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国老龄健康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我国正处于老龄社会初级阶段，在未来，还将经历规模更大、速度更快的人口老龄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契机之下，尤其在卫生健康、社会保障、长期照护等方面体制机制尚未转型到位的形势下，探索全人群、全周期、全过程的健康老龄化发展模式，既迎来了老龄健康发展的新机遇，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第一节 老龄健康发展的黄金机遇

经济社会发展处于结构转型关键期，国家新战略带来发展新空间。新时代我国老龄健康产业的发展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方向，“健康中国”的战略为老龄健康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策保障。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建设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2016年，第一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健康中国”首次被上升为我国优先发展的国策。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强有力的经济为推动更高层次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新时代我国逐渐改变过去依靠人口红利、以消耗自然和环境资源以及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发展方式。正如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指出的，后工业社会一个重大变化便是经济增长方式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第三产业将占主要地位。在经济结构转型的背景下，老龄健康及相关产业的发展符合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经济结构转变、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方向，同时“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也会进一步拓展老龄健康发展的新空间。

大健康养老产业成为经济新增长点，消费新需求带来发展新动力。在新时代背景下大健康产业将有望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以美国为例，健康服务与社会援助在2016年的实际产出为20325亿美元。过去的10年间，健康服务与社会援助为总产出增长做出了22.79%的贡献率，复合增长率位列第二。在未来10年间，健康服务与社会援助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将超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位居第一位。[1]有关预测也表明，2020年中国健康产业市场规模将高达8万亿万元。[2]与此同时，新生代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消费观念、经济能力和健康素养与以往老年人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对健康的需求更加多样化，对健康服务的质量也有着更高的要求。从健康养老市场来看，亚健康和老龄人群由于更容易受到健康问题困扰，对于康养服务等需求更大，其中失能老年人、空巢老年人的照护和心理慰藉需求会逐渐显现。而我国将经历从未富先老、慢备快老到富而过老三个阶段的转变。[3]人均GDP发展水平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会继续推动老龄人口消费需求层次的升级，老龄人口消费支出中生活必需品的比重将相对下降，而医疗保健类消费会逐渐增加，老龄人口对健康的需求将趋于高端化和个性化。巨大的健康养老市场需求以及老年消费升级趋势，将推动中国大健康养老产业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大数据时代智慧医疗助力健康养老，数字新技术提供发展新方向。智慧医疗是指通过打造健康档案区域医疗信息平台，利用物联网技术，实现患者与医务人员、医疗机构、医疗设备之间的互动，通过推动医疗服务的信息化、智能化和精准化，以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4]智慧医疗按照发展状况可以简略划分为远程医疗、健康管理和医学人工智能三个阶段。[5]远程医疗有利于缓解区域老龄医疗资源不平衡现状，优化医疗养老资源的配置和减轻老龄人口就医成本。健康管理主要通过老龄健康档案与诊断信息动态管理系统为健康、亚健康和患病老年人分别提供健康教育、预防保健、疾病诊治、康复护理等更具有针对性的服务，推动实现“从治病为中心到以健康为中心”的转变。医学人工智能则可以通过神经网络、深度学习技术提高医疗诊断效率，全面促进健康养老事业的智慧化升级和智能化养老的发展。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发展将会助力老年人口健康养老，为老龄健康发展提供新的方向。

第二节 老龄健康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应对老龄化虽然存在着千载难逢的黄金机遇，但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老龄健康的发展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和挑战，可以主要归纳为以下七个方面。

1．老龄健康的发展理念和顶层设计亟待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发生转变，我国老龄健康发展也面临着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老龄健康事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这也是新时代背景下我国老龄健康发展所面临的新挑战之一。从不平衡角度而言，我国城乡、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人口老龄化程度不一，医养资源配置不均衡，地方政策呈现碎片化特点。从不充分角度而言，失能老年人比例升高、空巢老年家庭比例上升，临终关怀建设滞后、老年群体的心理健康关注不够等新问题亟需关注。在新时代背景下，老龄健康的发展仍面临着诸多挑战，亟待富有前瞻性的顶层设计和系统性的政策体系，以全面解决老龄健康事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

2．老龄健康动态监测评估体系尚未构建

动态的老龄健康监测评估体系对于老龄健康事业的规范性、前瞻性以及科学性的实现至关重要。标准化的动态监测评估指标体系的缺失不仅给全生命周期下慢病预防、疾病治疗、健康管理造成困难，也不利于“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动员全社会落实以预防为主”目标的实现。现有的评估体系主要存在三方面的问题。首先，评估主体分散，导致评估信息整合程度低，浪费管理资源。其次，已有评估体系缺乏针对性，对老年群体的异质性认识不足，造成已有的评估方式精准程度低，评估结果难以有效转化为老龄健康的效益。再次，常态监测与评估成本较高、运营维护难度大，受地方财政、管理体制等多方因素的影响，尚未形成动态化的老龄健康监测指标体系。现实的挑战与前瞻意识的缺乏共同造成老龄健康动态监测指标体系建设滞后。

3．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着收支不平衡的压力与风险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金的收支平衡压力不仅是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同样是我国养老保障制度所面临的风险。在2019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中指出随着人口老龄化加深，养老金入不敷出，到2035年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可能耗尽累计结余。一些研究认为全面二孩政策、延迟退休、提高养老金缴费率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养老金的困境。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所伴随的高龄化现象同样会对现有的医疗保障制度产生巨大的压力，不利于推动我国老龄健康事业的发展。老年人在生命最后几年更可能会面临高额医疗费用支出。[1]而人口预测表明我国在21世纪30年代可能会进入超老龄社会，80周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规模到21世纪中叶可能会突破1亿。在此背景下，高龄人口的不断增加势必会动摇现有的医疗保障制度。

4．老龄健康人才的培育机制有待健全

养老服务领域的人才培育与老龄健康的发展息息相关。在老龄健康人才数量上，难以满足健康养老产业的发展需求。仅以老年护理人才为例，当前我国养老护理员人数不足30万人，按照失能老年人和护理员3∶1的国际配置标准，养老护理人员的需求量超过1200万，老年护理人才缺口较大。[2]同时在人才的培育机制上，老龄健康服务相关职业社会认可度较低，高学历专业人才从业意愿不强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在《2019中国大学生养老服务就业意愿调查报告》中通过对山东、北京、辽宁等共计13个养老服务专业开设院校密集省份的调研发现，大多数大学生由于职称晋升渠道狭窄、从业待遇不高、工作压力较大等原因很少选择从事一线护理照料服务。这导致了健康服务业从业人员专业背景不强，多由其他行业专业转变而来。而其他的调研中也发现一线的养老护理员“三低三高”（三低指社会地位低、收入待遇低、学历水平低；三高指流动性高、职业风险高、年龄偏高）问题突出。[3]这与当前老龄健康的人才培育体系尚不完善、专业特色不明显、老龄健康服务市场尚不成熟等原因密不可分。

5．区域医养资源配置不均和老龄健康不平等问题突出

由于省域之间老龄化程度和经济水平处于不同阶段和不同发展水平，省域之间不仅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差距较大，老龄健康发展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也是健康不平等的重要来源。一些研究表明，农村老人比城镇老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老人比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老人面临的死亡风险更高 [1]，收入水平较差的老年人自评健康越差。经济发达地区老年人健康状况更好[2]，弱势老年人医疗服务资源利用处于劣势[3]。基于生命历程视角的研究也发现早年不幸经历会间接给老年期的自评健康[4]、认知能力[5]带来不利影响。如何统筹区域卫生医疗资源协调发展、加强对早期生命历程中健康风险的干预和适当向弱势老年人倾斜医疗资源，以缩小健康不平等问题，这是未来老龄健康发展中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6．全民健康素养水平有待提高

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素养定义为人们为了促进和维持良好健康状态，在其生命历程中，根据自己所处的不同健康环境条件的要求，所拥有的获取、理解、甄别和传播健康信息能力的程度。健康素养是预测人群健康状况的较强且敏感指标，与发病率、死亡率、健康状况等密切相关。[6]《2017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报告》显示，中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14.18%。较低的国民健康素养和较弱的健康预防意识不利于在人口老龄化加快和慢性病年轻化愈加明显的背景下老龄健康水平的提高及“健康中国”战略的实现。提高国民的健康素养不仅有利于推动健康养老业的发展，减轻家庭及社会养老负担，对于建立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支持体系也是必不可少的。

7．临终关怀制度建设滞后且供需矛盾显现

中国传统文化中将“善终”视为“五福之一”，即安详而逝且无病无痛。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大量死亡的忌讳文化，死亡教育长期被忽视。中国老年人死亡质量较低 [1]，迫切需要发展临终关怀事业，以减轻老年人临终阶段的痛苦及家庭的照料负担，并优化医疗资源的配置与利用。但是中国目前临终关怀建设较为滞后，临终关怀政策的系统性和针对性较弱，缺少统一的行业标准和有效的监督机制，临终关怀机构的运营模式尚处于探索之中。[2]另外，临终关怀的服务供需矛盾突出。我国高等医护院校尚未建立临终关怀与姑息治疗相关专业。中国大陆临终关怀的相关机构约200家，从业人员约4—5万人。[3]现有的临终关怀机构和临终关怀从业人员的数量和服务水平都无法满足在疾病谱发生转变、高龄化程度不断提高所带来的巨大需求。