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协同创新网络概述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一 理论背景
“创新”这个概念是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最早提出的。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视角不同，基于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角度，他指出，创新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与变革的驱动力量，是企业家不断地把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从而实现从内部对经济结构进行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创新，包括广义创新和狭义创新，广义创新包括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等制度创新；狭义创新，即科技创新。本书讨论狭义创新，简称为“创新”。
2011年4月，胡锦涛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成立百年大会上首次提出“要积极推动协同创新”。此后，产学研合作、开放式创新、协同创新、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产业集群创新等主题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截至2019年年末，在中国知网的CSSCI数据库中，“协同创新”方面的论文5013篇。其中，2014年1月1日以来，有3479篇，约占协同创新文献的76.8%。创新与协同具有共性，只有协同，才能汇集集聚创新资源，才能互补互动，产生合力，取得协同效应。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深化创新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创新资源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2016年5月30日，他在全国创新大会上指出，要形成功能互补、良性互动的协同创新格局。在2015年“两会”上，他又指出，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是要靠创新转换发展动力，推动要素集合和协同创新。积极主动整合和利用好全球创新资源，坚持自主创新[1]、深入推进协同创新和开放创新，准确把握重点领域科技发展的战略机遇，选准关系全局和长远发展的战略必争领域和优先方向，通过高效合理配置，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再创新，十分注重协同创新，构建高效强大的共性关键技术供给体系，把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2]。
2006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提出，国家创新系统是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一切创新主体紧密联系和互动有效的创新系统，并认为将从企业创新网络、国家创新网络、国际创新网络、区域创新网络和中介服务系统五个方面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系统建设。2012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提出，坚持“产学研用紧密结合”。2016年3月，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强调，优化创新组织的首要任务是“构建政产学研用一体的创新网络”。2016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再次强调“构建开放高效的创新网络”。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
网络是自然界和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系统是网络存在的规律性和实现形式。作为一种中间性组织形态，网络是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的热点，这种全新的范式正在改变和拓宽企业理论、组织理论、战略管理等领域的研究视野。
网络与系统，就整体性、主系统和子系统的关系而言，两者是一致的。两者的区别在于：一切系统的基础结构都是网络[3]，网络理论最初主要是社会学用来描述社会中的各种关系，今天网络概念已趋于普遍化。网络具有以下两个特征：一是异质性与同质性统一；二是竞争性与协同性统一。总之，网络是一个多元创新主体参与、多种资源流动的、动态开放的系统。
18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哲学家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在《蜜蜂的寓言》中首次深刻地论证了自利与社会利益两者的一致性，这与行为经济学的主张是一致的。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Aadam Smith）揭示：支配人类行为的动机不仅是利己，而且还是利他，这使人的行为合乎社会规范。在《国富论》中，斯密指出：“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4]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的，利己心支配每个人的行动，帮助别人实际上是要别人帮助自己；追求个人利益，从而就自然而然地产生相互和共同的利益；每个人越是追求自己的利益，社会利益就越增进，最后达到社会各个阶级普遍富裕的地步。“请给我以我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5]
互动，包括相互影响与互惠，行为经济学家一般将互惠行为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积极的互惠，即选择一个有利的反应，奖励合作者；二是消极的互惠，即选择一个不利的反应，惩罚失信者。
互联网与大数据结合，大数据信息海量而全面，时效性更强，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创新网络[6]。互联网是协同创新的有效载体和工具，构建动态优化、开放，推动产业不断升级的开放型协同创新网络，是推动科技发展的重要动力。
创新论包括四大理论：演化经济学强调知识累积是由市场与非市场体制的互动及各种制度促成的；集成理论强调创新主体之间协同创新与创新环境的融合；创新社会学强调信任和文化多样性激发创新生产力；新增长理论强调知识累积的收益递增性，由知识经济到学习经济，由干中学到用中学，再到互动学习。对于这些学说的互补互动机理和操作性机理提炼概括有待于加强。
创新体系主要包括生成、转化、运行和辅助机制四个功能子系统。系统有效运行的要求是：主辅动力配套协调，各种动力适度、向度一致。创新主体的内部与外部动力系统互补互动，交换物质、信息和能量。创新发展的动力是由激励和约束机制构成的。其中，产权激励最有效、最持久，市场激励最一般，国家激励弥补市场失灵最有效，保证创新风险得到规避、创新成本得到补偿、创新收益得到增加。上述理论亟待进一步系统化和可操作化。
人们对创新动力的认识在不断完善与深化。创新动因是指引起个体或组织诱发、维持、引向创新行为的过程，这始于企业家精神（熊彼特，1933）。创新动因，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早期，其发展到需求；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早期，其发展为科技自身运动，政府行为推动创新；80年代，出现推—拉综合动力机制，还有社会责任履行，集群、经济系统自组织和危机等因素推动创新，直到演变为由多要素之间的多样非线性互动、演化有序的系统（Rothwell，1992）。上述创新因子亟待整合协同（Veronica Serrano，2007）。
国家创新系统至关重要，它决定于参加创新发展和扩散的企业、科研机构（包括大学，下同）的创造、储备及转让新知识和新产品的互动网络，决定于国家的经济、政治、科技和文化系统的完备程度，决定于市场发育的水平，决定于人才等资源流动和信息交流的频率。
在中国知网CSSCI数据库中，截至2017年年末，搜索“创新网络”，有4070篇文献；搜索“协同创新网络”，只有98篇。截至2019年4月18日，搜索“创新网络”，有3829篇文献；搜索“协同创新网络”，只有2650篇。说明一年来“创新网络”和“协同创新网络”的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创新网络形成、演化、影响因素，以及知识创造、共享和转移研究，研究内容比较广泛，但学科之间、创新主体之间联系的研究视野不够宽广，既有诸多文献只是将这种现象的不同方面进行分门别类的阐述，致使理论片段化和整体认识缺失，协同创新网络的研究不够深入。如协同创新网络结构与创新关系的研究不够，协同创新网络的概念亟待界定。对创新发展规律的分析和认识不够，就可能出现重视个体和局部网络的研发，而忽视创新链上各个要素的互动与整合。这会造成中国协同创新不够，科技与经济严重脱节，使研发体系化程度低，重大的创新成果鲜有；也会使科研机构或科研机构（本书所说的“科研机构”包括研究性大学）对成果推广和经济发展的责任意识淡化，创新成果推广的动力弱化，产学研用衔接不够。中国科研机构每年创新大量的知识，但知识转换率却很低[7]，因为只重视知识生产，而忽视知识的集成、转移和扩散以及资本化，在合作中忽视行为的最优同步，实质是忽视协同创新网络研究。
二 现实背景
经济工作是中国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尚未消退，而新的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人们看到了经济高涨的希望。面对经济转型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研究广义科技因子构成的协同创新网络，既关系到经济增长，更关系到中国经济由大变强。
当前，世界经济已进入一个科技进步最为活跃的新时期，中国人口持续增长，而耕地、水等资源紧缺，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凸显，对经济的刚性约束日益加剧，现代经济的发展对科技创新不断提出新要求，主要体现在可持续发展对新产品、新技术等产品质量提高的要求上。
经济发展依靠资源消耗和劳动力成本低的传统比较优势已难以为继，必须迈入主要依赖科技进步驱动的新阶段，依靠“科技驱动、内生增长”。
当前，技术进步的成本上升。在处于低收入阶段，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很大，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式可以是简单模仿，且模仿学习的“空间”广阔，模仿学习是各种技术进步模式中成本最低、投入最少、风险最小的。从2012年起，中国人均收入5720美元，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总体上看，技术水平与先进水平差距有所缩小，可再模仿的“空间”变得日益狭窄，技术进步越来越依靠自主创新，这虽然是最具根本性的，但也是投入和成本最高、风险最大、周期最长的。
应对后国际金融危机的经济衰退，发达国家充分利用其科技经济实力和先发优势，大举投入、大力加强科技创新，重点发展高新科技，对中国形成了严峻挑战和科技溢出效应。目前，无论是国际情景还是国内条件，无论是可能性还是必要性，都要求我国必须加快科技进步。
以世界眼光进行顶层设计，全面研判世界创新和产业变革大势，统筹需要与可能，兼顾长远目标与近期工作，遵循“主动跟进、精心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集中力量办大事，抓重大、抓尖端、抓基本，明确中国创新的主攻方向和突破口，形成推进自主创新的强大合力[8]。中国“两弹一星”的成功、载人航天工程等重大技术的成功，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同创新成果，得益于将中国拥有的“举国科技”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全国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优势。然而，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迟京东指出，中国的协同创新仍然仅仅限于军工方面；依靠国家行政办法，航空航天、军工协同创新是最好的[9]，而大多数产业还是处于零散状态中；高校论文等成果丰富，但其产业化率低。如同杨振宁所说，卫星和火箭等世界最复杂、最先进的技术，均为中国掌握；而最失败的则是无法把创新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
中国协同创新政策始于1992年国家经贸委、国家教委和中国科学院联合组织实施的“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发展于2011年胡锦涛“协同创新”讲话和随后教育部出台的“2011计划”。这也是目前协同创新工作的核心政策依据。以1995年、2006年两次全国科技大会为里程碑，在中央政府推动下，创新从“产学研联合”到“产学研结合”再到“产学研紧密结合”[10]。创新网络发展，按时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11年4月胡锦涛“协同创新”讲话，自发形成的协同创新组织的发展和延伸，称为蛰伏期；第二阶段：“2011计划”，大力推进高校与企业、政府以及国外科研机构的深度合作，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创新要素有机整合、政产学研用紧密结合”，将已有合作的连线多元化，鼓励创新主体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战略联盟，通过组织之间的非线性耦合效应，降低创新成本，优化“跨组织创新”系统。首批认定的14家协同创新过程中心，突破原来的院系壁垒，在已有的合作关系基础上使进行的合作交流更加频繁、深入，建立实体机构，促进国内网络内创新主体和国际机构的充分合作，通过系统化运作，实现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在国内乃至全球范围内汇聚和统筹管理创新资源，建立起常态性、战略性、持久性的合作关系，充分调动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在网络中的桥梁作用明显，传播网络信息的能力较强，尤其是面向产业的协同创新中心在近些年来合作次数增长幅度更为明显，共同指向创新目标。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着力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拓展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创新是发展的新引擎，改革则是发动引擎的点火系，“用权力‘减法’换创新‘乘法’”，继续深入推进简政放权，给企业、科研机构更多的方便，消除束缚创新主体手脚的体制性障碍，进一步为创新主体提供全程化、专业化、低成本、高效率的优质服务，增强全社会创新的积极性。
中国已拥有两项科技数量的世界冠军。一是2016年年底，中国科技人员达到9154万人，总量居世界第一位；二是自2011年以来连年成为申请专利最多的国家。这两项世界冠军，仍然没有使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变强。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在科技发展方面，中国排名第74位。目前，中国知识产权贸易逆差巨大，出口产品量大利微，专利量大质低，在全球产业格局中，仍然不能改变“世界工厂”的尴尬地位。据世界银行报告，中国劳动生产率2012年虽然是1980年的9倍，但仅为美国的22%。
中外科技水平的差距正在缩小，但我国的创新难度日益加大。主要表现在：技术进步日益靠自主研发而非模仿，日益偏重隐性知识而非显性知识，日益偏重基础研究而非应用能力，日益偏重组织层面而非个别专家。而我国科技体制与经济脱节较为严重；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往往异化为无序竞争；政出多门、分散重复、封闭低效的问题突出；公私部门有效互动往往缺失、公共科研平台往往缺失；中国多个国家级长远科技规划之间有效衔接缺失[11]，目前70%的科研力量存在重复研发[12]，部门之间有效互动缺失，开放、配套的公共技术平台缺失，信息不对称、结构失衡和质量失衡，致使科技资源难以集成，合力难以形成，整体效率和创新水平难以提升[13]。即使是首都北京的协同创新发展仍处于初期阶段，主要表现在：参与协同的主体数量增长明显快于组建主体之间合作关系的发展，协同中心数量增长明显快于协同中心之间合作关系的提升[14]。
企业一般把分工和竞争作为组织安排的首要原则，但协调和沟通的合作机制缺乏（黄群慧、贺俊，2015）。
上述问题导致以下三个脱节。
第一，科技与经济脱节。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70%—80%，而中国科技进步贡献率目前虽然上升到56.2%，但是，与发达国家相差20个百分点。中国科技论文虽多，但在全球“高被引论文”数量仅居第四位（2005—2015年）。科研机构追求知识的先进性，并在长期积累中形成封闭的评价体系，大量成果积累在知识创新体系内部，专利转化率不足20%，产业化率不到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我国每年进口芯片高达2000亿美元，而进口石油才花1200亿美元。
第二，基础研究落后，且与应用研究脱节。造成中国前沿技术和新兴技术落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不足。2013年、2014年，中国基础研究投入占整个研发投入均仅为4.7%，2015年、2016年，全国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分别为716.1亿元、798亿元，占整个科研经费比重分别为5.11%、5.15%，而美国、日本和德国三国在2011年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分别为18%、12.3%和10.8%。
2017年，我国投入研发经费17606.1亿元，比上年增加1929.4亿元；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为2.13%，比上年提高0.02个百分点。按研发人员（全时工作量）计算的人均经费为43.6万元，比上年增加3.2万元，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取得了显著成效。夏天（2009）通过分析1960—2008年世界主要国家的GDP及其构成部分的年度增长率等数据，认为创新驱动型经济持续性、稳健性、抗周期能力和创新维系能力均较强。
第三，学科之间脱节。中国高中阶段文理分科已延续多年，造成一些学科之间“老死不相往来”，诸多交叉学科的人才、项目等评选找不到归属，也制约了协同创新的动力和活力。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协同创新网络处于初级阶段。创新活动产生是不同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协同创新网络各个节点或各个主体之间相互脱节，制约协同创新网络向更高级演化。主要表现在：①各个主体行为相互脱节，中国科研机构的创新产品商业化应用能力较弱；②中介机构未能发挥其创新服务功能，成果转化率较低，大量创新资源浪费；③各个环节脱节，尤其是研发、扩散与应用之间协调度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创新效率偏低。除创新投入、技术累积等原因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创新资源体制割裂及管理条块分割，严重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行政本位及区域“多层次分割”隔断了创新因子之间的联系，资源不能在区域层面实现优化组合，降低创新效率。科研机构均属不同主体，自成体系，相对封闭，导致创新资源条状分割。
基于整体主义，运用系统论、协同论的观点和方法，针对整体创新的研究仍有很大空间。因此，有必要着重分析协同创新网络的特性、动因和效应，构建其理论框架。本书虽然不是最早基于协同创新网络视角研究创新问题的，但可能是此类研究中最系统的。因为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更加注重其中各个因子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将分散、封闭甚至垄断状态的创新行为、创新资源汇集整合，形成推进科技进步的强大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