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新世纪咏史诗研究现状与前瞻

前文已经论列了清代诗歌研究和古代咏史诗研究的整体状况，为避免重复，在此仅就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咏史怀古诗研究情况作一概观和前瞻性论述。

在二十世纪古代咏史怀古诗研究持续升温的基础上，二十一世纪以来的研究更呈蔚为壮观之势。据不完全统计，二十一世纪以来咏史怀古诗研究学术论文有413篇、学术专著9部、咏史诗选注2部、咏史赏析随笔3部，还有32篇硕士研究论文、8篇博士研究论文，相比赵望秦、李艳梅《中国古代咏史诗百年研究回顾》（《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所统计的二十世纪百年间的研究论文数量229篇，已经大大超出。具体研究情况如下表所列：

一 论文

二十一世纪以来关于作家个案研究论文，在继续关注大家、名家咏史创作的基础上，研究对象更加广泛，二、三流诗人的咏史创作也渐次受到关注。魏晋时期的研究重点仍然是左思和陶渊明，研究左思的专题论文27篇、陶渊明的9篇。如韦春喜的《左思 〈咏史〉 诗创作时间新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咏史诗成熟的标志之作——左思的 〈咏史〉 诗》（《戏剧文学》2006年第7期），潘江艳和王祖基的《略论左思 〈咏史〉 八首》（《社科纵横》2007年第4期）等文对左思咏史诗的创作时间、历史地位、思想内容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还有赵红的《古代文献对左思咏史诗的接受》 （《哈尔滨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张莹洁的《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的左思 〈咏史〉 诗》（《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李捷鹏的《左思咏史诗创作年代考》（《邢台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等文。韦春喜的《陶渊明咏史诗试论》（《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和《试论陶渊明〈咏贫士〉 七首》（《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张学君的《陶渊明怀古的二元性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等文对陶渊明咏史诗的思想内容、艺术手法、人物形象及所反映出的个人情怀、人生轨迹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研究。

关于初盛唐的咏史大家李白、杜甫的研究也各有8篇论文，颇有新意。如韦春喜、张影的《论李白的乐府咏史诗》（《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认为李白处理好了复古与革新的关系，拓展了乐府咏史的题材。史遇春的《略论杜甫晚年的“诸葛亮情结”》（《杜甫研究学刊》2005年第3期）、钟树梁的《一往情深，千秋论定——读杜甫咏诸葛亮的诗》（《杜甫研究学刊》2008年第3期）、姜朝晖的《杜甫与诸葛亮：历史歌咏中的现实意蕴》（《社科纵横》2006年第10期）等文从多方面解读杜甫晚年的“诸葛亮情结”。这些文章立论新颖，从不同视角探讨了李杜咏史诗的特色。

中晚唐正是咏史怀古诗走向成熟繁荣的创作高峰阶段，这种局面的形成得力于时代因素，更是以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等大家为主的一大批天才诗人辛勤创作的结果，更涌现出一批咏史诗创作专家如赵嘏、胡曾、周昙、汪遵等。研究刘禹锡的专题论文有22篇，数量可观。主要有尚永亮的《刘禹锡咏史怀古诗的类型和特点》（《东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江枰的《论刘禹锡咏史诗前后期内容上的差异及成因》（《兰州学刊》2004年第4期）、王拴紧的《解读刘禹锡的怀古咏史诗》（《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等对刘禹锡的咏史、怀古之作进行分类研究。关于李商隐的专题论文有23篇，主要有文明刚的《论李商隐咏史诗对杜甫咏史诗的突破创新》 （《广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方坚铭的《空间文化场域的转化与李商隐的咏史诗创作》（《求索》2008年第3期）总结了李商隐咏史诗在咏史诗发展中的传承、创新及影响。研究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的杜牧之专题论文有赵云长的《独出机杼 反说其事——试谈杜牧的三首咏史七绝及其哲学理念》 （《黑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张润静的《气俊思活 意足锋锐——杜牧咏史怀古诗中的议论》（《学术交流》2002年第6期）、谭淑娟和陈全明的《诗意与哲理的新境界——杜牧咏史诗解读》 （《贵阳金筑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等分析解读了杜牧咏史怀古诗中的诗意与哲理交融的艺术美感及其议论化倾向。张梅的《杜牧、李商隐咏史诗比较浅谈》（《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晏天丽的《杜牧与李商隐的咏史诗比较》（《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等文对杜牧与李商隐的咏史诗进行了比较研究。

此外，关于柳宗元、温庭筠、许浑、罗隐等人的咏史怀古诗也有研究。如宗晓丽的《议罗隐的咏史怀古诗》（《社科纵横》2005年第6期）、汪艳菊的《论温庭筠的咏史乐府——兼论中晚唐诗人革新乐府诗的努力》（《唐都学刊》2007年第1期）、陈建华的《许浑咏史怀古诗得失探》（《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等文皆说理严密，持论公允。

宋代咏史怀古诗个案研究主要集中于一些大家，一些二流作家也渐受关注。如闵泽平的《王安石 〈明妃曲〉 辩证》（《天中学刊》2004年第1期）、罗家坤的《王安石的咏史怀古诗》（《晋阳学刊》2005年第3期）、王春庭的《论李觏的咏史诗》（《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张红花和张小丽的《论刘克庄的咏史组诗》（《广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王德保和杨晓斌的《以史为鉴与道德评判——论司马光的咏史诗》（《南昌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王飞燕的《李清照咏史诗的史学意义》（《安徽文学》2009年第8期）等文。元明咏史诗研究主要有张琼的《也说杨维桢的咏史诗》（《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司马周的《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论李东阳 〈拟古乐府〉 诗的艺术创新》 （《苏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等文分析了杨维桢、李东阳等作家的咏史诗创作。

清代咏史诗研究主要有：李鹏的《赵翼的咏史诗》 （《古典文学知识》2008年第3期）、李健的《论朱彝尊的咏史诗》（《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认为：“朱彝尊借咏史创作来抒发感时忧国的历史情怀。”张绍华的《郁郁怀古心 浩歌寄惆怅——由袁枚咏史怀古及人际交游诗作看其诗意个性》（《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认为：“袁枚的咏史创作体现着个体生命的诗意感慨、诗意选择与真情归宿。”王辉斌的《论清代的咏史乐府诗》（《南都学坛》2011年第1期）梳理了元至清代咏史乐府的发展线索。陈桂娟的《纳兰性德咏史诗论浅探》（《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6年第4期）对“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卷四中两则咏史诗论”进行了详尽的分析。邱睿的《别裁诗史补心史——论清代雍乾咏史诗集 〈南宋杂事诗〉、〈明史杂咏〉》（《浙江学刊》2009年第4期）。李鹏的《论乾嘉时期的咏史组诗热——兼论清诗中的组诗现象》（《山西师大学报》2011年第5期）。乔治忠和崔岩的《韵文述史 审视百代——论清高宗的咏史 〈全韵诗〉》（《文史哲》2006年第6期）认为：“乾隆皇帝通过《全韵诗》的创作来评述历代君主事迹，反映了清高宗的历史政治观，体现了他意欲通过评论帝王政治和通论历史演变，为清朝后代统治者提供保守基业的经验与教训。《全韵诗》实际上是一部韵文史籍，在清高宗进行的文化总结、思想建设中居于重要地位，值得予以重视和研究。”上述论文就清代咏史诗进行了初步探究，进一步拓展了研究领域。

对咏史诗进行综合宏观研究的论文主要有：韦春喜的系列文章如《汉魏六朝咏史诗探论》（《中国韵文学刊》2004年第2期）、《汉代乐府咏史诗探论》（《石油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文选〉 咏史诗的类型与选录标准探讨》（《宁夏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南朝咏史诗试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乐府咏史诗的发展与演变——以 〈乐府诗集〉 为文本对象》（《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另外，还有金昌庆的《论咏史诗在汉魏六朝的出现与发展》（《广西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张子刚和赵维森的《魏晋南北朝咏史诗简论》（《延安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刘曙初的《论汉魏六朝咏史诗的演变》（《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等也从不同的角度论证、勾勒了汉魏六朝咏史诗的发展演变过程。莫砺锋的《论晚唐的咏史组诗》（《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4期）拉开了新世纪唐代咏史怀古诗研究热潮的序幕。而关四平和陈默的《三国历史的诗意化——唐代咏三国诗与士人心态》（《天津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杨晓霭的《唐代怀古诗之文化解读》（《西北师大学报》2002年第6期）、韦春喜的《试论中晚唐咏史诗繁盛的历史文化原因》（《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等文则从士人心态和文化等角度论述了唐代咏史诗的发展状况及繁盛的原因。此外，田耕宇的《诗心·哲理·史论——论晚唐咏史诗的现实关怀及艺术表现》（《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2期）指出晚唐咏史诗中充满了诗人的历史使命感和现实责任感，亦可谓“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郑正平的《浅论唐代怀古诗不同时期的主题倾向》（《浙江师大学报》2000年第4期）、邓乔彬和陈建穰的《唐诗的咏史与观政》（《中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4期）、罗时进的《晚唐咏史诗的修辞策略》（《山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等文对唐代咏史诗的主题倾向、政治功用及修辞艺术等方面进行研究。

关于咏史诗和怀古诗的概念界定及相互关系研究也是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一大热点，纪倩倩和王栋梁的《“咏史”界说述论》（《齐鲁学刊》2009年第3期）、李翰的《试论咏史、怀古之关系及其诗学精神》（《上海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周淑芳的《咏史诗：对被理性精神关怀领域的触探与拓展》（《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2期）、柯素莉的《试论怀古诗中山水审美的纵向拓展及其时空转换》（《江汉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等文对此进行了研究。

二 著述

如果说学术论文是侧重于某一问题的深刻剖析，那么研究专著则是从更宏阔的视野细化研究对象。二十一世纪以来，咏史诗研究最突出的成就就是研究专著的不断涌现。例如，李翰的《汉魏盛唐咏史诗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勾勒出汉唐间咏史诗发展演变的大致轮廓。韦春喜的《宋前咏史诗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则结合各个历史阶段的思想文化背景对宋前的咏史名家作品进行分析，进一步细化了宋前咏史诗由萌芽、发展到成熟、繁盛的过程。赵望秦、张焕玲的《古代咏史诗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研究范围更为宏阔：着眼于整个古代咏史诗的发展历程，认为先秦两汉为咏史诗创作的孕育发轫期，魏晋南北朝为成长发展期，唐五代为成熟繁荣期，宋辽金为深化新变期，元明为持续发展期，清及近代为集大成期。至此，经过众多学者的辛勤努力，初步勾勒出中国古代咏史诗发展的整体脉络，各阶段的咏史诗创作成就基本显现，为今后咏史诗深入细致研究奠定根基。

如果说上面三部专著侧重于咏史诗发展脉络的宏观研究，那么下文三部专著则具体研究了唐宋两代的咏史诗创作。陈建华的《唐代咏史怀古诗论稿》（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上编突出咏史诗体由史料附庸到独立，终归诗心的发展历程，下编汇集了作者的唐代咏史诗研究专题论文。张润静的《唐代咏史怀古诗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则以民族文化背景、士人心态等方面为切入点，对唐代咏史怀古诗的思想艺术进行多角度研究。尽管两部专著的研究对象相同，但是研究的切入点和视角相异，从而从不同的角度审视，深化了唐代咏史诗研究。张小丽的《宋代咏史诗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以专著的形式从宏观上对宋代咏史诗与时代思潮文化间的关系进行论述，并考论了一些宋代大型咏史组诗。

黄益庸的《历代咏史诗》（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李青山的《咏史诗闲话》 （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汪荣祖的《诗情史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等普及性的咏史选注、随笔的出现，既是咏史诗研究深入的表现，又将进一步扩大影响，引发更多的人关注并投入到咏史诗研究之中，进一步促进研究的繁荣。

三 硕博论文

研究专著可以说是学者学术研究走向成熟的结晶，而硕博论文可谓学者学术研究走向成熟的阶梯。二十一世纪以来较多的硕士博士生力军加入咏史诗的学术研究，不但壮大了研究队伍，也是咏史诗学术研究走向繁荣的基本保证，同时也说明咏史诗学术研究影响的扩大，咏史诗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了进一步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博士论文。例如，李翰的《汉魏盛唐咏史诗研究》（复旦大学2005年）以汉魏至盛唐咏史诗为研究对象，勾勒此期咏史诗创作的大致轮廓。韦春喜的《宋前咏史诗史》（山东大学2005年）则主要勾勒出宋前咏史诗发展脉络，结合时代论析作家作品，品论其历史地位。陈建华的《唐代咏史诗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0年）通过咏史诗涉及人们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研究，揭示其中蕴含着的大量社会历史文化宝藏。赵望秦的《唐代咏史组诗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2年）考论结合，侧重对唐代创作大型咏史组诗的吴筠、赵嘏、胡曾与周昙等人的生平、作品及版本流传情况进行考证论析。张小丽的《宋代咏史诗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2006年）以宋代咏史诗为研究对象，侧重探讨其发展进程、艺术特质及文化内涵。张焕玲的《宋代咏史组诗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1年）则以宋代咏史组诗为切入点，综论其传承与接受，梳理其发展概貌，深入考察其与宋代社会政治、科举考试、训蒙教育、史官文化以及其他文体、艺术之间密切而微妙的互动关系，并探讨其所具有的文献价值。尽管上述六篇博士论文两两之间在选题上相近，但是在具体研究中则各具特色，都从不同的侧面深化研究，扩大了咏史诗研究的社会影响。潘晓玲的《咏史诗与历史小说关系论——以唐宋咏史诗与元明清历史小说为探讨中心》（陕西师范大学2010年）以咏史诗与历史小说（以唐宋咏史诗与元明清历史小说为探讨中心）为研究对象，探讨雅俗文体之间的双向涵摄，对咏史诗与历史小说互动关系研究有所拓展、深化。

二十一世纪以来研究咏史诗的硕士论文快速增长，多达32篇，可谓硕果累累，但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硕士论文存在选题扎堆，严重重复，创新度不高的问题。如霍海娇的《魏晋南北朝咏史诗研究》 （山东大学2011年）、刘杰的《汉魏六朝咏史诗研究》（西南师范大学2004年）、张艳的《晚唐咏史诗》 （河北大学2000年）、李伟的《晚唐咏史诗研究》（山东大学2008年）、毛德胜的《论中晚唐咏史诗》（华中师范大学2003年）、张宇的《论中晚唐咏史诗》（内蒙古大学2006年）、叶楚炎的《唐代咏史诗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4年）、潘东晓的《唐代怀古诗研究》（漳州师范学院2011年）。同时也有另辟蹊径、角度新颖、成功创新的研究成果。如李霞的《评唐代咏史诗人的历史观》 （陕西师范大学2002年）、冷纪平的《论唐代咏史诗艺术新变》（青岛大学2005年）就从唐代咏史诗人的历史观、咏史诗艺术新变等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唐代的咏史诗，可以说是开辟出唐代咏史诗研究的一条新路。

对具体作家进行专题研究的硕士论文虽然也有重复，如陈检英的《胡曾咏史诗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8年）、蔡文健的《胡曾咏史诗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2010年），但大多能自成一说，如任艳丽的《左思〈咏史〉 研究》（河北师范大学2011年）、李培培的《李白咏史诗研究》（河北大学2011年）、王娟的《李商隐咏史诗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3年）、张子清的《罗隐咏史诗研究》（湘潭大学2005年）、黄懿的《许浑咏史怀古诗研究》（华中科技大学2006年）、刘玲玲的《杨维桢咏史诗研究》（辽宁大学2011年）。同时研究领域由唐代向宋元明清发展，研究方式多样化。结合时代背景研究如许慧君的《论晚唐背景下的许浑咏史怀古诗》（福建师范大学2010年）、王丽芳的《刘禹锡咏史诗的生成及影响》（东北师范大学2006年）、朱亚兰的《王安石咏史诗与北宋中期政治》（江西师范大学2010年）。采用比较研究方法的如王雪晴的《胡曾、周昙 〈咏史诗〉 比较研究》（扬州大学2008年）、张亚祥的《白居易与苏轼怀古诗比较研究》（西南大学2009年）、张舒的《李白、杜牧、李商隐怀古诗之比较》（西北师范大学2010年）。曾志东的《谢启昆 〈树经堂咏史诗〉 校注》（广西大学2005年）以校注的方式进行整理研究。

四 团队研究

二十一世纪以来，以赵望秦先生对咏史诗研究用力最勤，成果显著，并且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搭配合理的研究队伍，研究视野开阔，成果填补了相关领域的许多研究空白，这是二十一世纪以来咏史怀古诗研究的最大亮点。赵望秦先生在博士论文《唐代咏史组诗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2年）研究的基础上，相继出版《唐代咏史组诗考论》（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宋本周昙 〈咏史诗〉 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胡曾 〈咏史诗〉 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专著以考论结合的方式，深入研究了赵嘏、胡曾、周昙等人的咏史诗创作、版本流传、后世影响等情况。相关论文如《周昙 〈咏史诗〉 宋本发覆》（《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2期）、《汪遵咏史诗考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赵嘏 〈读史编年诗〉 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四库全书〉 本胡曾 〈咏史诗〉 的文献价值》（《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6期）等文能从文史结合的角度立论，文献考证功底深厚，值得称道。赵望秦先生对中晚唐咏史诗进行专门的开拓性研究，引领风气，不仅在中晚唐咏史诗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在整个唐代咏史组诗研究方面也影响深远，甚至在整个古代咏史诗研究领域也堪称大家。同时还以导师身份带动扩大古代咏史诗研究队伍，而且成果丰硕。博士论文如张焕玲的《宋代咏史组诗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1年）、潘晓玲的《咏史诗与历史小说关系论——以唐宋咏史诗与元明清历史小说为探讨中心》（陕西师范大学2010年）等。

硕士论文如李艳梅的《赵翼咏史诗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7年）、付晓剑的《辽金咏史怀古诗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8年）、张焕玲的《宋代咏史组诗考论》（陕西师范大学2008年）、马丽的《李东阳拟古乐府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9年）、高荆梅的《〈南宋杂事诗〉 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9年）、王彪的《杨维桢咏史诗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1年）、刘小荣的《〈树经堂咏史诗〉 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1年）、李婵的《顾炎武咏史诗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2年）、贾君的《袁枚咏史诗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2年）等，在宋、辽、金、元、明、清多个朝代的咏史怀古诗研究方面都进行了开拓，拓展了咏史诗研究的视域。更有一系列相关论文的发表，如孙亚萍的《从元白咏四皓诗看其仕隐观》（《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7年第1期）认为元稹、白居易的唱和诗——《四皓庙》和《答 〈四皓庙〉》对四皓的仕隐行为一贬一褒，一抑一扬，针锋相对，态度迥异，鲜明地体现了二人截然相反的仕隐观。马丽的《李东阳 〈拟古乐府〉 题材及内容分析》（《河西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张焕玲的《〈全宋诗〉、〈全宋诗订补〉 补遗辨正》（《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和《以诗论史，史论独到——论刘克庄 〈杂咏〉 二百首》（《民办教育研究》2010年第6期）、赵望秦和王彪的《论杨维桢乐府体咏史》（《商洛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蔡丹和张焕玲的《宋本方昕 〈集事诗鉴〉 考论》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潘晓玲的《胡曾 〈咏史诗〉 的通俗艺术》（《长安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主要分析了胡曾咏史诗本身通俗艺术特点及与通俗小说间的互动关系，而潘晓玲的《马致远 〈汉宫秋〉 与咏史诗》（《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则研究了咏史诗与戏剧《汉宫秋》的关系，认为马致远在创作《汉宫秋》时，对古今诗人的咏史诗有所袭用、借用、化用，从而受到咏史诗创作技巧、创作思路的影响。《汉宫秋》将诗歌与戏剧两种文体打通，使之互融，故《汉宫秋》可视为以戏剧之框架写就的长篇咏史诗。还有相关研究综述文章如赵望秦和潘晓玲的《唐代咏史怀古诗百年研究回顾》（《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赵望秦和李艳梅的《中国古代咏史诗百年研究回顾》（《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赵望秦和张焕玲的《宋代咏史怀古诗百年研究综述》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张焕玲的《新世纪十年咏史怀古诗研究综论》等。总之，在赵望秦先生身边已经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的咏史怀古诗研究队伍，同时不难看出正是由于师生传承，研究队伍扩大，才极快促进产出咏史怀古诗研究丰硕的成果。

五 二十一世纪咏史诗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前瞻

如前表所列不难看出：与宋前咏史诗研究的繁荣热闹局面相比，宋后的咏史诗研究尚显得冷清，二十一世纪以来总计84篇研究论文，高于先唐的76篇，但是仅及唐代的二分之一左右。但在宋前咏史诗研究繁荣热闹局面的背后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研究选题严重重复，研究成果缺少创新度的弊端，这一点是很明显的。由后表不难发现，明清的博士研究论文、专著尚未实现零的突破，硕士论文也远远低于先唐，更不及唐代的八分之一。

这与古来诗文迷崇汉唐的诗学观念关系极大，更是与近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片面理解有关。但人们研究尊崇唐诗的热情是能够理解的，毕竟唐诗代表了古代诗歌的发展顶峰，同时唐诗选本及《全唐诗》的普及流传，历代丰硕的研究成果积淀都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极大便利，要对唐诗溯源，就必然要研究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更有《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整理出版，这些都是宋前咏史诗研究繁荣的重要原因。但我们通过下表不难发现这种研究状况与咏史怀古诗的发展实际情况是不平衡，不协调的。

这些研究成果与明清众多咏史诗专集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可能由于明清去今未远，保留下来的大量作品未经时间汰选，显得菁芜杂存，但这些丰富的资料正是我们的研究可靠深入进行的保证。现存的清代咏史诗集数量众多，尤其是乾隆中期以后，咏史诗创作大盛，大型的咏史组诗大量涌现，上至皇帝王公大臣，下至文人学子、庶民百姓，甚至大批女诗人都投入到咏史诗创作的热潮中，可以说这是咏史诗研究的一块宝地，但门面冷清，鲜有人关注投入研究。乾隆皇帝名声显扬，已有人探究其创作的咏史《全韵诗》，可是嘉庆皇帝的咏史诗创作远远超过其父，但尚未有论文涉及。清代臣子的咏史创作、评论数量更多，但研究寥寥。更别说探究这种咏史诗创作繁荣的背后原因，如清代文字狱与咏史诗的主题转移及兴盛关系，乾嘉朴学与咏史诗创作间的关系及对咏史诗风格的影响，晚清咏史诗的新特色等方面的研究都亟待开拓。展望未来，随着前宋咏史诗研究空间的日益狭窄，明清文人别集、全集整理的加速进行，《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等大型资料书籍的出版，为今后研究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必将有更多的学者转向宋后咏史诗的研究。元明清咏史诗与特定的时代、文化氛围如宋明理学、八股取士等诸种因素间的关系，诗人自身不同人生阶段的发展、思想变化的影响等都是需要加以关注和研究的，随着更多的硕士、博士等青年生力军的加入，研究队伍的壮大，咏史诗研究的辉煌前景让人拭目以待。

女性咏史诗研究逐步受到重视，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好现象，代表性成果是周淑舫的《现实与历史间冲撞的别样体味——女性咏史诗创作探索》（《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12期）。此文从宏观上勾勒出唐至明代女作家咏史诗创作发展的轨迹，以此揭示古代女性意识的觉醒，切入点很好，但缺少对清代女作家咏史诗研究。鄙人小文《清代女作家咏史诗创作考论》（《云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虽有所突破，但还显得单薄。而苏芸的《论历代妇女咏古抒怀诗》（《昌吉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珊丹的《清代女诗人沈善宝咏史诗探析》（《名作欣赏》2011年第23期）、张小丽的《论宋代女诗人的咏史诗》（《宜春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尹玲玲的《汪端咏史诗的内涵及其逆传统性》（《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刘璇的《汪端咏史诗微探》（《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等，则是为数不多的几篇研究清代女作家咏史诗的论文，质量明显不高，而且观点也有待商榷。迄今，古代女作家咏史诗研究专著为零，仅有10余篇论文的现状，与古代女作家一千余人五千余首丰厚的咏史诗存量相比显得十分单薄，可开拓的研究空间十分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