层次性的，其变迁的过程中“从闭合到开放”的逻辑是国家希望在单位体制不断的变动中实现资源重新配置的尝试，是国家对单位合法性的重塑。

在以往的单位研究中，厂办大集体这一对于促成单位制变迁的重要因素鲜有问津，并且对厂办大集体引入国营单位组织后，在产权基础上形成的“国营+集体”的二元化现象以及其所引发的单位组织结构性变化也没有做出更为具体的阐释。将对厂办大集体的研究纳入单位制研究中来，是单位制研究的一个新的、重要的切入点。单位制的变动过程，实则是单位组织内边界形塑、组织外边界式微并瓦解的过程。对单位组织边界，尤其是厂办大集体的产生及终结所带来的单位组织形塑和单位共同体变迁的思考，是理解单位制的新路径。

在我近年来培养毕业的数十位博士中，珮瑶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因小学阶段连续跳级，使得她大学毕业、硕士入学时刚刚20岁。这对于需要较为丰富社会历练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本来不是什么优势。但珮瑶在硕士、博士阶段，一直潜心单位组织研究，先后随我深入到长春一汽、长春客车、新疆克拉玛依油田等大型国企做调查，与各种类型的单位人访谈，积累了丰富的访谈资料。她还以“单兵”的形式，对世纪交替之际吉林省一些改制破产国企的职工进行深度访谈，对单位共同体意义上的厂办大集体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认识。在学期间还多次参加中国社会学年会及其他学术会议，其分析问题和现场表达的能力得到了锻炼。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她在博士二年级时，还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与劳工研究的著名学者安舟教授进行合作研究，在安舟教授的指导下阅读了大量的外文文献，其学力大进，是自不待言的。正是凭借着自身的努力刻苦和各位师长的提领帮助，珮瑶才能在出国一年的情况下，仍然三年博士毕业，其论文得到博士答辩委员会的高度评价，并获得优秀博士论文。在随后的国家首届优秀博士论文后期资助的评审中又脱颖而出，获得项目资助。应该说，与同龄人相比，珮瑶的学术之路的确是一帆风顺的，这自然与其天资聪明和读书期间的刻苦努力密不可分。此部学术专著的出版固然可喜可贺，但必须指出的是，珮瑶的学术之旅才刚刚起步，未来还会面临数不清的难题和障碍的挑战。在这一意义上，珮瑶应围绕着这一学术主题展开持续性的深入调查研究，本书的出版不过是作者一个新的学术起点而已。鼠年除夕将至，仅写出上面几段话对珮瑶的专著做简要的评价和勉励，希望她能够继续努力，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是为序。

田毅鹏

2020年1月23日于吉林大学东荣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