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二
2017年4月,鉴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改革的重要性和各方认知的不同,当年的G20主席国德国倡议建立一个G20全球金融治理名人小组,邀请全球知名经济和金融专家就全球金融治理方面的问题开展研究、提出独立的政策建议,并在2018年秋季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期间提交最终政策报告。随后,在华盛顿举办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通过了德国的倡议,全球金融治理名人小组成立。名人小组由时任新加坡副总理尚达曼担任主席,包括16位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我也荣幸地受邀参加。之后的18个月内,名人小组展开了一系列高强度的调研、分析、辩论和起草活动。名人小组在伦敦、华盛顿、法兰克福、旧金山、巴黎和达沃斯等地先后召开了八次全体会议和数次研讨会。在非会议期间,成员之间通过大量的邮件往来进行沟通,对议题进行了深入和充分的讨论。名人小组还与一些国家的政府机构、国际金融机构、社会团体、智库、学术界和慈善界的思想领袖以及私人部门专家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名人小组的任务是思考开放、竞争的国际秩序将何去何从。过去70多年中,开放、竞争的国际秩序为前所未有的全球和平和增长奠定了基础。然而,当前的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大多数发达国家内部的经济、社会分化和政治分歧进一步扩大,长久以来的社会契约关系遭到损害,削弱了公众对国际合作和开放世界秩序的支持。另一方面,全球走向多极化的进程不可逆转,国际经济决策中的参与者越来越多,贸易、资本和思想的自由流动把全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名人小组成员充分地认识到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一开始,我们在报告的主旨上就遇到意见不统一的问题。我从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期间对全球观察出发,提出开放、多极、合作和共享的新全球化是人类共同的未来。经过激烈、认真和理性的辩论,名人小组提出了“世界已经多极化,决策更加去中心化,联系却更加紧密了。面对这些不可逆转的变化,我们的核心挑战是创造一个合作性的国际秩序”这一基本观点,并得出“开放的世界秩序对每个国家的未来都至关重要,然而作为其支撑的国际治理和合作体系正摇摇欲坠。如果放任不管,我们很可能会陷入一个分割的世界,如果各国和各地区的政策不是相互促进,而是相互冲突,则最终每个国家都是输家”这一论断,改革迫在眉睫。名人小组聚焦于系统性改革,围绕发展、金融和全球治理三大支柱提出了22条既有宏观视野,又有微观意义的建议。
名人小组的报告和提出的建议得到了G20的认可,继德国任G20主席国的阿根廷和日本都对名人小组的报告和建议予以肯定和支持,并把报告的主要思想写入当年的联合公报,强调要予以贯彻落实。名人小组的报告也在国际金融机构、国际监管机构、G20成员国、社会团体、智库、学术界引起了认真的思考和讨论,考虑如何真正贯彻与落实名人小组提出的建议。市场和一些商业机构也就名人小组提出的建议进行了具体落地的尝试。在华盛顿的“全球发展研究中心”还拉起了一个名为“名人小组的朋友”的圈子,有各方的学者、智库、社会团体参加。每年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和世界银行年会期间在华盛顿举办有关名人小组建议的研讨,平时就在网上交流。当然,落实名人小组的各项建议,还需要国际社会的长时间、持续和共同的努力。
名人小组的成员来自不同的国家和行业,有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国际经验,但都有丰富的经济金融理论的基础和国际经济金融治理实践的经验,也大都在国际经济金融组织或政府中担任过要职。我和名人小组的成员大都是多年相熟的朋友或同事,其中还有我的学术前辈。我们都曾在不同的场景下,无论是学术讨论或是国际政策制定,还是在监管政策研讨或金融市场分析的过程中,有过交流、辩论、合作甚至分歧。这次深度合作给了我一次极其深刻和鲜活的学习机会。
斯特恩勋爵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曾任英国首相的气候变化特别顾问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他是国际著名的公共政策专家、气候变化专家,多年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他的《发展中国家公共财政政策》(The Theory of Taxation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是我20世纪90年代初在世界银行工作时做国别财政研究的案头书。进入21世纪,他的气候变化对策以及气候变化和科技创新下的增长模式相关观点也是我特别关注的。他是一位关注世界经济金融治理改革的大家,当年我得以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总裁特别顾问也有他的推动作用。我们相识多年,每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和达沃斯会议期间我们都相约交流对世界经济金融大趋势的观察,我每每受益于他对世界经济金融表象底下的根本动因的洞察力。恩戈齐·奥孔乔-伊韦拉是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董事会主席,曾任尼日利亚财长兼经济统筹部长和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她对非洲一往情深,对帮助非洲发展坚持不懈。这次的专题合作中,他们对可持续发展的坚持,对开放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热忱令我非常感动。我们合作推动形成了关于开放、合作和发展的全球秩序的基本观点。
约翰·B.泰勒教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是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经济学研究员,曾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他的理论功底深厚,政策实践丰富,对货币政策从理论到实践都有权威的观点。以他名字命名的泰勒公式是宏观经济学的必学内容,我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时就花了很长时间琢磨泰勒公式。但是由于经历和背景不一,我们的观点也常常不一样。在资本开放和对全球资本流动管理方面,他有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我有新兴经济体的实践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球实践的背景,我们常常各不相让。此外,我还邀请了其他几位专家参加我们的讨论。雅各布·弗兰克是摩根大通国际董事长,曾任以色列央行行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和研究部主任。他在国际金融方面集理论、政策和市场实践于一身,他的从市场看政策的角度,既独特又丰富。他也是我多年的好朋友,对我总是爱护有加,每有见解,总愿意先和我分享。让-克劳德·特里谢是三边委员会欧元区集团主席,曾任欧洲央行行长和法国央行行长,是一位我特别尊重的名副其实的老前辈。他亲历了欧元危机,对资本流动的因果、规模和速度都有极其深切的体会。他的欧洲视角具有全球意义。安德烈斯·贝拉斯科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公共政策系主任,曾任智利财长,既聪明又机智,他的拉美经验是全球资本流动和资本流动管理的经典案例。他们既是权威也都是很好的倾听者,我们做了很认真和严肃的辩论,我从与他们的讨论中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对货币理论、政策和市场实践的整体架构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们最终达成了一致的观点。
尚达曼时任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曾经担任新加坡货币监管机构的主席,又刚卸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主席,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以及全球经济金融治理都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他是优秀的领导者,视野开阔,坚持从全球的立场提出和讨论问题,不轻易放弃,直到找到全球方案。他也是一位天生的优秀的政治家,他总是认真倾听大家的意见,归纳分析共同点,讨论分歧,直到大家达成一致意见。他工作极其勤奋,常常亲自动笔起草和修改文稿,我常常在新加坡时间凌晨三四点时收到他的电子邮件。正是因为有他担任小组主席,我们才能完成这个极其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我对尚达曼的领导力深深佩服。
为支持名人小组的工作,尚达曼还牵头建立了名人小组秘书处,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战略、政策与审核局原局长悉达多·蒂瓦里为首,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原首席经济学家、现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全球事务研究所所长埃里克·伯格洛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风险官大卫·马斯顿和世界银行运营部高级副行长凯尔·彼得斯担任秘书。这真是一个超强的秘书班子。他们为讨论提供理论背景和案例介绍,组织会议时,总把方方面面考虑得周周全全,细节完美,对名人小组的工作起了强有力的协调和支持作用。我和他们都共事多年,此次和他们又一次合作,真是非常顺畅和愉快。
名人小组成员的工作不领取任何薪酬,是对建立未来新国际经济金融治理机制的奉献。感谢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的信任和推荐,使我有幸参与这项工作,在离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又一次回到国际经济金融的政策舞台。能和15位极其出色的国际专家成员共商未来国际经济金融治理机制的改革和架构,真是我极大的荣幸。18个月内,在和小组成员的讨论和密切合作中,我对国际经济金融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了新的体会,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对国际经济金融治理改革更有信心。我对小组成员对推进国际经济金融治理改革的满腔热忱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感非常感动,他们真是杰出的世界公民。
从我们接受任务到完成报告,世界经济金融和政治局势进一步动荡和分化。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争议变得更为尖锐,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例如经济可持续发展、人口老龄化和人口非平衡分布、气候变化、大规模流行传染疾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金融市场脆弱等,都变得更为紧迫。科技创新层出不穷,全球科技治理远远落后。这一切都在要求更全球化、更公平和更有效率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机制的构建。
展望未来,全球经济发展、金融稳定仍然面临重重挑战,然而目前支撑国际秩序的国际治理和合作体系摇摇欲坠,缺乏一致性、协同能力和有效性,不足以支持全球发展和金融稳定的最根本目标。因此,必须使这一体系与时俱进,符合新时代的现实情况,为多极化的世界实现共赢而建立一个适合21世纪的合作性国际秩序。
今天,中国正在世界经济金融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2017年初我在瑞士达沃斯聆听了习近平主席的主旨演讲,习主席的演讲坚持世界整体利益,坚持全球化,坚持世界公平和包容。他强调了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发展、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承诺,并把中国的承诺放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这赢得了世界舆论普遍和高度的赞扬。把本报告翻译成中文并出版,也许对中国参加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改革的讨论不无裨益。
感谢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朱隽司长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牵头本报告的翻译工作,多年来她一直参与国际经济金融治理改革的讨论,熟悉内容,译来顺手。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朱民
202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