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如今，在中国工业单位环境中长大的人们常常会为共同体意识的失落而伤感。近几十年来，他们所成长的单位共同体已经消失了。一部分工业单位其原址已经被拆除，新工厂则搬迁去了更远的地方；而即便是仍在原址的工业单位，其中“共同体”的体验也不复存在了。过去的中国城市是通过单位共同体组织起来的，每一个单位都是一个“小社会”，而现在的中国社会则是以个体为中心的复合体，具有极强的流动性和陌生感。
单位制自20世纪50年代产生，一直到1990年代逐渐衰落，在这一过程中塑造了凝聚力极强的共同体，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固定工的用工制度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因此，进入单位组织的人们基本上其整个职业生涯都会在这一单位中度过，同事之间的牢固关系也由此结成。此外，单位还致力于为其职工建造宿舍住宅区，得益于此，单位职工都居住在一起，即便他们退休后依然如此。这些单位职工同在食堂吃饭，同在卫生所就诊，他们的子女也在相同的幼儿园所、子弟校就读，再加上他们的福利也都来源于单位所享有的资源，因此这些单位职工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单位人”，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对“单位人”身份的普遍认同。当然，共同体的内涵不仅是“包含”，也意味着“排斥”。单位体制塑造了界限清晰的体制边界，将单位人和单位外群体区隔开来。这种边界的存在也使每个单位都具有极强的共同体特性，并与其他单位相互区别。
因此，将“共同体”和“边界”这两个特征视为李珮瑶对单位研究所做的贡献的核心，是十分恰当的。在本书中，她通过深入、系统、有见地的分析，揭示了共同体凝聚力和共同体边界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这本书的研究是基于李珮瑶在中国东北两所典型的大型工业企业单位所进行的实证调研，但是她并非意在对两所工厂的历史进行描述，而是着眼于关于单位体制的共性问题上。她以历史叙事的方式展开阐述，回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单位的前身，1949年后单位制的建立以及单位制时期共同体功能的发挥，并在最后对近几十年来的单位共同体的消解进行了探讨。
李珮瑶对于单位体制的核心问题——家庭和单位的关系——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与许多传统形式的公共性组织不同，单位体制并非直接基于亲缘关系而形成，家庭中的成员通常从属于不同的单位，并且他们作为单位成员的身份是不能（像基于亲缘关系的组织和村庄那样）直接继承的。然而家庭和单位之间仍然存在紧密的联结，单位成员身份的代际传承也有许多渠道可以实现。单位人子女除了可以通过就读单位技校和子女顶替接班制度获得与其父母同在一个单位的正式身份，还可以通过进入厂办大集体的方式实现，大部分厂办大集体也正是为了吸纳单位职工子女就业而举办的。到了1980年代，随着大批单位人子女达到就业年龄，这些就业机制也越发重要。
正如李珮瑶在本书最后一章中的论述，单位共同体是由于单位组织内边界不断强化、外边界不断弱化而逐渐地、系统性地瓦解的。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企业的领导将劳动力划分为不同等级的方式，力求降低劳动力成本。在厂办大集体工作的年轻职工收入和福利较低，就业保障性较差，日益增长的临时工群体也是如此。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所有的新招职工都是按照合同制的方式聘用的。这些对单位职工的等级划分侵蚀了他们作为“单位人”的内涵，也加剧了单位共同体内部的分化。
普通职工和企业领导间差距的拉大也是造成单位组织内边界强化的原因。即便在存续下来的国有企业中，企业领导也不再和普通职工共享宿舍居住区、食堂、卫生所，不再和普通职工一样骑自行车在同样的线路上通勤，他们的子女也不再和普通职工子女一样上同样的幼儿园所、子弟校。现在的企业领导工资高得多，许多也都离开了曾经和单位职工共同活动的闭合单位空间，搬进了带有“阶级隔离”色彩的封闭小区。并且，企业领导努力削减劳动力成本以及裁撤冗余职工，这使他们曾与下属之间结成的“父爱主义”式关系也被刻薄的市场理性所取代了。
在单位组织内边界不断强化的同时，单位组织外边界则在弱化。终身就业的用工制度被开放的劳动力市场所取代。作为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制的重要步骤，所有职工都被迫“买断”并以合同工的身份被重新聘用。全国有上千万的职工被解雇，而即便那些没有被裁员、保住了工作的职工，也失去了他们作为“单位人”的身份，变成了打工者。用于区隔不同单位以及区分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的边界瓦解了，人们可以在单位、城乡之间自由流动。与此同时，住房商品化实行，单位宿舍变成了出租房；单位福利也被政府供给或市场化服务所取代。
这种变迁的大体过程并非是中国独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时间里，许多国家的工业职工都享有相对稳定的工作保障，并在稳定就业的基础上形成了共同体，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是如此。近几十年来全球新自由主义的迅速发展则将这些共同体消解了，就业变得愈发不稳定，劳动力市场完全打开，而层级化的用工制度则更加普遍。而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一变化在中国则表现得更加激进，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中国已经从一个稳定的单位社会变成了超级流动型社会，成千上万的“流动”工人从一份临时性工作换到另一份，通常是替代那些下岗或退休的老职工。
通过对单位共同体兴起和衰落的敏锐分析，李珮瑶还介入了一个社会学界经久不衰的讨论——这个讨论由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最早提出。滕尼斯认为，现代化、城市化以及工业化，由于他们的本身的特性，将会造成传统的共同体责任被基于个体利益的客观性关系所取代。目前来看，中国社会显然已经发生了滕尼斯所言的这种变化。李珮瑶则认为，这并非是伴生于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内在产物。在1949年后的几十年时间内，中国工业劳动力迅速增长，1952年工业劳动力人数为1200万人，到了1995年已经增长到了1.59亿[1]。但工业化的单位组织模式实则创造了更强、而非更弱的城市共同体。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对基于市场化关系的现代化模式的追求，才使得这些共同体瓦解，中国的城市社会也随之走向了原子化，并且产生了喜忧参半的结果。这一过程则同具积极和消极效应。
安舟（Joel Andreas）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2020年3月
[1] Brandt，Loren，Debin Ma，and Thomas Rawski，2016，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IZA Discussion Paper No.10096，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819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