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承德

河北省承德市位于北京市东北方，北倚内蒙古，东与辽宁省毗邻。地理环境有丘陵、高原、山地、盆地等类型，属温带气候，雨水适中，河流众多，林木繁茂。复杂地貌与气候条件，决定了该地区历代先民生活方式的多样化。

承德自古就是北方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交融地区，许多民族在此生息繁衍。史前时代，承德属著名的红山文化区，是早期人类活动重点地区之一。以后，相继崛起的北方民族山戎、东胡、匈奴、鲜卑、柔然、乌桓、契丹、女真、蒙古、满族，都曾以此为舞台，导演出一幕幕恢宏博大、惊心动魄的历史剧。公元前8世纪，牧猎于滦河、潮河流域的山戎族败退，部分族众与炎帝族融合。公元前7世纪，燕昭王派大将秦开率燕军袭破东胡，承德一带并入燕国，在今丰宁、围场县北部建起数百公里的燕长城，展示了胡汉文化的冲突与交融。辽代，承德为契丹族、奚族的发祥地。辽神册元年（916），太祖耶律阿保机从中原地区俘掠大批汉人，安置在北安州（今隆化县）、泽州（今平泉县）。内地汉人迁至此地，带入先进的农耕技术和文化。汉人与奚人、契丹人杂居，农业发展初具规模。契丹人依据汉字创制契丹文字，还利用汉人工匠在当地建起北安州、泽州两处古城。

降及清代，承德历史更加辉煌。康熙年间，清廷在承德境内相继建起木兰围场、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康熙、乾隆、嘉庆诸帝每年夏季都在此避暑并处理政务，使这里成为清廷第二个政治中心。

承德市及所属县区有358万人口，其中满、蒙古、回、朝鲜等少数民族143万人。8县3区中，丰宁、宽城是满族自治县，围场是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承德市与隆化、滦平、平泉、兴隆等县，也有不少蒙古族、满族居民。

概括承德地区历史文化的突出特征：首先是民族的多样性；其次是文化的多元性，再次是彼此水乳交融。

2017年7月4日，乘12时20分北京往丹东火车前往承德。下午5点半，车到承德，入住僧冠峰脚下锦江生冠宾馆。

我第一次去承德还是在1982年。大学毕业前，学校组织实习考察，目的地就是避暑山庄。当时的承德市基本处在封闭状态，偌大的山庄里空旷寂寥，几乎没有游客。秀美的山光湖色，挺拔的苍松翠柏，都呈现出一种北方山地的冷峻之美。以后，多次往来于北京承德间，或开会或考察。如今的山庄，已成为联合国认定“世界文化遗产”，但过度的商业开发，游客的喧嚣，也使山庄连同外八庙乃至整个承德市，与历史原貌渐行渐远。

7月5日上午，首先参观避暑山庄，由避暑山庄博物馆副馆长韩利接待。

避暑山庄，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乾隆五十七年（1792）建成，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具有民族特色和集南北建筑形式的帝王宫苑。避暑山庄博物馆由正宫区、松鹤斋、如意洲组成，是清代帝王驻跸山庄期间日常起居、处理朝政、举行庆典的地方。据介绍：正宫建筑根据中国古代关于“九五飞龙在天”的传统习惯，营建前朝和后寝的九进院落。沿丽正门至岫云门于中轴线上依次矗立着阅射门、澹泊敬诚斋、四知书屋、万岁照房、烟波致爽殿和云山胜地等主体建筑，现基本按当年原貌复原陈列。其中，烟波致爽殿为楠木结构，俗称“楠木殿”。烟波致爽殿是皇帝寝宫，嘉庆、咸丰二帝均病死于此殿。康熙、乾隆、嘉庆三代皇帝每年几乎有半年时间驻跸于此。叶赫那拉氏（慈禧）在这里策划了著名的“辛酉（1861）政变”。正宫区还辟有避暑山庄由来、八旗文物典章、木兰秋狝武备、御用瓷器、挂屏、钟表、珐琅、玻璃器等专题展览。如意洲位于山庄苑景区中心，原系康熙帝处理朝政、起居之处，主体建筑依次有无暑清凉、延熏山馆、水芳岩秀、一片云。（图1）

图1 避暑山庄内景

这次避暑山庄行的一个意外收获，是在韩利引导下参观了位于丽正门内的“承德碑林”。碑林有承德地区搜集清代碑刻约20通，多为《河北金石辑录》一书所失载。^[2]对研究承德地方史、满族史、八旗制度史均有一定参考价值。

《重排石鼓文音训碑》原立于热河文庙（承德市西大街二道牌楼）大成门左侧。碑阳为乾隆帝御书《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制重刻序》，碑阴刻《重排石鼓文音训》和《重排石鼓文释文音训序》。碑文分别记述重排石鼓的原因、目的、意义及清代帝王木兰秋狝盛况。《敕建琳霄观碑记》，康熙四十九年（1690）立，工部右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揆叙撰文，康熙帝第三子诚亲王胤祉书丹，原立于琳霄观灵官殿前。碑文记述琳霄观的位置、供奉情况。《城隍庙碑》，城隍庙坐落在市区二道牌楼路北，建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由督臣周元理建造。乾隆帝以满、汉、蒙、藏四种文字撰为《御制热河城隍庙拈香瞻礼》两通碑文，详细记述“拈香瞻礼”的活动，以及修造城隍庙的缘起和意义。咸丰八年（1858）《重修福山寺碑记》，记述戚公助资捐物与众善士共同修复寺庙的经过，并将捐资商会、商号、绅士、乡民题名碑上，反映了当地商业发展与商民关系。《富明墓碑》，满洲旗人富明，钮祜禄氏。博学多艺，精通奇门。嘉庆二十五年（1820）任围场总管，道光元年被发配新疆充当苦役，道光五年（1825）回籍，十四年（1834）病故，葬于隆化县西阿超村。^[3]乾隆辛亥年（五十六年，1791）热河驻防满洲马甲文兴原配吴门关氏《奉旨旌表贞节》碑，是一通反映普通满族人婚姻关系的珍贵史料。碑文以关氏的口吻写道：“呜呼，妾年十七，侍执巾栉，倏尔一纪，夫遽早辞，清贫守义，五旬已齐，皇家旌节，表扬孀（按，此处漏刻一字），独我孤伶，惟夫是依，旌扬字样，愿立墓墟，死生永享，庶几神怡，哀哀夫主，妻寔悼悲。呜呼哀哉，虔此告知。”另有嘉庆元年（1796）《奉旨旌节碑》一通，碑文残缺，从题署“已故马（下残缺）”三字推测，似为旗人马甲遗孀立碑。

它如康熙五十年《无暑清凉御制碑》、康熙五十七年《行宫碑记》、嘉庆二十年《滦江书院碑》、光绪四年《大字岭筑路碑》、道光八年热河都统英和撰《魁星楼碑》、同治四年《热河三官庙重修碑记》、光绪八年《武烈河西崖大坝岁修章程碑记》、光绪十四年《武烈河堤坝各工程重修碑记》等，或为皇帝御笔，或为名臣撰文，或反映宗教教育科举，或记载工程规章和捐资者情况，均有一定研究价值。碑林内展有金代墓葬石棺、元代香石、明崇祯年间拆修长城碑等，也是珍稀文物。

中午，在避暑山庄门外大清花饺子馆就餐。天气奇热，高温36℃，不禁大汗淋漓。午后返宾馆歇息。下午3时，出发参观外八庙。

清朝统治者在兴修避暑山庄同时，在山庄东部和北部，依山就势修建了十二座色彩绚丽、金碧辉煌的寺庙。其中八座寺庙由理藩院管理，于京师喇嘛印务处注册，并在京师设有常驻喇嘛“办事处”，因都在古北口外，统称“外八庙”（口外八庙之意）。久而久之，外八庙便成为这十二座寺庙代称。1994年12月，外八庙同避暑山庄一起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外八庙中，除溥仁寺，溥善寺建于康熙年间，其余十座寺庙均建于乾隆年间。它们分别是：在避暑山庄东面，隔武烈河有溥仁寺、普乐寺、安远庙；山庄东北有普宁寺、普佑寺、广缘寺；山庄正北相隔狮子沟，自东而西有须弥福寿之庙、普陀宗乘之庙、殊像寺、广安寺、罗汉堂。清帝兴建这些寺庙，是为了顺应蒙、藏等少数民族信奉喇嘛教习俗，“因其教而不易其俗”，通过“深仁厚泽”来“柔远能迩”，以达到清王朝“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政治目的。这些寺庙融合汉、藏、蒙古、回等多民族建筑风格和文化艺术。每座寺庙，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从不同侧面展示出清代鼎盛时期开疆拓土，怀柔蒙古族、藏族、回族等多民族的丰功伟业。因时间关系，我们只参观了外八庙中的两座——普宁寺和普陀宗乘之庙。

16世纪后期，中国西北边疆蒙古准噶尔汗国内部进行长达8年的争权混战。乾隆二十年（1755），清政府出兵伊犁，将西北广袤边疆纳入清朝版图。因蒙古族尊崇喇嘛教，乾隆帝决定依西藏喇嘛教圣地桑摩耶庙之式，在避暑山庄外建一座喇嘛庙以示纪念，题名“普宁寺”，表示四海之内民众安居乐业，“永永普宁”。乾隆帝亲撰《普宁寺碑文》，记述兴建普宁寺缘由。是年十月，阿睦尔撒纳不受清廷封赏，再次起兵倡乱，乾隆帝第二次出兵平叛。碑亭内另有《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和《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分别记载两次出兵的历史。庙前半部分为汉式伽蓝七堂型建筑，庙后半部分为曼陀罗建筑形式，反映了佛教的庙宇观与汉藏文化的陶融。

普陀宗乘之庙，是乾隆三十二年（1767）为绥服蒙古诸部，仿达赖喇嘛所居西藏拉萨布达拉宫所建，俗称小布达拉宫。该庙占地面积22万平方米，是外八庙中规模最大庙宇。乾隆三十六年（1771），西藏及蒙古各部王公贵族聚集避暑山庄，参加乾隆帝六十寿辰和皇太后八十寿辰庆典，乾隆帝命兴建普陀宗乘之庙以示纪念。此庙建成之际，从沙皇俄国伏尔加河流域率部回归祖国的土尔扈特蒙古族首领渥巴锡参加落成典礼。为纪念土尔扈特回归，乾隆帝御笔题写《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篇碑记，勒碑于庙内。（图2）

随着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承德市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许多大楼拔地而起，餐饮业尤其发达。晚上，在有名的乾隆饺子馆就餐。

图2 普陀宗乘喇嘛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