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久大精盐公司的成长
徐盈
范旭东立志改革盐政，肇始于一九一二年。当时，在其兄范源廉的援引下，他随同一批理财官员到欧洲，考察过欧洲的盐政与制盐工业。归国在塘沽登陆时，他看到塘沽的盐坨成山，而盐民却世代承受引岸制度的压榨，穷困到无法生活。范旭东认为中国盐政积弊必须整顿，长期以来灶户贫困“富归盐商”且食盐紧缺，盐质粗劣的状况也必须改变。
范旭东在荒凉的塘沽买下了一块曾被帝俄占领过的土地，他自称为中国的化学工业开辟“耶路撒冷”。一九一四年的下半年，范旭东在塘沽的一个渔村小屋里，开始做制造精盐的试验。这个消息传出后，使死寂多年的“盐糊涂”掀起了空前的波澜。范旭东倡议创办久大精盐公司炼制精盐，遭到世袭吃盐饭的盐商反对，诅咒它“不久不大”，但也得到一批盐官的支持，他的事业之火，才未被扑灭。
久大精盐公司成立之初，资本只有五万银圆。当时是由张謇、梁启超、范源廉等赞助下集股的，蔡锷也是较大的股东。董事长由财政部的盐官、办《盐政杂志》的景学钤（本白）出任。那时精盐制造的第一步就是使用平锅再制粗盐，为此出现了第一批制精盐的平锅，掀开了中国制盐技术史上新的一页。从此各地也办起十几家精盐工厂，精盐工业在国内各地普遍开花。
久大的精盐工厂设在塘沽，公司设在天津，分销店遍于南北各省。所用粗盐原料除仰给于滩户外，又自购盐滩数处，才算站稳了脚跟，精盐销路虽受限制，但行销极旺，获利甚厚。
久大精盐公司在第一个十年里，与新旧盐商有斗争、有联合，据长芦四沽代表四十二户灶户的灶首张文洲回忆说：“一九一六年，我在长芦盐运使段永彬的批准下，在宁河县汉沽附近大神堂，以利海公司名义投资，开辟了新滩六副。久大精盐公司成立以后，经过段芝贵（段永彬是他的三弟）的介绍，我将利海的六副盐滩出售给久大，又订立了长期合同，指定盐滩十九副（包括我家九副）全部供给久大原盐。时价每包四十元，我们降为每包三十八元，但还是供不应求。”“芦纲公所总纲李赞臣大为恼火，从中破坏，不准灶户四十二家供给久大原盐。又经新盐运使张调宸，有意将此四十二家原盐转供河南境芦纲襄八公所。这时，另有灶户李少堂，愤将自备盐滩十副及房屋设备，以十万元售与久大，使其生产不虞匮乏。”
久大精盐公司未被扼死于襁褓之中，从此自有盐田二千余亩，原料（粗盐）无缺，脚跟站稳，不怕芦纲公所的撒手锏了。
一九一六年，久大的赞助人梁启超出任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和盐务署督办。这一年，久大精盐打破禁区，进军长江，指向有一亿一千吃盐户的淮南四岸。当时两湖盐荒，已有十八家精盐商号在沿江的长沙、岳阳、湘潭、常德等地做小量试销。一九一八年，范旭东把在汉口的十八家精盐商号组织为汉口精盐公会，实现了“精盐联营”，由谭延闿的老友萧豹文等出面，促成烟台通益精盐公司的黄文植担任会长。发动湖南、湖北各县商会向省议会请愿，要求运精盐济湘济鄂，为久大精盐打开了新的市场。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八年，久大在天津的精盐工厂，由两所扩充为四所以至六所。一九一八年，久大公司接收了德国在塘沽的铁道支线，收买了沿海河的俄国码头。就在这一年的一天，范旭东曾在南京沿江大饭店的楼顶上，放着鞭炮，迎接在塘沽码头装上久大精盐的怡和公司英轮驶进长江口，向着武汉等埠进发。以后，又将姊妹公司青岛永裕的精盐陆续济湘，声势就更大了。
一九二〇年，范源廉再任教育总长，对久大公司的发展更为有利。久大公司利用汉口精盐公会的力量，打开两湖销路后，跟着又在九江组织九江精盐公会，被淮南四岸的旧盐商视为劲敌。但是在当时赣北镇守使吴金彪的弟弟吴朗山支持下，九江另设九江精盐查运所，名为“查禁”精盐，实则为精盐统计销数，一次就倾销精盐四千余袋，久大逐渐取得了淮南四岸的半壁江山。
一九二二年，北洋政府收回日本在青岛的盐田，范旭东以八十万元得标，与山东盐商组织永裕盐业公司，下设永大、裕大两厂。永大承办十九所制盐工厂，裕大则承办收回的盐田。当时日本产盐有限，年仅十兆担，但消费量平均年达十五兆担。欧战时，日本占领青岛，扩大盐田，每年向本国输送大量的食盐。这次盐田被北洋政府收回时，双方商定由中国每年向日本输出青盐三百万担。从此，永裕盐业公司得北洋政府的批准，成为青盐外销的专商，取得我国盐产输日的供应权。
久大精盐公司，经过与旧盐商的一场血战，到一九二五年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精盐企业。年产量由最初的三万担增至五十万担，约合三万吨。资本由原来的五万元增至二百五十万元。
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塘沽成为军事必争之地，长芦盐运使张廷谔假直系吴佩孚的势力勒索久大，生产冻结，直到冯玉祥班师方告一段落。次年，奉系直隶督军李景林会同直隶财政厅厅长郝鹏、盐运使张同礼在天津绑架范旭东。范被拘禁在所谓兵灾善后清理处内，由前大总统黎元洪（久大的一名股东）亲自出面排解，由久大缴出八万元才得获释。是年，新旧盐商斗争更趋激化，景学钤在北京《实事白话报》发表《真不可解》一文，宣传精盐，指责旧盐商公开掺土售盐，迫使国人成为“食土民族”。淮盐引岸旧商则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发表《盐政之危机》，反对精盐，抨击久大公司“增加产额，冲销四岸”。当盐务署新盐官被迫修订公布“精盐条例”后，对久大公司增订了“年产万吨”限额。英国驻华公使会同盐务稽核所英籍会办封闭长芦盐坨。欲以英国海军封锁港口，阻止盐船出港外运。景学钤在《盐政杂志》继续著文批评盐务稽核所英籍会办韦尔登是中国盐商的官僚，该所是“年糜三百七十万”的“丧失国权之机关”，呼吁撤销盐务稽核所及其在各省的分所。
一九二八年，奉系军阀褚玉璞在塘沽成立“京榆一带盐食户饷捐局”，对久大公司运销外埠的精盐每担征收饷银二元，比盐务署对工业用盐征税章程抬高十倍，于是久大公司停工停运达半年之久，以示对抗。
一九二九年，久大公司的精盐打进上海酱油市场。当时全国精盐总会秘书长、酱业公会特别顾问钟履坚提出“打破酱业的引岸制度”，呼吁为上海酱油减轻盐税，以便通销全国。这就成为久大精盐打进酱油业及打碎引岸促成产生新盐法的导火线。范旭东在南京组设全华酱油公司，让全国人民吃到好酱油，同时还要为盐制品打开新销路，抵制日本酱油在华倾销。后来，上海市场虽未打进去，但全华酱油公司制造的固体酱油却遍销国内。一九三一年，国民党政府公布新盐法，四大家族出面大搞变相的新引岸，以统一财政为名，达到集中力量打内战的目的，同时也不得不允许新兴势力打入淮盐引岸禁区，创立新兴盐号。当时，久大公司由永裕职员王文达向两淮盐商另起牌号购得引岸盐票，在汉口成立鼎昌盐号，取得粗盐承销权利，范旭东在这年一次久大公司股东会上说：“淮盐引岸，近年已多改革，政府在淮盐地区极力提倡自由行销，特许新商营运淮盐。公司今后营业范围，应稍事扩大，各岸粗盐如其有利，亦当兼营，以减轻精盐负担。”“九一八”事变后，为防备战争，久大公司在江苏省大浦设精盐分厂，预留退步。此时，久大公司在沿海有盐田十万亩，年产盐四百万担，全国人口以四亿计，平均每人可吃久大一斤多盐。
一九三六年，久大精盐公司南迁改名。范旭东在天津召开的最后一次股东会上说：
首都南迁以后，政府重视两淮地区盐务……精盐相形见绌自难与争……由塘沽运精盐行销长江，以后恐只能维持现状，一时决难望再有多大发展，……公司营业既百分之九十五在长江，故决定呈准盐务署，将久大精盐公司改名久大盐业公司，并将总店由天津迁往上海，董事长改由周作民（金城银行总经理）充任。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久大公司的经理李烛尘率领一部分人员转往四川自流井，重新建立新式盐厂。当时，国民党政府实业部对久大公司给予补助，计有四项规定：一、特许该公司在南方添设新厂，所有用盐免税及成品免税均授照该旧厂办理；二、旧厂如有自行毁灭必要发生时，新厂建设费，政府准在补助保息预算下，每年补助一百万元，以三年为限（这笔钱已经领到）；三、旧厂如无自行毁灭必要时，仍照第二项办理，但自第四年起，该公司应按年退还补助金，每年五十万元，分六年还清；四、上项特许利益，自该公司新厂计划呈复核定施行时，分别给予。久大公司接受这项补助，便开始内迁。
新建盐厂设在四川自流井的张家湾，经过五个月的筹备，于一九三八年的“九一八”开始煎盐。在川康盐务局缪秋杰的支持下，与当地盐商商定年产不超过六十万担。第一年月产只一万七八千担。以后因卤水不济，产量逐渐减少。第二年自设晒卤台，试行枝条晒卤，节约能源，增加产量，开创自流井盐场新纪元，并用黄黑碱水中的卤巴试制多种副产品，同时试验制盐砖。
一九四二年，国民党政府又以“盐专卖”名义，以官僚资本代替引岸专商，明称“民制、民运、民销”，实则“独占盐业之特殊待遇及权益”。新成立的盐业单位有：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永业盐号；宋子文设的安益盐号；以二陈为后台，由中国农民银行组织的中和盐号；与孔祥熙有关的大有盐号；与何应钦有关的利民盐号等。他们继承了旧盐商的陋规，竞相从两“余”（即淮盐的“耗余”与川盐的“息余”）中获得厚利。所谓的“自由运销”，是由这一批新专商一手包办起来；旧引岸的“盐胡涂”换汤不换药，依然还是新盐法底下的“盐糊涂”。范旭东团体还是他们的对立面。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范旭东由香港脱险回到重庆，永利公司举行庆祝会。范旭东说：
我马上开始工作，希望同人各守各的岗位，少谈方法，多做实事，向前努力，把我们的事业做成一颗民族复兴的种子。
（原载中国文史出版社《化工先导范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