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青州满族的历史
青州满城筹建于雍正七年（1729）。关于其缘起，不能不谈到八旗水师营的建立。
雍正初年，清廷为加强海防，在八旗驻防内添设了一支新兵种——水师。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议政王大臣等遵旨议覆：天津海口，为京师重镇，满洲兵丁令往天津驻扎，学习水师，于海防大有裨益。[5]随即，自京师调遣八旗满洲、蒙古余丁（未获披甲壮丁）设天津八旗水师营。此后至雍正六年（1728），江宁、杭州、福建等处八旗驻防均受命仿行。依雍正帝本意，原打算在山东登、莱一带以及奉天金州亦设置水师营，作为天津水师的左右翼。但河东总督田文镜遵旨到登、莱、胶州沿海查勘后，却认为当地绿营水、陆兵力已足敷防守，不便照天津之例设立满洲水师。[6]在此种情况下，雍正帝并未完全收回自己的旨意，而是退而求其次说：“如云登、莱二府及胶州地方必不相宜，或于青州酌量查勘，再不然即于济南省城亦可。”[7]青州、济南均偏离沿海，而雍正帝却提出在两地设立八旗驻防，其用意是很深远的。
雍正七年（1729）七月，河东总督田文镜遵旨议奏，认为山东青州府为适中要地，内与陆路各营声势联络，外与沿海营汛呼吸相通，设立满洲兵驻防，可资弹压而重保障。建议，青州府北城外，有已废东阳旧城基址，建造城垣衙署营房，可驻兵数千。[8]寻经议政王大臣议覆：新城建成后，自京师派拨八旗满洲兵两千，永远驻防。设将军一员，副都统一员管辖。据此，清廷决定设青州驻防的准确时间应为雍正七年（1729）七月，而原拟设在登、莱的满洲水师也改为在青州陆地驻防。
清初于各直省设立八旗驻防，多于原汉民居住旧城内圈出一片界址，以安置八旗官兵，如杭州、西安、京口、荆州等处驻防，均是照此办理。至此，在汉城（民城）附近另盖旗城（满城），成为设置八旗驻防的又一种模式。其目的：一是使旗民两不相扰；二是有助于八旗官兵管理，保持满洲人国语骑射传统，免受汉俗沾染。但此举的耗费也远逾从前。具体到青州满城，原计划建在府城北东阳城旧址，后因距府城较近，担心兵民互扰，乃移向旧址北五里高原，该处为一西南高东北低丘陵，南有群山回护，北瞰益寿平原。城两旁旧有东、西店，系东阳古城驿站。东店向东，通登、莱二州，西店北通京、津、济等大都市。外地入青州的西、北、东三条官道亦交会于此，是名副其实的通衢要道。
青州满城始建于雍正八年（1730）六月（一说八月），工程浩大，对当地民人来说无疑是一次大规模的骚扰。据《青社琐记》卷三《筑驻防城文》：“吾邑驻防城地及教军场地，旧皆民田，筑城时，以官价买之，价甚廉。或曰亩京钱十千，未知确否。又相传东店庄何姓，富室也，田多在此间，以是贫也。”满城基址，均是廉价购买的民田，因此破产的民户，自然非止何姓一家。奠基日，遍地青苗被铲除一空，祖茔则被强行搬迁。为修城池，强征各县民夫匠役，所需木料本地难筹，乃自东北砍伐松、榆，经海路、陆路辗转运抵。仅购置木植一项，估计耗银数十万两，至于兵丁眷口长途迁移，沿途雇觅车辆，拴养马匹，发给盘费诸项，也费用不赀。这对国家、地方来说都是沉重负担。
满城竣工于雍正十年（1732）。新城南北280丈，东西240丈，是一座长方形三合土城，城垛砖砌。城周围以护城河，宽45尺，长1120丈。城墙高1.2丈，顶宽0.7丈，周长6里140丈，总面积1120亩。城垛口2000个，马道宽15丈。城门四，东曰海晏、南曰宁齐、西曰泰安、北曰拱辰。[9]因满城建于府城（益都城）北，故当地习称“北城”，而居住着汉、回族人的府城也就顺理成章地称作“南城”了。
早在满城竣工前，清廷已谕命从京师八旗中选拔余丁（未披甲壮丁）两千，令披甲，加以操练，准备调往青州驻防。雍正九年（1731）十月上谕：
青州驻防官兵，自今即著选派。其应补放官员，著八旗都统，会同将军鄂弥达拣选。派此兵丁时，将余丁内之次等者拨出，即交与将军鄂弥达、副都统阿尔胡禅在八旗校场操演。青州府建造城垣房屋，至明岁始能告竣。与其到彼始行学习，不若此地即行操演。此派往官兵，仍照常给予俸饷。其员缺，令八旗都统等拣选补放。应派之兵二千名，不必拨派蒙古，止于满洲内拣选。[10]
这条上谕说明：青州驻防官兵是从京师八个旗而非某一单个旗分中选调的；选拔兵丁标准，一是“余丁内之次等者”；二是“止于满洲内拣选”。兵丁选出后，没有立即派往青州，而是先在京师操练。
雍正十年（1732）九月初二日的京城，金风送暑，军旗飞扬，是日，两千名满洲兵丁及其眷属共计一万五千余人，在青州将军鄂弥达带领下自京师启程，分作四队，前赴青州。这些满洲旗人祖籍关外白山黑水，顺治元年（1644）“从龙入关”后即定居京师。前后88年，至少已繁衍四代。至此，告别京城，又一次踏上漫漫征程，而青州满族270余年历史的开篇，亦由此翻开。据说，这年岁暮的某个大雪天，他们才行抵青州。
关于青州满族历史的开篇，有两个问题仍有探讨余地：一是清廷在青州设立八旗驻防的目的；二是第一代青州旗人的身份特征。
清廷在青州设立八旗驻防的目的，究竟是基于军事需要，还是另有多重考虑？
众所周知，清代大小90余处八旗驻防，在规模和兵力配置上相差悬殊。大型驻防地如西安、广州、江宁等处，驻扎官兵都在2000—6000人左右，加上眷属，有两三万人之多，而基层驻防地如宝坻、东安、固安等处，仅设官兵数十人，加上眷口，充其量不过四五百人。青州驻防初设时，由京师调拨八旗官兵2000人，合计家口共1.5万人，这在驻防规模上，已相当可观。从驻防级别来看，各驻防地根据兵力多寡，分别设置将军、都统、副都统、协领、城守尉、防守尉、防御等官。雍正七年（1729）清廷决定增设青州将军时，全国八旗驻防地中设有将军一职的只有盛京、吉林、黑龙江、江宁、京口、杭州、福州、广州、荆州、西安十处，足见青州驻防在清廷看来，绝非无足轻重。但是，在以上十处驻防地中，属于东北“发祥”地的三处，属于黄河沿线的一处，属于长江沿线的四处，属于东南沿海的两处，这十处驻防地无一不是战略要地。唯独青州驻防，偏向山东一隅，其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显然不能与前者相比。何况，当时德州已设有八旗驻防，重在护卫运河大动脉，青州、寿光等处则有绿营负责防务。既然如此，雍正帝为什么还要在青州大兴土木，修建满城？
先是，河东总督田文镜遵旨复奏，提出登、莱、胶州不便设立满洲水师时，雍正帝曾朱批称：“至于满兵设立水师，不过令薄海内外闻之，以壮声势而已，非为绿旗汉兵，不足哨巡而议添也。”这里所谓“壮声势”，既有威慑海外的作用，也寓有控制沿海绿营兵的目的。而后，议政王大臣在议覆青州设防事宜时也明确指出：青州驻防内与陆路各营声势联络，外与沿海营汛呼吸相通，设立满洲兵驻防，可资弹压而重保障。据此看来，显然不能认为清廷设立青州八旗驻防之初，并非没有军事上的考虑。康熙帝曾提出：“绿旗兵丁，较满洲、蒙古相去甚远。”[11]绿旗（绿营）任务是平日绥靖地方，而八旗兵则是遇战事出兵。所谓“无事则以绿营备巡卫，而民安生。有事则以旗兵制其后，而国势壮”[12]。具体指的就是两者分工。而八旗军队负有监视绿营的责任，至少在清初也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具体到青州一地，既设有驻防八旗，又设有绿营，而八旗规格始终高于绿营，这与清廷的一贯做法应是一脉相传的。
不过，当雍正帝决定在青州设置驻防八旗时，已不再是单纯基于军事的考虑。他在给田文镜的朱批中说得很明白：“此论（指登、莱等处不宜设满洲水师之论）固属详悉允当，但未领会朕意”，“自定鼎以来，满洲户口滋生日渐繁衍，将来若至敷用时，省省皆有驻防满兵方为全美”[13]。在此，他很明确地把满洲人口滋生日繁，作为在各省安设八旗驻防的一条重要理由。换言之，就是把增设八旗驻防与解决“八旗生计”的经济需要联系在一起。这是以往没有的新思路。所以他又补充说：“如云虚糜钱粮，则在京在外皆属同然，不为枉费。”
令清朝统治者严重不安的“八旗生计”问题，正是在雍正年间凸显出来的。所谓“八旗生计”问题，实际就是下层旗人贫困化问题，而导致贫困化的原因则有旗地流失、就业途径狭窄、人口压力增大、生活奢靡、贫富分化等。该问题的发展，不断瓦解清廷赖以维持统治的“根基”，不能不引起统治者的高度关切，并采取诸如赏赐钱粮、代偿债务、回赎旗地、增加兵额、添设养育兵、京旗移垦等措施，试图缓解问题的恶化。而增加驻防地和驻防额兵，正是上述措施之一。
雍正元年（1723）清廷决定增设热河、喀喇和屯、桦榆沟三处驻防时，已有缓解“八旗生计”的考虑：“边外地方辽阔，开垦田亩甚多，将京城无产业兵丁移住于彼，殊为有益。”[14]雍正六年（1728）十一月，福建陆路提督石云倬建策云：满洲八旗人等生齿日繁，丁口增广，而甲额有限，不如由京师调派部分满洲闲散移驻镇江、福州、广州，取代该处将军麾下绿营兵。[15]至此，决定在青州设立八旗驻防，表明清廷明确把增设八旗驻防，作为解决京师“八旗生计”的一项措施。
接下来讨论的一个问题是：雍正帝谕旨内提出京师八旗选调青州的标准是“余丁内之次等者”。那么，“次等者”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根据《军机处满文月折档》乾隆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额尔图密折的追述：雍正九年（1731）青州初设驻防时，在选调的2000满洲兵丁中，有另户1270人，分户（delhetu，或译开户）730人。也就是说，将近一半是出身开户的非正身旗人。[16]这就是“次等者”的真实含义。
所谓“开户”，原本是正身旗人（旗下自由民）的奴仆（简称“户下”或“户下人”），以后陆续通过军功或赎身摆脱了对主人依附，在旗下取得独立开户资格。他们的身份地位虽高于奴仆，却难免受到统治者和正身旗人歧视。尤其到雍正年间，八旗人丁孳生日繁，正身旗人面临“人口日增而兵额有定”的食饷难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清廷从雍正七年（1729）开始大规模清查八旗户籍，并将清查出的开户人、养子（抱养民人或奴仆之子）分别情况载入“另记档案”和“开户”册籍。大批京旗开户人、另记档案人被拨往青州，实际上是这场清查活动的余波。当时，非独青州，在杭州、西安、荆州、福州、银川、热河（今河北承德）、右卫（今山西右玉）、绥远（今呼和浩特市旧城）等驻防地中，都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开户、另记档案人。[17]此举既缓解京城八旗、首先是满洲旗人的生计压力，同时也给调往外地的包括非正身旗人在内的闲散旗人以食饷当兵机会，在当时这未尝不是一举两得的举措。
一般说来，八旗兵丁驻防各地，仍有可能通过升迁、科举等途径回返京城。但至少在雍乾年间，非正身出身兵丁很难有此机会。仍以青州为例，初拨驻防的2000名额兵中，有分档开户730人；至乾隆十五年（1750），2002名额兵中，有另记档案28人，分档开户972名，即比18年前增加了200余人；同期，另户满洲却减少近300人。青州将军希拉门在密奏中一语道破其中的奥秘：“满洲奴仆（笔者按：此处‘奴仆’系指正身旗人）升路甚多，虽比初额减少，俱得擢用官职。分户兵丁并无它途，惟挑取领催、马甲，人口滋生甚繁，故比初额添增。”[18]正身旗人有机会跻身仕途，尚有回京之望，非正身之开户、另记档案人既不准考试，复不准擢用，于驻防地披甲食饷已属“皇恩浩荡”，且举家携往，自然只能永驻他方。
总之，在拨往青州的1.5万名旗人中，约有半数属身份较低的开户、另记档案人。这是一个可观数字，也是谈到青州驻防缘起时不应忽略或回避的。
1.满城。青州满城原设将军衙门1所，房屋85间，乾隆二十六年（1761）裁汰，改副都统衙门；副都统衙门1所，房屋21间，同年改建万寿宫；理事同知府衙门1所，房29间；协领4员，衙门各1所，每所房18间；佐领16员，衙门各1所，每所房15间；防御16员，衙门各1所，每所房8间；骁骑校16员，衙门各1所，每所房6间；笔帖式3员，衙门各1所，每所房6间。旗兵房4000间。乾隆二十六年裁汰将军，三十五年（1770）裁汰佐领4员，本翼协领代管。四十三年（1778）改协领隔翼兼管。又匠役房32间，官学房24间；堆房9处，每处2间；四城门班房各5间。城内十字路口东设官厅1座，房8间。以上全城共有官衙57座，用房668间；宫殿1座，用房22间；庙宇21座；厅房2座。连同兵丁住房共有4899间。[19]
南门外演武场，设演武厅5间，旗台1座，照壁1座，续建厅后照房5间。北门外接官厅关帝阁1座，敕建普恩寺、续建弥勒阁、敕建福应庙。道光元年（1821），建土地祠16座（每佐领1座）。[20]
2.编制与军事。青州驻防按八旗编制，即四正四镶，各有方位。雍正十年（1732）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先后设将军13员、副都统44员、协领35员、佐领59员、防御71员、理事同知73员，共295员。[21]将军官阶一品，除负责青州满城军政事务，兼管德州驻防官兵[22]，并密奏地方丰歉等职责。[23]乾隆二十六年（1761）裁撤将军后，驻防长官改为副都统，从二品。副都统下设协领4员，正三品；每协领下辖佐领4员，正四品；佐领下是防御，正五品；骁骑校，正六品；笔帖式，七、八、九品。以下为领催、前锋、马甲、步甲、匠役。马甲2000名，步甲400名，匠役在外。乾隆三十二年（1757）以后，甲缺有所裁减。
青州驻防自设立初，即赋予“可以资弹压而重保障”的军事任务，对外御敌，对内镇压反叛。在200余年中，较大的军事活动有：道光二十二年（1842），调拨500旗兵进驻镇江，防御英军入侵。镇江一役，青州兵战死65名，战伤100余名。战后，镇江军民为纪念青州兵英勇抗敌、为国捐躯事迹而立的《忠烈碑》载称：“守兵以千数，皆震慑，独青州兵奋勇格杀，至血积刀柄，滑不可持，尚大呼杀贼。”[24]由于镇江东西两门皆青州兵把守，英军久攻不下，最终从没有青州兵设防的北门攻入。咸丰年间两次出兵江宁，参加镇压太平天国，第一次出兵200名，阵亡199名；第二次出兵800名，仅攻克江宁城一役即阵亡50人。咸丰十一年（1861），出兵500名赴淄河截击捻军，大部阵亡，给满城造成的年轻寡妇就有200余人。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出兵500名进驻威海刘公岛，与日军激战，伤亡惨重。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从天津攻北京，清廷急调青州旗兵500名入卫京师，青州兵到京后参加攻打西什库教堂。光绪帝和慈禧太后逃往山西途中，青州兵沿途护驾。上述战斗，令青州满兵伤亡惨重，留下痛苦的历史记忆。据说，直到今天，“淄河兵搁下了”（意即垮台、死亡了）的故事仍在当地满族中流传（图1）。[25]
图1 布库（摔跤）图
（关纪新提供）
光绪二十七年（1901），青州驻防八旗改演新操，按步队、马队编制。三十一年（1905），调操潍县300名，不久又调操保定府100名。旗兵新操编制一直保留到民国十四年（1925），这在全国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同年，接受山东军阀张宗昌的改编为旗兵团，旗兵团下辖3个营，每营3个连，另有直属机枪连和迫击炮连，共11个连，1276人，由原副都统吴延年任团长，原4个协领任营长。民国十七年（1928）秋，吴延年部和民团薛德周部与土匪刘振标、窦宝璋部混战。第二年正月初一，窦部攻入北城，旗兵团被打垮缴械。
3.旗内关系。清代八旗驻防的兵员构成，就民族源流而言，有纯用满洲兵，纯用汉军兵，兼用满洲、蒙古、汉军兵，兼用满洲、蒙古兵等数种。青州驻防虽以满洲人为主，也掺杂有汉军、汉人、蒙古人、回族人。雍正十二年（1734）十二月第二任青州将军阿里衮赴任时，自杭州驻防带往笔帖式中有汉军旗人。[26]另外，按照常规推测，在雍正十年迁往青州的满洲官兵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应携带有汉人奴仆。青州驻防中，还有蒙古旗人。[27]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将俘获的厄鲁特伯格里属下男女360余名解送保定、天津、青州，给驻防满洲为奴，以“伊等向不安静，若令聚族而居，恐或滋事”为理由，命该管官将其兄弟子侄或亲眷俱分别安置各处。[28]邱琮玉《青社琐记》卷三《驻防城罪奴》记载，嘉道时人曾桂《北城即景诗》云：“太平不用觇烽火，羌女新来万里囚。”并加按语称：“此指张格尔之亲属言。张既伏诛，其亲属有发来北城为奴者，分隶各旗。旬月辄相聚一哭。”张格尔，新疆喀什噶尔（今喀什）人，维吾尔族，为逃亡境外伊斯兰教白山派头目布拉尼敦（大和卓木）孙，道光六年（1826），大举入犯新疆南部地区，次年底被清军俘获，解京处死。其族人则被发遣各八旗驻防地为奴。同时，在青州满城内外还有不少回族。
4.经济。八旗官兵移住青州满城后，城内设立市场，招徕各处商贾入居贸易，以满足官兵日常所需。雍正十一年（1733），河东总督王士俊视察满城，见城内设立一应市场甚妥，唯无当铺、米铺，因命山东布政使郑禅宝为开当铺差官，解送6000两银给青州将军鄂弥达，以5000两开设当铺，以1000两开设米铺。[29]城内一切商业活动，自然离不开民间商民。雍正帝筹划青州设立驻防初，田文镜曾担心当地地多斥卤，过于偏僻。帝则预言：“如云地方贫苦商贾不至，则建立大镇驻扎多兵，贸易者自将辐辏。试观安西一镇，远在塞外千里，移住甫经二载，一切市卖货殖不亚内地繁盛之区矣。”[30]安西（位于河西走廊西端，古称瓜州，雍正元年设安西镇，即今甘肃省安西县）设镇后，四方民人聚集，或贸易，或佣工，各种店铺、酒馆、当铺应运而生，满城很快发展为商人集聚中心，在满足官兵日常所需的同时，对地方经济的繁兴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近代以来，青州满城内天天有集市，店铺列满十字街口和四条大街。南街是粮食、柴草、蔬菜市，北街是生熟肉和豆腐市。西街有“元和成”“义聚成”等杂货糕点铺。东街有米面加工和肉铺。另外，还有药铺、理发铺、洗染铺、当铺、赁铺等。这些店铺，原来多为汉人所开。到清末民初停发粮饷时期，满族人为了生计也开始经商开店。[31]
八旗驻防兵丁视兵种之别分为三等：第一等领催、前锋；第二等马甲；第三等步甲。饷银饷米发放，依等级高低而有差。驻防兵丁银米，与京旗同一级别兵丁相比，总差一个档次。以人数最多的马甲为例，京旗马甲月银3两、岁支米48斛、马每月支银3两；驻防马甲月银2两、米2斗5升（合岁支米6斛）、马月支银折米9斗—7斗5升、草40—30束。[32]甲米一项，京旗是驻防旗人的8倍，每月甲银也比后者多1两。马银支放，同样优于后者。两者差别是比较明显的。当然，京城日用所需昂贵于各地，也是当政者不能不考虑的一个事实。
青州旗人土地分布在城郊菜园村、北辛村以及今王母宫乡李家官及利津县等地。这些旗地并非如清初京旗系按“计丁授田”方式领取，而是官兵用价购买，佃种旗地民人按时缴纳粮草。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叶，大部分旗地才被一些管事人陆续卖掉私分。除旗地外，在沂山尚有八旗军马牧场，放牧千余匹战马。
清政府财政拮据，粮饷往往不能按时发放，又不能不削减兵饷。咸丰三年（1853），八旗官兵饷银，折发制钱，官兵实际收入减少。咸丰十年（1860）起，官兵粮饷减成发给，一般兵丁只能领到原饷六七成，有时甚至欠饷不发，以致当地旗人的生计陷于绝境：“因粮饷缺乏，已将所有物件变卖糊口。现在无可折变，衣敝履穿，形同乞丐。”入冬后，“男妇赴乡乞食，死者甚多”[33]。这是晚清官修史书中关于驻防旗人最悲惨的一段记录。
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后，清帝逊位，八旗官兵俸饷暂时保留。民国二年（1913）开始削减，青壮年为养家糊口，多外出谋生，兵员也逐渐减少。民国十三年（1924），俸饷全部停发，别无收入的北城只有“卖”和“逃”两条出路。“卖”就是先卖“官房”什物，后卖子女，“逃”就是外逃谋生。民国近四十年间，青州满族人外逃了十分之八，仅在济南、青岛两地的青州满族就有一万多人。青岛市沧口区因有“小北城”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